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社区教育的发端

如果说，以中华民族的文明教化进程为例，可以证明社区教育是一种历史最为悠久的、面向小地域内全体居民的教育，那么，转向外部世界，比如西方世界，能不能找到同样的例证呢？

翻开西方历史，一直上溯到古希腊，直到只有模糊记载的远古历史，也能找到具有高度自觉性的社区教育的例证。

在古希腊的教育文化发展史上，最能凸显社区教育特点的，莫过于以《荷马史诗》为标志的文化现象。荷马是公元前八九世纪之间的一位盲眼说唱诗人。他有两部口头传唱的作品，一部叫《伊利昂纪》，一部叫《奥德修纪》。这两部作品尽管可能是人们代代口头相传、逐步加工的产物，但是最后都划归到荷马名下，被统称为《荷马史诗》。这两部作品讲述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保存了远古文化真实、自然的特色，同时体现了远古人类对于天、地、人间的看法以及当时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2 000多年来，西方人一直认为，《荷马史诗》是古代最伟大的史诗，马克思曾夸赞《荷马史诗》具有“永久的魅力”，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正因为《荷马史诗》无论在历史、地理，还是在民俗风情、价值观取向等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加之其独特的艺术技巧，它被以荷马为代表的说唱艺人走南闯北地在民间演绎传唱，而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社区教育借助民间说唱的形式在基层社区推展的过程。

同样地，当历史逐步地走向近代社会，欧洲开始出现城邦国家时，我们看到，社区教育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蓬勃发展。这一形式就是以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的戏剧为代表的城邦国家的戏剧节庆活动。

埃斯库罗斯笔下的盗火神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的发展，冒着得罪天神宙斯的风险，为人类盗来火种，自己却被宙斯绑在高加索山上，饱受每天被恶鹰啄光内脏（夜里再重新长成）的折磨。而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不幸一出生就活在“杀父娶母”这一预言的阴影里，但他一直与既定的命运进行勇敢的抗争。不幸的后果发生后，他又勇敢地承担后果。欧里庇德斯则开始将戏剧表演从天神之间的冲突、人与命运的冲突转向人与社会不公的现实冲突，他的作品《美狄亚》中的美狄亚以蛮族女性的社会弱势地位，通过杀死自己孩子让丈夫绝后的报复手段，勇敢地反抗男子的霸权地位……这些悲剧以极其强烈的戏剧感染力向观众宣传着一种国民精神、国民意识，在国家刚开始形成的阶段，其对国民精神文化养成的积极推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悲剧家活跃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当时，希腊的奴隶主民主制开始形成。在这个体制内部，奴隶是不算人的，当然也就不能拥有人的权益。但是，非奴隶的自由民则无论贫富一律地位平等。当时的戏剧节庆活动面向全体自由民，戏剧成为教育自由民、宣传民主思想、巩固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政府大力鼓励写戏和看戏，而且每年都举行戏剧比赛，为了保证全体自由民都到剧场来看戏——接受教育，政府还向看戏的人发放观剧津贴。

古希腊城邦国家时期大力推广的戏剧节庆活动，实际上也是当时一种非常重要的社区教育形式，而且，和《荷马史诗》相比，戏剧节庆活动规模更大，推展更为自觉，其教育的功能也就更为凸显。

至于欧洲的中世纪，历来被研究者们认定为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因为在中世纪，教会一统天下，连封建君主登上王位都要经历“君权神授”的程序。至于民间百姓，更是只能顺从教会的“上帝创造世界”教旨，不得反思质疑。因而，从表面上看，与教会的愚民教育相伴的是社区教育的被压抑，面对全社会进行的社区教育似乎已经中断了。

然而，事实往往会同时展现出另外一面：欧洲中世纪的教会在当时其实也是文化启蒙、文化教育的中心。以哥白尼、布鲁诺等自然科学家，薄伽丘、拉伯雷等文学家，还有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画家为例，他们无不大大得益于教会文化的浸润，尤其是文学家、画家群体，他们善于从宗教故事、宗教戏剧等教会文化中吸取养分，其传世作品很多都与教会文化有关。

而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欧洲社区教育活动的开展，实际上也与教会以教区为单位独立进行教育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教会通过教区活动对本地域居民进行精神文化熏陶，也就成了社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甚至还可以在《圣经》中读到上帝非常重视社区教育的实录文字。

