第二章
沪滨岁月

论才君自轻侪辈

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年是戊戌年，也是百日维新的那一年。维新运动从社会思潮上升为实际的政治活动，光绪下诏维新，一时震动朝野。但这一年也是维新运动夭折的一年，以西太后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亮出了屠刀，囚禁光绪，杀害维新志士六君子，把维新运动镇压了下去。一年间政坛波涛汹涌，社会思想复杂多变，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士人，都在思考中国的前途和个人的立场出处。王国维正是在这一年，走上独立谋生的道路，离开故乡海宁的。

说来这也是一个机遇，是由王国维的一个比他年长4岁的朋友带来的。这位朋友叫许家惺，字警叔，号默斋，别号车雷，原籍浙江上虞，是一位不得志的举人。汪康年创办《时务报》时，许家惺就到报馆任书记。所谓书记，并非撰稿，只是个校对而已，当然有时也参与些文字修饰的工作。工作一年多以后，许家惺郁郁不得志，举人身份做“书记”，他不甘心。他知道王国维在找事做，便向汪康年推荐，以代替自己。许家惺本人则以参加修撰地方志为由，准备再到科场一搏。王国维正想出外谋事，自然一拍即合。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介绍了这个过程：

光绪丙申（1896），钱塘汪穰卿舍人（康年）创设《时务报》于上海，以文章鼓吹天下，人心为之振动。异日乱阶，遂兆于此。然在首事者，初未知祸之烈且至是也。公（王国维）时方冠，思有以自试，且为菽水谋，乃袱被至沪江，顾无所遇。适同学某孝廉为舍人司书记，以事返乡里，遣公为之代……(1)

罗振玉的介绍有一点出入，即王国维并不是事先到上海寻事，再代许家惺在《时务报》的工作，而是先与许家惺联系好，有了定准，再带着行李到上海《时务报》报馆报到的。按王国维沉稳多思的性格，加上王乃誉的顾子之情，是不会在没有找到工作之前贸然去上海的。

1897年正月，王国维离开海宁，前往上海，同行的有不放心的父亲王乃誉。王乃誉年轻时在上海做过茶漆店伙计，又游走四方，较有出门经验。王国维虽说因赶考去过几次杭州，到底未见过大世面，做父亲的当然对这个长子放心不下。

当时海宁到上海是靠坐船的。以前是木船、帆船，人力操行，缓慢沉闷。托洋务运动之福，上海与海宁间已经通航小火轮，烧的是煤油，走得虽然慢，却比木船快多了。“王升记”小轮船从海宁出发，两岸平畴桑野，一一向后退去，船中王国维的心，也像轮船的机器声，一声声不停跳动。当天晚上抵达平湖，第二天上午才到上海，停靠在自来水桥码头。父子两人乘人力车，先到一间叫永保的小客栈，定下房间，放下行李，然后向《时务报》报馆奔去。到了报馆，王氏父子首先拜见主人，也是他们从《时务报》上早就知道的汪康年、汪诒年兄弟。

汪康年（1860—1911），浙江杭州人，字穰卿，一字毅伯。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曾入张之洞幕府。甲午战争后，主张变法图存，参加过上海强学会。他是近代杰出的报人，很早就认识到新闻舆论对社会的重要影响，1896年创办《时务报》，后改办《昌言报》，继办《时务日报》，后改为《中外日报》。1907年在北京创办《京报》，1910年办《刍言报》，直到去世，他都热心新闻事业。这位比王国维年长17岁的同乡，无论思想、文字，都比初到上海的王国维成熟得多。汪诒年（1866—？）是汪康年的弟弟，字仲策，又号仲谷，协助他哥哥办报，能力和名声远在其兄之下。

汪康年自己撰述不多，但创办《时务报》使他团结了一批有维新思想的文化人，梁启超、麦孟华、欧榘甲、章太炎等先后担任过特约撰稿人，还聘请译员翻译英文、法文、日文报纸上的重要文章，在《时务报》上刊登。《时务报》载有论说、上谕、奏折、中外杂志选文和域外译报等，文笔活泼尖锐的议论更受读者喜爱。在当时条件下，《时务报》创办数月之间，行销海内，发行一万余份，这是新办报刊前所未有的。

