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重估“文化”的位置

一、文化研究：“理论旅行”与“现实观照”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本土化趋势在当前中国学界已经愈益成为共识。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研究必须具备本土立场与视域观照，重视发掘中国的历史经验，积极应答中国的现实问题，建构出别具特色的研究范式。这种观念也契合于所谓的“文化研究”的复数性（the pluralities of Cultural Studies）。然而，无论是作为一门（准）学科还是一种理论话语资源，在中国大陆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都携带着鲜明的“舶来”印记。[1]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精准地勾勒了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路线，“围绕3A（Anglo-American-Australian）轴心向全球播撒，已经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非、拉美、东南亚以及北欧安营扎寨”[2]。

文化研究以其历史化、语境化、介入现实的学术品性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优势，成为批判现代社会文化生产与消费主义的有效话语。纵览文化研究的思想图景与知识谱牒，英国伯明翰学派注重发掘工人阶级文化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热衷于解码大众传媒、青年亚文化、撒切尔政府权威民粹主义（Authoritative Populism）的意识形态症候与权力关系，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充分关注大众文本的消费快感与受众的抵抗策略，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等人将文化政策置于文化研究之中。可以说，文化研究从来就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元话语、元理论、元范式。文化研究不等于英国文化研究，更不等同于伯明翰学派，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只是其中的一种范式。如果说，英国文化研究延续了英国本土历史悠久的经验主义传统，在理论上主动吸收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侧重于研究工人阶级社群文化、青年亚文化和大众传媒，那么，美国的文化研究[3]既表现出契合于英国文化研究的诸多共性，又在接合本土情境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以大众传播与认同政治为主要关注点的特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堪称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这位学习历史与哲学出身的文化研究重要学者曾求学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拜师霍尔门下，后来师从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在传播学领域开辟出一条有别于实证主义模式的文化研究路径，“文化研究的目的在我看来，就是让我们知识分子对当代社会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和把握，从而积极改变社会”，格罗斯伯格进而呼唤一种“激进的语境主义（Radical Contextualism or Contextuality）”[4]。此外，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5]凸显出“文化政策”的社会实践意义，理论上明显受惠于米歇尔·福柯后期所倡导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

如果说，英国文化研究凸显出阶级维度，美国的文化研究以族裔问题为鲜明底色，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热衷于探讨公共政策问题，那么，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则显然经历了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它处于文化研究围绕3A轴心向全球播撒的外围圈层，主要表现为世纪之交的文化理论译介热，但尚未形成特色鲜明的研究路径。[6]中国大陆的人文知识分子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舶来品文化研究展开了持久而热烈的论辩，“论争的核心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或者文学研究如何对待文化研究的问题”[7]。鉴于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文艺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如此一来，原本极具批判性和跨学科特色的文化研究在耦合中国的现实接受语境时，开始与传统的文学研究发生碰撞与冲突，引发了一系列的学术论争。[8]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驻足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现象与知识形构，在消费西方理论的同时尝试反思现代性的后果，以戴锦华、汪晖、王晓明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批判性反思“权力的媒介与媒介的权力的恶性结合”（戴锦华语），在政治、经济等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参照下研究农民工、下岗工人等社会边缘群体，自觉引入冷战/后冷战的全球格局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等坐标系，在“做文化研究”[9]领域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总的看来，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在引介西方文化理论的同时，逐渐注意将之纳入中国的现实语境进行转换与对话，并尝试对新时期以来的各种理论作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的阐释与批判，但是一旦触及中国的社会改革与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时，又会不由自主地游开去，“关注的问题往往被大众传媒导向诸如‘第五代电影’、‘重写’历史、文化怀旧等话题，避重就轻，绕开了80年代‘西方理论热’加‘中国文化热’的核心问题，即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改革问题。对于90年代以来所谓‘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状况，学科建设、学术建制至上，学术研究日趋产业化、商业化的趋势，认真的反思与批判就更少”[10]。

