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关于中国国家形象提升的研究不仅需要传播学界的努力，更需要国际关系学界的参与。
关于新加坡新闻管制严格的论调很多，但真正对此进行效果检验的实证研究却很少。关于早报 “倾中”的说法很多，但是真正探索早报倾向中国之原因的也很少。关于新加坡媒体国际报道倾向的生成机制
，更没有人认真研究和解释过。
一、核心研究问题及其研究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 类似于新加坡这样的威权国家，其媒体国际报道倾向的生成机制是怎样的? 国家利益(取向)是否是国际报道倾向生成的主导因素? 本书选取《联合早报》1999—2006年的中美关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新加坡媒体报道的主要因素(国家利益)为自变量，以《联合早报》报道的倾向性为因变量，希望借此案例研究来探索威权体制下的媒体国际报道倾向的生成机制。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西方媒体涉华报道负面情况较为普遍，中国国家形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中国形象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如何在崛起过程中，更好地参与国家间合作、融入国际社会，并且顺利地实现和平社会化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对如何改善自身国家形象、提升自身软实力的关注逐步增强。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从政府机构到高等院校，关于如何促进国外媒体(包括海外华文传媒)客观、正面地报道中国，提升中国形象的研究和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2001年、2003年、2005年和 2007年，由国务院侨办牵头，中国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促进和运用海外华文传媒客观、正面地报道中国，为改善和提升中国形象贡献力量。这一两年一度的盛会的举行，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海外华文传媒特殊地位和作用的重视。
海外华文传媒研究近年来日益受到新闻传播、华侨华人和历史等专业领域学者的关注。海外华文传媒种类繁多，实力、地位、国家背景千差万别，要探索如何促进海外华文传媒正面地报道中国似乎没有统一的路径可循。况且，目前中国关于海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大多是对海外华文传媒历史的研究，其能提供的现实政策价值十分有限。
在这一迷局下，我们发现，《联合早报》不仅是一份在东南亚华人社会颇受欢迎的报纸，而且在 20世纪 90年代末，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早报也进入了中国读者的阅读空间，并成为他们获取区别于大陆媒体新闻信息的重要来源。
阅读过《联合早报》的读者不难感受到，在众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上，它似乎显示出对中国明显的 “支持”和 “好感”。早报是否果真如读者的感性认识那样对中国有着普遍性的 “支持”和 “好感”? 它在各个领域内的对华报道倾向是否都是一样的?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曾经努力 “去中国化”的独立国家的华文媒体，它 “亲中国”的理论与现实依据何在?
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特别测试性地访问了一些学习国际关系的研究生。在向他们进行了有关《联合早报》历史与现实知识的普及之后，让他们凭着现有的知识和逻辑尝试回答“(在中美关系报道上)早报为什么倾中，其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答案却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似乎也可以解释早报倾中的缘由。可是，通过严谨的学术分析，太多的原因其实似是而非。
在这些回答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早报与中国的历史渊源是其倾中的重要原因”， “早报的华文特性和面向华文读者的事实导致它(必须)倾中”， “新加坡与中国关系良好是它倾向中国的原因”，还有人认为原因是 “早报作者和编辑中有部分人来自中国大陆”。然而，这些回答都有着非常明显的解释力匮乏的问题。
历史渊源论的缺陷在于它无法解释在相同的历史渊源下，早报在 1945年至今经历过的对华立场的变化; 华文特性论无法解释这个世界还有诸多反对中国的华文报纸的事实; 新中关系良好论无法说明早报为何不在中美关系中倾向美国(新美关系亦不差); 中国大陆作者论则显然忽视了所有的文章必须经过编辑把关，而早报工作人员中的中国人必须接受早报严格培训并服膺相关理念的事实。
这些回答提示我们: ①凭着想象和感性认识去回答一个“常识”背后的原因有多么困难; ②在常识背后有着未知的学术价值; ③某些常见的认识必须加以研究和检验; ④对于一个跨越传播学和国际关系学之间的问题，要回答好必须进行相关专业训练并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
(二)研究意义
