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社区教育理念对我们民族的第一次浸润

当我们快速浏览了我们民族与欧洲的社区教育发展进程后，不难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远古的氏族公社以说唱为形式的全民教育、城邦国家以戏剧演出为形式的国民教育，还是后来以沙龙为形式的骑士精神教育，它们都定位明确，且满足于在本地域实施，无意向外部世界扩展。

但是，当教会开始以教区为单位、以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为目的、以教化启蒙为己任介入社区教育以后，西方的社区教育就出现了借助教会的力量向外部世界传播的趋向。于是，古代中国的传统社区教育也就有了与海外传入的社区教育逐步交相融合的机会。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前，西方社区教育对我们民族的传统社区教育在理念与实务两个层面上，曾经有过两次大的阶段性的浸润。

西方教会进入中国，在形式上保持了以“教堂—教区—社区”为中心的地域推展特点。由于其先驱人物同时拥有先进的科学理念与科学知识，这就使得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向社会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

囿于篇幅，这里以明朝万历年间进入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以及之后进入中国的汤若望、南怀仁为例，将16世纪到17世纪西方文化对中国“社区—社会”的影响略作介绍：

利玛窦（1552—1610）于1583年来到中国，他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了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对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传教为目的的利玛窦初到中国的时候，因为担心被驱逐，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目的，只是表示出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他和同伴们一起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赢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带来的地图、星盘和三棱镜，以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来传授科学知识以吸引更多的中国人。

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在南昌成功预测了一次日食，这使得他在当地名声大振，为他的讲学活动以及进一步接触上层社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1596年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利玛窦随即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皇帝，以获得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

经过长达数年的努力，利玛窦带着礼物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他进呈了自鸣钟、《圣经》、《坤舆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礼物，获得了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利玛窦成功在北京觐见皇帝，并且在士大夫中赢得良好声誉，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启了便利之门，而且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他们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赢得中国人的好感。

1610年5月11日，57岁的利玛窦在北京去世。明神宗同意了耶稣会士的请求，允许将他葬在北京西郊名为“滕公栅栏”的墓地，利玛窦成为第一个被中国皇帝赐地埋葬的欧洲人。[4]

汤若望，原名亚当·沙尔，德国科隆的日耳曼人。他于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在中国生活了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最终安葬于北京利玛窦墓旁。汤若望于雍正朝被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他沿用了利玛窦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汤若望在天历等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以及撰写的一系列注重实践的著述，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他的功绩不可磨灭。

汤若望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当年（1623）10月8日出现的月食。后来他又准确地预测了第二年（1624）9月的月食。他还用罗马计算月食的方法，计算了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后来，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他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首次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到中国。在之后的历法改革中他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644年清军进入北京，明亡。汤若望因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他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顺治元年 （1644） 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并准确预测了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从顺治二年 （1645） 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 （就是 《崇祯历书》 的删节版） 被清廷定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后来，汤若望将利玛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 （南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并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1661年，顺治皇帝病逝，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登基，大权旁落鳌拜等人之手。汤若望立即遭到旧臣的诬告，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被捕，险被处死，后被太皇太后（顺治母亲）保下，但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两个月后病逝。[5]

南怀仁，字敦伯，又字勋卿，1623年10月9日生，1641年9月29日入耶稣会，1658年来华，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1688年1月28日南怀仁在北京逝世，享年66岁。

1669年4月1日，南怀仁被授以钦天监监副。4月9日礼部再奉旨，“历法天文，概第南怀仁料理”。同年，南怀仁撰《历法不得已辨》，逐条驳斥杨光先、吴明炫在历法推算方面的错误。针对中国传统的观象占候、堪舆占卜等观念，这一年他还撰著了《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择辨》来反驳论辩。

南怀仁供职钦天监后做的一件大事是改造观象台，制作适用于西洋新法的天文仪器。该项工程于康熙八年（1669）八月着手，经过四年多的努力，于康熙十二年（1673）用铜铸成六件大型天文仪器，安装在北京观象台上，它们是：测定天体黄道坐标的黄道经纬仪、测定天体赤道坐标的赤道经纬仪、测定天体地平坐标的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又名象限仪）、测定两个天体间角距离的纪限仪和表演天象的天体仪，这些仪器取代了深仪和简仪等传统仪器。南怀仁设计监制的仪器，典雅精美，不仅是观测天象的仪器，而且也是瑰丽的艺术品。它们作为中西科学交流的历史见证，至今仍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

南怀仁最著名的西文著作是《欧洲天文学》（Astronomia European）。此书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在中国介绍的西方所有科技知识。

南怀仁在著作中多处引用《几何原本》中的命题，将几何学的许多知识介绍到中国。在《仪象学》中，有多幅图表示了几何作图的知识。在介绍几何作图的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当时使用的作图和测量工具。南怀仁在《仪象志》和《穷理学》两部著作中，介绍了力学的基础知识，包括重力、重量、重心、比重、浮力、材料强度、单摆、自由落体运动等知识，同时还介绍了光的折射和色散方面的知识。

南怀仁在《新制灵台仪象志》中，介绍了机械方面的许多知识。他的另一部未刊刻的著作《穷理学》也包含了关于简单机械的相当丰富的知识。《穷理学》于康熙二十二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1683年10月16日）进呈，共60卷，是南怀仁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此书依据“格物穷理”的概念，综合以往所成、汇通中西著作编撰而成，是当时传入西学之集大成者，此书现仅存十数卷残抄本。在《穷理学》的第七卷“轻重之理推”（共131节）中，有82节是关于简单机械的知识，详细叙述了天平、等子、杠杆、滑车、圆轮和藤线等六种简单机械的性质、原理、计算和应用。[6]

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第一代传教士群体，进入中国的主要任务和主要活动是传教，但是，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向中国社会多层次、多方位地灌输现代科学知识与科学理念。所以我们在进行历史回顾时，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他们在科普方面为我们民族作出的贡献。应当注意的是，以这三人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传教士，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有的人甚至为了坚持科学实践、反对迷信妄说而身陷囹圄，饱受牢狱之灾。

他们这种持之以恒的弘扬科学知识的行为，是以“教堂—教区—社区”为中心展开的，这就使得他们的传教行为同时也成为向中国国民弘扬科学知识、普及科学教育的社会教育行为，把他们的成就归之于西方社区教育理念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浸润，并非虚妄浮夸之辞。

进一步思考，因为我们民族的原发社区教育在纲常伦理教化上功勋卓著，而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理念的社会养成方面相对薄弱，以致几百年后“义和团运动”爆发时，还有大批的中国民众相信“画符弄鬼可以保护自己刀枪不入”，直到“五四运动”开始，我们民族才发出对“德赛二先生（民主与科学）”的呼唤。这样看来，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们这种一代一代持之以恒的“科普”行为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