事实上，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始终伴随着诸种基于不同立场、不同言说方式的思想话语之间的激烈交锋。文化研究的活力，正是在多元话语的争夺与协商中寻找到得以介入的裂隙，于裂隙丛生处开辟灵活多变的游击战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文化研究的核心命题如“经验”、“权力”、“霸权”、“耦合”（articulation）等，无不交织着形形色色的对话与争鸣：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与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E.P.汤普森（E.P.Thompson）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甚至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与《银幕》（Screen）都曾经战鼓雷鸣、硝烟弥漫，这些论争在不同程度上拓展了英国文化研究的问题指向、推进了文化研究的批判效能。一方面，文化研究在理论形塑与旅行的过程中，涵盖了阶级议题、民族主义、女性主义、青年亚文化等领域的思想博弈与理论交锋；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在履行批判和解构的使命时，又遭遇着种种针对文化研究自身的批判与质疑，约翰·哈特利将学界对于文化研究的批评意见总结为七个方面，主要包括：“有人认为文化研究政治色彩太浓，有人却认为其政治性不够；缺乏方法和研究对象，它不是一门学科，但又太过于学院体制化；只能在低端的教学机构立足……太具英国性或美国性；学术性过强，介入性（activist）不足……”[11]简而言之，哈特利触及了文化研究的几个主要症结，比如英语中心主义、过多地受限于学院体制、理论分析有余而介入现实不足、逐渐沦为一项“出版事业”。

哈特利从宏观和普泛意义上概括了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倘若集中关注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我们至少会从以下几个面向读解文化研究的危机所在：

其一，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花开花落，昔日文化研究的发源地突遭变故，这一事件使得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和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等学者开始反思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弗兰克·韦伯斯特认为，霍尔既反对经济决定论与还原论，又在不作评价的情况下对差异性一味赞赏，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方法占据主导位置的地方，未能充分重视物质因素以及结构性的不平等。[12]道格拉斯·凯尔纳则指出，霍尔在“文化的运作”中突出生产、再现与接受，由于强调文化是表征与意指实践，因此霍尔更加关注的是从符号和话语层面研究文化，对生产的环节有所忽视。霍尔的文化理论始于生产，但由于过分借重阿尔都塞、福柯、葛兰西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差异理论，因此在具体的批判实践中并没有始终坚持政治经济学方法。当前一些文化研究学者（比如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由此看到了霍尔模式的不足，宣称文化研究如果要克服自身的范式危机，就必须重新回归政治经济学方法。[13]

其二，在反驳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一方面，生产的维度被大大抑制，而消费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则被过分凸显，恰如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略带同情性的批评，“尽管在方法论上保持一种多元论的状况是可能的，也是需要的，未能将消费与生产衔接仍然助长了不加批判的通俗文化研究的思潮。霸权主义理论以这种方式排除了通俗文化生产的经济因素，便使那种完全消费至上主义的观点能够从其内部矛盾中浮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再是曾经的组织结构的原因之一”[14]。另一方面，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通过反对经济决定论与还原论，不遗余力地彰显文化的自主性，这种对于文化自主性的强调，与英国文化研究后来受到福柯与葛兰西影响，宣称文化是由权力建构而成的观点，形成了显而易见的冲突。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直言不讳，“（英国文化研究）关于‘相对自主性’、‘连接’与‘锚定’的观点，似乎只是在延缓无可避免的经济或政治决定论，这与阿尔都塞著作中类似概念的作用很相似”[15]。

其三，在文化研究实践中表现出将种族、性别、性向等所谓的身份政治置于阶级政治之上，由于过分专注于“微观政治”、“差异政治”而极易陷入理论主义的深渊。这一点也是当下学界苛责文化研究的“众矢之的”，文化研究的批评视域越来越脱离社会生产方式，农民工、下岗工人等社会底层和边缘群落的真实生存状况往往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全球化阴影下广大第三世界人民所负载的多重权力挤压也常常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文化研究日益沦为学院知识分子操练学术生产和应对大学科层管制的话语游戏，墨美姬毫不客气地使用“文化研究的陈腐乏味”（banality in Cultural Studies）[16]来表示自己的反感和不满。

