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一分殊的思想体系
宋代理学，是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酝酿于10世纪、崛起于11世纪、鼎盛于12—13世纪的一座中华传统思想学术高峰。理学作为宋韵文化的重要思想内涵，是儒学发展到宋代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思辨性、重义理的学术形态，抑或说是宋代哲学的主流存在样态。由于这一学术形态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派系，因时代与立场的不同，对其也有“宋学”“道学”“新儒学”（为方便表述，三种提法在本文姑且通用）等不同的称谓。
宋代理学家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释而有义理、性理、心性之学，也是以儒学为主，“援道入儒”“援佛入儒”、三教会通融合的思想体系。依照理学家所关注的哲学本体论范畴，后世学者对宋代理学群体作出理学（“二程”、朱熹主张“性即理”“所谓理，性是也”）、心学（陆九渊认为“心即理”）、气学（张载以“太虚之气”为“万物之源”）、数学（邵雍以为“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等形态的析分。理学、心学、气学、数学等新儒学诸形态在宋代的展开，也显示出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宋代理学也是一种地域儒学、地域学术（“地方性知识”）的综合体，依照“理一分殊”“一本万殊”的解读方式，基于一个“圣人之学”、一个“理”、一个“道”，进而析分出濂、洛、关、闽、浙、蜀、朔、湖湘、江西等诸学。同时，基于学统、学脉、师统而有不同学派的传承，进而构成了超越地域与时空的二程学派、朱子学派、象山学派、湖湘学派、浙东学派等。
今天，阐释、解读宋代理学的基本特征、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宋韵文化的其他表现形态，这也是推进宋韵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性学术研究工作。
一、基本特征
宋代儒学家尽管学派林立，但“百虑一致”“殊途同归”，均以诠释儒家经典的范式为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的合理论证，并以儒家圣人为理想人格，进而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诸如“孔颜乐处”）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还以“存天理，灭人欲”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借此，宋代理学在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批判创新、三教融通，体系恢宏、学派纷呈，文教发达、辩论自由，通经明理、经世致用，“浙学”崛起、鼎足而三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批判创新、三教融通
理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学术渊源。它直接导源于宋初儒学家群体勇于疑经、批判佛老的儒学复兴运动。
宋学反对汉唐经学恪守家法的章句训诂，主张从义理出发直接解释经典，“以异于注疏为学”，并自成新说。易言之，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等北宋中前期儒学家（以宋仁宗庆历年间为主）勇于对传统经典的作者、形成时代、传承历史等提出颠覆汉唐经学的全新观点。这种“疑传”“疑经”风气大大推动了传统学术思想形态的演变。比如，范仲淹不满《春秋》“三传”，对汉唐注疏亦多否定；欧阳修怀疑《易传》作者而著《易童子问》，以“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为范式来解读《周易》，与他在《诗经》研究中坚持的“得其本而通其末”的方法异曲同工，共同构成了“尚俭反繁”的经学学风；胡瑗著《周易口义》以取代王弼注、孔颖达疏，撰《洪范正义》以批判伪孔《传》；孙复反对《春秋》“三传”而作《春秋尊王发微》，进而号召天下鸿儒硕老重注“六经”。
理学在宋代的发生，还与来自佛老超越追求的压力，始终存在着分不开、割不断的联系。吕思勉《理学纲要·理学之原》云：“理学者，佛学之反动，而亦兼采佛学之长，以调和中国之旧哲学与佛学者也。”先是，唐代实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独立发展。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儒教）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唐中叶以后，韩愈、李翱、柳宗元等率先复兴儒学。韩愈批判佛教，提出以“仁、义”为儒学之“道”，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授谱系，自己还以继“道统”自任，而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柳宗元以“阴阳元气”为“天道”，以“仁、义”为“人道”，由此建构了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合天地宇宙自然、社会伦理纲常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实开“理学”之端绪。而韩愈、柳宗元等人企图建立一个能融汇“百家之学”以取代佛、道的理想，经由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氏兄弟等为代表的理学家“融通”儒、佛、道三家之学，到南宋的朱子才将“理学”整合为一种较为精致的儒家哲学理论形态。
易言之，也正是在排斥佛老的过程中，理学家们通过“援道入儒”“援佛入儒”的方式，不自觉地促成了会通三教、三教融通的学术局面，进而建构了一个充满思辨色彩的、哲理化的理论框架。梁启超《儒家哲学》就认为：“（宋代）儒家道术，很有光彩，可谓是三教融通时代，也可谓儒学成熟时代。”“宋儒无论那一家，与佛教都有因缘，但表面排斥。宋儒道学，非纯儒学，已非纯佛学，乃儒佛混合后，另创的新学派。”
（二）体系恢宏、学派纷呈
如上所言，传统儒学发展到宋代而演变为理学的新形态。宋代可以说是一个儒家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理学体系恢宏，理学家所探讨的主题范围广泛、包罗万象，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身心修养、社会治理、商业准则等；其讨论的哲学范畴则主要有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知行、未发已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
宋代理学，学派纷呈。北宋初期的胡瑗、孙复、石介，合称“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先驱。他们都是教育家，“学徒数千”，他们的传授，不仅为理学准备了人才，也掀起了复兴儒学的热潮。全祖望《宋元学案》卷首《序录》中有“庆历之际，学统四起”的提法：“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杨适、杜醇、楼郁、王致、王说），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陈襄）一辈人也。江楚则有李觏。关中之申（颜）、侯（可）二子，实开横渠（张载）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宇文之邵），实开范正献公（范祖禹）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