不过，王国维到《时务报》报到时，主笔梁启超已经辞职两个月了，报馆的欧榘甲便是王国维的入门师父。王乃誉日记记载，王国维“师事欧榘甲”，而欧榘甲也“示以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其所行则曰仁，曰诚；其书重六经公羊、董子《春秋繁露》《宋元学案》”。

欧榘甲（1869—1912），广东惠阳人，姓亦作区，字云樵，康有为的门生，继梁启超后主《时务报》笔政，后赴湖南时务学堂任分教习。戊戌变法后，协助梁启超办《清议报》，与革命党人有往来。后来往美国办报，始终犹豫在维新派与革命派之间。欧榘甲虽然有意培养王国维，但终于在王国维到任一个多月后，也辞职离开，去了湖南长沙。《时务报》先后失去梁、欧两支巨笔，当然可惜，但王国维失去欧榘甲这位老师，对他政治思想的成熟未能施加更多影响，也许更加可惜。

为什么梁启超、欧榘甲等人都先后到湖南时务学堂呢？这和湖南的新政有直接关系。原来当时中国18个行省中，真正轰轰烈烈大张旗鼓推行维新的政治、经济措施的，只有湖南。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字右铭，别号崝庐。举人出身，曾追随曾国藩办团练，历官河北道，浙江按察使、布政使，长期在湖南任官，历辰、沅、永、靖道，升任湖南巡抚，掌一省行政大权。陈宝箴早就认识到在中国修铁路、设电报局、开矿、设厂的重要，他当上湖南巡抚后，实行新政，主要措施有清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权、公官权，很有点近代资本主义的气息。1896年，陈宝箴支持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设立学堂，并亲自命名为时务学堂，每年从省矿务余利中拨银3000两作为学堂常年经费，并以巡抚名义向全省招生。所颁布的《招考示》中说：

凡诸生入学三四年后，中学既明，西学亦熟，即由本院考选数十名，支发川资，或资送京师大学堂学习专业，获取文凭。或资送外国分别攻读水师、武备、化学、农学、矿学、商学、制造等学科。俟确有专长，即分别擢用。

这种招生办法在全国还是第一次，激发广大士人投身新政。与陈宝箴同声同气的，是主管湖南教育、考试的湖南学政江标。

江标（1860—1899），江苏元和(2)人，字建霞，进士出身，曾在同文馆学习，比较了解西方世界，留心中外大势，思想激进，是维新思想的有力推行者。江标创办的《湘学报》，是湖南第一张宣传维新思想的报纸，影响很大，甚至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下令湖北各道府州县必须订阅，发给诸生阅读。

陈宝箴和江标，一个以行政首长身份，一个以学政首长身份，联袂大力支持改革，一时湖南风生水起，成为维新运动最有力量的基地。1897年11月，时务学堂正式成立，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提调（校长），主持学堂行政事务。熊希龄也是有维新思想的湖南学者、官员，民国后曾任北洋政府总理。时务学堂决定聘请当时以宣传维新而著称的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据说，最初想延聘康有为为中文总教习，但是陈宝箴经儿子陈三立的提醒，先避开顽固派的指责，改聘与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

梁启超不负众望，一到学堂，即拟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明确学生学习以致用为目的，并把目光放在维新人才的培养上。梁启超还引进一批康有为门下弟子，如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充任中文分教习，此外还有日后为推翻清政权而牺牲的志士唐才常等，也任中文分教习。各地维新人士知道湖南有一展身手的机会，也纷纷前来。湖南遂成为维新人士的大本营。

在这个基础上，1897年冬，湖南成立了南学会。这个学会虽然不是行政机构，却是在湖南巡抚陈宝箴倡议和支持下成立的，以行民权、立议会、促地方自治为宗旨，也是陈宝箴的智囊团。