本书研究的必要性: ①要探索如何促进海外华文传媒正面地报道中国，只有选取有重要性的个案进行分析，才能发现一些可汲取的经验。②早报倾中属于易感现象，原因并非可以简单回答。③新加坡政府要求，媒体在报道国际关系等问题时，应服务于国家利益。这是否是报道倾向中国的决定因素呢?为国家利益服务与报道倾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之间表面上并不具备明显的逻辑联系，服务国家利益可以有 “倾中”、“倾美”和 “中立平衡”三种可能。④在威权国家，国家利益与媒体报道倾向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密切的关联，关于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还很少。
所以，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是为了回答早报是否倾向中国，而是试图回答它为什么倾向中国(在部分主题上); 本书并非是为了证明早报是否受到政府影响，而是试图回答它如何受到国家利益影响，并表现为何种倾向分布形态，以及从这种倾向分布形态中，我们能够获取何种借鉴与启示。
因此，本书实际上是要探索类似于新加坡这样的威权国家的媒体国际报道倾向与国家利益取向的关系。是故，本书选取《联合早报》1999—2006年的中美关系报道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和检验。在本检验中，以影响新加坡媒体报道的主要因素(国际利益取向)为自变量，以《联合早报》中美关系报道的倾向为因变量。本书希望借此来检验威权体制下的媒体国际报道倾向性生成的机制。
在中国和平社会化的理论困境中，研究《联合早报》倾向性生成的机制，对于了解和探索如何运用和促进海外华文传媒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有着重要的政策借鉴意义。从理论意义上看，对威权国家媒体国际报道倾向的生成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威权国家媒体报道倾向与国家利益之间的作用关系有更加真切和细致的了解，从而可以摆脱经验的束缚，获得实证后的确凿结论。
(三)对研究对象的说明
1.为什么选择研究海外华文传媒
海外华文报刊肇始于 1815年由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里逊(Robert Morrison)和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于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考》，距今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开中国餐馆、兴中文学校、办华文报纸”，成为很多中国人移居海外后的首要之事， “华侨社团、华文教育、华文报刊”是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海外华文报刊分布广，几乎在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报刊。在这些地区，华文报刊比电台和电视台具有更成熟的运作方式和更强大的影响力。选择海外华文报刊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研究价值毋庸置疑。
从政治传播学意义上看，媒体往往承载着其所在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现状打下的烙印，海外华文媒体一般都能反映其所属华侨华人社群的思想、文化认同和政治烙印。另外，当前海外华文传媒分布很广，它们是一笔重要的、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合作来加以合理运用的资源，但对它们的状况，我们了解得还很不够。海外华文传媒的主要传播对象是海外华侨华人，它们如何报道中国，它们为什么正面或者负面地报道中国都是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对处于崛起过程中努力寻求改善中国国家形象、促进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联系的中国政府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政策意义。
2.为什么选择《联合早报》 作为研究对象
首先，新加坡主体族群———华人，曾经高度认同中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他们在政治上已经认同新加坡，而《联合早报》被人们认为是一份倾向中国的报纸，一份属于另外一国的，有着独立的新加坡国家意识的报纸。假如真的如人们观察的那样倾中，这就是一个十分吊诡的学术现象。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以负面居多，研究这份显得十分独特的媒体的倾向性生成机制很有价值。
其次，新加坡的华文报业堪称海外华文报业的翘楚。在众多海外华文传媒中，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是影响力最为显著的媒体之一，也是当前新加坡最大的华文报纸。它历史悠久，在新加坡、美国、中国(少数大城市)等有华人居住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十分庞大的读者群体(包括网络读者)，2006年日发行量为 18.5万份左右。以《联合早报》为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以及学术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1945年“二战” 结束以前，《联合早报》 是一份华侨报纸，其前身《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创办者陈嘉庚和胡文虎本身就是华侨，他们早期不仅认同中国主权，而且都拥护国民党政府。1945年以后，新加坡华文报纸开始由侨报向国民报纸的方向转变，侨民意识下降、国民意识上升。其对中国的报道立场也逐步发生变化。而关于《联合早报》更长时段的研究目前还比较缺乏，这也使得了解这份历史上与中国有着重要渊源的报纸的报道倾向的成因显得十分必要。
