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日本在平安朝时期出现了女性文学的第一个高潮，代表作品有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泉式部的《和泉式部日记》等。由于当时日本从多方面吸收中国文化，女性文学作品中也不乏中国元素，但在交通条件及女性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制约下，女性作家不可能实际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自镰仓至江户时期的近七百年间，日本女性文学总体陷入了低谷期，虽也出现了阿佛尼、永福门院、小野阿通、日野资名之女、斯波园女、诸九尼、田上菊舍等女性作家，但其作品主要集中在和歌及日记文学领域。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开始重视女子教育，随着《学制》《教育令》《改正教育令》《高等女学校令》等一系列教育制度的推进，日本女子教育普及率迅速提高，女子小学就学率在1904年就已高达90%，高等女学校逐年增多，女子专门学校及女子大学也陆续出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写作能力的女性随之增多，中岛湘烟的《善恶之歧》、木村曙的《妇女之鉴》、樋口一叶的《埋木》等相继问世。1889年3月的《女学杂志》（第153号）“社说”中曾提到，“羡慕崇拜先辈，希望早日成为小说家的女学生尤其多”。另一方面，报纸杂志业的发展也极大促进了女性文学的繁荣。据浜崎广的统计，明治时期创刊的女性杂志有182种，大正时期创刊的女性杂志有145种。除此之外，综合类杂志也会设置女性文学专栏或专集，如《文学俱乐部》曾推出“闺秀小说集”（1885年12月），《中央公论》曾编辑“女流作家特集号”（1910年12月）。小栗筹子、野上弥生子、与谢野晶子、田村俊子、尾岛菊子、冈田八千代、长谷川时雨、国木田治子等人开始崭露头角。

在明治及大正时期，国木田独步、田山花袋、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诸多男性作家来到中国，并根据在华体验撰写了相关作品。如国木田独步和田山花袋分别作为中日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的随军记者来华，前者创作了《爱弟通信》，后者撰写了《第二军从征日记》；夏目漱石于1909年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邀请下来华，并出版《满韩漫游》；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分别在1918年及1920年以个人之旅的形式来华游览，前者发表了《苏州纪行》《中国旅行》《中国料理》《观中国剧记》《庐山日记》等文章，后者出版了《南方纪行：厦门采访册》；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以“大阪每日新闻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华，之后发表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等纪行作品。而在明治及大正时期来华的日本作家群中，可以说基本看不到女性的身影。在笔者看来，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

首先是当时女性作家的文学地位所致。若翻看现有中日学界的各类文学史著作，在明治及大正时期的日本文坛，除樋口一叶、与谢野晶子会被提及外，不论是启蒙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中，还是白桦派、新理智派、唯美派的核心作家中，均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虽然立志成为作家的女性不断涌现，且有多人活跃于各类报纸杂志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女性文学作品在成熟度及深度上仍有待提升。另外，如高良留美子在《女性主义批评之介绍——阅读近代女性文学》中所言：“带有权威地去阅读、判定、分类、定位的工作全部被委任给了男性批评家及研究者，女性作家的文本往往在尚未被充分解读的情况下就被作为‘女流’文学置于文学框架的边缘。”总之，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流作家”，不可能像男性作家那样获得“被邀请”或“被派遣”来华的机会。

其次是取决于女性作家对中国的“漠视”态度。众所周知，近代之后中日两国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但对于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自幼接受汉学熏陶的男性作家而言，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他们熟悉且向往的“魅力之国”。而女性作家则不同，由于学习汉学在日本自古以来一直是男性的“专利”，她们在成长过程中接触较多的是日本传统和歌或古典文学作品，中国对她们而言并不具备特殊的吸引力。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被日本各界贴上了“落后”“愚昧”“肮脏”的负面标签，上述男性作家撰写的中国游记类作品更是反复勾勒出了“非文明”的国家形象。再加上当时日本致力于全面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欧美诸国也随之成为她们憧憬的对象，如佐藤俊子、与谢野晶子、吉屋信子等人都曾积极主动地远赴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地学习生活。因此，除因丈夫工作关系在华生活的“太太”及为谋生来华的“特殊职业女性”，少有日本女性作家主动选择来到中国，而那些实际来华的女性又不具备将个人体验转换为文字的能力。

