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众里寻它千百度

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兴邦救国、创造新社会的热情；这场规模空前的革命运动像初春的雨水，唤醒了人们心底沉睡百年的渴望。环顾四周依然沉寂的社会，那种打破黑暗、冲决罗网的冲动油然而生。当时的《曙光》杂志在创刊宣言中称：“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头，觉着四围的种种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地狱里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还成一种人类的社会吗？所以我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新社会。”(21)

这种另创新生活、另创新社会的呼声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大地上如同大潮汹涌而来。在知识界，各种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据统计，五四运动之前，介绍、倡导新思想、新文化的期刊，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甲寅》等寥寥几种，但“五四”后的第一年，新的出版物如《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工学》《工读》《奋斗》《觉悟》《平民》《新人》《晨钟》《湘江评论》《民风》《新空气》《救国旬报》《新共和》等，骤增到400多种。绝大多数的刊物都宣称以介绍新思潮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旨趣”，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舸争流，一派绚丽景象。

以各自的刊物为阵地，以笔尖为锐器，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大声疾呼“社会改造”。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中振臂高呼：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22)

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23)

在出版刊物的同时，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结集成一个又一个进步社团。小到几人，大至上百人，以各自刊物为中心，以文会友。刊物的名称大多也是社团的名称，如由赵世炎发起成立的社团“少年学会”，其名称就来自于他创办的刊物《少年》；周恩来等组织的“觉悟社”，就由刊物《觉悟》之名而定。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400多份刊物的诞生，意味着有数量相近的青年社团活跃在中国社会舞台上。

这些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的刊物和社团，虽然在思想宗旨和内容范围上有所不同，但其在“中国社会是黑暗的、不合理的，是必须改造的”这一点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无不把“谋人类之解放”“求社会之改造”或者类似的口号列为宗旨。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让世人看到世界资本主义破绽百出，巴黎和会更是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最后幻想；相反，俄国的十月革命却绽露出新世纪的曙光，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前景。因此，五四爱国运动后，集结于新文化旗帜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甚至放弃辛亥革命曾经孜孜以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约而同地聚焦于“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是“人类的福星”。

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口口声声赞赏的社会主义更像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无非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上，添加了“互助”“劳动”字样。因此，五花八门的互助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等声名鹊起。当时，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他们凭借一腔救国热血，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组织“工读互助团”“新村”“平民村”“青年村”等进行社会主义的尝试，但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

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当初兴致勃勃支持这一运动的文化界、知识界著名人士，如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热情，进而引发了他们深思。同样，运动的失败也让一大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平和的经济革命”的手段是否真能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工读互助运动的干将施存统在运动失败后致友人的信中说：“我从此觉悟：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于社会未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去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地不可能的。”(24)这三个“不可能”彻底驱散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流派的迷雾，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却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

第一个坚定信仰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李大钊。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幼父母双亡，由祖父教育成人。他聪敏好学，在永平府中学接受“新学”，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那里参加过辛亥革命并目睹了它的成功与失败。1913年，李大钊得到汤化龙等人的资助，来到日本留学，在此期间积极推动爱国反日活动，成为爱国志士。1916年，回国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1917年11月，李大钊受北京大学之聘，翌年1月任图书部主任，从此，与北大红楼结下不解之缘。

李大钊第一个向中国人民分析俄国十月革命的本质并阐述它的伟大意义。他在1918年12月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中说：“俄国的革命，只不过是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25)他号召中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开创中国革命的新时代。

李大钊和蔼的态度、新锐的思想、热心助人的性格，吸引了众多进步学生出入他的办公室，与他畅谈社会问题。1918年秋，青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大红楼图书馆的阅览室担任一名助理员。当时，李大钊正大力扩充馆内有关民族解放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这使北大图书馆实际上已成为北大校内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26)毛泽东与李大钊朝夕相处，深受李大钊的影响，他开始放弃曾经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主张，转而选择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北大教师高一涵回忆说：“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要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27)

1919年5月，李大钊在他自己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里，发表了长达2万多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第一次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三个组成部分，并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28)。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李大钊还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29)。

1919年以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除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外，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还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了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公开提出要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以领导民众运动，谋求中国的彻底改革，并且相信，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表明李大钊已经完全投身到现实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彻底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同一时期，陈独秀也在1919年12月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民主主义作新的解释。他说：“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30)他还宣布：“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31)

1920年5月，陈独秀开辟《新青年》“劳动节专号”。蔡和森曾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直到1920年“五一”劳动节特刊问世，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32)

李大钊、陈独秀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也把受他们影响的一大批进步青年带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在这些进步青年当中，毛泽东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1920年5月，毛泽东到上海拜会陈独秀。他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33)毛泽东回湖南后，陈独秀又向毛泽东提供了他组织陈望道翻译的中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和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所著的《阶级斗争》，以及英国人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说这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4)。

在陈独秀、李大钊的热心指导下，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突破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窠臼，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们中主要有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静仁、黄日葵等。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一批经过甄别比较，先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如杨匏安、陈潭秋、董必武、王尽美、邓恩铭、余秀松、张太雷、何叔衡、施存统、恽代英、张闻天等。

集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对各种学说和救国方案慎重比较之后的抉择，正如施存统所说，我们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只是因为它能够圆满解决我们的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绝不是趋于时髦。(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