湖南的新政，和真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主张还有很大距离，所以洋务派领袖人物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也乐观其成。湖南的维新活动如火如荼，作为舆论中心的上海反而比较沉寂。梁启超、欧榘甲等人先后离开《时务报》之后，《时务报》的思想变得稍为有点低沉，梁启超式笔端常带感情的火热文章很难再在《时务报》出现了。也许，这正合乎王国维当时的思想与性格。一个乡镇出来的穷秀才，没有参与过政治斗争，没有参与过维新宣传，到上海为的是寻求出路、谋生养家，总希望生活工作都平稳一些。

王国维在《时务报》的工作主要是“删东文（日文）、校报、尚需写信”，后来增加“代作文及复校书”，工作量不小。这倒罢了，更使王国维苦恼的是，工资太低，根本不够养家糊口。1898年4月13日，《时务报》账房送来正月、二月的工资，王国维一看，不禁又惊又气，马上向许家惺写了一封信诉说：

今日帐房戴恺翁致送正二月薪水，除阁下还仲阁先生六元，及阁下年底赏项一元，弟支过六元外，仅洋十一元。弟不胜惊异，诘以何故？伊云，阁下确系每月二十元，弟则每月十二元。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因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即使弟办事或有不妥，亦应函告足下，申明当酌减之处，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减前月薪水者！现在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馆中可谓计之得矣！

王国维不知，代替许家惺的职务，并非连薪水也一样，而是报馆聘用，并非朋友间私下交接。王国维初次工作，显然不懂世道，未免气愤沮丧。所以，在三四月以后，王国维一面在《时务报》工作，一面托人找工作，解决收入问题。王国维之所以不愿辞职返乡，主要是留恋在东文学社读日文的机会。

实际上，正是东文学社，使王国维结识了对他的生活、事业有绝大影响的罗振玉。王国维借助罗振玉创造的条件，加上自己的不断努力，最终成了一位文化名人。

罗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字叔言、叔蕴，号雪堂，乡试落第后，当塾师。1896年，在上海创办农学社，次年创办《农学报》，介绍日本及西方近代农业、教育思想，倾向维新。1898年创办东文学社于上海，培养日文翻译人才。后来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创办上海《教育杂志》，1900年入京后任学部二等咨议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精心收罗甲骨文骨片及清廷内阁大库档案。辛亥革命后旅居日本，从事著述，在文字学、史学、考古学上多有建树。罗振玉是顽固的帝制派，辛亥革命后多方奔走，支持溥仪复辟。“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与制造“满洲国”活动，曾任伪满监察院院长。1937年退休后仍居旅顺，直至病死。罗振玉不仅是王国维一生事业的带路人，而且是学术上的同志，两人在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方面的成就，学界称为“罗王之学”，影响深远。

1898年3月，罗振玉在上海开办东文学社，培养自己的翻译队伍，充实已经办得有声有色的《农学报》的力量。东文学社设在新马路的梅福里，离《时务报》报馆不远。根据罗振玉拟定的学社章程，招收15岁至30岁精通中文的学生，学制三年，成绩优异者可以提前毕业。教师有日本人藤田剑峰（字丰八）、田冈岭云（字佐代治）等，主要教日文，兼教英文。

东文学社开学时，学生只有6人，可谓小班教学，收效明显。同学有绍兴的樊炳清、桐乡的沈纮等。王国维究竟是如何打听到东文学社开办招生，又如何去报名上学的，现在已经不很清楚了。总之，他决心在工资微薄的书记工作之余，学一门外语，充实自己。《时务报》工作繁杂，王国维又如何读书呢？原来，王国维与汪康年商量，每日上午到报馆上班，午后三小时到东文学社读日文，晚间仍然为报馆办事。王国维所得薪水甚少，又不影响《时务报》的事务，汪氏兄弟也乐得做顺水人情，允许王国维去学日文了。

