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2021年8月31日召开的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议指出，宋韵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要做足特色、放大优势，传承好浙江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特别是要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形成宋韵文化挖掘、保护、提升、研究、传承的工作体系，高水平推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的意见》要求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系统开展宋韵文化研究传承和南宋文化品牌塑造，从思想、制度、经济、社会、百姓生活、文学艺术、建筑、宗教等方面，展示多元包容、百工竞巧、追求卓越、风雅精致的宋韵文化气象。

清晰界定宋韵文化的概念内涵、深入研究宋韵文化的基本形态、准确阐释宋韵文化的精神实质、发掘提炼宋韵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性工作。

一、宋韵文化的概念界定

关于宋韵文化的内涵和概念界定，目前研究或言辞中，有的取“韵”字之“意味”“风味”“趣味”之偏于物质感受之义，诸如焚香、斗茶、插花之类，从生活美学层面玩赏品味宋人生活之精致；有的取“韵”字之“情韵”“气韵”“神韵”之偏于艺术感受之义，诸如诗词、书画、琴棋之类，从艺术审美层面感叹体会宋人艺文之风雅。

生活与艺术是宋韵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宋人的生活美学和艺术风雅，也赋予宋韵文化独特气质。但若只在此层面上理解宋韵文化，则不免流于表面，未及本质，尤其与“从思想、制度、经济、社会、百姓生活、文学艺术、建筑、宗教等方面，展示多元包容、百工竞巧、追求卓越、风雅精致的宋韵文化气象”之“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的目标取向不相符合。

宋韵文化绝不等同于包罗万象、良莠并存的两宋文化。我们理解的宋韵文化，特指两宋文化中优秀的文明元素、内在精神和传延至今的文化价值。大致可以包括，日常生活领域的物质之韵，生产技术领域的匠心之韵，社会运行领域的秩序之韵，发现发明领域的智识之韵，学术思想领域的思辨之韵，文学艺术领域的审美之韵等。林林总总，凡此等等，呈现为思想、制度、经济、社会、百姓生活、文学、艺术、建筑、宗教、科技等多种形态。其根深脉远、形态繁复、结构复杂，地理网络庞大、历史逻辑井然，沛然生长，蔚然成风，以其具有文化创造价值和历史进步意义的文明成就，汇聚成两宋文化精华之所在，凝聚为一个时代的独特气质和风尚，淬炼出灼灼光华，闪烁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星空。

二、宋韵文化的认识维度

作为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历史时期，两宋研究成果丰硕，基础深厚。宋韵文化研究不同于传统史学研究，它既要重视史料的梳理、史实的分析，更需要穿透历史现象、把握时代本质，进而从整体维度彰显其意义和价值。同时，基于为新时代文化浙江建设提供历史资源的现实应用目的，准确解读、清晰表达是有效转化和传播的前提。因此，秉持实事求是、理性客观的认识态度，采用全面、整体的认识视角，运用理性、比较的认识方法，谋求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达至深入浅出、简明可读的效果，是我们开展宋韵文化研究的原则。

（一）秉持实事求是、理性客观的认识态度

两宋文化包罗万象，良莠相间，十分庞杂，不能像对待一般性质简单、价值明晰的单一资源那样简单处理。认识理解宋韵文化，需要秉持实事求是、理性客观的认识态度，细致追寻被时间遮蔽的历史本相，揭示表象之下内在而隐秘的深层关联，只有抓住其中的关键要素和基本精神，找到其形成、维系和演进的根本动力，才能以高屋建瓴、纲举目张之势，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把握一个时代的历史底盘，提升宋韵文化的基调和品质。

例如，有文章认为，宋代朝廷“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宋代文人有极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两宋因之成为文人们“最好的时代”。两宋确实有北宋宋仁宗时期的“嘉祐之治”，涌现出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文化名人；南宋宋孝宗时期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生态，产生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学术名家群体。然而也不乏乌台诗案、元祐党案、元祐学禁、庆元党禁等严酷文禁，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专权朝政，以致士气低落，“其士大夫，则口虽竞而心疲，心虽愤而气苶；不肖者耽一日之娱嬉，贤者惜生平之进止；苟求无过，即自矜君子之徒，谈及封疆，且视为前生之梦”。

