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让思想冲破牢笼

“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梁启超的这段话道出了辛亥革命之后无数知识分子的感慨。革命的梦幻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帝国主义列强的蚕食鲸吞、各路军阀的逐鹿混战、复古读经逆流的卷土重来，使“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1)。人心思变，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正在孕育、蓄积……

最先吹起思想启蒙和解放号角的是陈独秀，后被人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今属安徽省安庆市）人，自幼丧父，随祖父研习四书五经，17岁考取秀才。因厌弃科举，1897年进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文化。1899年，因发表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从事反清活动被通缉，东渡日本求学，在那里接触西方民主、科学思想。1915年6月回国，与友人协商筹办杂志。他誓言花十年、八年的工夫，在中国进行一场思想革命，让国人思想大改观。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之所以以“青年”命名，是因为陈独秀希望青年“自觉奋斗”“自强自尊”，同陈腐落后的人物与思想作坚决斗争，决不与之同流合污，也决不受其影响(2)。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发刊词《敬告青年》，明确宣告要请来“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向封建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发动攻击。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即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4)。他还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5)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在其麾下集结了来自多方面的人物，既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都接受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不满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提出“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主张从道德、文学上对社会进行改革。他们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统治中国达2000年之久的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起挑战，对阻碍中国进步的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学等展开猛烈进攻，由此引起了封建卫道士们的仇视和反击，新旧思想在这一时期犹如“开下了一场战争”。整个中国思想界波翻浪涌，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是前进的、革命的、生机勃勃的，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新青年》吹响思想解放的号角，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由于内容和形式新颖夺目，《新青年》销售量一路攀升，从一开始的每期印刷量一千多份，很快达到一万五六千份，这在当时是惊人的数字。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蔡和森等，都在青年时期深受《新青年》的影响。恽代英当年就曾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6)周恩来曾说在日本留学时，《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7)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8)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9)。

1916年12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清末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但他同情维新，提倡新学，后投身革命，在上海组建光复会，成为辛亥革命元老。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对当时弥漫陈腐之气的北京大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广为延揽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一时间，北京大学新风若炽、人文荟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

新文化运动初期大张旗鼓宣传民主和科学，必然使新文化的倡导者重新反思中国思想传统和社会生活秩序的价值圭臬。于是，他们集中火力攻击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当时，火力最足的是易白沙、陈独秀、吴虞、李大钊、鲁迅等人。

易白沙是湖南人，辛亥革命元老，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尊孔读经第一人。1916年2月，易白沙一马当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一文，率先揭开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孔子专制主义思想的序幕。

陈独秀在1916年10月到12月，连续推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文章，着重阐述的是“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并且指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10)

与陈独秀同样是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也很快加入了“打倒孔家店”这场斗争。他以《甲寅》日刊为阵地，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呼吁遥相呼应，猛烈抨击孔子是“数千年前的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专制政治之灵魂”。

“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11)吴虞，是攻击孔教最有力的健将。他认为，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提倡儒家思想，是因为其思想核心的“教”“礼”等能在巩固统治、维系封建社会秩序中发挥特殊作用，所以用它来驯服、制御臣民。

鲁迅最大的成就是以小说、杂文这些独特的文学形式，启发人们奋起打倒“吃人”的旧礼教。鲁迅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1902年赴日本学医，后立志改变国民精神，弃医从文。他在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打倒孔家店”反映了激进民主派知识分子反对封建旧道德的决心和勇气，但他们并非完全否定孔子及其学说。如李大钊就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2)可见，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视中国传统文化尽为糟粕，而是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危机和发展需要所作出的选择与评估，表现的是对孔教和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科学理性精神。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即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胡适是安徽绩溪人，19岁考取了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之初，胡适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但他一直与陈独秀书信往来，并向《新青年》杂志投稿。回国后，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活跃在新文化运动战阵上。文学革命的实质是用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而倡导白话文通行于世，则是文学革命的主要成果。陈独秀随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示声援，响亮地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从而把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连接起来。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对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延伸到个性解放和“人的发现”，进而引发了“女性的发现”，成为当时思想界震撼人心的兴奋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都开时代之先例，大力提倡妇女解放。《新青年》开辟专栏“女子问题”，作为反封建主义的主要阵地。陈独秀先后翻译了《妇人观》《欧洲七女杰》，介绍世界各国开展女权运动的情况。与此同时，社会上发出了要求大学“开放女禁”的声音。1919年5月15日，甘肃兰州一位名叫邓春兰的小学教员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信：“春兰早岁读书，即慕男女平等之义，盖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不惟提高吾女界人格合乎人道主义，且国家社会，多一半得力分子，岂非自强之道？”(13)一石惊起千层浪，社会反响热烈。在舆论的压力下，1920年2月，教育部先允许妇女进入北京大学旁听。随后，来自江苏无锡的王兰被北大哲学系录取，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名女大学生。接着，又有8名女生相继进入北大学习，除了王兰之外，还有邓春兰、赵懋华、赵寿壁、程勤若、查晓园等，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新纪元。

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以笔杆为武器，以北京大学为主阵地，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抨击，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14)

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冲破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正统思想的樊笼，进而放眼世界，认识到世界大势的趋向。在此之后，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潮、流派、学说在中国相继登台，五花八门的社团、学会、报刊遍地开花，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