进入昭和时代后，原本由男性作家“独占”的涉华书写领域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森三千代、与谢野晶子、林芙美子等人开始踏足中国，并留下了相关作品。特别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日本女性作家来华热潮，吉屋信子、林芙美子、大谷藤子、矢田津世子、森三千代、大田洋子、望月百合子、牛岛春子、小泉菊枝、横田文子、佐多稻子、真杉静枝、长谷川时雨、圆地文子等“知名”或“不知名”的女性作家纷纷来到中国，并随之诞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一、来华途径及涉华书写

若单纯从日本女性作家的来华途径看，可以笼统地分为“私人之行”与“公派之旅”两大类，其中，“私人之行”又可以细分为短期旅行与长期定居。

先看短期旅行。据笔者视野所及，个人自费来华旅行的女性作家并不多，代表人物主要有森三千代、林芙美子、大田洋子等人。具体而言，森三千代先后在1926年、1928年、1937年来到中国，三次均与其丈夫金子光晴同行，前两次的主要目的地为上海，同时游历了苏州、杭州、南京等地，最后一次来到了已被日军占领的天津及北平等地。森三千代根据在华体验创作了《跳舞的上海》《被武装的苏州》《蝙蝠》《巡查和花》《曙街》等短篇随笔，并出版了以天津为主要故事舞台的长篇小说《曙街》（昭和书房，1941）；林芙美子先后于1930年及1936年来华旅行，游历了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金州、大连、青岛、南京、杭州、苏州、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撰写了《哈尔滨散步》《愉快的地图——大陆的一人之旅》《秋天的杭州和苏州》《北京纪行》等系列文章；大田洋子于1938年自费来到天津和北平，并将在中国发现的素材转化为长篇小说《樱之国》（朝日新闻社，1940）及随笔集《淡妆》（小山书店，1941）等。

再来看长期定居。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多位女性作家曾在中国（主要是“满洲”）长期生活，来华契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因丈夫在华工作，如牛岛春子、望月百合子、小泉菊枝；一类是为了脱离日本压抑的政治及生活环境来华，如横田文子、八木秋子、永岛畅子。具体而言，牛岛春子自1936年与担任伪满洲国官员的丈夫来华，先后在沈阳、拜泉、长春等地生活，在华生活的十余年间，相继发表了《王属官》《苦力》《姓祝的男人》《二太太的命》《福寿草》《满洲随想》等作品，其中《姓祝的男人》被选为第十二回芥川奖候补作品；望月百合子因丈夫就职于伪满的大兴公司，于1938年至1946年在华定居，期间担任《满洲新闻》家庭及儿童栏的编辑工作，除在杂志上发表《长春的女性》《空中教室》等短篇随笔，另出版了单行本《生活在大陆》（大和书店，1941）；小泉菊枝跟随在“沈阳独立守备司令部”任职的丈夫来华，曾出版《满洲人少女》（月刊满洲社，1938），发表《来自满洲国的信》《阿桂的信件》《满洲的女性们》《陶夫人的信》《不灭》等相关文章，特别是《满洲人少女》（又名《满洲少女》）在伪满洲国及日本多次再版发行；横田文子于1938年6月在《满洲浪漫》创办者北村谦次郎的邀请下来到大连，之后移居宽城子，一直定居到战败，曾发表《小盗儿市场散见记——大连通讯——》《美丽的挽歌》等随笔类作品，后者被收录到川端康成等人编辑的《满洲国各民族创作选集》（创元社，1942）中；八木秋子因参加农民青年运动被指控违反《治安维持法》，1936年底至1938年4月间入狱服刑，出狱后来到了“满洲”，发现这里是女性可以大有作为的土地，后多次在杂志《辉》上发表与“满洲”相关的介绍性文章；永岛畅子在日本国内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共产党，1928年日本共产党遭到弹压后参与“解放运动牺牲者救援会”活动，曾一度被检举逮捕，在1938年12月“逃离”日本来到了“满洲”，留下了《满洲通讯》《满洲的礼物》等作品。

