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人喜欢“套亲情近乎”的原因剖析

回顾几千年来的华夏文明史，具有亲情血缘关系的人聚族、聚村而居，曾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客观存在。时至今日，在中国内地的农村，人们一听到“王家村”、“李家庄”等诸如此类的名字，不但可以立即判断出这里曾经是“王”姓、“李”姓等家族长期群居之地，而且可以仅凭村庄名称就确认某村民究竟是“当地土著”还是“外来移民”。

一、“套亲情近乎”的功能价值分析

对于这种具有亲情血缘关系的人聚族、聚村而居并代代相传的理想化描写，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农业社会的理想国——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桃花源。在桃花源里，有那么一小群人，为了躲避战争，竟然能够在与世隔绝的一个小天地里代代繁衍，尽管生产力毫无发展，但也能其乐融融。不难想象，经过漫长的岁月以后，桃花源里的人，即使原先没有亲缘关系的，恐怕也早就建立亲缘关系了。

透过这样一种在亲缘关系基础上构筑的生存环境，以及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一代一代地绵延凝结而成的精神文化体系，我们便不难理解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的文明特点。生活在这一种精神文化体系下的人们，由于物质上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存方式，很容易“自我封闭”，并且由于外部世界的非亲情关系与自己的生活与生存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他们本质上并不关注外部世界的另一面，而只关注与自己有着亲情关系的一面。

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特点主要表现为一种在长期的宗法制社会体系中形成的“家族亲情文化”。千百年来，从古代的“二十四孝图”、“孟母三迁”和“养不教，父之过”，到“忤逆不孝为十恶不赦之首”等一系列以亲情人伦道德为基础的亲情文化的逐步形成，使得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在“亲情文明”这一点上，处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只能“叹为观止”的顶峰位置。

这一特点导致了古人的一言一行都必须严格遵从“伦理亲情”原则，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及子女即使已经成年也应当“父母在，不远游”。甚至当今时代，现实社会中还在继续演绎着“举家负债供孩子读书”、“背着父亲去上学”等诸如此类催人泪下的伦理亲情故事。尤其是在农村，这一点仍然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操汉语的人”在汉语交际中，为什么喜欢“套亲情近乎”了。正是这一声声“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亲情类称呼，表明说话人发出的是自己愿意将对方置于“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样的亲情位置上的文明友好相处的信息；反之，如果人们在汉语交际中，没有或者不愿意对交际对象使用“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等诸如此类的亲情类称呼，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着说话人或者无意于与该交际对象进一步建立更为密切友好的关系，或者根本无意于建立什么关系。

这就是“操汉语”的中国人在汉语交际中喜欢借助亲情类称呼语来“套近乎”的原因所在。亲情文化的思维定式在面对“需要讲文明”的非亲情关系时，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设法将其转化为亲情关系或者是“仿亲情关系”，并且只有转化为这种关系后，双方（或多方）之间的相处才能进入友好关系与文明礼让的高水平与稳定状态。在这一点上，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流传久远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经过了兄弟结拜（结成“仿亲情关系”）的仪式后，不但从此真的亲如兄弟，而且胜似兄弟。以关羽为例，在被曹操俘虏后，曹操对他不但宽宏大度、任其所为，而且关怀备至、礼遇有加。曹操本人当时无论是政治实力还是胸怀气魄方面，都远比刘备更具有交往的魅力，对关羽而言，当然也就更具有个人发展前途。但是，当初在桃园的一个简单的结拜仪式所构成的“仿亲情关系”，使得关羽根本就不在意曹操对自己多么友好，多么求贤若渴，而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旦时机成熟，他就对曹操“过五关、斩六将”，来了一场“以怨报德”的大砍大杀。“亲情文化”只关注“亲情关系网内的文明”，而对“亲情关系网的外部则不予关注或不讲文明”。在这方面关羽堪称一个典型代表。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操汉语”的人在语言交际中喜欢“套亲情近乎”的一个历史文化原因。

二、“贬低自己”也是一种“套亲情近乎”的形式

在汉语交际中，还存在着一种现象：说话人往往“抑己尊人”，即借助于一些“谦辞”来有意无意地贬低自己，同时抬高交际对象。例如，在生活中，我们常听到“阁下大驾光临，顿使蓬荜（说话人自己的家）生辉”等诸如此类的带有贬低自己色彩的用语。

“贬低自己”其实是“套亲情近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一点仍然和传统的民族精神文化有关。

回顾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人际关系中就一直存在着一种鲜明的“等级观念”，即使发展到了21 世纪的今天，在中国现代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仍然带着“等级观念”的色彩。

中国人的语言交际风格与其生存环境、生存状态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华民族历来以拥有五千年文明为豪，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已针对大至国家、小至家庭的方方面面的交际往来整理出了完整的礼仪等级和明确的规范程序，并通过《礼记》一书予以翔实编汇。而此时的大千世界，尤其是在西方，还几乎是一片文明蛮荒。进一步分析又可知，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中的一大半时间，尤其是与近、现代相连的这一大半时间，中国社会始终是注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森严的封建社会。

根据历史考察等级观念在中国的形成，其实是有其合理性的。就中国宗族群居的农村而言，族长往往不仅是德高望重、见多识广者，同时也是族中辈分最高、最具权威者，因而族长处于族中最高等级，众望所归，理所当然。而“君臣父子”观念之所以能“稳固统治”中国社会数千年，其实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的。因为这一观念体系并不只是强调“君大于臣，臣小于君；父高于子，子低于父”，同时它也非常强调“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也就是说，这一制控原则不仅对当好臣子、儿子（下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还对当好君主、父亲（上级）提出了要求。

正因为如此，等级观念实际上也就成了以亲情观念为基础的一种思想延伸。例如为官者，可以自称为“父母官”，而他们的行为道德法则是应当“爱民如子”。这样一来，为民者当然只能是自称为“子民”了，又因为父与子原本就有着长幼等级之别，于是等级观念很自然就形成了。在这样一个系统完备的等级划分上，级别愈高者不仅权力愈大，有时还暗含着某种人格很崇高的意味。例如，中国国民意识中至今仍有表现鲜明的“清官”情结，就已经同时包含了对于清官“人格崇高”的认定。

显然，“操汉语”的人在语言交际中，有时候会“贬低自己”，其目的并不是拉开与对方的心理距离，而是借此将交际对象抬高，以传递自己意在将对方置于一个更高的级别层次上从而表达自己的敬意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