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权力”：对“三权”的制衡
“第四种权力”的本质在于对前三种权力，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执法权的监督与制衡。
从权力分类来看，新闻媒体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传统的权力，它属于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加尔布雷斯在《权力解剖》一书中，把权力分为三类：应得权力、补偿权力和约定性权力。应得权力是指惩罚性的权力，通过威胁或者施加惩罚性后果，使他人服从。军队、警察可以视为这一权力的代表。补偿权力是指给予报酬的权力。它通过给予回报而使他人服从。补偿权力在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金钱报酬。跨国公司所拥有的主要权力是指补偿权力。第三种权力是指约定性权力。它通过改变他人的信念来实现，包括以劝说和教育等手段使他人服从于某个机构或个人意志。约定性权力与前两种权力相比，在现代政治经济中最为重要。它的载体包括演讲、小册子、书籍、电视、广告、媒体吹风会、杂志文章等等。加尔布雷斯说，这些工具都是“权力的现代表现形式”。今天的媒体兼有巨大的补偿权力和约定性权力。一方面，媒体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大最赢利的行业之一；另一方面，媒体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行，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和统治现代社会的重要政治工具。媒体集这两种权力于一身，成为持续影响现代社会的最深刻的复合力量，因而它是超越传统权力形式的新兴权力中心。[1]
与发轫于20世纪初叶的“进步运动”相表里，这一时期美国新闻界把“第四种权力”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是著名的“扒粪新闻运动”（Muckraking Journalism）。对此，张巨岩先生在《权力的声音》一书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叙述，下面摘录其要：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即从内战结束到1930年代的大萧条之间，是美国政治和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也是这个正在上升的民族在走向强大之前的转型与阵痛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由农业和乡村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快速转变。私有企业无序竞争，剧烈兼并，出现了权力巨大的工业巨头，如洛克菲勒的石油业，卡耐基的钢铁业，摩根和范德比尔特的金融业等。其中，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托拉斯独自控制了美国90%的石油业。剧烈的兼并使原来处于中产地位的阶层逐渐边缘化，或者沦为贫困的产业工人。加上源源不断的新移民的冲击，美国社会出现了剧烈的两极分化，贫困、黑暗和不公正的现象到处泛滥。于是出现了以伸张社会正义为核心内容的进步运动。“扒粪新闻”即为“进步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进步”成分。发动“扒粪新闻”的媒体主要是当时发行量正向全国扩张而影响力大增的杂志和一些报纸。“扒粪新闻”中的作家也使美国的民众忽然意识到，居然还有个“黑暗的美国”存在。《华盛顿邮报》的一名编辑曾形象地描述这种现象：“我们在道德上确信，如果我们再猛地拉开下一扇门，就会有一个尸体倒出来。”
“扒粪新闻”的一个著名记者艾德文·马克汉姆在1906年报道美国的童工现象时这样写道：
在希腊和罗马，主人和奴隶的孩子在同一托儿所生活。教师帮助他们健身，而不必顾及血统和财富。但我们的“基督教文明”多么不同啊！1 700 000个儿童在工作！……这是1900年的数字，而现在已经多出了数千数万。其中许多日夜工作10到14个小时，而只得到可怜的一角钱的工资。
乔治·特纳这样描写穷人移民的女儿们的境地：
就在（纽约）休士顿大街的北面，是一长排的标志。在那里，波兰和斯洛伐克的下女们在阴暗的雇佣机构中坐成直直的一排，等人领走去做仆人。这些不幸的脸色苍白的村姑的运气要比（做妓女和舞女的）加利西亚的犹太姑娘好一些。她们像挂了标签的行李一样来到这里，挤在一排简陋的寄宿屋中，晚上是七八个人，早上给中介机构跑腿的人把她们和她们的小行李箱带走，然后坐下等待主妇来挑选。
美国的政治在此时也相当腐败。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是在烟雾缭绕的密室中由党务大员确定的，所谓的“初选”基本上是作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只是在1968年民主党芝加哥大会时，由于民众通过暴乱性质的抗议，才被迫开始改革的；共和党的改革更晚。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描写的是乡村美国时期的政治图景）。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揭露权钱黑幕的“进步运动”（1895—1920）的政治社会根源。