选择以一份报纸，甚至是非主流报纸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也较为常见，此处可试举数例。例如: 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程曼丽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澳门《蜜蜂华报》的研究; 南京大学的一篇现已出版的优秀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 素以严格著称的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一篇博士论文是关于 20世纪 30年代《大公报》的研究。这些以报纸为个案研究对象的论文的特点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挖掘特殊报纸在特殊时代或者特殊事件上的报道特点和意义，做得颇为精细。
研究《联合早报》中美关系报道能够反映新加坡的相关国家利益取向，是观察大国政治与小国选择的窗口，因此，本书并不仅仅是研究一份报纸。它不仅分析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新闻环境，而且还分析了中国崛起的理论困境，大国政治中的小国利益选择等实实在在的国际关系问题。在报纸的方寸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国际政治的大舞台。
本书选择《联合早报》为研究对象，不仅是因为它在新加坡媒体中的主流地位，更是因为它具有多数海外华文传媒所没有的显著影响力。《联合早报》虽然是一个媒体，但它的主流地位、它的代表性，使得对它的探索能够提供关于新加坡新闻体制的现实作用机制、效度，特别是媒体倾向性生成机制问题的重要学术发现。
3.为什么选择 1999—2006年的中美关系报道
选择 1999—2006年这个时段的原因是因为 1999年发生的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它对中国国家安全观念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在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中，它有着十分特殊的标志性地位。选择中美关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则在于: 中美关系实际上是当前大国政治的缩影，它对于中国崛起、中国民众的国际视野、新中关系等有着重要的影响。相对于本书的研究目的而言，中国的负面形象最突出的部分就源于中国崛起及其与大国之间关系的困境问题。如米尔斯海默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就暗指中国为企图改变现状的国家，并明确指出了中国的所谓 “威胁”。在 “中国威胁”主导西方媒体主流话语的时候，研究中美关系在一份主流海外华文报纸的报道状况，研究中国正面形象在其中的生成机理，能够提供重大的现实借鉴。
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新加坡是一个 “第三者”。中美关系充满了矛盾、斗争与合作，具有很强的检验第三者利益和立场以及探索其媒体倾向生成机制的作用。新加坡与中国和美国都有着重要的安全和经贸利益关系，而在意识形态方面，三国之间似乎都缺乏真正认同，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利益交织关系的作用下，假如新加坡国家利益是倾向主导因素，那么《联合早报》到底会表现出何种倾向分布特征? 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提出了 11 条选择案例的参考标准，其中三条是: 资料丰富; 自变量、因变量或条件变量具有极端值;内在重要性。从中美关系的现实看，关于中美关系的资料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新闻报道都是十分丰富的，当中美关系中的事件作为报道主题(自变量)时，有极端的冲突事件，也有合作的问题，即具有 “极端值”; 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对于任何对国际关系稍有了解的人来说都不言而喻。
行文至此，本书实际要分析和求证的问题可归纳为:
(1)《联合早报》在中美关系报道上是否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倾向中国，它倾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微观层次)
(2)类似于新加坡这样的威权国家的媒体国际报道的倾向生成机制是怎样的? 国家利益(取向)是否是国际报道倾向形成的主导因素?(中观层次)
(3)探索威权国家的媒体报道倾向生成机制能够为中国提升国家形象提供何种参考和借鉴?(宏观层次)
在上述三个问题中，第二个问题是本书的核心研究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海外华文传媒问题
