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伴我同行

念小学时，每年放暑假，街边的租书摊便成为我打发时间的好去处。有时一连几个小时，我都会沉浸在连环画引人入胜的故事里，以致忘记回家吃饭。常常是这样的：当天色渐暗，我才依依不舍地站起身来，伸展一下因久坐而发麻的四肢，揉揉干涩的眼睛，付过租书钱，告别生活在这些无声世界中的人物，动身回家。

那时究竟看了多少册图书，它们的名字和内容，大多已难以记清，但仍能记得一些俄罗斯故事类图书的内容，比如《童年》、《在人间》、《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连环画构图精美，人物形象生动，文字叙述简洁达意，特别是它那摄人魂魄的故事情节，更能搅荡着我的心，让我产生无穷无尽的想象。

首次赴俄时，在莫斯科的纳沃捷维奇公墓里，当我站在苏联英雄舒拉的墓前与镶嵌在碑石上的遗像对视时，舒拉那张稚气尚未完全脱尽，嘴角露出些许调皮微笑的面孔，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小时读过的连环画里的一页，梦幻般地浮现在眼前：一天，姐弟俩像往常一样，与邻居的一位同学结伴上学。对方照例要卓娅为她提书包，卓娅直言相拒。事后，舒拉对姐姐说：“姐，你做得对，她不爱劳动。”儿童时代会给一个人贮存起心灵所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些东西会影响人一生的言行。

在节衣缩食的年月里，父母难以满足孩子看电影的心愿，尽管他们深知电影对儿童有强烈的吸引力。暑假里，每当夜幕降临，我常常独自跑到电影院门口，央求去影院的单身叔叔或阿姨把我捎带进去。那时，我的身高尚未达到凭票入内的高度。这种在别人眼里近乎死皮赖脸的纠缠的行为，有时也会招来对方的厌烦，但对于一个为能看上自己喜爱的电影而几乎置一切于不顾的儿童来说，如此的乞讨是不会在心里产生羞耻感的。大多数情况下，获益于叔叔阿姨们的爱心，我总能如愿以偿地看上免费电影，特别是当他们的目光与我那充满无限渴求的目光相遇时，愿望的实现往往十拿九稳了。如今想起，我对这些不认识的长辈仍然心存感激。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似懂非懂地看了不少苏联电影，只不过看过的大部分影片，都只停留在对它们的故事内容的粗浅记忆上。例如《沙漠苦战记》：当着前来谈判的白军代表的面，红军指挥官佯装用“救命”水洗澡。红军用两挺马克沁重机枪，击退白军为夺得水源的轮番冲锋……《山中防哨》：驻守在中亚地区的苏联边防军，智擒偷潜入境的伪装敌特；《童年》：有一首韵味十足、易记易上口的童谣歌曲《卡马河畔有座城》；《驯虎女郎》：勇敢的姑娘与老虎成了好朋友……长大后，看的电影多了，觉得那个时代的苏联影片，所表现的大多是在生活和斗争中人们的崇高情感，许多先进的英雄人物个性鲜明、心地善良、品质高尚，令人无限钦佩和向往。

上了中学，我逐渐培养起从阅读中获得知识和感悟的爱好。在我所居住的小镇里，有一座颇具规模、气势不凡的孔庙，镇图书馆就设在庙里的大厅中。

那时的周六下午，我们还要上一节课。一下课，我便迫不及待地赶往图书馆，从那一排排红色书脊中挑选出想要借阅的图书。不用说，那大多是苏联革命文学作品。盖达尔的《学校》就是在那时读的，它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至今仍然记得作品的尾句：“……远处传来了低沉而又悲哀的军号声，救护队来了……”而主人公鲍里斯·葛烈科夫、红军战士丘蒲克和葛烈科夫的同学法捷加的形象，也一直刻印在我的记忆中。

生活里，伴我同行的不仅有作品中的人物对艰辛的生活泰然处之的态度，还有作家对生活道路的哲学思考。读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时，萨尼亚与他年龄相近的小伙伴彼季卡在教堂花园里一起许下的誓言“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成了我工作的座右铭。当我的学生毕业，走上山区小学教师的工作岗位时，我用它作为对他们的临别赠言。