其四，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可能不过是又一个乌托邦。霍尔后期积极倡导多元文化主义，关注少数族裔的视觉美学与博物馆政治，高度重视边缘经验与差异因素。然而，如果参照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崛起的政治经济情势，我们不禁要问：谁赋予了多元文化主义足够的运作空间？是什么层面上的多元文化主义，族群、地方、国家抑或是其他形式的共同体？当差异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被浮现的时候，更大程度上被遮蔽的又会是什么？在消解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的霸权神话的同时，地方性、区域性的抵抗在何种意义上有望触动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结构？

当解构沦为学院内部的话语游戏时，批判如何可能？[17]建构如何可能？当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崛起，消费文化大行其道时，有机的文化如何可能？批判的文化研究如何可能？[18]与其说文化研究是一个跻身于学院体制中的（准）学科或者一套思想话语，毋宁说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系，一个在不断解构权力话语的同时自身也遭遇批判和质疑的布满张力的场域。

所有针对文化研究的批评和指责，其实质都或隐或显地指向一个核心命题——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英国文化研究的三位先驱者和奠基人——雷蒙德·威廉姆斯、E.P.汤普森和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就是从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开始其后来被命名为“文化研究”的工作的，他们反对刻板的“经济决定文化”论，试图扩大文化的建构性和积极生产功能，提出“文化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化是平常的”、“文化是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在利维斯主义的阴影下发掘出工人阶级日常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意义，营造出一种建构的、有机的、批判的文化观念。美国的后现代理论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发，把社会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部分，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制度性矛盾。[19]诸多社会理论家持与贝尔类似的观点，认为20世纪中后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冲突是文化冲突，其理由是工人阶级白领化，原本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被温和的文化趣味区隔加以取代。种种关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观点都面临着语境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因此，我们有必要引入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参照系，在全球性历史语境中重估“文化”的位置。

下文主要讨论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重估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二是尝试提出建构一种有机的文化的可能途径。

二、文化研究遭遇挑战：新自由主义与“文化的位置”

在广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批判性读本》（Neoliberalism：A Critical Reader）一书封底的推介词中，赫然写着：“新自由主义是形塑我们当今世界的主导意识形态。”[20]值得注意的是，与新自由主义对应的英文单词有两个：neo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这种构词手法与后殖民主义所对应的“post-colonialism和postcolonialism”[21]颇为类似，均指向不同的意义维度。本书取不带连字符的拼写方式，因为“neoliberalism比neo-liberalism更准确地反映了自由市场逻辑背后的政治理性”[22]。

一般认为，1973年智利民选政权阿连德政府倒台和撒切尔夫人、里根在英美两国连选连任的政治事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作为一种有着多元思想传统的政治实践理论[23]，新自由主义集中体现在弗里德曼（Friedman）和哈耶克（Hayek）的论著中。伊丽莎白·马丁内斯（Elizabeth Martinez）、阿诺多·加西亚（Arnoldo Garcia）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都曾专门总结过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其特征可概述如下：反对凯恩斯主义，奉行绝对的市场原则，即不管造成多大损失，政府/国家都应该完全放开企业和私有财产；国家的职能发生转变，凭借国家机器的威慑力以确保个人财产权和市场的正常运转；扩大国际贸易与投资，降低工人工资，削减工人权力；大幅压缩公共开支（比如教育与医疗卫生），降低对穷人的社会保障额度；政府管制松懈，摈弃“为公众办事”和“共同体”的观念，代之以“个人责任”。[24]不论是撒切尔夫人对工会力量的限制，里根政府对金融和产业的松绑，还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比如智利、阿根廷）施行的一系列政治实验，都昭然若揭地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本性和资本的强权逻辑。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迅猛蔓延，作为话语模式的新自由主义“已居霸权地位”。[25]新自由主义打着“自由”的幌子，实则以武力和资本的掠夺性积累推行所谓的自由市场，但也由此招致毁灭性的后果，“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26]。