王国维学日语是困难的，特别是口语，一生没有学好。他生性内向，不善言辞，始终讲一口海宁土话，改变不了。所以，他学日文，以后学英文，依靠的是死功夫，背单词，背语法，日夜苦读，最后在阅读和笔译方面过了关。至于听力和口语，很难过关。果然，这年5月末，东文学社对六个学生进行甄别考试，结果满口海宁土话的王国维及樊炳清、沈纮三人不合格。本来按学社章程规定，甄别考不合格者，须令退学。但是，一个班六个学生，有三个不及格，竟占一半，令其退学，这个班还办得下去吗？何况这些学生日文程度虽然差一些，但都刻苦认真，还是可以造就的。于是，教师藤田丰八和罗振玉商量，决定让这三个不及格的学生继续学习，王国维的学习生活才得以没有终止。

罗振玉把王国维留下继续学日文，还出于一件巧事。有一天，罗振玉到东文学社视察学生的情况，忽然在一位同学手中的折扇上发现一首诗，诗云：

西域纵横尽百城，

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

黑海东头望大秦。

吟咏的是甘英西行的宏远大略。原来东汉安帝刘祜时，敦煌太守张珰上书，建议击退匈奴，保卫西域领土。尚书陈忠也上疏，建议设置敦煌校尉，驻兵镇抚西域各国，汉安帝接受了张、陈的意见，派班勇为西域长史，西屯柳中，于是西域与中原的交通重新开通。原来，早在汉和帝时，班超出使西域，曾派部属甘英向西出使大秦（古罗马帝国），一直行至今伊拉克、伊朗一带，在黑海沿岸，东望故国，离开玉门关已有四万余里了。汉代开边的宏图远略，常是后代读书人景仰的事。这首绝句以张珰、陈忠、甘英的故事，申述一种远大的抱负。原来这是王国维当年写的《咏史》二十首之一。

罗振玉把玩良久，心情很不平静。他是诗人，当时又正从事救亡图存的事业，心中当然有共鸣。他连忙询问这是谁的大作。站起来承认的，便是沉稳镇静、不善言辞的王国维。于是，罗振玉专门召见王国维，深入了解他的学识和家庭情况，知道这个22岁的青年，文史知识厚实，胸怀大志，学习努力，但家贫境困，生活有很大困难。罗振玉不愧有伯乐的眼光，亦有办事魄力，马上决定免除王国维的各种学习费用，后来还安排王国维参加东文学社事务的管理，给予薪水，使他无后顾之忧，得以专心学习。

罗振玉的赏识和帮助起了决定性作用，王国维终于可以集中精神学日文了。恰巧，《时务报》景况日益不好，报馆事务渐渐减少，也使王国维有了更多的时间学日文。实际上，经过艰苦的学习，到这年夏天，东文学社的学生已经能翻译日文了。这批学生精通中文，当时日文汉字多，理解起来较易，又有日本老师的认真教导，日文进步很快。王国维也不例外，日文有了长足进步，可以从事笔译了。

正当王国维用心学日文、安心在《时务报》工作的时候，中国政局出现了一件大事：维新变法经由光绪皇帝颁诏而正式进行了。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还任命康有为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可以专折奏事。同时，光绪下谕旨，命各省督抚推荐新政人才。湖南陈宝箴先后荐举了17名维新人才，其中谭嗣同、杨锐、刘光第被光绪任用为章京，他们也是变法失败后被杀害的“六君子”中人。变法有点轰轰烈烈的样子，主要是不断以皇帝的名义下诏书，颁布许多新政，仿佛依靠各项新政就能改变中国政局。其实，光绪的新政并没有走出京城，上面有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冷眼旁观、蓄势待发，下面各省督抚大多老奸巨猾，把这场政治游戏看透，故意虚应故事，拖延时日，静观其变。但是，稍有维新意识的士人，是欢迎变法的，王国维便是变法的拥护者。这段时间，他在给别人的信件中明确表示支持变法的态度：