国外对《联合早报》进行研究的主要学者基本都在新加坡，如王慷鼎和崔贵强。王慷鼎的代表作是 1995年出版的《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该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他系统分析了 1945—1959年，新加坡四大华文报纸(包括《联合早报》的前身《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社论; 全面分析了 “二战”后华文日报社论对国际性、地区性以及地方性的重大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文化事件的反应与立场，这是新马报刊史研究的首创。崔贵强的《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1993)一书是由八篇论文编簒而成的论文集，主要研究和分析了 “二战”前和 “二战”后新加坡的华文报刊的历史概况。崔贵强的另外一本专著《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则分国别介绍了东南亚地区五个国家华文日报的发展现状。王慷鼎的研究虽然进行了大量统计，资料翔实，分析细致，但其研究主要以社论为主，其断代研究(15年)的局限性使得继续对该报进行补充研究十分必要。而崔贵强的研究要么是以报人与报纸在特定时代的关系为分析对象，要么是对报纸的概况进行一般概括与叙述，缺乏具体而详细的考证，未能提供可靠的关于媒体报道特点的研究结论。
国内的主要研究者对海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大致起步于 20世纪 80年代末。按时间先后主要有方积根、胡文英的《海外华文报业的历史与现状》(1989)，杨力的《海外华文报业研究》(1991)，吴庆棠的《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1997)，王士谷的《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1998)，程曼丽的《海外华文传媒研究》(2001)以及彭伟步的《东南亚华文报纸研究》(2005)。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基本都是对海外华文传媒(主要是报纸)，或新加坡一国的华文报业加以概述、总结，属于教科书型或者是 “社科课题”型研究，与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追求的结论旨趣差异较大。
关于新加坡传媒和《联合早报》的著作中，最具有经验指导意义的应该是袁舟的《媒体集团的经营与管理: 新加坡报业控股的成功之道》一书。作者曾在中国担任多年记者，后留学美国著名的密苏里新闻学院，1996—2002年先后担任《联合早报》高级记者、早报网主编，2002年8月起还曾担任汕头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数年。该书不仅详细介绍、分析了新加坡报业控股的管理思想、组织结构、编辑方针、广告销售、人事财务和近年来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发展改革的经验教训，而且还透露了新加坡威权体制下新闻管制的现实图景，为本书研究和分析提供了经验和事实证据，避免了研究国际问题包括外国媒体时，由于无法身临其境而易犯的常识性错误。
国内关于新加坡新闻体制和《联合早报》的研究的论文有数篇，它们的内容涉及新加坡报业经营、华文网站特点、新加坡新闻管理等问题。
总之，无论是新加坡的研究者还是国内的研究者，都没有将海外华文传媒与国际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基本都是华侨华人问题研究或者是新闻史的研究，都不能为如何促进海外华文传媒正面地报道中国这个大战略服务，他们都没有真正研究威权国家(如新加坡)媒体国际报道倾向的生成机制问题。当然，这些研究在引导本书写作、提供参考资料、启示和借鉴方面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二)中美关系问题(1999—2006年)
将中美关系与中国崛起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是近十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突出特点，国内对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的研究始于1998年左右，阎学通、王在邦、李忠诚、侯若石等人的代表作《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一书是研究该问题最早的专著。进入新世纪，关于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的研究趋于火热，众多学者纷纷发表著述，时殷弘、郑必坚、王缉思、金灿荣、门洪华等成为国内研究该问题的主流学者。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关注中国崛起的研究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主要研究者有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罗斯 · 芒罗(Ross H.Munro)、塞缪尔 · 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回顾在丁松泉的专著中有更详细的记录，此处不赘述。
本书的研究时段是 1999—2006年，在这一时段的中美关系中，中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美国霸权主义的现实威胁与中美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美国也不遗余力地在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崛起可能产生的威胁。
(三)关于媒体、国际关系、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关系的研究