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复数概念，存在着形态意义上的多元性；那么，新自由主义也同样是一个差异丛生的能指，对应着通往这一“乌托邦”计划的多重路径。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视野中进行考量，会发现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关系：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亚非拉地区推行“去殖民运动”，趁机与发展中国家的权力阶层结成新的同盟，在联手反对那些前殖民地国家风起云涌的大众运动的同时，明目张胆地兜售一种以消费主义和个人自由至上主义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大众文化的全球流通，则成为实现这一意识形态诉求的理想途径。[27]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散，既是输出国企图转嫁国内阶级矛盾的政治实践，也以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理念和消费主义的神话重塑着全球地缘政治图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重新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消解劳工传统，扩大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知识生产和学院体制也面临着重大挑战与转型，人文科学在技术理性的高歌猛进中陷入重重危机，批判知识分子在技术专家的挤压下退居边缘处，有着粉红底色的文化研究也逐渐丧失了赖以支撑的政治经济动力和社会历史语境。这一系列变迁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则是文化沦为一个被置换的能指，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再度扑朔迷离，文化逐渐蜕变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的代名词。

毋庸讳言，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实验伴随着新殖民主义的霸权扩张，智利政变、阿根廷军事政变、墨西哥萨帕塔运动、巴西无地农民起义等政治事件表明：“民主”和“自由”只不过是新自由主义所借重的优雅措辞，其内在实质是资本的强势霸权，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神话坍塌之时，伴生的却是触目可及的贫民窟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28]。后殖民文化批评借助于福柯的话语分析，勾勒出一幅世界性的文化帝国主义图景，即携带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在全球单向度播撒，宣扬着种种关于“身份政治”、“多元文化”和自恋式的消费自由主义神话。我们不妨将视线转移至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布什政府以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为其武装入侵的“崇高”借口，践行着新自由主义的又一次政治实验。可如今，我们除了通过荧屏看到巴格达街上琳琅满目的美国大众文化商品，间或感受一份蠢蠢欲动的消费欲望之外，民主和自由的神话依然虚无缥缈，伊拉克的政治局势和民众的生活状况甚至还不如萨达姆时代。民众被强行派给了一份消费自由，民主政治的梦想却愈加遥不可及。

资本逻辑控制下的消费文化与媒介帝国主义在强势传输的过程中，尚有可能遭遇到地方性或文化民族主义的抵抗。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泛美发展银行等强大的金融机构涉入第三世界内部，则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和规范着第三世界的学术机制和知识生产。全球资本主义以无孔不入的渗透趋势逾越了冷战结构，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引入一个幻影重重的“镜城”，在穿越全球化/本土化、世界/地方、自我/他者等二项对立之后，诸多重大命题不得不被悬置起来。有学者考察过国外基金会对于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意义，“这些议题（中国劳动妇女、农村妇女）的重新浮现与回归，固然与持续恶化之中的中国妇女，尤其是底层妇女的生存状况相关，但同时有着其背后诸如世界银行及欧美大型国际基金会的资金流动的驱动……如果说，类似议题的回归，以某种方式显露了一个遭遮蔽、被无视的中国内部的第三世界现实，那么，使类似议题得以浮现的资金驱动，却以另一方式，凸现了中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版图中的第三世界位置”[29]。

在全球化无可规避的困境中抵抗全球化，在新自由主义的笼罩浸淫下批判全球资本主义，这或许就是第三世界批判知识分子的宿命。那种精心营构的有机的、批判的文化观念，在资本强权逻辑的胁迫下，不得不让位于空洞媚俗的新自由主义大众文化。

