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欣闻邹赞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的《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一书出版在即。已知那将是一本厚重的书，是文化研究领域亦不多见的一本缜密、翔实的理论专著。

文如其人。邹赞为人自律甚严，不苟言笑，却毫不迂钝；他做事、治学练达、细致，判断力准确，行动力极强。曾与之玩笑：人如邹赞，原本应跻身主流学科，师从“名门正派”，而不应是从事“拒绝绑在学科战车上”的文化研究，或追随我辈这类“山野游击队员”。邹赞闻听，也只是淡然而笑，不事分说。我有所未料的是，邹赞的博士论文选取了一个文化研究的命题，成就了一部严谨的文化研究的理论论著，而且文化研究式地越界，令命题溢出，覆盖到了文化学、思想史的地界之上。此书是对文化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之一：文化主义的细致分梳，同时大胆地将论题推进到对于“文化”这一现代史上最为丰富、繁复的概念溯源之上。在这个为近乎无数多的定义、无穷繁的外延内涵、无数次的论战、无限斑驳的实践所缠绕的核心概念之上，邹赞以自己的、现实感颇强的问题意识，编织起全书论述的经纬。为此，他发掘、涉猎、处理了中英文数量可谓浩繁、范围可谓极广的文献、资料、专著与论文，条分缕析、去芜存菁、辨析梳理，选取了自己的理论立场，搭建起自己言说的框架。即使在那些为了应对愈加苛刻的学院要求、愈加严酷的学术竞争而制造的博士论文中，邹赞的论文初稿也堪称密集、凝重、扎实。论文答辩之时，一向肃然甚至严苛的委员们亦半是调侃、多是赞许地称道：论文处理的议题，涉猎的资料，已有了一个学者毕生所为的“尺寸”。

我与邹赞得成师生，可以说是缘分——因为几乎失之交臂。犹清晰记得那年的博士入学阅卷，报名者甚众，也一如往年般地良莠不齐。第一名的产生毫无悬念——北大的“土著”，鲜有地几乎达到了满分；淘汰亦容易，或因完全答非所问，或因在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两卷之间知识缺一；唯有一份署名邹赞的试卷令我印象颇深、心存踌躇：试卷本身并不完美，应试者对所问之题的确有所不知，但同样鲜明的，是答题人的思路清晰、知识扎实，应试时分的从容与“不知为不知”的状态。而这个名字于我是全然的陌生，他显然既不曾投书于我自报家门，亦不曾出现在北大课堂上投石问路。试卷上可以清晰辨识出应试者与北大、与我本人的不同“路数”，但充分地显现出此君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已有的准备和心得。少有地，我生出了相对于北大招生体制（人年均0.8个博士生名额）而言的“非分之想”，想争取第二个名额，想给这个全然陌生的年轻人机会。第二个名额的“僭越”几乎即刻挫败，教务老师告知，愈加紧缩的文科名额已难于保证每个博导一名新生的机会。遗憾间，我对这名考生无端地生出了某种莫名的负疚感。阅卷登分甫毕，我启程赴拉美访问，在机场候机的当口，再度为那份无名的抱憾攫住。于是，我在候机室致电系教务老师，索取邹赞的电话，只想找机会亲口告知他，并非他不够优秀，只是世事不尽如人愿。但这通电话却令我意外地获知了新的可能。我当然即刻拥抱了这份并非属于我的“幸运”。此时，我的航班已开始登机，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我拨打了邹赞的手机，这次，是为了“亲口”告诉他一个迥异于前的消息。电话竟然拨通，我三言两语地介绍自己并告知结果。再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没有慌乱，没有狂喜，对方那端，一个从容而沉稳的声音回应了我。一时间，我几乎在心底窃笑自己的“年‘少’轻狂”。

作为一名已任教于新疆大学的青年教员，邹赞无疑是个本义与象征义上的优等生。除却优等生共有的勤勉、踏实、聪慧、向上的强动力之外，邹赞的自律与计划性、清晰的目标与稳健的步骤，几乎可谓坚忍，在晚辈乃至同辈间难得一见。他绝非呐言，却多为寡语，尽管他不仅可以将观点表达得清晰流利，而且偶尔会流露出丰富的幽默感；他喜怒不形于色，绝少为身边的种种流行、热闹所诱惑。他全职学习，也和同学一起辅助我的教学与研究，却仍担负着新大的部分课程；他有自己的家庭，还要照顾业已年长的双亲；但我从未曾见他慌乱，未闻他有半句诉苦或求助。有时，关于邹赞，我间或想象一幅画面：他稳稳把着自己的船舵，行驶在他为自己清晰划定的航线上。这部论文，进而是这本书，便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完成——花上别人“喝咖啡”、聚会、闲谈、娱乐的时间。作为他的导师，我完全无须敦促、劝说、指斥甚或光火（尽管这几乎是指导博士论文写作的“必要程序”）；对于这本新著，我可以说是无功可居。

但目击或曰伴随了这一论著的孕育、诞生，我或需赘言的是，此书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它推进或曰拓展了对文化主义的研究，而且在于它自身便是一个文化研究之跨学科、交叉方法论的实践性文本。文化研究与关键词、文化研究与知识社会学、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社会）史、文化研究与英语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与战后欧洲及冷战，甚至是对文化研究自身历史的文化研究……纵横的经纬，构成了此书的纹路与肌理。此书尝试整体与宏观地图绘文化研究所谓的“文化主义”的前世今生，也尝试打开我们进入、重访文化议题的诸多大门与路径。我们可以在此书中分享邹赞的思考，也可以在他叩开的门内、在他草绘的路径间继续前行。

不错，历经半个世纪，漫游于新千年的开启，文化研究整体地刷新、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面目，其思路与方法正在为不同学科所采纳、分享，这是否意味着文化研究自身的学科意义正在悄然褪色？阅读此书的启示或许也在于，即使作为专有名词的“文化研究”正在成为历史，为“文化研究”所显影的文化的位置与意义却正于全球化时代、于崛起中的中国凸显。毕竟，文化研究的真意，是在反思中焕发文化之自觉建构、批判与实践的功能意义。

戴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