再如，有文章以宋吴自牧《梦粱录》中“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的记载为据，将香、茶、画、花视为宋人生活中的风雅之韵。通观两宋香事，在焚香雅事之外，还有其他种种现象。就其不利因素而言，例如香料流通过程不产生价值，朝廷通过对香料实行博买、禁榷，抬高国内香料价格，坐收其利，实际上是对国民财富的变相掠夺；朝廷发行香药钞，用以购买粮食和草料，如果老百姓不接受，就强行“抑配”；以香料的奢靡消费刺激经济，但是生活的奢侈破坏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宋朝使用出口丝绸、瓷器等赚得的财富大量购买作为奢侈品的香料，在某种程度上虚耗了国力。因此，唯有全面了解，客观分析，理性评价，方能得香事之全貌，见社会之实情。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南宋建都杭州，杭州以至浙江人的地域情结可以理解，传承弘扬的责任必须担当，区域性研究值得重视。然而，正因如此，我们更要提高站位，开放胸襟，放眼遍及杭州、浙江、江南、全国的两宋地域范围，全面梳理两宋的时代处境、社会现象和历史地位，构筑系统全面的宋韵文化研究基础。

（二）采用全面、整体的认识视角

省委文化工作会议要求，“‘跳出南宋看南宋、跳出浙江看南宋’，从思想、制度、经济、社会、百姓生活、文学艺术、建筑、宗教等方面全面立体研究阐述宋韵文化，准确把握其文化精髓、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组织提炼‘宋韵’的核心特征”，为宋韵文化研究树立了指导原则。在宋韵文化研究中，应坚持全面梳理、全方位观照历史资源的原则，将两宋所在的10—13世纪社会，置于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加以整体认识。

1.以全地域的视角“跳出杭州、浙江看宋韵文化”

宋韵文化须以包括两宋的“宋时代”为其基本载体。两宋不同区域的地方发展，各地之间的交流、渗透、牵制，地方力量与中央政权的互动，形成发展合力，推动社会发展，塑造时代特征。

例如，南宋建都杭州，立足浙江，辐射江南，统治整个南方地区，既是政权的南迁，也是中原文化的南移，带动南北文化融会整合。再如，两宋海外贸易发达，由北宋而至南宋，贸易地区不断扩展。除浙江的杭州、明州（今宁波市）、澉浦（今海盐县）外，福州、泉州、广州、华亭（今上海松江区）、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区）、江阴等地，都是重要的开放港口。对此若不作全面梳理、整体研究，其时的海外贸易、中外交流以及由此带来的开放包容、海洋文明要素等宋韵文化重要特质，必然难以得到准确揭示。

2.以全领域的视角“跳出文学艺术看宋韵文化”

在目前已经开展的一些有关宋韵文化的研究中，因局限于对“韵”字的狭义理解，不乏以琴棋书画诗词茶等艺术活动作为宋韵文化之“韵”，赋予其风雅特性，加以推崇传承。

文学艺术活动是宋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之雅也确实是宋韵文化的灵性所在，但不是宋韵文化的全部。片面突出或一味沉湎于此，不仅不利于全面深刻把握宋韵文化、传承精神实质，还有可能导致狭隘化、肤浅化、碎片化、娱乐化地理解宋韵文化。

即便就艺论艺，文学艺术也不是脱离社会的独立存在。在其以情节、故事、线条、色彩等艺术手段和形式呈现的表象之下，蕴含有深切的时代关怀、深刻的社会思考和深沉的思想结晶。即使是被视为最具“风雅”特色的南宋诗词书画，也饱含江山社稷、家国一统、文明延续等严肃主题，更因南宋的时代风云而愈显沉重。例如诗词中，从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到陆游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辛弃疾的“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直至宋末文天祥被俘时的“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不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这一情感在南宋绘画中也有充分体现。李唐画成《晋文公复国》《胡笳十八拍》《采薇》等图，借重耳、蔡文姬、伯夷、叔齐等历史人物，昭示复国、气节等主题。刘松年《中兴四将图》描绘韩世忠、岳飞等形象，表彰他们“自王公大人下至牛童马走妾妇稗官之口无不称道其武勇忠义君子”之功德。画家郑思肖于南宋末年画墨兰图，花叶萧疏而无根土，以寓南宋失去国土根基，并写下“纵使圣明过尧舜，毕竟不是真父母。千语万语只一语，还我大宋旧疆土”以示不屈。在在如是，不胜枚举，万般思虑集于国恨家仇，悲愤沉郁，壮怀激烈，表达了画家们对家国时局的关切之情。小情小调的吟咏难以取代深重严肃的历史喟叹，只将风花雪月视为宋韵文化的片面认知，不仅予人“不知亡国恨”之感，也是对客观历史的轻慢不敬。

