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一回“民间外交”的小使者
飞机憋足劲，开始向前滑行，加速，再加速，随着一声轰鸣，机身微微地抖动，终于挣脱了大地母亲的拥抱，像一只大鹏，展翅斜插入蓝天，朝北京的西北方向，风驰电掣般飞奔而去。
我坐在靠窗的一个座位上，不一会便昏昏入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待我再睁开眼时，前面座位后背上的显示屏提醒我，飞机已飞越蒙俄边境，进入俄罗斯的领空。那一刻，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终于进入了俄罗斯，之前苏联的境内了。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往事也渐渐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三年的高中生活中，许多校方组织的、饱含着时代政治色彩的活动，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倒是与苏联学生通信交友的那段经历，长久地存留在我的记忆里。交友、友谊，对于正步入青春期的高中生来说，是令我们无限向往的神秘字眼。
1962年的春天，开学没多久，南方的空气中就已飘溢起初夏的温热气息，那一年的夏天似乎来得特别早。
一天下午，下课后，我与几个要好的同班同学一起去校图书馆更换图书。刚入内，迎面墙上不久前刚挂上的世界地图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大家不约而同地走到它面前，驻足观看。正当我们看得入神时，瘦高的刘伟华同学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地图前，右手举着一根细枝条，将它指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侧身转头，像地理课教师一般，向我们介绍起苏联的城市来。他手中的树枝，沿着那道细红线，缓慢地自东向西移动。每当它在一个蓝点处停下时，我们便齐声读出所代表的城市名字：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
突然，我的脑海里冒出一个大胆的主意：各人何不沿着这条铁路线，任选一座城市，再与那儿的学生建立起通信联系，建立友谊，促进俄语学习。这个主意刚一出口，便立刻获得大家一致的赞同，没花多长时间，各人便选好了自己的通信点。几天后，五封国际邮件便先后从我们居住的南方小城飞向苏联。每个信封上的收信人地址都写着“寄×市一中，随便一位17～19岁的男（女）学生收启”的字样。
心中有盼望，腿脚也勤快。从那以后，我们有事没事总往学校的收发室跑，在陈列信件的玻璃橱窗前转悠。十多天的时间眨眼便过去了，苏联那边仍然音讯全无。在焦急的等待中，许多猜测、想象和幻想不时在我的脑海里出没游荡：时而怀疑邮局将我们的信件弄丢，时而认为对方的学校不让他们的学生与我们通信；有时也会说服自己耐心等待，或者幻想着我的笔友将会是一个金发碧眼、高鼻梁的帅哥或靓女……等待使人烦心，却让人心存希望，不断编织着许多五彩缤纷的梦。就这样，一周又过去了。
周二的上午，做完课间操，我因事返回教室。半路上，远远听到课室里人声鼎沸，我三步并成两步，直奔课室。刚欲举步入内，就与伟华打了个照面。只见他意兴勃发，脸上写满“！”号。不用说，准是苏联朋友来信了。我的判断果真没错，他刚收到了来自伏尔加格勒的一封信。这座城市便是曾经闻名遐迩的斯大林格勒。信封上的几枚精美的苏联邮票特别惹人注目。
伟华的这位新朋友是个女生，名字叫伊拉。信和捎来的她本人的照片早已在同学们手中传开了。有人大声、结结巴巴地念起信文，一点也不顾及当事人的隐私；有人对着照片里伊拉俏丽的模样品头论足，发出会心的赞叹。每个人都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激动和喜悦中，就连班里那几位平时不苟言笑、不凑热闹、性格文静的女生，也都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和激动，加入到“争夺”信件和照片的行列中。她们发出了一阵阵从未听到过的难得的笑声。这个场面一直持续至面容清瘦、表情严肃的物理教师出现在课室门口。
不久，我和其他几位同学也都先后收到对方的回信，我们学着对方的说法，称这些信件为“温暖的信”（теплое письмо），至今回想起来，这一封封远方的来信，的确是暖人心窝的。