《宋元学案》对两宋时期著名的儒家学派、学派传承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主要有：胡瑗的安定学派，孙复的泰山学派，范仲淹的高平学派，王安石的新学学派（亦称荆公学派），司马光的涑水学派（亦称朔学学派、温公学派），苏洵、苏轼、苏辙的蜀学学派，张载的关学学派，二程的洛学学派（含二程后学及道南学派），邵雍的百源学派，周敦颐的濂学学派，朱熹的理学学派（含朱子后学诸派），陆九渊的心学学派（含甬上四先生），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的湖湘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派（亦称吕学、婺学），陈亮的永康学派，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等。特别要提到，南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人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来概括他的学术成就。朱熹著述极丰，他为“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奠定了与传统“五经”并驾齐驱的经典体系，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
（三）文教发达、辩论自由
宋代文教发达。以学校教育为例，科举制度的调整完善推动了学校教学的普及，中央有官学，地方则有州县学、书院以及乡塾村校。详而言之，京师设有国子监、太学等，开设律学、算学、画学、书学、武学、医学等课程。宋仁宗以后，朝廷还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全国州县学生人数就达十五六万，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官办学校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可谓是“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
北宋庆历年间，一代名儒胡瑗来浙江湖州授徒讲学，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四方学者云集湖州，为一时之盛。对此，明《万历湖州府志》云：“东南文学之盛，实自胡瑗始。”在湖州讲学授徒期间，胡瑗首创析分“经义”“治事”二斋的“实学”教学法，是为传统中国教育史上分科教学之先河，人称“湖学”。
南宋理学家大多有很深的书院情结，他们以书院为大本营，研讨学问，创说立派，培养传人，使得“书院”和“理学”从形式到内容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的结构形态。张栻有《重修岳麓书院记》；吕祖谦创办明招书院，并讲学其中；朱熹为石鼓书院作“记”，在白鹿洞书院发布《招举人入书院状》，并有《白鹿书堂策问》。尤其是《白鹿洞书院揭示》颁行天下后，书院更有了共同的准则。这种自觉的举措，是书院制度走向成熟并最终确立的标志。书院是理学的基地，理学则为书院的精神，是南宋书院的最大特色。
宋代思想限制宽松、学术氛围自由活泼，不同的思想学说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北宋后期，王安石新学、二程理学、司马光朔学、三苏“蜀学”，四者之间已经展开了激烈辩论。进入南宋，朱熹理学同陆九渊心学展开“无极太极之辩”“鹅湖之辩”，是谓历史上著名的“朱陆之辩”。陈亮与朱熹之间展开的“王霸义利之辩”，引起了整个南宋思想界的关注和思考，促进了南宋浙学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格局的最终定型。
总之，教育普及、书院讲学，既是宋代学术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学术文化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四）通经明理、经世致用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吕思勉《理学纲要·序》指出：“理学特色在于躬行实践，非如寻常所谓哲学者，但厌好奇之心，驰玄远之想而已。”可见，两宋时期的文治武功，大多系理学家所为。宋代的儒家士大夫群体，格外强调“通经致用”，将儒家理论应用于改造客观世界以造福百姓，特别注重以夏、商、周三代为理想模式而推行政治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如，李觏研治《周礼》，不是把《周礼》作为顶礼膜拜的教条，而是通过对“礼之本”“礼之友”“礼之别名”的分析，找到解决当时（宋代中前期）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办法。
范仲淹上疏宋仁宗，请求推行“庆历改革”“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同时，首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并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箴言名句。他敢于秉公苦谏，纠补朝政阙失，时有奋不顾身之举。范仲淹忧国忧民、先忧后乐的忠臣品格，也为同时代及后世的儒家士大夫所称赞。王安石赞道：“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朱熹认为：“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纪昀则称赞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
欧阳修积极参加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一系列革新主张。被誉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把《周礼》作为推行政治改革的典据；他所领导的“熙宁变法”，根本目的在于增强对外防御能力，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苏轼一生都处在政治斗争的风暴中，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中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革主张而奋斗；苏洵、苏辙、曾巩亦积极参政议政，写下大量优秀的政论。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者使命，成为集中体现儒家通经明理、经世致用思想的箴言。南宋事功学者陈亮认为，应该注重汉唐历史的经验，以汲取适用改革南宋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教训；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推崇“义利并举”，反对脱离具体实际效果而空谈道义。这都是宋儒为实现“内圣外王”的终极理想而进行的努力奋斗。
（五）“浙学”崛起、鼎足而三