两宋文学艺术不仅有文人的闲情雅趣，更有广阔的生活世界和人生万象，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以南宋绘画为例，许多画家都创作过耕织图、牧牛图、货郎图、卖浆图、沽酒图、婴戏图，反映民间百姓生活，实现了艺术的社会功能。

宋韵文化是有宋一代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精华集萃。历史展开的过程、时代景象的形成，无不存在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宋韵文化中的每一种文化现象，都孕育产生于两宋经济社会这个母体，互相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因此，研究宋韵文化，必须深入两宋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深入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不同层面，方能窥得全貌，揭示出表象背后的深刻本质。

3.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跳出两宋统治地域看宋韵文化”

宋韵文化不仅产生于两宋王朝统治地域，也密切相关于两宋所在的10—13世纪的中国。

从唐朝灭亡至元朝统一（10—13世纪），中国历史的主线有三条：一是北部、东北部地区的游牧、渔猎民族势力崛起，辽、金政权是游牧渔猎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唐代以来边疆社会历史的延续和转型；二是两宋王朝的建立；三是西北部党项（西夏）势力崛起，并整合吐蕃、回鹘等政治力量。西夏是西域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枢纽，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其自身也融合了吐蕃、西域、中亚的文明元素。“宋以后中国的历史，汉族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中占主导地位，少数民族政权则在疆土和疆界形成过程中（包括推动中原与边疆的一体化进程）占主导地位。”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却易被忽视的角度。“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许多民族登上过历史舞台。这些民族经过诞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五十六个民族。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纵观中国历史各个时期，对“一个中华”的认同始终一脉相承。具体到两宋时期，宋、辽、夏、金虽有政权与军事上的对抗，但民族间的交往历时长久、融合程度深厚，均秉持华夏一体的文化认同意识。唐末至宋，“如果说中国的分裂时期一直持续到1276年，那么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状况无论如何在很多方面，还是被一种共同的中国文明所笼罩。中国的政治分裂中固有的地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被其他因素所平衡，这些因素趋于将‘藩’国包容进一个中国人的更大的文化共同体中去”。宋、辽、夏、金共同实现了北部边疆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最终成熟奠定了基础，也将理念、制度、文教、礼仪、典籍等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更为广阔和深入地传播至周边地区。

宋韵文化内涵、特征和时代特色的形成，离不开甚至完全产生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产生于两宋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频繁联系，产生于由此形成的历史困境和为应对困境而被激发的新思路新空间新努力。如果把10—13世纪两宋时期的中国历史范围严格限定在两宋地域，势必难以完整呈现多民族共生的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华文明全貌，也就难以做到在整个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全面理解宋代特点、准确提炼宋韵文化的丰富内涵。因此，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展宋韵文化研究。

宋史研究成果丰硕，众多专家对宋代文化也有概括评述。从全面的、整体的认识视角来看，对此同样需要充分考量专家论述的言谈语境、论述背景、具体所指，避免孤立割裂地以一词一句为论述依据的做法。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认为：“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它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的。”这是一个客观的论断，可以为我们认识宋韵文化带来认识视角上的启迪。

（三）运用理性、比较的认识方法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对一个时代的文化传统开展研究，有利于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内全方位、有序地展开系统化的研究活动。然而，时间和地理空间的界限，也很容易带来重自我而轻他者的视野局限，产生囿于时空制约的“自我中心主义”。罔顾历史过程的断代思维、忽视整体观照的区域研究、缺乏共性价值追求的碎片式雕琢，都有可能在学术视野的开阔性、学理研究的深刻性和人文价值的普遍性上有所缺憾。

因此，需要站位高远、襟怀宏阔，将宋韵文化研究置于中华文化整体格局中，置于与其他历史时期、其他区域的比较中，以心怀中华乃至世界文明大局、立足本我特质、比较他者异同、探求普遍意义为基础，研究其自在本性、与他者的差异性、与中华文明的关联性，并于此综合形态之中，探索其价值所在。

1.以长时段的纵向比较“跳出两宋时期看宋韵文化”