关于媒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国际关系对媒体的影响的研究在传播学界较为丰富，但是高质量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外。以 political(science)和 communication 为学科关键词，在美国 UMI 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搜索，可得关于政治学和传播学交叉研究的学位论文(含部分硕士论文)142 篇，其中部分是国际关系与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论文。如约瑟夫·海登(Joseph Raymond Hayden)的博士论文就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媒体对于美国参与巴黎和会的影响。贾斯丁·哈特(Justin W.Hart )分析了 20世纪 30年代至 50年代，大众传媒的兴起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变迁中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尼尔·贝克尔(Neil Wu Becker)对 1949—1989年中美关系大事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检验了媒体报道与政府依赖的关系。李喜根(Xigen Li)分析了国家利益因素对《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中美关系报道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美国媒体常常有表达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现象。这些美国论文的特点是讲究研究方法，注重论证的逻辑，很多论文采取了内容分析法。
关于如何运用传播手段提升中国形象的研究，近年来在国内非常火热。中国官方和学界已经将它列为一个重大的课题。在国内，从事这一研究的多为传播学学者，如北京传播学院就出版过一个系列著作，但其研究仍偏重传播，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分析浅尝辄止。张昆的《国家形象传播》一书也是站在传播学立场，从外宣的角度来谈国家形象建构的。何英的《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1998—2005)》一书是从国际关系专业出发分析美国媒体负面报道中国的原因，有关理论分析深入、到位，但某些需要传播学理论建立因果联系的部分则显得较为勉强。其他还有数十篇论文，但多数都是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形象建构的，国际关系专业视角的研究和智力参与严重不足。笔者认为，分析中国负面形象的成因，提升中国形象不仅是一个传播问题，更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关于它的对策更需要从国际关系中寻找。
探索境外媒体报道倾向的生成，提升中国形象是一个集新闻传播与国际关系两大学科于一体的跨学科问题，这个问题的新兴特点、它的跨越性使得关于它的研究还很不深入。要做好国际传播，需要两个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智力的参与，本书拟就此做一些初步探索。
另外，国内关于媒体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近年来也逐步流行起来，不过，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用科学研究方法对《联合早报》乃至华文传媒进行较大规模的研究，探索新加坡媒体国际报道倾向生成机制的几乎没有。
本书的研究还涉及东南亚、新加坡华人文化、教育和历史，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周聿峨的《东南亚华文教育》(1995)，曹云华的《变异与保持: 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2001)和《新加坡的精神文明》(1992)，薛君度和曹云华合著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黄松赞的《新加坡社会与华侨华人研究》等著作对本书的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提供了本书研究所需要加以分析的华人社会教育、文化问题的指南。
三、研究方法、思路与创新
(一)国内现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不足
国际关系学学者或者研究生选取媒体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并不鲜见，纵观国内非传播学专业人士研究传媒的主要缺陷在于，很多人对媒体特点的描述大多基于感性，选取的文章和数据是凭着主观愿望，为着印证自己的目的而选取的，有些人采取的是重复他人未经科学方法验证的结论来支持自己的核心观点做法。这样的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所阅读到的文章是否有以偏概全的问题? 他们是否忽视了反证? 还有，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因素是否会使得研究者对批评中国的文章特别敏感，因此在研究中会突出这类文章的负面观点呢?
传播学学者往往有较为专业的传播学分析，但没有做好国际关系方面的分析; 国际关系学学者往往没有在传播学的基础部分做好统计和科学研究，没有运用必须加以运用的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来判断报道倾向性，但在国际关系方面分析较为专业，不过这种分析由于前者的欠缺而失去了应有的信度。
多数国际关系研究者可能都听说过所谓美国媒体 “妖魔化中国”的说法。这一论调于 20世纪 90年代出台后，一度争议不断，中美两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先后为此召开了研讨会。有学者以诸多反证为例，有力地质疑了前者的结论。
