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春中国的呐喊
1919年5月4日，突如其来爆发的一场群众性爱国运动，犹如狂风暴雨，涤荡了20世纪以来笼罩在中国大地之上的浓雾与阴霾。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
1918年，长达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奥匈帝国等国的失败而告终。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人签下投降书。那一刻，作为协约国一方参战的中国也成了战胜国之一。消息传来，北京举行了三天大庆，上万人上街提灯庆祝，一时间“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15)。北洋军阀政府还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阅兵典礼，并邀请各国公使等前来观礼。
中国人如此热心于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同美国总统威尔逊著名的“公理战胜强权”演说有直接关系。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演说中提出“十四条宣言”，不仅表明各国在外交事务中“均须开诚布公”和“以国际之公意”为准则，还提出战后“对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组织国际联合会，其实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16)威尔逊的这些说辞对饱受弱国之苦、渴望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中国人来说，真有久旱逢甘霖之感，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就扎进了“公理战胜强权”的迷雾中。当时，北京各校的学生中，有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区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然而，事与愿违，当1919年1月18日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终于在凡尔赛宫开幕后，人们很快发现，操纵会议的仅仅是英、法、美三国，有关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皆由它们决定，中国依然向隅。
会议伊始，中国代表提出的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关税自由权等一干要求，均被和会的最高会议以这些问题不在讨论之列的借口拒绝。中国代表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将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直接归还中国。但是，日本代表却提出，大战期间占领的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权，因与中国北京政府另有密约，应无条件让与日本。4月29日至30日，英、法、美三国在议定《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时，以“既成事实”为由，完全接受了日本的提议。这样，被中国人热望了几个月的巴黎和会，最后竟落得如此结果：作为参战国的中国一无所获，而日本在中国夺取的权益却被明文规定下来。这是巨大的侮辱！连软弱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也连连叫屈，“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但是，就是这样“历史罕见”的条约，北洋军阀政府依然考虑签字。
当时，与巴黎相隔甚远的国人无从得到确切消息。5月2日，身为总统徐世昌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的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了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文中沉痛地写道：“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此文无疑向国人证实了来自巴黎的噩耗，一时间，举国皆惊。事后，林长民此文被认为是“放了一把野火”，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大游行。
5月3日，北京市学界、政界、商界、军界等纷纷举行集会，商讨对策。当日下午，北京政界人士所组织的国民外交协会迅速召开全体会议，决定于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同时分别致电各省团体，号召同日举行大会以壮声势。
然而，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已经热血沸腾，无法按捺到5月7日。亲历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许德珩回忆：“五月二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17)
5月3日的夜晚，是一个不眠之夜。北京大学位于北河沿的法科礼堂内人声鼎沸，同学们大骂北洋军阀政府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18)等秘密签订高济、济顺两路借款合同的卖国行径。北大学生张国焘、丁肇青、许德珩以及外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一个接着一个上台发言，“均痛哭淋漓”，台下学生“掌声雷动”，场面十分激烈。法科学生谢绍敏更是义愤填膺，情急中当场咬破手指，撕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令在场学生无不动容。在爱国激情的鼓舞下，大会作出四项决议：一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是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三是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示威游行；四是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学生们当场进行了捐助，将银元、钞票、铜元以及手表、戒指、毛巾、帽子等，纷纷掷到台上。
除北大学生外，北京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也在5月3日召开大会，少数学生甚至提议进行暴动。他们从大栅栏一带的照相馆中弄到曹汝霖、陆宗舆的照片，以备暴动时有所对证；还有同学找来火柴、小瓶火油，准备伺机使用。