研究宋韵文化，一方面要以两宋为基本范围，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将两宋置于与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比较中，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阐释评价其特色和成就，在与不同时期的比较中，研探宋韵文化的历史来路、文化传承、基本特征、历史影响，准确提炼其中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优秀元素。

总体上看，宋韵文化是对前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体现的是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阶段性历史高峰。因此，要通过历史比较充分彰显宋韵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影响，同时也要避免以点带面地将宋代某一时期的繁荣视为两宋全貌、以偏概全地将北宋（或南宋）成就推延移植于南宋（或北宋），尤其不宜以孤立割裂视野妄言特色，须谨慎使用“最高”“不可超越”等言辞。

例如，深受赞誉的精工、典丽、雅致的宋代花鸟画，就传承自五代成就斐然的工笔重彩花鸟画传统。宋画虽有其高超艺术成就，但其后元画的文人气韵、清画以笔墨程式的集大成而成就画学理论规范，以及近代中外艺术交流带来的画艺新风，都同样各有特色而具历史成就。

2.以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横向比较“跳出中国看宋韵文化”

要将两宋置于10—13世纪东亚以至世界不同文化圈内，就其文明要素作区域性的横向比较，辨析其区域特质、民族特色、文化特征以及对外传播，揭示宋韵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在彼时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地位。

例如，南宋以法常、若芬等为代表，以杭州西湖周边寺庙为创作中心的水墨减笔花鸟画，笔墨简淡、禅意深切，有“禅画”之称。法常和当时日本派来中国学佛法的圣一国师是同门，圣一回国时带去法常的《观音图》《猿》《鹤》，这些作品至今仍珍藏在东京大德寺，被称为“国宝”。法常被评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其画风对日本产生重大影响。

再如，从11世纪中期起，随着以青瓷为主的精致宋瓷大量输出海外，波斯陶器中原本的绚丽色彩和珍异花纹被单色特别是青瓷色彩所代替，器形也设计成中国式样的碗、盘、瓶、罐。瓷器的倾销和仿制，在当地社会中引发中国热。13世纪时，埃及和非洲东部沿海各地常用中国瓷器作为礼品，在富豪们的客厅的壁龛中，常常镶嵌着中国瓷盘、瓷碟、瓷碗等——它们成为最时髦和华贵的装饰图案。在“海上丝绸之路”向东西方世界伸展的历史进程中，青瓷自始至终以主角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舞台上大显身手，功绩非凡。

（四）坚持立足浙江、服务当下、推动发展的实践原则

我们提倡在认识研究宋韵文化中“跳出两宋”“跳出浙江”，是为更全面、更系统、更立体地研究宋韵文化的内涵特征、历史地位、精神标识；更科学、更准确、更深刻地提炼其中蕴含的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精神，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则，为新时代文化浙江建设提供切实可用的历史文化资源，有效对接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因此，认识研究宋韵文化，尤其需要带着“跳出去”之后获得的高远站位、广阔视野、深刻认识和丰富成果，更加坚定地立足浙江，清晰认识浙江在宋韵文化创造中的积极贡献、历史地位，准确提炼宋韵文化中的浙江元素、浙江特色，积极探索传承弘扬宋韵文化与推进发展现实文化的有机统一，做足特色、放大优势，使宋韵文化真正成为新时代文化浙江建设的金名片，成为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

三、宋韵文化的精神实质

从当代传承的现实诉求出发，研究提炼宋韵文化的精神实质，当是首要之举。在前述种种纷繁多元的斑斓韵致中，体现宋代文化内在品质和时代特质的精神谱系，是构成宋韵文化最为本质的神韵所在。

（一）基于华夏认同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具有“民族和睦、四海一家”的民族精神。数千年来，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大势，是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根本保证，也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今天来看，在辽、宋、夏、金多政权分庭抗礼时期，诸政权都未脱离华夏认同这一政治和文化前提，均以华夏正统地位自居。诸政权之间的“战”与“和”，都是在华夏一统、华夏正统的语境中展开的内聚性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多政权长期并立的历史时段，辽、宋、夏、金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中蕴含的“大一统”趋势进一步增强，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走向进一步成熟奠定了文化、政治、社会和民族基础，最终迎来了元、明、清三代的统一局面。