连日读上谕，均有怵惕振厉之意。又常熟（翁同龢）罢相，实非意料，足为天下庆幸，但去翁而召王（王文韶），一间耳。

这是光绪“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七日写的信，可见王国维很注意政局变化。接着，康有为取得光绪的同意，以上谕名义下令上海《时务报》改为官办，任命康有为做“督办”。《时务报》本是同人刊物，由创办人集资，算是私人报馆。而这些“同人”，本是维新人士，所以由私营改官办，指导宗旨应不会有变化。康有为努力把《时务报》改为官办，恐怕是要树立一份有权威的代表政府的维新宣传刊物，从政治变化而言，是必要的，也是有长远眼光的。

正值变法维新高潮的1898年阴历四月，王国维写了一组五言古诗，一组三首，总题为《杂诗》，把个人身世与变法政局联系起来，良可玩味：

一

飘风自北来，吹我中庭树。鸟乌覆其巢，向晦归何处？西山扬颓光，须臾覆霾雾。翛翛长夜间，漫漫不知曙。旨蓄既以罄，桑土又云腐。欲从鸿鹄翔，铩羽不能遽。阴阳陶万汇，温溧固有数。亮无未雨谋，苍苍何喜怒。

二

美人如桃李，灼灼照我颜。贻我绝代宝，昆山青琅玕。一朝各千里，执手涕汍澜。我身局斗室，我魂驰关山。神光互离合，咫尺不得攀。惜哉此瑰宝，久弃巾箱间。日月如矢激，倏忽鬓毛斑。我诵《唐棣》诗，愧恧当奚言。

三

豫章生七年，荏染不成株。其上矗楩楠，郁郁干云衢。匠石忽惊视，谓与凡材殊。诘朝事斤斧，浃辰涂丹朱。明堂高且严，詄荡天人居。虹梁抗日月，菡萏纷披敷。顾此豫章苗，谓为中欂栌。付彼拙工辈，刻削失其初。柯干未云坚，不如栎与樗。中道失所养，幽怨当何如？

第一首写壮志欲伸的情绪；第二首写家庭、兄弟之情，似有所喻；第三首以樟树喻人喻事不能一蹴而就。诗从情出，意象鲜明。在变法维新高潮时，王国维写下这组诗，隐约透出对维新变法的担忧，来得太快了，根基不稳啊！

正在这个时候，王国维病倒了。1898年7月中旬，王国维从上海回海宁治病。病在足部，无法行走。他在7月25日（阴历六月初七）写给《时务报》管事汪诒年的信中说：

昨得初二日手书，敬悉一切。贱恙仍不见松，寸步不能行走，医者或云风湿，或云虚弱，几乎无所适从。拟俟天稍雨，河水可通，或至省城大英医院医治，大约不能骤愈，甚恨！

8月1日（阴历六月十四）给汪康年兄弟信中，再次说治病经过：

据云系鹤膝风，因三阴之气不足，风邪乘之，乃虚劳之极。原据云连针灸七次（五日一针），当可能行。现两腿渐瘦，所云鹤膝风似为不谬，颇为焦虑。

一年来过分用功，瘦弱的身体终于顶不住了。祸不单行，8月8日，长女因病夭折了，年龄不到三个月。这是王国维与莫氏的第一个孩子，舐犊情深，王国维夫妇伤心可知。病足兼丧女之痛，让王国维无法工作，只好在海宁家中将养。

王国维在海宁养病期间，北京政局风云突变，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终于向维新变法挥动屠刀了。1898年9月，慈禧在变法103天之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维新派的靠山一下子倒了。9月27日，一天之内颁发9项废止新政的谕旨：

复置变法中被裁汰的衙门及官员；

禁止士民上书；

废官报局；

停止各省、州、县设立中、小学校；

恢复八股取士；

废止经济特科；

废置农工商总局；

命各省督抚查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

禁立会社，拿办社员。

参与维新变法活动的人士，纷纷被革职、圈禁、停差、逮捕，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父子，就被革职永不叙用。最使天下震动的是，在北京菜市口，公开杀戮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潜逃，亡命海外，一时黑云压城，志士痛心。