例如，《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中写到，上帝对以色列人实施管理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摩西向百姓传达了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的“十诫”以及有关的典章、戒规。这些文字内容被写在两块石板上，详细内容则由摩西口头宣讲，随后听讲人再分头去向下一层级人群宣讲。这种教育形式如果按照现代教育的理念来鉴定，是不是应当属于社区教育？

继续读《圣经》，我们还可以发现，随着人口的增加，社区教育的规模越来越大。《旧约·尼希米记》第八章中写道：“以色列人……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不难想象，这一大型社区教育的场面就是在当今的文明社会里也应当是很壮观的，更不用说在那文化荒芜的远古社会了，这怎么能不令人惊叹呢！

更应注意的是，欧洲中世纪尽管是教会占据了精神文化教育的统治地位，但是教会并没有垄断社区教育。在中世纪的欧洲已经出现社会阶层的分化，而伴随着社会的阶层分化，社区教育的内容也开始出现适应性分化。

欧洲封建制度确立以后，出现了直接表现世俗统治阶级思想的文化现象：骑士文化。所谓骑士，是当时的大封建主拥有的私人武装力量，骑士替大封建主打仗，得到赏赐转而成为小封建主，由此逐步形成一个骑士阶层。这个阶层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又催生以同类身份的人群聚会为活动形式、以女主人为崇拜对象的“骑士沙龙文化”，这就相当于对外界封闭的小社区。简洁地说，骑士追求“忠君、护教、行侠”的道德信条，他们将爱慕对象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从行动到精神都无条件地绝对忠实于她。于是，行侠冒险和追求爱情就构成了骑士文化的两大核心内容，而这两大核心内容后来又发展成为西方民族精神文化养成的重要构成部分。由于骑士阶层属于下层统治者，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不同于上层封建主和教会人士，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使他们得以广泛地接触社会，其言行理念、价值标准也就很自然地向社会扩散，逐步融入民族精神文化体系，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例如，西方的“女士优先”等一系列文明理念，可以在骑士文化中的“女性崇拜”那里找到源头。

11世纪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化，欧洲各国出现了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市，这就形成了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文化中心，由此又产生了为满足市民阶层的精神需求的社区世俗文化教育。

市民文化教育顺应市民精神文化需求而生，多为民间创作。与教会文学不同，市民文学立足于本阶层的社会地位，为满足本阶层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发展成长。市民文化常用幽默诙谐的笔调，临摹世态人情，用讽刺、寓意的手法鞭挞封建领主和宗教迷信，讽刺贵族的专横和教士的贪婪，歌颂市民阶层的聪明才智，借此树立市民阶层在精神文化层面的角色地位与自信心。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世纪的欧洲在西方教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从那时起，社区教育开始从城邦国家的全民（自由民或公民）教育转为分别面向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进行的同类人群的群体性教育。

当历史跨越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进入工业革命时期以后，随着社会阶层的新的变化，社区教育也出现了新的发展特点。

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美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大量地集中在城市社区中，一种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社区教育也就应运而生。

由于英国当时位居全球工业发展水平的最前列，而19世纪的伦敦东区的社区状况之糟糕也是举世瞩目的（1845年，年方24岁的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其中以调查报告的实录形式展现了困居在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群体——也就是当前在我们国内被统称为“外来失地农民”群体的极为恶劣的生存现状，这里囿于篇幅，暂不赘述），很自然地，一种为满足新的社会群体需求的教育服务由此诞生。

188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伦敦东区传教士巴涅特为纪念年轻的亡友——牛津大学经济系讲师汤因比——服务于贫民、工人的崇高精神，在自己所属的教区建立了第一所社区睦邻中心，并定名为汤因比馆。随后，类似的社区服务机构在英国各地相继成立。

此后，美国的一些社会工作者在参观了汤因比馆等社区睦邻中心以后，于1886年回国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社区中心。由此开始，社区中心的发展极为迅速，社会影响迅速扩大，至今其影响面已经扩展至全球。[3]

正是巴涅特及其创建的汤因比馆最终推动着社区教育、社区学习走上了一条独立于教会教育、教会学习的发展之路，之后再经由美国社会工作者的大力推展，时至今日，社区中心终于发展成为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且形式多样的为社区学习服务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