（二）基于家国情怀的爱国精神

“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旗帜。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内心信念，始终激励人们把祖国的兴亡与自身联结在一起，每当发生对祖国的侵害行为时，就会表现出坚强卫国的精神，表达出激昂深沉的爱国情怀。”历史地看，面对外来武力威胁，不同于宋徽宗、宋高宗等人丧权辱国的政策和行为，社会和民众表现出强烈的捍卫主权、维护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

两宋时期，爱国主义还大量地表现为忧国忧民、关切内政的责任意识。以南宋时期为例，不仅面临外部军事压力，朝廷内部也存在权相专政、积弊深重等问题。自理宗始，帝王或智能低下，或昏庸无能。“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想。在此幻想背后的，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以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为代表的士大夫，不断提出改革内务弊政、惩治贪官污吏、奖励农桑实业、治理地方混乱等匡时救世主张，其爱国精神中包含着理性批判的维度，不仅是对帝王、皇朝的尽忠，更是对社会民众和国家利益的捍卫。

两宋爱国志士的爱国精神，体现了中华儿女应有的传统美德和崇高品质，既是对国家的关怀与忠诚，对人民生存境况的体恤与同情，也展示了为道义、为理想而大义担当、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的个人品质和凛然气节。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爱国主义，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将两宋的爱国精神放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依据当时的具体条件进行分析评价，尊重历史，不苛求古人，既要看到这些人物、情感、思想和行为的某些历史局限性，更要充分肯定他们崇高的利他境界和优秀的素养品质。

（三）基于海外交往的开放精神

两宋时期，经济重心持续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流主要通道，规模化海上贸易繁荣，海外交往日益密切，孕育了具有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开放精神。

对外而言，宋代登上了世界经济舞台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13世纪的欧亚世界远距离贸易体系中，“最主要的发动机就是宋代中国，因为中国既是陶瓷等大宗热销商品的出口者，也是东南亚和南亚生产的燃香、香料的主要消费者”。在贸易格局上，两宋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与日本、朝鲜之间进入自由贸易时代，东北亚第一次被深度整合到国际贸易网络之中。“900年到1300年这段时间标志着的东南亚第一个伟大商业时代，是一项由宋代‘商业革命’引起的发展。”

随着海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在向外部世界不断拓展的同时，两宋内部世界也随之发生变革，开放精神蔚然成风。在经济发展上，拓展出外向型开放经济，形成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紧密相连的开放性市场，两宋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在社会结构上，商人阶层和手工业群体开始壮大，城市人口明显增长，城市空间和市民阶层兴起，社会形态中的平民化、世俗化元素大量涌现。在文化生活上，思想观念进一步开放，身份背景相对淡化，“人”的价值得到关注，市民文化繁盛。

因此，两宋通过海外贸易获得经济利益的历史，也是开放精神形成并产生巨大历史推进作用的过程。

（四）基于多元包容的创造精神

两宋文化成就的取得，与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总体上相对宽松包容的文化政策关系密切。相比其他历史时期，宋代帝王总体上善待文人。始于宋太祖的文治取向，对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起到决定作用。其“偃武修文”政策，与财富增长、书籍传播、教育普及、科举受到民间重视一起，为社会发展和文化创造提供了条件。

这种现象的形成，并非完全出于帝王恩赐，而与几个方面的原因相关。一是唐末五代以来，门阀士族遭到毁灭性打击，旧式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随之崩溃。二是宋王朝深恐唐末五代以来骄兵悍将颠覆政权的覆辙重演，故压制武备而积极争取士阶层的支持与合作。三是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面临如何消除各地割据势力、抵御北方强敌侵袭、禁制朝内结党营私等重重内忧外患，实无余力对文化事业实行专制主义。因此，对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一概采取“全然由客观环境关系而被动施行的在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政策”。

然而，从客观可见的社会发展、文化创造效果来看，这种多元包容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对当时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起到很好的保护、促进作用，为创造精神及其作用发挥，提供了丰厚的时代沃土。

（五）基于探索求真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及科技成就，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纵观世界各大文明演进历程，特别在其关键节点，先进的科技生产力都是耀眼的文明之光。阿拉伯帝国得以扩张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他们发明了星盘、象限仪、三角形船帆，用于天文导航、横渡大洋。在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生原因和取得的成就中，都同时指向“科技”因素。意大利于1300年发明凸面玻璃镜，极大地影响了个人的自我认同，成为新个人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时钟的精确度和有效性帮助人们完善计划、提高生产力；1440年前后的活字印刷机，将知识传播给人民大众；15世纪末，欧洲水手依靠磁罗盘寻找未知的远方大陆，探寻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科技的进步和知识的传播，对欧洲文明走向世界、塑造世界现代文明格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具有可比性的是，今天备受推崇的两宋文明高峰的出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天文历法、农业科技、丝瓷工艺、航海技术等众多领域的科技成就功不可没。