在明治及大正时期，日本女性作家基本无人获得“被邀请”或“被派遣”来华的资格，但这种情况在进入昭和之后开始发生转变，多位女性作家以“公派之旅”的形式来到中国，具体类型又可分为如下几种：

一是在华日本机构或报刊媒体的邀请。1928年5月来华的与谢野晶子应该是首位“被邀请”的女性作家，她与丈夫与谢野宽受“满铁”之邀来到中国的东北及内蒙一带旅行，相关纪行文最初登载在《横滨贸易新报》上，后于1930年以夫妻合著的形式出版了单行本《满蒙游记》（大阪屋号书店）；1937年8月，矢田津世子和大谷藤子亦受“满铁”邀请来华，前者发表了《北满处处》《佳木斯行》等纪行文，出版了以“满洲”为舞台的少女小说《驹鸟日记》（富士书房，1942）；后者发表《满洲印象一二事》《哈尔滨的记忆》《在开拓村》等纪行文，出版了少女小说《满洲的朋友》（金星社，1943）；1941年6月，“满洲日日新闻社”邀请佐多稻子（即窪川稻子）等人到中国东北旅行，由此诞生了《旅情》等相关作品。

二是日本报刊或杂志社的派遣。“九一八”事变之时，就职于《万朝报》的永田那美子作为首位女性从军记者来到“满洲”，1932年出版了《男装从军记》（日本评论社）；长谷川春子以“报社委托记者”的身份（具体日期不详）来到东北及内蒙古等地，并根据此次体验出版了《满洲国》（三笠书房，1935）。1937年，长谷川春子作为《大阪每日新闻》和杂志《改造》的特别通信员再次踏足内蒙古及华北等地，相关记录汇总在《华北蒙疆战线》（晓书房，1939）一书中；山岸多嘉子作为《妇人公论》的客座记者，自1937年5月起在“满苏”边境、华北、内蒙等地的前线从军，并作为“战线唯一的妇人记者”在《妇人公论》1938年3、4月号上发表随军记录，后出版单行本《妇人从军记》（中央公论社，1938）；1937年8月，吉屋信子作为“主妇之友特派员”来到天津、北平等地，随后又被派往上海，据此撰写了《战祸的华北上海行》（新潮社，1937）一书。1938年8月，吉屋信子再次作为“主妇之友特派员”去了“满苏国境”，并发表《“满苏国境”战祸的张鼓峰第一人》等文；1937年12月，林芙美子作为“东京日日新闻特派员”来到了上海和南京等地，由此撰写了《到南京》《我的从军日记》《黄鹤》《冰河》等纪行文及小说类作品；1938年12月，佐藤俊子以“中央公论社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上海，之后去了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等地，并在上海采访了当时正准备“还都”南京的汪精卫，据此发表了《在上海的中国劳动女性》《谈汪精卫与洪秀全》等文；1941年9月，朝日新闻社选派林芙美子、佐多稻子等人组成了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周年的“文艺奉公队”，佐多稻子的《满洲的士兵和开拓团》《满洲的少女工》《大连的印象》、林芙美子的《大陆新娘的生活》等作品相继诞生。