这个已经成为主流话语的结论其实存在着诸多严重的学术缺陷: ①假如负面报道中国的比例过大，这些负面报道新闻真实性如何? ②如果这些新闻真实性程度高，又何来 “妖魔化”中国之嫌? 如何解释美国媒体对很多国家的负面报道问题?③即便有 “妖魔化”动机，这些著作往往也没有研究和论证媒体的动机成因和作用机制。
还有一些研究生也在这个领域进行了难能可贵的学术尝试，但是，在这个跨学科问题上，他们没有真正实现 “跨”过去的目标。他们要么基于非专业性的对新闻报道的统计，未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作用的逻辑链条就开始了原因分析; 要么只是对某个外国媒体的报道主题内容进行归纳，并由此提出了一些启示和政策建议。
本书作为研究媒体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问题的论著，笔者力争做到 “跨越”并 “进入对方的领地”。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思路和创新
1.本书的研究方法
对媒体与国际关系进行结合研究，主要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 ①媒体是如何报道和评论新闻事件的; ②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的特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本书研究与此有关); ③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对国际关系有什么影响等(如本书谈及的媒体报道对国家形象的影响)。这样的研究层面当然还有更多。第一个层面的研究仅仅是传播学研究，因为它只涉及媒体内变量(intra media variables)关系的研究; 第二个层面涉及对媒体报道特点的原因探索，这样就跨越了传播学领域，而与其他专业联系起来，从而涉及媒体内变量与媒体外变量(extra media variables)关系的建立与分析。
即使做了传播学专业统计，从媒体报道内容的特点推知更高层次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原因或)结论，还必须建立媒体内外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要研究媒体报道特点产生的原因，就必须罗列、分析、排除，然后提取出媒体之外对媒体报道产生影响作用的主要因素，然后对这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变量关系验证。这里实际上就点出了本书看似简单的外表之下对严谨性提出的要求。难度主要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①跨学科理论知识的难度; ②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和合理运用的难度; ③内容分析过程工程庞大，耗时漫长，且有必须小心制定标准并持之以恒地遵守的难度。
若持严谨的态度看待本研究，研究者必须掌握传播学和国际关系两个专业的部分知识和理论，否则，研究者会很容易忽视跨专业变量关系的建立，分析将因此陷入主观推断。这就是为什么关于美国媒体是否 “妖魔化中国”的争论一度十分热烈的原因之一。
考虑到这种难度和国内两个学科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先广泛阅读了美国国际传播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学习他们对媒体与国际问题报道研究的把握技巧，了解该运用哪些研究方法和如何运用这些方法; 另外，笔者还与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传播学学者保持了近半年的联系，让对方就自己的研究设计提出改进方案，并推荐应该加以掌握的方法和关键的传播学理论。
由于本书的研究目的是探索《联合早报》中美关系报道倾向性生成的机制，查找并确证其形成的根本原因，这一旨趣决定了本书将采取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中相对于全面分析(comprehensive analysis)的严格分析法(rigorous analysis)。所谓严格分析法，就是追求问题的根本原因的分析方法，它并不否认全面分析的优点和用途所在，也不否认在根本性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原因在起作用。
在西方学界，媒体报道与评论倾向产生原因和生成机制是一个极其严肃的学术问题。凭着直觉，我们有时也能直接“碰撞上”真理。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牛顿之于万有引力的启示，爱因斯坦之于相对论，邓小平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和 “白猫黑猫论”，甚至毛泽东的一次次机智的、后被证明为有效的军事选择，都是凭着单纯的经验和思考得到的。即便如此，这样得到的结论也要经过证明才能上升为理论或者可靠的知识点。本书决定对《联合早报》倾中这一表面现象加以探索，试图寻找它倾向性生成机制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因为在表象和经验之下，极可能隐藏着我们未知的知识和规律。罗宾·古德曼(Robyn S.Goodman)通过对美国主流媒体中美关系报道进行统计，发现媒体只在部分时候受政府影响，媒体报道常常出现独立于官方立场的情况，这与我们惯常认为美国媒体充当政府意识形态工具的印象有较大出入。
2.基本思路