（六）基于社会关切的人文精神

两宋时期，农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世族的消解、抑制武备和右文政策的实施、科举制度的完善，催生庞大士人群体，其经济与社会地位提升，自我意识觉醒。他们秉持儒家修齐治平理念，不避权威，学必求新，使宋学得以繁荣，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蔚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怀疑精神和独立创造精神”。同时，宋代面临的内忧外患，也使得士人群体深怀关心国家命运与前途、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凡此种种，使得士人群体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宋学及其代表人物不同于前辈学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注重思想世俗化、生活化，并求儒学易于适应社会、参与社会改造。例如，在南宋孝宗朝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生态下，程朱理学、心学、浙东事功学派并起，朱熹、陆九渊和浙东学派叶适、陈亮等引领的宋学，迎来新的发展时期。他们既不囿于狭隘的学术专业，也不陷入日常衙门事务，而是立志“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抱持关心国家治理、社会福利、道德教化、民众教育、基层秩序等的广泛兴趣，希望通过教化传播儒家学说，并积极投身于此。通过编修宗谱，订立家礼、乡约、族规等方式，将儒家的思想与规则传播到民间社会，形塑民间交往与宗族生活的规则。

“宋儒对家庭、宗族秩序的观念和原则，对后世家族秩序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沿用数百年的《文公家礼》就由朱熹亲手编定，又如《吕氏乡约》则由张载的学生吕大钧所编。江西金溪陆九渊家族每天清晨都有子弟唱歌，提醒族人‘劳我以生天理定’‘营太甚违天命’等儒家的伦理观念。这些渗透着儒学原则的制度性规定，日渐成为民众的生活规范与常识，这正是儒学世俗化和社会化的重要表现。”

宋代士人群体的努力及其取得的成就，使得儒家思想切实渗透进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构建基层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规范的重要思想资源。同时，他们下沉乡村，致力于与国家政权相疏离的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使地方自治力量得以成长，也有效加强了基层社会的凝聚力与稳定性。这就是后人所谓的宋儒精神，或宋代士人群体的政治文化，以其社会关切、人文关怀，成为宋韵文化的重要精神特质。

四、宋韵文化的当代价值

研究、转化、传播宋韵文化的目的，在于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长程的观察视野、更深刻的理性求索、更宏阔的思想格局、更开放的文化气度，全面认识、准确把握宋韵文化的特质、精神、价值和资源，为新时代文化浙江建设提供来自历史的视角和启迪，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

（一）强化华夏文化认同，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2015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指出：“各民族同胞要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大家要行动起来，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努力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向着伟大理想去奋斗。”我们今天传承宋韵文化，就是要继承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丰厚遗产和巨大优势，弘扬中华民族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优良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和谐稳定，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统一和团结的分裂活动，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二）培育多元包容、开放进取的文化心态和世界眼光

两宋时期，承汉唐世界主义精神，以发展经济的理性认知支持对外交流的自发畅通，依托海外贸易建构对外开放网络，融入外部世界，吸取其他文明优秀元素，推进国家、民族、社会、文明发展，取得中华文化繁荣进取格局。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谋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全面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在面对外部世界时，以多元包容的文化心态面向世界，以泱泱中华的民族自信坚守文化传统，培育世界眼光和格局。面对日益扩大的国际交流、不断深化的文化交往、愈益激烈的意识形态交锋，要开阔胸襟，坚定自信，提高适应应对能力，吸取各种文明优秀元素，加快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时，面对日益多元的利益格局、观念形态、价值诉求，要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当代社会文化创造中的积极元素，倡导深度思考，激发思想碰撞，以丰盈充沛的文化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留下我们这个时代浓墨重彩的印记。

（三）尊重专业知识，树立攀登科学高峰的信心和勇气

以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是推动宋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两宋时期令人瞩目和骄傲的文明成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实力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猛，国际竞争激烈，风险挑战加剧，我国还有很多“卡脖子”技术有待攻克。我们既要发挥浙江在互联网、数字化、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上的优势，也要加强国内外合作交流，在努力掌握关键技术、取得世界一流科技成果、科技成果服务于共同富裕上争创佳绩。