两浙是南宋思想文化活动最活跃的中心区域。金华的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号称“东南三先生”，他所创立的金华学派，亦称吕学、婺学。吕祖谦又与朱熹、张栻、范浚、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友，且“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偏滞”，遂以家学为根基，融会贯通“浙学”“闽学”，又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这是宽容、开放和多元的一种儒家典型，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家特色的金华学派。
永嘉学派盛于南宋，渊源于北宋的王开祖、林石、丁昌期等“皇祐三先生”和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蒋元中、沈躬行、戴述、赵霄、张辉等“元丰九先生”。清代学者赵一清《浙学源流考》指出：“永嘉之儒，王开祖倡道学于伊洛未出之先，林石讲《春秋》于王氏心学之际。确乎不拔，真人豪也！”周行己、许景衡等学于王安石的新学、吕大临的关学、程颢程颐的洛学，并将诸说带回浙东永嘉。南宋时期，薛季宣开创经制事功之学，继之者陈傅良，集大成者叶适，由于是永嘉籍学者发祥传播，故称“永嘉学派”。郑伯熊、郑伯英、蔡幼学、徐谊等永嘉学者，也属于永嘉学派成员。
永康学派是以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因陈亮为婺州永康人，故名“永康学派”。与以朱熹为代表的“格物穷理”之理学相对立，永康学派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朱熹评语）。陈傅良认为，陈亮之学的特质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全祖望《宋元学案·龙川学案序录》称“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故学界又称永康之学为事功之学。陈亮力图使儒家学说切于实用，“开物成务”，一时从学者众。永康学派的主要成员有喻民献、喻偘、喻南强、吴深等。
南宋浙东金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在反对片面强调身心修养而忽视改造客观世界的经世致用、重视史学研究吸取历史经验、重视制度改革、坚决恢复北伐统一中原等重大议题上形成了共识，奠定了南宋“浙学”（或“浙东学派”）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思想流派，开创了浙江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
二、历史地位
（一）理学是传统学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宋代建立的理学即新儒学传统影响了近世中国八百余年。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一文中，从中国文化演进角度出发，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又说将来学术之发展，“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邓广铭则从时间序列中来论宋代，宣称：“宋代文化的发展，既超越了居于它之前的唐代，也为居于它之后的元明两代之所不能及，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具体说来，异彩纷呈、创见迭出、派系林立、争论不休的理学家群体以儒家经典诠释为中心，通过对佛、道二教进行内在性的批评、扬弃与消化，以一种“文化自觉”的样态重建了中国人的宇宙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重构了儒家道德形上学的理论体系，进而解决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问题及超越追求与现实关怀的关系问题。
而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进程来看，正是北宋理学的兴起，使得中国传统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后元代哲学乃至明代哲学的演绎与发展，实际上都以北宋时期兴起的理学为起点与根基。以明代为例，陈献章、王阳明发展了程颢、陆九渊一系的心学传统，而有江门白沙心学、姚江阳明心学；王廷相、罗钦顺继承与发展了张载的气学，到王夫之则建立了体系最完善的气本体论哲学。尽管考据学在清代乾嘉时期勃兴，但清代的官方哲学依旧为程朱理学。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20世纪以来，以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倡导“儒家三期说”：第一期是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学铸造期，第二期是“宋明儒之彰显绝对主体时期，此则较为消极的、分解的、空灵的，其功效见于移风易俗”，第三期则是当代新儒学。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一书将宋明理学的发展区分为“三系”：“五峰、蕺山系”“象山、阳明系”“伊川、朱子系”。“三系”的形成既标志着宋明理学的历史发展，同时也反映出“三系”理学在宋明理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与理论价值。而当代新儒家学派的形成也是从宋明理学中汲取思想资源，比如牟宗三关于宋明理学“三系”论的理论旨趣在于道德哲学，从而为其“道德的形上学”提供立论基础。冯友兰“新理学”的建构也是上接程朱理学，并与西方新实在论相贯通，以构筑富有思辨性的思想体系。贺麟“新心学”是以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为根干，融合唯心论与实在论、观念论与感觉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以心理合一、心物合一、心性合一、体用合一为形态的“理想唯心论”。
（二）理学是近世东亚、东南亚文明的共同体现
宋代学者所开创的理学在影响传统中国八百余年的同时，也播及域外数百年，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有着一定的影响，进而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精神文明源泉，也可谓是前近代即近世东亚、东南亚文明的共同体现。陈来《宋明理学》一书就认为，理学不仅是中国的思想文化，也是韩国、日本、越南的思想文化，韩国、日本、越南的儒家学者都曾在理学思想上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以12世纪在中国产生的朱子学为例。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朱子学在13世纪末传入高丽朝末期的朝鲜和镰仓时期的日本，开始了走向东亚的历史进程。朱子学传入朝鲜以后，即受到朝鲜半岛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被确立为官方哲学。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16世纪之后，朝鲜朱子学者深入理气心性等问题的理论内部，展开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深度的哲学论辩，推动了朱子学的理论发展，是为“朝鲜朱子学”。
