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方社区教育理念对我们民族的第二次浸润

2010年9月15日《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刊登《冰点特稿：石门坎往昔》（记者 雷宇），文章介绍了位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最西部山区的小村石门坎，20世纪初，在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柏格理毕其一生的教育感化下发生的巨大变化。

半个多世纪以前，这个位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最西部山区的小村，从穷困落后的状态，一跃变成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自从1905年传教士柏格理将现代教育带入这个村庄开始，这里曾经结出一枚中国早期现代教育的最优秀的硕果。

在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到来之前，石门坎和周围所有的苗族村落一样，不仅贫穷，文化也十分落后。当时，附近苗寨里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数到两位数。几个寨子里才能找出一两个懂汉语的老人，这些老人很受欢迎，因为所有人上街赶场都要找他们去当翻译。

1905年，这个瘦高的英国男人开始在石门坎兴建学校，并于第二年招生，开启了让当地人耳目一新的教育。在当地人嘴里，柏格理建学校的故事至今还被讲得绘声绘色。传说，他向当地的彝族首领要一块地办学，说只需要“一张牛皮”大小就可以。首领以为微不足道，答应把这块地送给他，这位牧师于是将一张牛皮割成细条，用这些细条围起一块足有80多亩的土地。

这所最初只有一个“初小班”的学校逐步发展扩大。到1912年，学校已经发展成一个完善的小学，设有高级、初级班以及男女两部，并取名为“光华小学”。柏格理还在学校后面建造了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这些对当地人来说完全陌生的新鲜事物。

来到石门坎之后，柏格理脱下洋服，换上一身苗族打扮——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族人一同吃住。苗族人说，他为人和蔼，十分尊重苗族人，路上不管遇到谁，总是先让道，口里说声“得罪”。

除了办学校，柏格理还着手整理苗族文字。当时，苗族并没有文字，人们靠着古代歌谣传承历史故事。柏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潜心研究，经过几次失败，终于为苗族创立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文字分“小字母”和“大字母”，用小字母表示声调，里头包含常见的拉丁字母以及自创的几何图形。这套文字在许多村寨至今沿用。

柏格理还把自己热爱的足球运动带到了石门坎，这让石门坎人的足球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近闻名。

当光华小学第一批苗族学生小学毕业时，柏格理决定选送其中的优秀学生到大城市深造。1913年，石门坎破天荒地派一批小“留学生”到成都学习。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了石门坎，并成为当地第一代苗族教师。此后，这个传统延续下来。一批又一批孩子从这个过去没有现代教育的地方去到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光华小学成为一座同时拥有小学和中学的现代学校。20世纪的上半叶，这里的毕业生，有很多考取过硕士、博士，其中有十多人曾担任省部级的高官。

不过，柏格理本人并未亲眼看到这些。1915年9月，光华小学流行斑疹伤寒，这名51岁的英国校长因护理患伤寒症的学生而染病去世。

但是，柏格理的精神薪火相传，在这里创造了多个“第一”。这里兴建了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双语教学学校，开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修起了贵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球场。这里有过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和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这里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

当时，要从国外寄信到石门坎，只需要在信封上写下“中国石门坎”的地址，邮差就能把信件准确地送到这里。柏格理开启的现代教育，让石门坎变成学者笔下的“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区”和“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当年石门坎留下的很多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柏格理为石门坎带来了西式的现代文化教育，尽管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这个贫穷小村里仍然有英语很好的老人。几年前，几个英国人来到石门坎，遇到了当年光华小学的毕业生，他们用英语对话，交流非常顺畅，一旁的翻译根本不需要开口。