三是政府或军部的派遣。1938年，日本内阁情报部为配合武汉作战决定派出部分作家跟随陆军及海军部从军，最后选出的22名作家中包含两位女性作家，即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二人分别归属于菊池宽带队的“海军班”以及久米正雄带队的“陆军班”。回国之后，林芙美子根据在华经历出版了书信体随军报道《战线》（朝日新闻社，1938）和日记体随军报道《北岸部队》（中央公论社，1939）。吉屋信子发表了《海军从军记》《长江之花》等文章；1939年，长谷川春子在陆军省的命令下去中国南部从军，后出版《南方的处女地》（兴亚日本社，1940）；1942年，年仅19岁的少女作家丰田正子被陆军报道部派到苏州、南京、常熟等地，《我的中国纪行》于1943年由文体社出版。

四是军部与民间团体的联合派遣。1942年，《日之出》杂志在军部授意下派遣佐多稻子和真杉静枝来华，具体任务为“宣传上之军务”及“收集七七纪念日宣传资料”，她们先后到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汉口、宜昌等地进行战地慰问，佐多稻子的《华中的话语》《士兵与女流作家的座谈会》《最前线的人们》《作战地区的天空》《华中的士兵们》《从华中战线归来》、真杉静子的《站在绝对面的人们》《在死之城——浙东作战从军》《突端的中队》等文章相继发表；长谷川时雨创建的民间组织“辉部队”曾与海军联合向中国派遣了三批“慰问团”。第一批是1940年5月22日至6月底的“渡华慰问班”，先后在上海、苏州、汉口、孝感、南京、镇江、青岛等地对海军进行慰问；第二批是1941年1月3日至2月11日的“华南方面慰问团”，踏足台湾、厦门、汕头、广东、海南岛等地；第三批是1941年6月3日至7月5日的“华中、华南慰问团”，在广州、汕头、黄埔、厦门、基隆等地“慰问”。她们根据来华体验创作了随笔、诗歌、小说等多类体裁作品，单是出版的单行本就有圆地文子的《南枝之春》（万里阁，1941）、真杉静枝的《南方纪行》（昭和书房，1941）、大田洋子的《拂晓的美丽》（赤塚书房，1943）、英美子的《弹之痕》（文林堂双鱼房，1943）、冈田祯子的《医院船从军记》（主婦之友社，1943）等。

除以上列举的材料，还有其他涉华著作及散见于报纸杂志的相关文章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需要不断地挖掘与整理。在进入21世纪后，日本出版界以复刻再版的形式出版了《再现“外地”文学选集》（大空社，2000）、《“战时下”的女性文学》（Yumani书房，2002）、《文化人看到的近代亚洲》（Yumani书房，2002）等丛书，其中收录了多部女性作家的中国叙事作品，这不仅让长期被“遗忘”的系列作品再次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二、研究现状综述

在中国学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已开始关注日本的战争文学。如沈晨的《战时日本文坛诸态》，将日本战时文学比喻为“刺刀下的‘乌鸦文学’”，并以林房雄、火野苇平、上田广、石川达三为例进行了说明。崔万秋曾撰写《战时的日本文坛》一文，分析了日本政府及军部利用日本文人进行战争宣传的目的，列举了“作家从军队”的主要成员名单，讨论了“笔部队”和战时日本的战争文学。欧阳梓川编《日本文场考察》（文化书店，1941）、张十方著《战时日本文坛》（前进新闻社，1942）也相继问世。在活跃于战时的日本女性作家中，林芙美子较早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她的《东战场巡礼》《战线》《北岸部队》等涉华作品很快被全文或部分节译为中文，译者附文及“编辑后记”内的简要说明，可以说是对战时日本女性作家的早期研究性文字。如哲非、巴仑译《战线（特稿）》前的附文中，明确指出林芙美子是“铳后文人”，同时强调《战线》中“到处荡漾着感伤的气氛”。崔万秋在文章中提到林芙美子“乃以‘首先进汉口’而出名”。青纱帐译《北岸部队》的附文中，也对林芙美子等文人跟随日本军队来华的情况进行了简单梳理。

