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让城市设计成为城市治理的有效工具
记得20年前赴欧洲访问期间去各种设计类的学院拜访，留下一个个深刻的印象，它们在教学中使用的技术工具是最新的，有许多甚至还没有商用化，尚处于试验版的阶段，课堂上讨论的问题也很"脱离现实"，不少对未来社会需求的预设场景尚来自技术进步影响的假说，或是社会改革理想的畅想。一位参加座谈的教授讲了一句我至今记得的话："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的，当我的学生走出校门服务社会时，已是若干年之后了，他们的本领不是为当下准备的，而是为未来预备的。"对此观点我深以为然。
无疑，城市设计甚至是一个比现代城市规划更久远的话题，其美学秩序追求、社会礼制映射和技术规制建立，牵强一点讲可以追溯到《建筑十书》《周礼·考工记》那个十分遥远的时代，而围绕这一探索的各种经典著作，或者说这些经典著作中的"图理""图论"部分，仍然占据着当代中国高校城市设计教材的主体部分，并被奉为圭臬。实践中的城市设计也没有从比较单纯地追求"空间秩序"的桎梏中摆脱出来，不断重复着"精英美学"和大一统"城市风貌"、简单粗暴的"大师梦"。当这些源自学界和技术界的流弊渗透进城市建设管理的决策进程时，求奇求怪或求整齐划一，追逐昙花一现的眼球吸引，或洁癖严重的环境整治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当2018年祝贺和我谈他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并决定做此选题时，我是十分兴奋的。"城市更新"和"城市设计治理"这两个主题词都事关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说实话，我从骨子里是不喜欢"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这个词的，它在20世纪就被美国人"玩残"了，成了大拆大建的代名词，逼着学界不得不另辟新界，用"城市有机更新""城市复兴""旧城复兴"等词汇取而代之。以划清与"大拆大建"的界限，其本质是对漫长的城市发展进程中所积蓄下来的"存量"空间资源不断地改造、释放、再利用，以使其功能内涵得以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是个对旧有之"器"，再次"凿空"，以为新用的功能叠代过程。这里的功能叠代是"道"，而"器"的处置是"术"，这里的"道"就是新的城市发展动力、新的聚集活力、新的人之魅力的不断叠代，而"器"的处置则是多元的、多渠道的，多种可选择性的，拆改扩存所展示的"十八般武艺"，好用、管用就好，那么"道"从何来就比"器"如何处置更值得讨论，这就自然引出了城市治理的话题。
城市治理这个词当下已很热了。我近来见过的最荒唐的一份××市的城市治理"十四五"规划是由城管大队在一家工程咨询公司的指导下完成的，这足见从"管理"走向"治理"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力量共存，"肩膀一般齐"的"民主化"协商治理，我1991年在加拿大进修时见识过了：一个城市议题讨论形成的各种备忘录打印出来十几吨重，拖个三年五载是家常便饭，最终达成个妥协性共识时，黄花菜都凉了。这对快速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性价比太不可接受。在当下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发展阶段中，我们的城市治理的特征是党的领导、政府引领、市场主导、社会自觉，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是要坚守的，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宗旨和总目标是要遵循的，市场将日益主导重要生产要素的配置是大势所趋，而社会力量的动员从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命令转变为达成广泛共识前提下的自觉的"共同缔造"行动也是可期的。在走向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规划设计界面对的时代使命可以概括为"四个提升，两个营造"，即提升基础设施发展品质，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发展品质，提升生态环境的质量，提升空间资源利用的效率和品质，以达到营造城市核心竞争力，营造国家或区域发展战略支点的目的，这也就是我们这个领域的"共同策划，共同缔造"和"共建、共治、共享"。对城市设计治理的研究正是这方面一个十分重要的探索，"城市设计治理"这个直译过来的词读上去并不完美，有时会有歧义，从祝贺同志的研究看，是指的城市设计如何能被改造成"治理工具"，在与城乡建设密切相关的城市治理过程中发挥有用、好用、管用的效用。城市更新不过是阐释这种改良后的新工具作用的一个场景预设，之所以选择这个场景，是因为它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好于白纸一张的新区、新城，可以更方便"故事"的展开。
由国家制度体系、全国性制度文件和部门性规章制度乃至行动计划构成的正式治理工具职能的梳理和延展性探索，使得城市设计具备了引导性、激励性和控制性（我称为约束性）的工具效用，而多元化主体的参与所形成的半正式制度设计才是发源于英国的更重要的制度创新，它赋予城市设计更多的工具效用，如：证据工具、知识工具、促进工具、评价工具、辅助工具，并由此建构了治理情景下若干逻辑关系的重构，如：跨越行政边界的区域发展机构的建立，地方企业合作组织的建设，国有企业主体作用的发挥，市场化主体如何参政辅政，"责任双师"制度的贡献，基层社区层面的共治共享，直至运作环境层面的公民教育。其实，这一切在当下国内的实践中不乏局部的探索，也有不少闪光的思想和个案，祝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借鉴他山之石梳理形成的更为清晰的理论框架。显然，当代的城市设计的全要素超越了建筑、城乡规划、景观和市政工程的范畴，它不再仅仅是专指任何一种"设计师"的专业活动，而是所有共同缔造建成环境的活动的总和；现代城市设计也在经历着从技术手段、管控体系向治理平台的升级叠代，它可以实现经济价值的提升、公共投资的节约和百姓生活成本的降低，也可以实现税基的扩展、全民健康的改善，它也是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大众增加知识、增长技能、重新认识幸福和获得的好平台；对空间资源而言，它也在改善格局，提升承载力，优化利用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需要面向城市治理，不断丰富规划设计工具库的科学共同体，需要多元主体背景下的治理联盟，我们需要打破学科界限、行业界限的知识图谱，向这个方向努力，城市设计才有更好、更宽广的未来，否则设计成果只是宫廷画和文人画，或成为权力的孤芳自赏，或成为小圈子的饭后杂谈清议，离人民只能渐行渐远！
祝贺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这本著作，我相信只是他学术生涯的开始，随着他对中国实践更深、更广的参与和积累，定可进一步从技术工具理性中走出来，拓展公共政策平台的建设能力，为中国城市设计领域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监事长
2022年1月6日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