养病在海宁的王国维只是《时务报》一个小角色，虽然思想倾向维新，但政治杀戮不会牵连到他。身在局外，心却不平静。在写给老朋友许家惺的信中，他袒露了自己的心情：

弟足力尚弱，约能行半里许，且上下楼梯颇嫌不便，望（阴历八月十五日）边恐未能至沪。穰卿闻亦株连。闻沪上共拿八人，穰与江建霞、汪甘卿均在内。此次变故，实与日本幕府杀藩士相似，但中国士气薾敝，不敢望尊攘也。

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3)

这便是王国维对戊戌变法的正面态度。

在海宁养病期间，王国维还得关心自己的工作问题。上海《时务报》已经停办了，何去何从，要多方联系。他与汪康年、汪诒年兄弟联系，希望介绍担任翻译，每日可笔译千余字，又希望在其他书报馆招揽点译事，以获取稿费，维持家用。最关心王国维前途的朋友，算是罗振玉了。他同情这个才华出众且又贫困无依的青年，决定帮助他继续学习，请他担任东文学社的庶务，付给月薪30元，又免去他在东文学社的各种费用，诸如学费、住宿费之类，王国维终于解决了生活问题，可以继续学习了。

1898年11月29日，王国维乘小火轮离开海宁，再次到上海。这次主要是作为东文学社学生兼庶务去上海的。

东文学社原来是用罗振玉办《农学报》的盈余来办的，戊戌变法被镇压下去，《农学报》停办，东文学社经济来源困难了。幸好罗振玉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主办人，毅然以自己的私款，甚至借债，维持学社的运转。东文学社的师生也很努力，一面读书，一面翻译些社会需要又有销路的书，如历史、地理、理化、农学等各种日本及西方著作，由学社印刷出售，销行很畅，终于解决了学社的经济困难。在边学、边译、边做庶务的两年多时间里，王国维不但学好了日文，还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甚至大大提高了工作能力。东文学社是直接关系《农学报》的，所以学社除日文、英文外，还有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课程，这使王国维得以全面地接触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再仅仅知道文史伦理了，王国维后来回顾这段岁月时说：

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见田冈君文集中，有引汗德（今译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暌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次年社中兼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其时担任数学者即藤田君。君以文学者而授数学，亦未尝不自笑也。顾君勤于教授，其时所用藤泽博士之算术代数两教科书，问题殆以万计，同学三四人者，无一问题不解，君亦无一不校阅也。

不过，学了一年半英文，只读完第三册。在以后日子里，虽然自学英文第四、第五册，仍有“不解者”，却没有机会专心学习英文了。

王国维是个表面冷静而心中热情的人，对家庭、妻子、儿女都有深深的眷恋。从1898年冬天他离开家乡，到上海东文学社当学生兼庶务，直到1900年8月在文学社提前结业，他多次回海宁探亲，享受家庭欢愉。1899年初夏，王国维从上海回海宁，心情愉悦，写了一首《嘉兴道中》：

舟入嘉兴郭，清光拂客衣。

朝阳承月上，远树与星稀。

岁富多新筑，潮平露旧矶。

如闻迎大府，河上有旌旗。

很快就能见到妻子莫氏了，心情当然开朗，江南初夏的田畴村落也抹上了一层亮色。

王国维与莫氏虽然是包办婚姻，但两人感情很好。结婚以后，离多聚少，王国维常年在上海读书、工作，对妻子很是思念。1899年深秋，在上海孤身生活的王国维，怀着相思之情，写下四首怀念妻子的诗，总名为《红豆词》：

一

南国深秋可奈何，手持红豆几摩挲。

累累本是无情物，谁把闲愁付与他。

二

门外青骢郭外舟，人生无奈是离愁。

不辞苦向东风祝，到处人间作石尤。

三

别浦盈盈水又波，凭栏渺渺思如何？

纵教踏破江南种，只恐春来茁更多。

四

匀圆万颗争相似，暗数千回不厌痴。

留取他年银烛下，拈来细与话相思。

缱绻深情，足见夫妻相爱之深。这已经透露出数年后写《人间词话》的境界了。这年的11月，莫氏为王国维生下一个儿子，即王潜明，字伯深。长房长子的出生，给王家带来欢乐，王国维当然也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