“扒粪新闻”主要代表人物有林肯·斯蒂芬斯、戴维·菲利普斯等20多人。这些人主要是基于道德义愤或宗教原因，奋力揭露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他们认为，揭露社会的黑暗与疾病会使社会变得更加健康，并使政治得到改良。
随着调查新闻对政治社会弊端愈来愈多的攻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开始担心它们在煽动革命气氛。当戴维·菲利普斯在《世界主义者》上发表《参议院里的叛国》等激烈文章后，原来赞同调查新闻的罗斯福总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把这些报道调查新闻的记者和作家称为“扒粪者”：“这些人不向别的地方看，只向下盯着手中的粪耙；他们既不抬头向上，也不尊重别人给他们的王冠，而只是一味地在地上扒那些脏东西。”
“扒粪新闻”对美国的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彰显了“第四种权力”对社会和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与改造作用。雷吉尔在《扒粪者的时代》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扒粪新闻”的社会效果：
1900和1915年间的系列改革令人印象深刻。罪犯服役制和以劳偿债的制度在一些州被废除，监狱改革得到执行。1906年通过了一项有关洁净食物的联邦法。很多州采用了《童工法》；1906年通过了雇主责任的联邦法案；1908年通过了第二个，并在1910年得到修改。森林资源得到了保护：《新土地法案》使得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开垦成为可能；随即通过了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一些州通过了妇女8小时工作制；跑马场赌博被禁止；1908到1913年间，20个州通过了《母亲退休金法案》；在1915年，25个州已经有了《工人赔偿法》；宪法中增加了一项收入税的修正案；“标准石油”和烟草公司被分割；尼亚加拉大瀑布也没有落入贪婪的大公司手中；阿拉斯加被从古根海姆和其他资本家手中救了下来。
也许导致这些社会革新的原因很多，但新闻媒体的“扒粪运动”无疑起了关键作用。“进步运动”和“扒粪新闻”对美国政治社会制度的健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对于揭露社会的不公正，促进立法与政府机构的改革，以及监督大公司的违规行为等方面，都功不可没。[2]权力的本质在于“在A能使B做B本不愿做的事情这个范围内，A对B拥有权力”、“权力意味着做事情、控制他者、让他者做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从这一点看，新闻媒体无疑很好地发挥了“第四种权力”的作用，使得行政权力做了自己本不愿意做的事情，促进了社会进步。
中国学者辰光所著《第四种权力——一个记者的暗访生涯》（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版）一书的封底印着这样四行字——第一种权力：立法权；第二种权力：司法权；第三种权力：行政权；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看来，这本书的基本思路也是把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视为一种制衡前三种权力的权力。该书内容简介如下：
《中国法制观察周报》记者江天养从事多年深度报道，他的名字和一系列惊天大案联系在一起。LX省JY县发生一起矿难，当地媒体一片沉默，江天养单枪匹马潜进矿区，揭开矿主刻意隐瞒事故，强行封闭井盖致死几十名矿工的真相。H市看守所，服刑人员张某猝死所内，家属求告无门。江天养不畏艰难，找到确凿证据，披露看守所干警疏于职守，牢头狱霸虐待犯人的人间惨剧，替死者讨回公道。境外黑手党开设赌场聚赌，国内富商、官员组团前往。江天养暗访途中面临人生最大危机，他凭借过人胆识脱离虎口，冒死将证据传回国内，引发高层震怒，百名干部相继落马。ZH市某药厂违规生产，致使药品污染，191名患者用药后濒死。江天养奔波数月，终于寻得证据，让患者家庭顺利索赔，卫生部中国范围内封杀此批次药品，挽回数万患者生命。江天养其情其行，拷问药品行业良心。暗访记者的精彩人生，报刊上没有的内幕秘闻，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实，最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一一为你展示。[3]