我的通信朋友名叫卓娅·基里特拉索娃，家住古比雪夫市，即现今的萨马拉市。城市坐落在萨马拉河注入伏尔加河的汇流处，人口过百万。卓娅那一手浑圆、饱满、工整的俄文使我感觉她可能是属于那种谦和、易与人相处的女生。
那时，在苏联国内，正值开展“共青团探照灯队”活动，党团组织号召在生产建设岗位的共青团员挖掘生产潜力，提高产量，同时要求学校共青团员利用课余时间，在为民众服务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卓娅是她所在学校学生会的干部，在她给我的信中，她激情满怀地谈到她对社会工作的热爱。我那时也负责学生会体育部的工作，共同的学习和生活内容拉近了我们谈话的距离，为我们的通信找到了共同话题。
用俄文写信，对于当时尚未学过多少俄语的我来说，困难实在不小。好在当年在大连科研所工作的三姐因患淋巴结核病在家休养，在学校的俄文教师和她的帮助下，我才好不容易地写好每一封回信。
当身边的题材日渐枯竭时，我便从教科书中挖掘可以利用的内容。记得那时，史地课教师讲古比雪夫水电站，其内容始终没能超过书中不足几百字的介绍。应我的请求，卓娅在信中对电站和水库作了具体形象的描述，还给我寄来电站及水库的照片。这样，原先以文字感知为基础的信息也就直观、生动了起来，并且令人自然而然地想起那曾经脍炙人口的革命口号：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这一口号，至今还写在俄罗斯乌利格奇水电博物馆的入口处。西方记者多报之以讪笑，但在我的心中，激起的是与他们不一样的情感和记忆。
1920年，俄罗斯的卡希纳还是一个偏僻、贫穷、落后的村庄，那里的村民世代靠点煤油灯照明。当时，内战尚未结束，国内物资奇缺。可是，卡希纳村的村民响应列宁的号召，硬是靠自己的力量修路、伐木、立线杆、架电线，四处寻购罕见的发电机。当所有的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大家给列宁寄去一封信，热情邀请他参加电站的落成典礼。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一辆小轿车徐徐驶进卡希纳村。从车上走下他们盼望已久的列宁和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听完村代表向他介绍电站建设的经过之后，向他们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傍晚，电闸闭合前，列宁向村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卡希纳村建电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又说，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接下来要做的事是保证让全国的每一个地方都用上电。人们齐声唱起《国际歌》，在雄壮的歌乐声中，电工闭合电闸，霎时间，被暮色笼罩着的乌黑的村子灯火通明。卡希纳村人无不自豪地向前来观看的邻村的村民夸耀：“我们这里点的是伊里奇的灯泡！”
当列宁和他的夫人乘坐的轿车在凛冽的寒风中驶离卡希纳村时，列宁禁不住内心的喜悦，透过车窗，回眸凝视车后那座被灯光照亮的村子。
四十年后，在一套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邮票中，有一枚邮票的票面上就绘制着苏联电气化的成就。方寸中，列宁正习惯性地眯着眼睛，远眺灯光闪烁的苏维埃大地，当年卡希纳村的星星之火，如今已经“燎原”。
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已飞临中西伯利亚重镇伊尔库茨克上空，机外一片光明。“喝点什么吗，先生？”过道上飘过来空姐柔声的询问。我要了一杯绿茶，啜吸着，细细品味着齿颊上的留香和舌底的回甘，心想，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稳定和谐的关系，不正是始于老百姓之间的接触和了解吗？这种接触最好从童年或青少年时代开始，或许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组成部分吧。而我和我的同学，多年以前，在未经任何官方“授权”下无意间扮演了一回“民间外交”活动的小使节。
我们从前、今天所做的，以及今后仍要坚持下去的事情，可以用伊尔库茨克民俗博物馆馆长的话来概括：“你们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大家交往越多，了解得越深刻，世界就越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