13世纪的日本镰仓时代，僧侣们仅将朱子著作用于诵习，对其中的义理之学并无过多关注。14—16世纪，日本朱子学摆脱禅学的束缚，并与日本原有的神道结合，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出现了研究朱子学的儒家学派。后来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更是把朱子学奉为“官学”。从此，朱子学在日本进入鼎盛时期。明治维新以后，许多日本思想家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继续潜心研究朱子学，以寻找实现“道德之教”的良药。1890年，日本天皇公布《教育敕语》，确立了以儒家道德思想（理学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国民道德教育方针。
朱子学甫一传入越南即受到官方重视，当时的陈朝还直接效仿中国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取士的科举制度。而在后来的黎、阮两朝，统治阶级更是大力褒扬朱子学，并把朱子学立为官方哲学。朱子学也对越南社会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保存至今的越南国史《大越史记全书》，就明显受到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史学思想的影响；朱熹的伦理道德思想更是渗透到越南人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他们日常行为的指南。
随着朱子学的不断传播，朱子学开始影响到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及马来西亚等国。华人为了把儒家思想传播给下一代，在所属国创办华文学校，把“四书”“五经”列入当地华文学校的主要课程。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具体化，赋予现代化和新加坡化的内容，将其视作一以贯之的治国之道。20世纪中叶以后，东南亚更是兴起了一股朱子学研究热（以“世界朱氏联合会”的成立为标志），他们把朱子学作为解决西方物质文明给社会带来弊病的一剂良药，认为朱子学是治心之学，并加以推崇。
朱子学在海外传播及产生影响的历史过程，有力地证明了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社会张力。而从历史视角梳理朱子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的传播和演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和先贤哲人的思想在文明交流传播视野下展现着东方智慧，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无穷魅力。
三、当代价值
“跳出南宋看南宋、跳出浙江看南宋”，了解宋代理学的思想体系，进而关照其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宋韵文化的丰富内涵，这也是推进宋韵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性研究阐释工作。我们认为，宋代理学的历史启示与时代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涵养用敬，进学致知”的道德实践
修身正己立德是中国人做人处世、为官从政的根本遵循。理学作为心性义理之学，格外重视“格物穷理”“进学致知”“涵养用敬”“存心养气”的为学路径与道德实践。王安石在《洪范传》中提出了“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的治国理政之道。意思是，君主包括士大夫要先修心治身，充实德行，而后才能理政治国平天下。
程朱的心性学说极为强调“涵养用敬”的治“心”工夫。二程说“入道莫如敬”，朱熹也说“敬者，工夫之妙，圣学之成始成终者皆由此”，进而总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理学工夫。据此，二程认为：“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大意是，当政者是否具有公心，关乎国家兴亡。这也启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从事本职工作，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宋代理学家还有劝学、进学的传统，认为勤奋好学、格物致知是一种美德。欧阳修认为，“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苏轼不仅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劝学名句，还提倡“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读书法；二程对于“进学”，也有“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的论述。宋太宗虽政事繁忙，仍不忘翻阅书卷。这种端正、勤奋的读书观，也勉励后人勤奋好学。
进学致知，行方思远。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应从“涵养用敬，进学致知”的理学工夫中汲取智慧，不仅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自觉行动、一种美德来看待，而且要把它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境界来追求，及时更新和优化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更好地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
（二）“心忧天下，担当道义”的家国情怀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道德教育和治国理政的基本准则，也是实现人生奋斗目标的最高境界。宋代理学强调通过知识储备、道德涵养以达成理想人格与成就事业的双重目标，这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民族气节和道德操守、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2016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尊崇。”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北宋“庆历新政”主持者范仲淹的经典名句。为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的时局，范仲淹给朝廷“条奏当世务”，提出了系统的政改方案。《宋史》本传评价他是“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古往今来，举凡有作为的官员都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为官就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心无百姓莫为官。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宋儒张载的名言，用现代话说，就是鼓励并要求知识分子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的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2016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引用了张载的这句经典名言，鼓励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此外，苏辙的学问以儒学为主，并关注民众的生活疾苦，在《上皇帝书》中提出了“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的论断。