《大国寡民》的作者卢跃刚在对《第四种权力——一个记者的暗访生涯》一书的书评“权力的形态及其他”中说：“按照西方国家学者的解读，他们把属于一个国家的体制划分为三种权力互相制衡。……当然，再健全的制度也不能保证体制内每一个人都循规蹈矩。有了权力，就会有人开始琢磨权力的寻租，也就是如何利用自己手上的权力为自己谋求利益，而这一目的达成的时候，他们又会开始考虑如何让利益最大化！所以，人们就会经常见到那些手里只有火柴头大的权力，却挥舞得和丈八蛇矛一样的当权者，更有甚者，他们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贪污受贿、权钱交易、肆意腐败。而他们遭遇到国家机构的调查、处罚和审判时，一定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逃避对自己的惩罚，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避免的现象。所以，在我看来，《第四种权力——一个记者的暗访生涯》一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鲜明地提出了对这样一个艰难命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利用独立于国家统治阶层之外，制约着社会发展平衡的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利用媒体的开放性，利用广大社会群体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利用这样一个公正、透明、公开的方式让一切阴暗大白于天下，从而遏制丑行的滋生和捕捉到国家政策、法规和行政制度上的漏洞，加以解决。我认为，这是比小说内容更需要读者关注的东西。”[4]由此可见，所谓“第四种权力”的本质在于对前三种权力，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执法权的监督和制衡。
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第四种权力”云云，只是一种比喻，以形容新闻媒体的社会权力，并非真的认为新闻媒体是行政权力的一部分。如果非要较真的话，那么，新闻媒体显然不是行政权力的一部分。据张巨岩先生介绍，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教授莫瑞尔就坚持，把新闻媒体称为“第四种权力”是一种神话。莫瑞尔教授的《自由的必要：新闻自治的哲学》一书认为把媒体视为第四种权力是美国自由主义者的三大神话之一（另两个神话分别是“人民有知情权”和“人民有接触媒体的权利”）。莫瑞尔说：
第三个神话在美国有很多信众。这一神话相信，媒体是某种美国政府非正式、但非常真实的一部分。与此相关的类似概念认为，媒体是“看门狗”，是一个对政府滥权的“制衡”及政府的对手。记者们尤其喜欢把自己和自己的职业包装在这些闪闪发光的笼统辞藻中。
他还说：
传播这类神话的书籍和文章比比皆是。新闻学院、报社、电台和种种新闻团体如此不遗余力和神乎其神地散布这种观点，以致不明白美国历史的人初到美国，会以为新闻记者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担负着某种特殊的公共职能。这一神话的最初来源似乎是爱德蒙德·柏克或者托马斯·麦考利把英国议会中的记者戏称为“第四阶级”。而英国人无意间的指称穿过大西洋抵达美国后，“阶级”却变成“政府分支”了。
莫瑞尔教授指出：
和“媒体是政府第四分支”这一总的假设相关的是媒体是政府“制衡”的信条。这当然会把媒体置于政府之外，把媒体置于一个监视和批评政府的位置。但难道这和其含义为媒体是政府一部分的“媒体是政府第四权力”的概念相矛盾吗？媒体当然不可能既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又是它的“制衡”。真实的情形是，媒体并非政府的一部分。它只是私人企业而已。在1973年“水门事件”丑闻和“国防部文件”泄密等事件中，一些媒体确实对政府进行了制衡，但全部媒体都是“政府的第四分支”却不过是个动听的神话而已。[5]
张巨岩先生认为，莫瑞尔是美国最德高望重的媒体学者之一。他的许多研究和观点已经成了美国甚至国际媒体研究的经典之作。莫瑞尔在这里对媒体和政治权力关系中的“第四种权力”概念的澄清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他对美国媒体首先是私人企业这一性质的再次确认，可以说是我们准确理解美国媒体与政治的最佳出发点。[6]
[1] 张巨岩.权力的声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264～265.
[2] 张巨岩.权力的声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212～215.
[3] 《第四种权力——一个记者的暗访生涯》内容简介.当当网，http：//product.dangdang.com，2012-06-28.
[4] 卢跃刚.权力的形态及其他.当当网，http：//product.dangdang.com，2012-06-28.
[5] ［美］莫瑞尔.自由的必要：新闻自治的哲学.纽约：哈斯汀出版社，1974.115～117.
[6] 张巨岩.权力的声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