完全按照现代标准设置的运动会，成为当时石门坎最引人瞩目之处。无论是柏格理还是他的继任者，都在发展教育、文化的同时，把体育放在很高的位置。学校除了开设文化课程，还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舞蹈、歌舞等多项活动。而每年端午节举行的“全民运动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石门坎的地域范围。1932年，石门坎的运动会已经开到第21届，贵州、云南、湖南、四川等地的100多支运动队前来参加，连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威宁县县长雷新民也亲临现场。有人略作考察，比赛内容包括学生团体操、田径、跳远、跳高、撑竿跳高、三级跳远、掷铁饼、标枪、足球，高年级的国术十三路弹腿、拳术等。到1934年，第23届石门坎运动会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足有两万多人。这样的辉煌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贵州省毕节地区参加国家和省足球比赛的队伍有一半以上的队员出自石门坎。而在1959的国家足球队里，石门坎人也不在少数。

光华小学第三任校长朱焕章1935年从华西大学毕业。毕业典礼上，前来观礼的蒋介石认为朱焕章代表毕业生的发言“语言通俗，道理深奥”，希望他留在重庆绥靖公署工作，却被朱拒绝。回到家的朱焕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宋美龄送的良种鸡在当地繁衍，建成了“朱校长的养鸡场”。

在朱焕章之前，有一批毕业生还在当地建起麻风病院，开了中国西南部人道对待传染病患者之先河。直到今天，仍有患者住在那里。经过几年努力，到20世纪40年代，石门坎已经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社区。在这个山村中，有医院、游泳池、麻风病院、孤儿院，人们开辟了果园，建起了手工业和农业实业推广部，甚至有邮政代办所。

从石门坎送出第一批小学毕业生开始，返乡教学几乎成为所有石门坎学生的选择。他们往往外出攻读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然后回到母校教书。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文化大革命”前，光华小学的历任校长都是该校毕业生，而且都有本科以上学历。在这样的表率下，众多学子义无反顾地返回石门坎，再源源不断地把学生输送到石门坎以外的苗族地区，使贫穷的石门坎成为苗族的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和人才中心。

一名社会学家评价“石门坎现象”时说，这个“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模式，与今天在西部比比皆是的人才困境形成了巨大反差。一方面，西部乡村教育仍然在苦苦挣扎；另一方面，人往高处走在信奉市场经济的今天成为流行的行为规则，于是一些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迅速地忘却那些挣扎着的乡亲，忘却自己的根。而石门坎却是人才前赴后继、教育薪火相传。

在当时的中国，柏格理并不是一位绝无仅有的人物。例如，位于广西南部的大海之中的涠洲岛，它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成为现在广西著名的旅游景点，同样也要感谢西方传教士薪火相传的社区教育行为。

据当地教堂的碑记，广西涠洲客家人原籍广东，大约在1850年间，因为与外族械斗事败，陷入走投无路境地，恰蒙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唐神父救助接济。涠洲客家人深受其爱德精神感动，慕道者越来越多。痛心于他们居无定所之苦，唐神父向清廷申请特许教民前往海中的一个荒岛居住，这就是今天的涠洲岛。

1853年，范神父接任，大兴土木，经过十年努力，一座哥特式教堂于1863年落成。涠洲教会原属广东广州教区管辖，1920年先后在此开办男女修院、孤儿院等。后由于交通不便，相继迁移至北海镇（今之广西北海市）。原任本堂神父共约10位。1938年日寇入侵，教堂成为居民避难所。日寇残杀无辜，两位神父亦遭杀害。抗战胜利后，神父骨骸移葬横岭。1946年由一古姓神父重整教务，恢复宗教活动，开办小学、建设卫生院。只是好景不长，解放后众神父被关押劳改，教务、教育活动也一度中止。

1978年12月后，政府拨款维修教堂。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女士曾经亲临教堂参观，捐助人民币一万元，购置跪凳、台椅，铺砌地板，宗教活动重新恢复，后来成为涠洲岛重要旅游景点。

囿于篇幅，我们在考察18—19世纪西方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二次浸润进程时，只列举柏格理神父、涠洲岛教堂的神父作为难以计数的西方传教士的代表，借以缅怀他们在我们民族还缺乏现代科学理念引导的百年岁月里，以“教堂—教区—社区”为教育中心，扎根基层，面向中国底层民众，坚持为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而奉献毕生精力的感人事迹，作为后人，在作历史回顾时是不应当忘却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