（四）激励人文学者参与社会建设，推动思想文化创新

回溯两宋历史，宋代儒学或称宋学，对两宋的思想塑造、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都作出奠基性、引领性的重要贡献。美国学者狄百瑞（WilliamTheodoredeBary）在评论宋代儒学时，认为它“鄙弃古老形式的儒学——即鄙弃那类其主要性质乃是语言学的和历史学的经典研究；鄙弃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即兼容并收而缺乏任何评价的标准；鄙弃没有传达任何道德目的和信息的文章”，是“坚实的”“真实的”或“实用的”学问（实学）。宋代学者注重学术的社会功能和学者的社会关切，积极参加社会改造，并结合社会实践创新学术文化，成为宋韵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方面。

当前中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浙江又被党中央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实际上承担了为全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探路的重大使命。正如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所指出的，“共同富裕既包括物质富裕，也包括精神富有，推进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是其中非常重大的课题，文化工作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关键变量”。目前政府主导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城市未来社区等建设，民间社会自发形成国学热潮、公益活动、慈善事业、公共艺术活动，在丰富公众精神、构建生活规则、塑造公共秩序、再造文化空间取得良好成效等方面，都是关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文化活动，也是专家学者获取学术文化创新的广阔空间。深入民间社会，参与生活实践，与时代同行，发时代先声，为时代解困，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科技、市场等方面全方位构建思想体系，塑造价值理念，是浙江学者必须承担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创造责任，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路径。

（五）激发随遇创生、与时俱进的意识和作为

两宋时期特殊的时代境遇，带来巨大的发展困境，也激发出异于常态的创造力。例如，世族消解和对武备力量的防范与压制，催生了对士人阶层的重视；内外交困的局势，催生了宽松的文化政策；吸取唐代州县体制财政动员能力不足之教训，催生了设置转运司等路一级官僚组织的制度创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陆路围困，催生了南方海路交通、海上贸易和西南地区的开发，耕作、水利、丝绸、陶瓷、造船、航海等技术的进一步研制开发以及工商文明的快速生长，使得江南生产力得到大解放，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由此可见，客观环境不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任何时局与形势都有其两面甚至多面性。看似不利的制约条件中，孕育有推动发展的新元素、新条件、新机制和新空间。站稳历史方位，立足客观条件，抓住发展机遇，发挥危中见机、穷则思变的主观能动性，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拼搏奋进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体现。

（六）强化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的传统底蕴和建设品质

在宋韵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浙江贡献突出，也获益匪浅。浙江山水清丽、民性灵慧、物产丰富、经济富裕、人文璀璨，为宋韵文化输送了民生、社会、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发展的丰富养料。南宋建都杭州，为浙江带来古代历史中的特殊时期。皇帝驻跸，皇城建立，皇亲国戚遍布境域，皇家礼仪深入民心。就是西湖，也“自六蜚驻跸，日益繁艳”，再也不是一方空灵宁静的自然山水。在这样一个“皇”字的笼罩之下，生活与风尚，便自不同凡响，政治的内涵和历史的况味都变得深刻而又意味深长，文学艺术和审美趣味得到相应发展，生活品质得以提升。虽然这个时期的浙江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全国性的，但它们毕竟产生于浙江的土地，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浙江所起的作用和得到的惠泽。公平地说，浙江是受益的一方。直到今天，在浙江的生活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南宋王朝的遗风流韵。

由此愈加可见，浙江与宋韵文化关系紧密，不仅是宋韵文化形成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重要贡献者，更是宋韵文化的集大成区域。宋韵文化中的浙江元素，是浙江人民清晰可寻的创造业绩，真实可见的历史奉献，亲切可依的情感寄托，鲜明可辨的文化标识，丰沛可用的文化资源。因此，我们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责任、有能力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通过有效构建宋韵文化挖掘、保护、提升、研究、传承工作体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宋韵文化，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为新时代文化浙江建设注入历史智慧和人文韵味。

阅读链接：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包伟民、吴铮强：《宋朝简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邓小南、杨立华、王连起等：《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杨渭生等：《两宋文化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华书局2019年版

何忠礼：《南宋全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虞云国：《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余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美］狄百瑞著，何兆武、何冰译：《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美］韩森著，刘云军译：《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

［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