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套亲情近乎”——汉语交际的大文化背景研究

在对汉语交际与汉民族精神文化的对应关系展开思考分析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鲁迅先生的一篇小说——《阿Q正传》。

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典型代表人物阿Q，如果转换一个角度来考察，其实不难发现，他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什么“不幸”，而且也不是“不争”的。首先，作为一个农民，在生产劳动方面，他是一把好手，农活方面没有他不会干的事情，未庄人对他的劳动技能水平的评价也不低。因而，作为一个短工，他完全能够自食其力。其次，他的“自我评价”也并不低，严格地说，他在心理上并不自卑。例如在未庄，尽管他生活在底层，但是未庄的人，从赵老太爷到假洋鬼子，从王胡到小D，他其实是从不放在眼里的。尤其是从他对革命的向往和做过的一场梦中，不难看出他甚至还有点“心比天高”。例如，他对自己身份的理想定位是：“（对于财产）我喜欢什么就是什么，（对于女人）我喜欢谁就是谁。”正因为如此，他不仅敢当街调戏小尼姑，还巧舌如簧，在尼姑庵偷萝卜被当场抓住后，居然也能搅出几句歪理，如果不是怕狗咬，他大概还不会手忙脚乱地翻墙而出呢。

但是，当他被误当作抢劫犯抓上大堂时，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先是主动下跪，已经叫他不要跪了他还要跪，而且问一句才回答一句，不敢多作辩解，更不敢喊冤，后来稀里糊涂地在供状上画了押，结果就这么掉了脑袋。

将阿Q在尼姑庵偷萝卜时的“无理也能搅三分”，与他在大堂上服服帖帖，有冤也不敢申辩作一番对比，便不难看出，被抓上大堂的阿Q在被审问时的答话，已经很难运用“前言后语”的形式逻辑方式进行分析判断了，而且运用“内、外语境”的理论也不容易解释清楚。因为阿Q所受到的其实是来自他自身的一种精神力量的控制。

问题在于怎样认识这一股内在的精神控制力。

这一股内在的精神控制力，也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民族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结晶，是其在千百年的繁衍生息、成长发展过程中逐代积累并融聚形成的，涵盖生存发展与社会交往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同时对全民族成员的思想、言行具有规范、制约性质的行为规则与思想指导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全民族成员的思想、言行具有规范、制约作用的，还有法律法规制度与道德思想体系。只是，两相比较，法律法规制度与道德思想体系不但较多地形诸文字，被广为宣传，而且往往辅之以某种带有强制性的保证手段，但却不能保证本民族成员的始终自觉遵守（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反法律、违反道德的现象）。而民族精神文化却几乎不需要任何宣传，它注重于在该民族成员的灵魂深处留下烙印，几乎不需要借助任何强制手段，甚至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该民族成员也能主动、严格地自觉遵守其言行规则。

民族精神文化的制控意义，不但是全民意义的，而且是全方位意义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是这个民族的成员，并且接受过这个民族精神文化的熏陶，那么，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你身处何地，你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这一套行为规则与指导体系。转而论之，无论你作为个人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哪怕你已经旅居海外多年，甚至改变了国籍，人们也还是不难从你无意中显露出的对某种行为规则与指导体系的下意识的遵守和服从，就可以判定你的民族文化归属。与之相比，法律法规制度与思想道德体系所具有的制控力，显然要弱得多。

从汉语交际的研究角度来分析，阿Q这个案例应当有助于我们开展对“汉语交际与民族精神文化的关系”的思考，同时也可以看出民族精神文化对于该民族的语言交际所具有的强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