日本学界对战争文学的研究主要始于日本战败之后，如小田切秀雄的《文学中的战争责任追究》（1946）、吉本隆明、武井昭夫的《文学者的战争责任》（淡路书房，1956）、都筑久义的《战争体制下的文学家》（笠间书院，1976）、樱本富雄的《文化人的大东亚战争》（青木书店，1993）等论著，分别从不同角度审视了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作为上述研究的分支，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批评及性别研究的推进，长期在日本文学史的叙述中被边缘化的女性作家逐渐被重新认识与评价，女性作家的战时表现也随之进入日本研究者的视野。就研究现状而言，日本学界现有成果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是明确追究日本女性作家的战争责任。高崎隆治、渡边澄子、江刺昭子、长谷川启、高良留美子、冈野幸江等学者的研究颇具代表性，指出了女性作家在战时体制下发挥了诱导大众支持战争的作用。著作类成果有高崎隆治的《战场的女流作家们》（论创社，1995）、冈野幸江等编著的《女人的战争责任》（东京堂，2004）等，散见于各类期刊上的单篇论文，由于数量较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二是对作家的战时表现进行“辩护式”研究。如川本三郎、驹尺喜美、家森善子等学者或主张不应用现代的视角去贸然批判作家的战时行为，或强调没有绝对强大的思想或精神就很难与局势对抗，或试图从战时作品中“挖掘”出反战思想。三是用“选择性遗忘”的方式跳过战争年代。这主要体现在全集收入作品的取舍、年谱的编撰、传记类著作的写作中，大田洋子、林芙美子等多位女性作家的所谓“全集”并不全，未将其战时背景下的作品完整收入，在部分作家的年谱或传记中用“一笔带过”甚至“直接飘过”的方式处理战时的文学作品。

在中国学界，围绕日本战争文学的相关研究自20世纪末“再次起步”，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胡连成的《昭和史的证言——战时体制下的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等学术著作出版问世，其中涉及了林芙美子等女性作家。虽然国内至今尚未出现专门研究战时日本女性作家的学术著作，但近年来相关学术论文不断涌现。

综观中日学界的现有研究成果，可概括为如下三个特点：其一，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吉屋信子、林芙美子等少数知名作家身上，研究成果局限于“点”的铺陈而缺乏“线”的勾勒及“面”的把握。其二，缺乏统一的研究立场，追责、辩护、逃避的研究取向同时并存。其三，注重对战争责任的“有/无”或战争认识的“对/错”判断，战争思想形成根源的追踪及演变脉络的梳理研究相对薄弱。不过，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有望得到改善，目前多位学者在以战时日本女性作家为对象展开系统性研究，单是获批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就有多项，预计相关学术专著及论文会陆续问世。

三、本书主要内容

本书的核心研究主题为战时来华日本女性作家的中国叙事与战争思想，所谓“战时”，在此专指“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具体范围，一般指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的日本战败，其中，1937年后的8年又被称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战争思想”是本书的关键词之一，且任何思想的形成、传播、接受及内在化的过程，均需放在历史前后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加以分析及梳理，故本书的研究范围并不完全局限于1931年至1945年的“战时”，不论是起始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女子教育体制，还是活跃于大正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潮，均是本书在论述过程中需要涉及的重要部分。

如果将视角集中于日本女性作家的战争思想，会发现其形成的背后，既隐含着国家政策、教育体制、思想宣传等外在因素，亦潜藏着女性的个人欲望、解放思想、写作动机等多重内在因素。因此，在对来华日本女性作家进行个案分析之前，有必要先从整体上探究三个问题：其一，战时女性作家积极协助战争的表现与近代以来的日本女子教育体制之间有何内在关联？其二，战时女性作家普遍具有的神国思想、皇国史观、帝国主义思想、女性主义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其三，女性作家的多重思想是如何被统一于战争体制中的？本书的第一章“女性·家庭·军国”，主要以“军国之母”的形成机制为切入点，探究了明治以来日本政府推行的“良妻贤母教育体制”，对日本女性的军国思想之形成具有怎样的影响作用。第二章“女性主义与‘皇国史观’”，主要以高群逸枝建构的“帝国女性主义”理论为研究对象，探究女性主义如何在战争体制下与“军国主义”实现结合的内在机制。