司马光也有“为政在顺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恶者去之”的顺民论。朱熹集孔孟儒学及两宋理学之大成，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平易近民，为政之本”“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等一系列民本理论。朱熹有恤民之心，也擅安民之法。南宋淳熙八年（1181），浙东久旱不雨，饥荒百年不遇。朱熹到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上，就拨米拨钱赈济灾民，减免缓收灾区赋税，奖赏救灾富户，并惩办救灾不力者，多措并举，救民于水火。宋儒的民本理论与实践启示我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
总之，宋代儒家士大夫群体所彰显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报国情怀，“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为民情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献身精神，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
（三）“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忧患意识
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认为，10—13世纪的宋代，其局势或可概括为“生于忧患，长于忧患”。这是说诞生于忧患背景下的宋朝，在其300余年历史中始终承受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
我们从宋代士大夫的章奏、诗文、信函中，就可以感受到宋人对于“忧患”的体味与感悟。苏轼《晁错论》开篇第一句就是：“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是说，天下的祸患，最难以解决的，莫过于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却存在着难以预料的隐患。这就启示我们，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组织，其生存和发展最主要的威胁，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与变故，而恰恰是那些不易察觉、缓慢积累起来的倦怠与松懈。
宋仁宗时期，面临内忧外患，因循苟且、得过且过之风却不断滋长。欧阳修清醒地认识到国势处于“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的危急时刻，宜采取有效措施革除社会弊端、改革朝政。他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的居安思危论。此外，欧阳修在《新唐书·褚遂良传》中也有“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告诫，这也是一种忧患意识。
（四）“崇尚事功，开物成务”的浙学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南宋浙东学派就有关注。2006年2月，他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指出：“浙江在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学派，如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这些学派和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有较高的地位，他们的思想、观点已经成为浙江的文化基因，形成了浙江特有的人文优势。”
浙江是南宋思想文化活动最活跃的中心区域。金华的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先生”。吕祖谦又与朱熹、张栻、陈傅良、叶适、陈亮为友，遂以家学为根基，融会贯通“浙学”“湘学”“闽学”，又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家特色的“金华学派”。南宋时期，永嘉籍学者薛季宣开创经制之学，继之者陈傅良，集大成者叶适，是为“永嘉学派”。永康学派是以永康籍学人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派。
崇尚事功、开物成务，是浙东学派的最大理想与政治抱负。南宋浙东学者在重视史学研究并吸取历史经验，借鉴古代的典章制度而为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寻找出路，坚决主张北伐、统一中原等重大议题上形成了共识，讲求经世致用、注重事功实学，这就奠定了南宋“浙学”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南宋事功实学就是传统儒学“实用理性”的充分彰显，是道德养成与事功实践的有机统一。朱熹所说的“多尚事功”的“浙学”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思想流派，开创了浙江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
“浙学”的本质就是“事功实学”。“实”字，也是浙江精神一以贯之之道。浙江精神表述语中的“求真务实”，习近平同志对浙江新期望中的“干在实处永无止境”，浙江党员干部“唯实惟先、善作善成”的团队文化，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均有一个“实”字。秉持浙江精神，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强大文化力量，无疑需要传承和弘扬历史上浙学家崇尚事功、建功立业的“浙学精神”。
阅读链接：
钱穆：《宋明理学概论》，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陈荣捷：《宋明理学之概念与历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印行
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陈来：《宋明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陈来、杨立华等：《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田文军、文碧芳等：《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朱人求、乐爱国主编：《百年东亚朱子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王凤贤、丁国顺：《浙东学派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王宇：《道行天地：南宋浙东学派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