本书从传播学理论出发，探索影响新加坡媒体在国际事务报道上的诸因素，排除并提取出影响新加坡媒体报道的根本性原因(自变量，媒体外变量)，即新闻体制要求媒体服务国家利益。由此建立起新加坡媒体国际问题报道倾向生成机制模型，即新加坡国家利益是媒体国际报道倾向生成的主导因素(相当于假设，待下文检测)。然后通过定性分析，确立新加坡在中美关系中的利益取向，主要表现为不支持 “中国威胁论”和不赞成遏制中国的做法; 支持中国加入国际经贸体制，促进贸易自由化; 重视保持地区稳定的重要性; 在意识形态方面基本不认同美国，与中国同中有异。这种利益取向与美国现实的对华战略和利益取向有很大的差异。
然后，本书主要以统计学方式，用传播学中的内容分析的方法对 1999—2006年这七年间《联合早报》中美关系报道(996 篇，耗时2 个月，具体操作介绍收在附录中)加以分析，总结该报在最近几年如何报道中美关系，其倾向性表现为何种分布形态; 在内容分析部分，笔者主要考察了主题、中美关系状态、倾向、新闻与作者来源等几个操作变量(媒体内变量)，并对这些变量进行了编码和细致的统计，从而得出了有关中美关系报道的数据化结果。比如，在安全关系问题上，早报记者评论倾向性分布; 在意识形态类(人权、民主)问题上，不同作者群体的倾向性差别等。这些表明倾向程度和分布特点的数据初步说明了早报对中国或者对美国的立场和倾向。
在统计出早报的报道特点之后，将早报报道倾向与新加坡在中美关系中的利益取向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至此，假设得以证明，即新加坡国家利益是媒体(《联合早报》)国际报道倾向生成的主导因素。
另外，本书还运用了历史分析法、归纳法、实证研究法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对中美关系、和平崛起、新加坡的国家利益以及新加坡与中美关系的分析中。
总之，本书运用了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法，同时结合了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突出地运用了定量分析和科学实证的方法来分析媒体与国际关系互动中的学术问题。
本书的论证思路和逻辑链条图解
3.本书的学术类型
在开始研究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的学术类型。斯蒂芬·范埃弗拉将博士学位论文类型大致分为七类: 一是理论创立型论文，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的模式有这种特色(虽不是学位论文); 二是理论检验型论文; 三是文献评估型论文，这类论文是对关于某个主题的现有理论文献和经验文献进行总结和评价;四是政策评估型论文或政策处方型论文，这类论文对现行的或未来的公共政策及政策建议进行评估，其他还有历史解释型、历史评估型和预测型论文。
从本书的研究框架和追求的学术旨趣来看，本书属于理论检验型论文，并带有一定的理论创立和政策处方的性质。这类论文使用经验证据来评价现有理论。经验证据可以采取大样本分析或案例研究形式，有时则兼而采取这两种形式;本书从媒体有为自身国家利益服务的现象这一传播学发现出发，并结合新闻体制对媒体报道的制约作用，提炼出影响早报报道倾向的核心变量，建立新加坡媒体国际关系报道倾向生成机制模型，另外还特别分析了新加坡在中美关系中的利益取向是什么，最后将《联合早报》的报道倾向与新加坡在中美关系中的国家利益取向进行对比验证。而对结论的分析和推广则有理论建构和政策建议的成分。
4.本书的创新之处
(1)采用内容分析和定量的方法来分析《联合早报》对中美关系的报道，不仅在国内华文传媒研究领域属首例，而且在中国的新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这也是不多的定量研究之一。
(2)本书通过创建新加坡媒体国际报道倾向生成机制模型(涉及国家利益)，然后以国际关系专业理论解析中美关系的困境，厘清新加坡在中美关系中的利益取向，回答了早报倾向生成机制这个需要考证和研究的问题。这不仅是对威权国家新闻体制、国家利益对媒体报道倾向作用效果的一次实证检验，而且是对华侨华人问题(华文传媒)与国际关系相结合问题的一次重要研究尝试。
(3)本书的结论从国际关系视角弥补了传播学界在探索提升中国形象问题上的对策不足。促进海外(华文)媒体客观、正面地报道中国，提升中国形象的工作，不仅要从传播方面努力，更要从国际关系方面寻找对策。
四、章节安排和主要内容
本书的章节安排借鉴了美国大学博士论文的通常做法，同时也考虑了国内学位论文框架安排的通常习惯。
本书主干部分共四章。
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以及本书的框架。
第一章是对《联合早报》倾向性生成机制的理论分析与探索。首先运用传播学理论分析了影响媒体报道的因素以及美国媒体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在新加坡多个影响因素中，新闻体制是最大的一个。它要求媒体为国家利益服务，新加坡媒体在长期的被管制中具备了一定的服务国家的 “自觉性”。通过采取自变量解释性排除和关键变量提取程序，建立了新加坡媒体国际报道倾向生成机制的模型。
第二章是对新加坡在中美关系理论困境和中美关系中的利益所在进行分析，提炼出新加坡的利益取向(自变量具体化)，即早报所维护和服务的内容。
第三章通过内容分析法统计，以表格加说明的方式，推出关于中美关系报道倾向性分布的统计结果(因变量)。
第四章是运用第三章的统计结果来检验新加坡在中美关系中的利益取向(自变量)与早报报道倾向(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经对比分析发现，新加坡的利益取向与早报报道倾向呈多样化对应分布形态，二者保持着内在的相对一致性和逻辑联系，新加坡媒体国际报道倾向生成机制模型得到支持。在验证过程中，本书还取得了其他重要发现和规律。
最后是结语部分。主要回顾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论证过的结论，同时指出了本书结论的有限性，并就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和方向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