新自由主义一方面图绘出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文化版图，一方面凭借着经济霸权和国家政策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国家内部的学院运作模式和知识生产机制。首先，新自由主义颠覆了高等教育由政府投资的理念，强调教育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大学不再被当作思想启蒙的圣地，学院建制、专业开设、评估体系等完全与市场接轨。大学的职能、定位和诉求越来越偏离其经典模式，“过去十年来，大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以消费为导向的社团结构，其公共利益价值受到严重挑战”[30]。大学的公司化、市场化趋势及其对公共利益价值的疏离，可以追溯到清晰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根源，即预先设定“市场可以取代民主国家，成为文化逻辑和文化价值的生产者”[31]。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2000年，教育已经是一个价值2万亿元的全球性产业[32]，教育的消费化和产业化仿佛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自由消费”的口号下宣称接受教育机会的均等，但事实上，机会自由与承受能力之间的悖论关系愈益突出，受教育群体的阶级结构并没有明显改变，正如林奇·凯思琳（Lynch Kathleen）颇具洞见的批评，“（新自由主义）漠视了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公民无论何时都不是自我融资（self-finance）的消费者，比如儿童、老年人，没有报酬的义工等。由于缺乏资金、时间或者准入资格，很多人并没有处在主动消费者的位置上”[33]。其次，大学的市场化也深刻影响着学术生态和知识生产体系，基于大学的职能由学术转向技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后现代状况》中所描绘的“知识商品化”和“知识权力化”也愈益成为现实，技术官僚占据了学院体制的中上层，人文、艺术和批判性社会科学进一步边缘化，批判的声音渐趋沉寂，对培育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学术诉求置若罔闻，“当大学在合并之后进行结构调整时，技术性大学里最经常被关闭的系部是那些批判性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和妇女研究项目。2002年，伯明翰大学极具批判性并且取得巨大成就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社会学系被关闭，进一步证实了批判思想在高度市场化的教育体制中面临着严重威胁”[34]。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不仅改变着人文社会科学和批判性知识生产在学院中的位置，也形塑着知识分子新的生产实践：一方面，“有机的文化”让位于丧失了建构潜能的消费文化，“消费文化中的趋势就是将文化推至社会生活的中心，不过它是片段的、不断重复再生产的文化，难以凝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35]。在这一特定社会阶段，大众文化参与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运作，文化被资本的强权逻辑收编，成为传播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当批判性社会科学沦为边缘话语时，批判知识分子的言说空间（比如关注视野、思想的表述方式、论著的发表和出版等）被大大压缩，“批判是否有效”的命题让位于“批判是否可能”。左翼知识分子要么变装整容，打着转向公共知识分子的幌子，频频亮相综艺娱乐节目，成为文化传媒人；要么脱离社会实践、囿于书斋，沉迷于理论的话语游戏。综而论之，新自由主义及其裹挟的资本强权逻辑的全球流通，“将文化逐到某种‘帮闲’的位置上。一边，消费文化本身便是资本、利润驱动、创造出的文化现实，一边则是曾经有机的、具有批判性的、不断寻找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建构性的文化变成了无用的、难以与现实发生交会的学院游戏”[36]。

三、建构的文化如何可能

洪美恩（Ien Ang）在《谁需要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文化既不是机构，也不是文本或表现行为，它是所有这一切之间的复杂的关联互动”，“文化研究的希望恰恰在于它是一种稳稳扎根于并关注当代重大事件的知识实践，就其本身而论，它架起了学术圈通往外界社会的一座桥梁。文化研究源起于成人教育领域而并非学术界，这表明了其基本的社会和政治诉求。”[37]文化研究的使命，既表现在解构宏大叙事和权力话语，也在于不断回应新的现实、建构新的可能性。文化研究要想在新自由主义的胁迫下突围，就必须重新思考和评估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这种文化窘境需要特定的文化介入——一种阐释意义、再现、价值在社会环境的诊断与安排中的建构作用的文化介入”[38]。这种具有建构和批判潜能的文化，与包装着强权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文化判然而别，一如戴锦华的睿见，“这里的文化不是欧美的精英主义文化的新版，不是全球流通的大众文化，而是一个新的、从全球经济版图之外的草根生存中创造出来的文化，一个敞开想象力和创造可能的文化”[39]。

建构的文化如何可能？重建一种有机的文化如何可能？这不仅是一个缠绕文化研究自身的难题，也是对在新自由主义庇护下粉墨登场的资本逻辑的对抗。与其说这一问题的提出明确对应着某种已然浮现的答案，毋宁说它只是提出一种设想，一份对知识生产和知识分子使命的再思考。