作家阿·班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切实的诺言》中，那个在军事游戏中扮演哨兵的不知名的七八岁男孩所表现出来的守信品质，让我终生难忘。第二回赴俄时，当同伴在礼品店里购物时，我在华西里耶夫斯基岛还专门独自去寻找书中故事里描绘的那座小公园。当然我心里清楚，我的举动近乎可笑，因为小说中免不了有虚构的成分存在。

至于诗人马尔夏克的儿童诗“愿你的智慧更加良善，愿你的心灵更加聪慧”，以及诗人让我们把时间放天平上称，思考为什么“有些钟点异常短促，有些分秒毕竟很长”，更是成为我生活里必不可少的警示。毕竟我们的生命是由有限的时间构成的，而心智的成熟则影响着我们生命价值和质量的提升。

在我的集邮册里，收藏着一套题为“作家、战士、共产党员”的苏联纪念邮票。方寸票面上的人物有盖达尔、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在苏维埃文学史上，这些作品与生活都无愧于时代要求的作家还有许多，他们因文如其人而赢得众多读者的敬仰和爱戴。

当然，还有另一类作家、诗人，他们的意识形态虽然与前者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生活和作品仍然闪耀着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光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后期，这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作家，不愿按照党在文学里的指令，在自己的作品中造假，去违心地粉饰现实生活，当“党的自动枪手”。他们因此而成为政治狂飙中的牺牲品，在苦闷和哀伤中被“噤声”。有的被迫远离祖国，或被关进劳改营，甚至丢掉自己宝贵的生命。虽然这些当时没有走上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康庄大道”的作家被孤立、遭冷遇，受到不公的对待，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同莱蒙托夫的诗《帆》中的叛逆者一样，在“浪在跃，风在吼”的生活大海中，“在暴风雨中求得安宁”。2011年夏，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我透过车窗，望着那一片红土裸露的荒地和远处起伏的海岸，心中想起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他于1938年12月27日在这附近一处集中营里去世，终年仅47岁！

几年前，我在韩山师范学院的图书馆里，看到苏霍姆林斯基写的几本书，在它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过度使用的痕迹。随手翻开《怎样培养真正的人》，在第35页上读到这样的句子：“我认为教育上一条重要的目的，就在于使每个人在童年时代就能体验到人对义务顶峰的追求是一种魅力和美。”时至今日，苏氏所耕耘的教育园地并未荒芜，仍然果实累累，这可能是因为这位基洛夫格勒州帕夫累什中学前任校长、长期从教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所深切关注的教育理念是人的高尚精神的培养和形成吧。

在从教的漫长岁月中，除了研读一些西方教育家们的论著外，我也读乌申斯基、克鲁普斯卡雅和巴班斯基的著作，读、译《苏维埃教育学》中的一些文章，译介苏联实验教育学家阿莫纳什维利的作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得以攀登教育领域的一座座山峰。当我站在上面，我的视距在伸展，视野变开阔，居高临下，眼前见到的是一个宽广明媚的天地……

2006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受居住地一家出口公司经理的委托，我到宾馆接一位来自圣彼得堡的女商人玛丽娜·扎伊尔采娃到厂洽谈生意。玛丽娜是我在2005年的广交会上认识的俄罗斯人。五十挂零的年纪，看上去仍然精力充沛、神采奕奕，走进宾馆大堂，一眼就见到她坐在落地玻璃墙角的一把安乐椅上，手里捧着一本烫金封面的书，聚精会神地读着。阳光透过墙外树木的枝叶，经玻璃墙照射进来，在地板上编织起奇妙的斑影。这景象让我不由自主地收住脚步，默默地欣赏起她那身披朝霞、脚踏光点忘情读书的美姿。

在接下来的几天相处中，她给我讲圣彼得堡，讲普希金城，讲那儿的建筑和美。讲到得意处，她的眸子深处闪烁着明亮的光点。从她娓娓动听的介绍中，我隐约感到有一股看不见的魔力向我袭来，将我攫住，拽着我的思绪，顺着她的话往前走，就像神话里的魔笛所吹出的乐曲一般。这时，我更加渴望到俄罗斯，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尽快将多年来让我魂牵梦萦的愿望变为现实。2009年，我终于登上国际航班，飞向那个曾经大胆地开展过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制度改造实验，充满美好理想、激情迸发的国家。两年后，我再次踏上俄罗斯国土，漫步在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