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子
一、飞往莫斯科
某年仲夏，一个酷热异常的傍晚，一辆开自粤北、行驶了近七百公里的中巴，徐徐驶进潮州宾馆的停车场。刚一停稳，车门倏地被打开，十三位旅客从里面鱼贯而出，他们都是我四十年前在中学教过的学生。
十三张疲惫的笑脸，黑发中冒出秋霜点点，眼角边已出现鱼尾纹。虽然多年未见，但他们的一颦一笑，还是将我沉睡多年的记忆唤醒：“你不就是那嘴尖舌利的小丫？”我逐一对他们加以辨认，“你——你，应该就是‘泡泡糖’啦？”当年任班学委的小刘见状，忙在一旁对我作现况介绍。他半开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丫已长成了枝叶茂盛、果实累累的树干。”又说，“‘泡泡糖’是位能说会道的小学高级教师。”
晚间，在下榻的宾馆里，我们又重新沿着时光隧道，返回到昔日沸腾的学校生活中，寻找着记忆中那一道道流光旧痕。有人用英语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有人举起攥紧拳头的右手，演示着当年课堂上的情境，喊着“Down with the new Ttsar！”（打倒新沙皇！）的口号，声音还是那样的洪亮，话语还是那样的流畅，只是没了当年那份澎湃的激情。
当话题转到苏联时，有位男生提起了他的父亲——曾任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部团长——1991年听到苏联解体的消息时，泪水夺眶而出。这位从战火中走过来的老革命军人，对着话筒那边的老战友，哽咽着：“难道苏联就这样，说没有就没有了么？！”我听着，心里想，他们可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是烧不毁的荆棘。他们的眼泪绝不会轻弹，更不用说当着家人的面。他们震惊，他们悲痛，他们不理解，是因为那面业已陨落的红旗，是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的标志！后来，在莫斯科红场上国家历史博物馆里，一次不经意的抬头让我发现从克里姆林宫顶上降下的那面苏联国旗，正无声无息地悬挂在天花板上，孤单地俯视着从它下边走过的为数不多的参观者，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那一瞬间，竟无法让心情平静下来，更不知道该对它说些什么话好。
我读过A.别雷谢夫写的一篇文章，作者写道：五十年代的一天，一批中国朋友登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他们走到舰首甲板上的那门大炮旁，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出人意料地伸出双手，将炮管揽到怀中，低下头去，亲吻起它来，滴滴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溅落在炮管上……
七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我带学生上当地的一家变压器厂“学工”。有天晚上，在厂里的一位技术员家中做客。闲聊中，技术员的妻子，一位中学英语教师，突然问起我来：“还记得瓦尔瓦拉吗？”那语气，就跟提起我们的一位熟人一样。
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是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中女主角的名字。那部影片成为我们那个时代师范院校新生的入学思想教育课的教材内容。瓦尔瓦拉毕业后，放弃在大城市里的生活，甘愿到偏僻的乡村，教农民的子女学文化。这种精神感染着我们中的许多人，震撼着我们青春的心灵。不少同学在毕业后，奔赴当时广东最为落后的粤北山区和海南岛，在山寨和海岛中从事教育工作，瓦尔瓦拉成了我们的榜样，如同“保尔·柯察金与吴运铎们”，“巴莎与梁军们”，以及小说《勇敢》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的主人公与共青团员、科学工作者一样。
2011年夏末秋初的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我站在圣彼得堡华西里耶夫斯基岛的河岸街边，隔着河水丰盈、泛着深蓝色微波的涅瓦河，遥望对岸彼得保罗要塞里教堂的金色尖塔，心中想起离开圣彼得堡的前夕，与自己所熟悉的这座城市作默默告别的情景。
那天，我开启电脑，点击妻子当年的知青农友的“风雨同路”网页。当一张张记录她们昔日“战天斗地炼红心”的旧照片呈现在我的眼前时，我听到电脑在播《窑洞里》这首苏联战斗歌曲：“……在这困难的日子里……心中能听到我的歌声，歌声寄托我无穷的想念……”她们选用这支歌，作为展示旧照的背景乐，或许是为了重温过去心中“燃烧着不灭的爱”和对未来“幸福的召唤”吧。
记得在五六十年代，夏天的傍晚，在我家乡的小镇环城公路上，大杂院里，公园的小径上，树荫下，草坪中，乃至小巷深处，榕江岸边，常常可以听到一支支曲调优美、意境深邃的俄罗斯民歌及苏联歌曲。歌唱者大多是正值青春期的少女少男，尤其以女性为多。他们三五成群，一边散步、纳凉，一边用歌声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和甜蜜爱情的向往。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常常根据自己心灵的需要和所处的环境选唱或欣赏曲目。《山楂树》便是其中被广为传唱、经久不衰的一首，即便时至今日，它仍然以其优美的曲调、和缓的节奏和浓浓的诗情画意，获得许多年轻人的青睐。歌曲唱出了一个正常人生的必经阶段：异性交往与择偶。即便是老年人唱着它，往事的美好记忆也会浮现于心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一所师范学校任教时，几乎每一年的年级歌咏比赛中，小学英语专业班的同学都会因为挑选并出色地演唱了这首歌而夺魁。
欢庆节日之时，人们爱唱《我们举杯》、《五月的莫斯科》；爱国的热情激荡时，爱唱《祖国进行曲》、《共青团之歌》；思念亲人时，爱唱《在那遥远的地方》；而《道路》这首有着不朽旋律的永恒之歌，则适合任何时候吟唱，难怪它能那样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的中学语文课本里常常选编一些来自苏联革命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文章。在我的印象里，我读过的就有《海燕之歌》、《母亲》片断、《古丽雅的道路》、《列宁的通行证》以及《伟大的创举》等。
记得有一回上《海燕之歌》这一课时，语文老师组织部分学生，通过有节奏地上下扇动，表现海浪翻滚的样子，并用手电光和声响摸拟电闪雷鸣。有一位身材瘦小的女生，伸开双臂，穿行在这电闪波涛之中，就像一只海燕一样。别的同学，则齐声朗诵或背诵起课文。那情那境那声音，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苏联革命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帮助我们看清了一个现实：个人的价值直接取决于他参与生活的动机、热情和程度，无论是尼洛芙娜、“海燕”、古丽雅还是革命导师列宁，他们都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俄罗斯苏维埃精神文化，就这样以各种形式，有形或无形地、润物细无声地进入我们那一代人的生活中，融入我们的思想里，在与我们固有文化的相融、同化中实现共情。这样一个具有伟大精神文化的地方，很早就像磁铁一般吸引着我和我的俄语系同班同学，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踏上那片土地，去走走、看看、触摸和感受一番。这种体验，虽说还不够深刻，但却是书籍或其他媒介所无法替代的。2009年和2011年，我先后去了俄罗斯两次，实现了期盼已久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