5月4日，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这天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按预定计划，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他们手持小旗，举着条幅，上书标语口号：“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争回青岛方罢休”“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他们在天安门集体宣誓，轮番演讲，宣读由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的白话文《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上写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19)
这篇宣言用直白、简清的白话文，表达了青年学生最质朴、热切的爱国情怀。
不少北京市民赶来围观、支持学生，游行开始后，有些市民自动加入学生的队伍。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示威。当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西口时，被守卫巡捕拦住，相持两个小时依然不得入内。5月的北京已经入夏，学生们在烈日下烘烤时久，内心愈加悲愤。他们在使馆门外高呼口号，北洋军阀政府又派军警前来驱逐，混乱之中，不知道是谁提议，“找帝国主义走狗、卖国贼曹汝霖算账去！”此言一出，一呼百应，大家立马整合队伍，一路向赵家楼曹宅奔来。
曹汝霖、章宗祥两人此时恰巧均在曹宅，见状紧闭大门不出。怒不可遏的学生将旗子掷向曹宅院内，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呼喊声吓得章宗祥躲进地下小而黑的锅炉房中，而曹汝霖则躲进两个卧室之间的箱子间。
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学生匡互生情急之下翻墙入内打开大门，学生们如同开闸的潮水般涌入院内。四处找寻曹、章两人不得，愤怒之极的学生将厅里陈列的家具、摆设等抛掷室外。匡互生在曹家东院的书房里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将屋内易燃的地毯、帐子、挂画、信件集中起来，另有学生跑到后面的汽车房取回一桶汽油。在几个学生的鼓动下，匡互生断然点火。霎时，火苗蹿起，赵家楼曹宅顿时浓烟滚滚。章宗祥逃出后被学生追打至重伤，奇怪的是曹汝霖却安然无恙。他是如何逃离被大火烧得一片狼藉的院子，一直是个谜。
曹宅起火半小时后，大批军警才赶到。此时学生大部分已经散去，只有百把人还在那里看热闹，军警就在这些学生中逮捕了32人。
5月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总罢课。6日，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社会各界爱国人士都站在学生这一边，尤其是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十几个学校的校长，组织了校长团，积极营救被捕学生。19日，北京2.5万名学生掀起了更大规模的集体罢课，明确提出和会不得签字、惩办卖国贼等六项要求，并开展演讲、抵制日货、组织护鲁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等活动。
6月3日上午，北京20余所学校的数百名学生，集中在各自预定的地点，挑起讲演团大旗，展开爱国宣传活动。北洋军阀政府下令军警严拿，一日就逮捕了170余人。但是，学生没有被吓倒，第二天更多学生走上了街头。军警在北河沿两岸搭起20个帐篷，将北大法科校舍团团围住，一天逮捕了700余名学生，送到北河沿法科大学拘禁起来，以至于法科校舍无法容纳如此众多被看押的学生，附近的马神庙理科宿舍也被当作临时监狱使用。然而，依然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上街。北京的社会秩序被打乱，工商经营活动受损，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政府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黔驴技穷。
北京学生的爱国义举震动了上海。作为中国最繁华的大都会，上海交通发达、信息便捷，历来是开社会风气之先、奏出时代最强音的地方。一个美国记者曾经这样评论当时的上海：“在战争结束后（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到上海的新时代中，苦力崛起而为这个新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上海的新兴无产阶级转入行动。急进和爱国的学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20)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的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使工人阶级的队伍急速壮大而成为一支最有力的社会革命力量。据统计，五四运动前后，上海的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万人，交通运输业工人达到10万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超过20万人。50多万的工商业从业者，几乎占了当时上海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5月7日，上海举行了2万多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5月8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在学生积极宣传的推动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6月4日，北京“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来，上海民众异常愤怒。从6月5日凌晨开始，上海南市一带华商首先罢市，到中午12时前后，全市所有商店都停业。
在上海商界各商号相继罢市的同时，上海工人罢工声援学生运动。6月5日上午，日本在上海曹家渡、小沙渡一带纱厂的工人全体罢工，他们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走上街头。下午，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工人也随之罢工。同一天，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上海码头工人，沪宁线、沪杭甬线的铁路工人也发出通告，“一律停业，与学界一致行动”。工人罢工像燎原的野火一般蔓延。罢工工人冒着被军警镇压的风险，高举“万众一心，罢工救国”的旗帜，进行大规模的政治罢工。