考虑到战时来华日本女性作家数量多、作品杂的情况，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难以做到全员涵盖，故而本书根据作家的文坛地位、作品影响力及传播范围等，最终选取了与谢野晶子、吉屋信子、林芙美子、森三千代、小泉菊枝、杂志《辉》的“作者群”、佐多稻子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本书第三章至第八章的个案分析研究。在章节顺序上，主要以来华先后及作品问世时间为标准。

具体而言，第三章“战争观的‘反转’”，以与谢野晶子的《满蒙游记》为研究对象，论证了与谢野晶子战争观发生转变的内在逻辑；第四章的“围裙下的‘思想战’”，主要以小泉菊枝的《满洲人少女》为中心，分析了“家庭主妇”小泉菊枝创作此文本的思想动机，归纳了“家庭主妇”的具体教化方式，厘清了包括关东军、文部省、杂志社、评论家在内的促成文本“轰动效应”的外在因素；第五章“‘弃作’中的‘记忆’”，以森三千代的三篇随笔《曙街》与长篇小说《曙街》为中心，从天津曙街的表象、中国人的探究、中国舞台上的日欧对抗等层面出发，再现了特殊历史时代背景下的鲜活“记忆”；第六章“‘笔部队’的‘两点红’”，以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作为“笔部队”成员来华的共同经历为切入点，探究了隐藏在文学现象背后的各个层面的“战争”；第七章“女性文化人的中国体验”，主要围绕活跃于杂志《辉》的“女性作者群”展开，梳理了日本知识女性在中国各地留下的足迹，揭示了她们将战争看作参与社会公共空间之良机的来华动机，论证了她们将中国的风土人情与民众的生活编织进所谓的“大东亚民族之爱”中的内在机制；第八章的“‘战争记忆书写’与‘战争责任认知’”，主要以佐多稻子在战后之初发表的相关作品为研究对象，阐明了表面的战争记忆书写与内在的战争责任反省间的差距，并结合历史背景剖析了作品中隐含的“顺势而变”的反省机制，进而透视了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战争责任追究”的虚实之像。

另外，关于体例问题有三点需要特别说明：其一，本书所参考的资料大部分为日语文献，除特别注释外均为笔者自译，不再另注。其二，注释中的日语文献，均保留了原形式而未译为汉语，部分文献题目中包含了“支那”“北支”等特殊历史语境下的日语词汇。其三，关于“满洲”“慰问”等词，除文章或著作题目外，在正文论述及引文翻译中均添加了引号。

通过对战时来华日本女性作家的中国叙事与战争思想的研究，本书希望能够实现如下三个目标：一是丰富日本文学史研究。本书的研究对象不局限于知名作家的经典文本，而是将不被既定学术机制重视，或被作者本人“选择性遗忘”的文本纳入研究范围，希望能以此纠正一般文学史多注重所谓“名家名作”的偏颇与不足，同时探查战后日本文学史写作试图以遗忘的方式“重构”战时日本文学史的动机。二是补充日本侵华史研究。战时来华日本女性作家的中国叙事，是对那段特殊历史的文学记录，同时也在现实层面发挥了鼓动日本大众参与战争的精神动员作用。对此类文本的分析，既可透过文学之镜重现日本侵华的历史，亦可厘清侵华战争与文学、文学与女性、女性与侵华战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三是深化日本战争思想史研究。通过梳理战时日本女性作家的战争思想演变历程，能够勾勒出日本女性在“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游离往复的暧昧状态，厘清日本的教育体制、皇国史观、神国思想等因素与女性战争思想的复杂关联，揭示日本女性被编入战时体制的内在复杂性。

因受笔者个人能力及学术视野所限，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在此希望各位师长同仁不惜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