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之所以命名为 《跨越空间的对话》，是因为两位20世纪文学史上风头劲健的女主角：西蒙娜·德·波伏娃 （以下简称波伏娃） 和张爱玲，不同国度的两位名人，从未谋面，从未相识，却在本书中跨过空间遥界相望。
波伏娃是法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与众不同的女作家，她一方面是著名的文学家，一方面又承担起女权运动的重任，《女宾》、《他人的血》、《波伏娃回忆录》、《名士风流》 等诸多优秀作品让她跻身文坛、殊荣闪耀，论著 《第二性》 则使她蜚声女权运动领域。与波伏娃几乎同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家张爱玲则以其特有的目光聚焦于 “爱情、婚姻、家庭和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 “旧式主题” 的女性世界。从创作实践看，波伏娃坚持用文学形式表现女性的自我意识与生存环境的激烈冲突，把哲学与文学创作融为一体，显示了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张爱玲则将 “私人空间” 作为文学追求的宗旨。张爱玲认为：“一般所说 ‘时代的纪念碑’ 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1]学界对波伏娃的研究始终以其对女性价值和女性意识的毕生追求为支点，其崇尚自由、尊重女性和追求平等话语权成为学界阐释的核心要素；而对张爱玲文学的剖析则往往将其作品中的女性生态圈作为 “海派小资” 的典范，或者对其 “不关国事” 的写作主题大加批判，谭璧君先生就认为张爱玲 “重人情大于世情”。
本书之所以选择波伏娃和张爱玲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因为她们是中西方女性书写的代表，更因为她们虽风格迥异但文化背景、阐发视角、文学表现手段、叙事话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也是在社会多元化状态下，文学发展所必须经历的更迭覆新的过程。只有批判性地吸收他国或他族文学，并将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学推向世界，才能便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之间通过文学的途径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借鉴。国内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女士说：“必须有不同文化的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构成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人类才有发展前途。”[2]只有通过文学比较，才能在寻找共性和差异的同时发现新的文学增长点。因此本书既有理论的基础，也具备实践的可能。本书在研究波伏娃和张爱玲文学世界中的女性特质与生存状况的基础上，系统整合波伏娃和张爱玲文学的女性意识实质。这首先涉及有关女性文学的话题，女性作为社会性别群体之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出的文学，不但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也是整个人类艺术思想的补缀，而且越深入了解，就越能发现女性所创作的文学具有与男性不同的气质风范。其主题与风格、出发点、视野、深度以及创作兴奋点，都区别于男性。其次，女性意识作为本书阐释的基础，是指女性对自身行为，尤其是女人价值的体验和醒悟。从狭义角度来说，女性意识是关于女性个体的所有美好品格、质朴天性以及适应社会进程的能力和在社会演进中的回归与异化等的思维状态。对女性意识的阐释是所有女性文学不约而同的归宿，因此，女性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承载、负重并承担传播女性意识的义务。中西方女性文学因其文化背景、社会价值及写作旨归不同而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其差异性也导致了各自的女性意识内涵及外延的迥异。因此，探讨波伏娃和张爱玲文学女性意识的目的在于，发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对自身存在意义的阐释，关注并反映女性的角色困境，揭示社会制度、环境因素对女性命运的影响，旨在了解女性文学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主张、理由、责难及辩护。通过对比波伏娃和张爱玲，我们发现，同为女性，她们都具有强烈的关心女性的文学特征。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及成长环境的不同，波伏娃作为一名具有文学特质的思想家，她积极参与当时的女性文化运动，她希望用文学在众语喧哗的文学叙事中凸显自己对女性的关心与关注，而张爱玲作为一名纯粹的文学家，用文学的细腻解剖人性中的微观世界，将人性的 “恶” 毫无顾忌地展现给读者，启发读者发现挣扎在生活死角的女性，看到女性在凌乱中的不堪。本书借波伏娃与张爱玲的比较，揭开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各自的成长轨迹，但在这些成长轨迹中却也存在相似的价值取向；同时，本书借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揭示异质文化背景下女性文学的 “女性意识”、“性别立场”、“性别理解”，并且把女性文学的现实世界与女性文学的可能世界在跨文化认同的目标下统一起来，借此建立一种超越地域、跨出藩篱的共同精神归属；本书借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也启发学界发现并关注当下中国女性文学的迷失与困惑，以西方女性文学的开阔意识，拓展中国女性文学的眼界，以西方女性意识的政治强劲姿态，弥补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阴柔造作，从而在比较和借鉴的基础上，增加中国女性文学文化与世界文学共轨的原动力，更为中国女性的生存价值提供多元文化参照，这是本书阐释的重点。
简言之，本书试图以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文学为蓝本，既提炼出波伏娃超越一般学界意义上的女性意识，也归纳出对张爱玲的超越 “苍凉” 释义上的女性文化生态，从比较的视角借鉴和批判性吸收二者的女性意识之合理部分，观照部分女性文学基于物质崇拜症而导致的精神空洞化境遇，集中阐释异质文化对当代女性的价值和启示。因此，如何在中西方的大背景下理解各自不同的文学主张，如何通过比较和融合的思路开启中西方女性意识研究的新途径，如何为中国女性文学文化的发展提出合理建议，是本书最终的研究目标。本书尝试采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演绎和归纳等研究方法，挖掘中西方语境下女性意识发展的脉络、差异及共通之处。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本书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研究波伏娃文学生成的社会背景，研究波伏娃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世界，研究波伏娃文学所折射出的普世价值及其历史局限性，梳理其女性意识的核心要素与观点。第二，研究张爱玲文学中的女性及其存在价值，研究张爱玲文学生成的社会背景，研究张爱玲在作品中所描画出的女性世界，并借以揭示女性的生存危机与存在价值，为分析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提供论述基础。第三，比较波伏娃与张爱玲文学之女性意识的差异与共通价值，虽然波伏娃与张爱玲身处不同的文化环境，其文学表现手法也各有不同，但二者关爱女性、展现女性困境、寻求女性自由的指向及二者文学中女性意识的价值具有相通之处，这是本书的最终旨归。
但就比较文学而言，将波伏娃和张爱玲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注定是一项艰巨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将两位创作风格迥异的作家放在一起比较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由于世界文学活动中从未留下两人有实质性文学互动的史料，这给二者的比较造成了客观上的困难。同时，普遍持有的 “波伏娃是女权主义者，张爱玲是作家” 的观点，也让作者对面临的比较研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是，本着 “相同的时代，共同的女性书写身份，面临的世纪女性话题，历史给予了两位女性对同胞关注的普遍视野等” 原则，作者小心谨慎地爬梳条缕，坚持不懈地追问其中的普遍共性，这既是作者在比较文学领域的大胆探险，也是让不拘一格地透视中西方女性文学、探索双方各自成长规律的文学批评行动成为研究女性文学的经验借鉴。所以，本书秉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之理念，更会对中国当下的女性价值及女性发展作出恰当的判断！
本书获得教育部2011 年度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波伏瓦与张爱玲之比较研究——基于女性观的视角” 基金资助。
由于受到研究视角、资料的限制，本书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衷心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张向荣
2013年5月18日
[1]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2] 乐黛云：《多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 2003 年第1 期，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