6月10日，上海的“三罢”斗争愈演愈烈，工人罢工进入最高潮。所有驶进沿海和内河口岸的船舶全部停航，从而使上海内外交通中断，水电告急，生产停顿，甚至各国在上海的电讯设施也无法正常运转。上海工人表示：“非达到惩办曹、章、陆的目的，誓不开工。”
上海“三罢”斗争推动了各地的罢工风潮，天津、武汉、长沙、广州、青岛等城市的学生、工人、市民闻风而动。
天津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又地处京畿，与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近在咫尺。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的消息传来，天津学生和社会各界迅速集会游行以示支援。天津妇女界的爱国运动尤为突出，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妇女领袖和积极分子，如邓颖超、刘清扬、郭隆真、邓文淑、许广平等。青年周恩来在天津的学生运动中脱颖而出。周恩来曾在南开大学读书，1917年毕业后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其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立即投入了反帝爱国运动。“六三”大逮捕以后，周恩来参加了天津学联，负责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此报大力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提倡改革旧社会，革新旧思想，鼓励学生“与劳动阶级接近”，成为指导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理论阵地，受到学生读者的欢迎，最多时日销量达2万多份。周恩来由此闻名遐迩，成为五四运动中天津地区的著名领导人之一。
九省通衢的武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素有革命的传统。5月6日，武汉各大报纸报道北京学生的英勇壮举之后，在武汉学联的推动下，汉口、武昌商界相继罢市，武汉工人罢工和酝酿罢工的事件接连不断。在武汉的群众爱国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的先进分子，其中就有后来著名的共产党活动家恽代英、林育南和施洋。恽代英是湖北武昌人，毕业于武汉中华大学中文系。1917年10月，恽代英和志同道合者在武汉创办了“互助社”，成为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社团。五四运动期间，他任中华大学附属中学教务部主任，为学生草拟《宣言书》《致全国各界通电》《学联建设意见书》等文件，并指导武汉商人罢市。林育南当时是武汉中华大学附中的学生，也是“互助社”的成员之一，是武汉学联主要负责人，组织和领导了武汉的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6月16日，林育南代表武汉学联参加全国学联的工作。施洋是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的毕业生，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已是一名律师。他以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的名义，召开律师公会紧急会议，积极投身群众爱国运动。
长沙是中国的中心城市之一。由于湖南军阀张敬尧实行严厉的新闻封锁，长沙各校学生在5月9日才获悉五四运动的消息。此前，湖南已经有了先进的青年组织——新民学会。学会组织者之一毛泽东已经在4月间从上海回到长沙，号召会员们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邓中夏等到达长沙，向毛泽东等介绍了北京学生的斗争情形，并商讨组织湖南的学联。在毛泽东、邓中夏等人的推动下，5月28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成立。湖南学生在学联领导下，号召湖南人民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反对奸商，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斗争。
广州是中国南方的门户。5月11日，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各界人士在东园召开国民大会，议员们和各界代表登台演说，每说到外交失败、亡国惨痛，台上台下哭声一片，大家振臂高呼：“杀尽国贼！”大会推举出8名代表，率队向军政府请愿。29日，广州举行游行大会，广州工人、市民、商界人士纷纷出动，万人空巷，蔚为壮观。“六三”大逮捕后，京、津、沪学生南下，广州罢课、罢市、罢工运动高潮迭起，极大地声援了北京的运动。
五四运动的烈火几乎燃遍了华夏大地。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陕西、四川、贵州、广西、云南等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纷纷建立各种爱国组织，开展各种爱国活动。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工人、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也相继罢工。如此巨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史无前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在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不仅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而且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近百年来，惧洋媚外的中国政府在与帝国主义办理交涉时，总是“始争终让，几成惯例”，唯有这次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勇气，让一切侵侮中国的帝国主义始料不及。这是一次人民的胜利。
五四运动培养了一大批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进步青年。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特的姿态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第一次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这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重视，加速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