首要的问题是，谁来建构有机的文化？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扩散而蔓延的消费文化肯定无法担此重任，学院体制也日渐封存了批判思想和想象力得以产生的空间。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下，阿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关于“草根性全球化”（grassroots globalization）的命题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思考向度。阿帕杜莱的《草根性全球化与研究的想象力》（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以美国学术界为例，列陈了学院内部的社会科学家、政治学家、文化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对于全球化的种种忧虑，然而置身于学院外部，全球化对于劳动市场和公平的报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国家是否有能力决定其所辖人口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分配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与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一样，阿帕杜莱并不认为全球化将招致文化同质化，相反，地域性的抵抗以及跨国资本与地方性的结合，会衍生出许多次文化类型。因此，阿帕杜莱倡导一种从社会底层介入全球化趋势的新型观照视角，底层的声音被纳入对全球化议题的思考，由此超越了既有知识结构对于学术研究的范畴框定。阿帕杜莱坚信，如果“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无法获得成功，那么，一个国际性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就只能是凭空设想。阿帕杜莱进一步指出，“草根性全球化”的践行主体是NGO等非政府组织，在由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协商、形构的当今世界图景中，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官方公共领域和地方社群都保持着某种联系，它们有时候财力充足，强大到可以组建颇具声势的政治势力，有时候却又十分虚弱，在关涉劳动、公民权利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场域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想将“草根性全球化”付诸实践，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激发底层的想象力，促使他们不断反省自己的生活现状，进而唤起探寻新的生活方式的努力[40]。“草根性全球化”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开启了一个与全球资本主义若即若离的、便于开展游击战术的独特空间。那种有机的、建构的文化，正是有望从全球草根性群体中生发、蔓延，成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别样声音。

如何建构有机的文化？可能或者可行的路径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妨借用一句托词：我们不是卡珊德拉，无法给予确知的预言。这事实上是一个“在路上”的问题，一个全球草根群体不断摸索、实践和评估的现在进行时。从理论的层面上说，重返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前伯明翰时期，在文化研究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中发掘出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在文化研究兴起和全球旅行过程中的衍变，无疑为我们在当下语境中重估文化的位置提供了重要参照。笔者的考虑主要基于两点理由：其一，文化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一直都是文化研究的核心命题。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门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准）学科的文化研究在英国兴起。如果将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和F.R.利维斯所建构起的“文化—文明”传统视为英国文化主义的思想传统，就会发现这一前伯明翰时期的理论家们所关注的论题主要集中在“文化的观念”（the idea of culture），探析“文化的观念”与社会总体情势间的耦合关系。文学与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左翼政治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无不牵系着文化的结构性位置问题。英国新左派和文化研究同是1956年三大历史事件（苏共二十大、英美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苏联进犯匈牙利）的产物，“新左派和文化研究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于‘两间余一卒’困境中选择了双重拒绝的位置和立场。当他们选择了拒绝资本主义的逻辑，同时拒绝苏联式的政治实践之时，他们的工作、实践空间便只能是文化的而非直接的社会实践”[41]。其二，重返（前）英国文化研究的意义绝非耽于一次文化研究的圣地朝觐。文化研究学科史的梳理固然重要而且必须，但是，以文化与社会其他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联互动为主线，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变迁和大众文化的浮现之旅为辅线，这样的问题意识不仅仅有助于文化研究学科史的建构，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参照意义。

有学者在思考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时，敏锐地察觉到，“似乎是一次偶合或必然，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文化与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头——创始之际所提出的问题，显现出惊人的贴近，尽管其现实历史语境有着如此深刻的不同”[42]。复数意义的文化研究，并不排斥各个脉系和版本的文化研究之间存在着内在结构性问题的相互参照与比对。如果说，英国文化研究在向外播撒时，很大程度上已然经过了美国学术界的理论包装甚或改装，诸多激进的有关阶级和左翼政治的议题被时尚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议题所置换，那么，对于英国文化研究中最具英国本土特色的文化主义传统与范式的理论重返，则不仅可以将许多被置换的重要论题再度挖掘呈现，而且尚可期待为我们今天重估文化的位置提供颇有价值的参照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