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无序与非理性

网络上因为各种热点事件而爆发的民意虽然是民意，但有时候却未必总是真实、客观、准确和理性的民意，那也有可能是一种非理性的民意，甚至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极其有害的伪民意。

无奈的是，这种无序与非理性的力量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走过了40多年的风雨道路，时至今日，我们的精神和认知理当更加自信、强健、文明和开朗。可惜的是，在媒体舆论监督能力不断跃升的同时，舆论场的一些声音却并不让人放心和乐观。

长久以来，由于缺乏法律规范以及个体素质和认知水平参差不齐等因素，舆情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而当上网表达意见的门槛降至极低以后，带来的并不全是各阶层意见的交融探讨以及对于国家进步最大公约数的达成，而经常是强烈的对立和隔阂。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影响了民生，封闭了城市，更是造成了意识上的空前撕裂。因为对一件事的看法不同，朋友圈的争吵常常发生。

更有一些人，或手持手机，或埋首键盘，在网上与他人一言不合，张嘴开骂，只要你和我的观点不一致，你就是我的敌人。而网络的匿名性使网民成为姓名、性别、年龄、外貌、收入、职务、职业等都无可查考的“幽灵”，这种主体的隐蔽性让个别网民自顾自地发泄私愤。由于是匿名，这些发泄往往是没有风险的。

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纽约客》杂志

这既带来言论更加自由，也让网民对自己言论的风险责任降至最低。网络的虚拟性导致人与人之间互相得罪的人情成本大大降低，所须承担的后果也微乎其微，彼此间的忌惮就大大减少，本性中的戾气暴露无遗。一个人前规规矩矩的普通人，掏出手机就可以和网上素不相识的人破口大骂，而这样的人聚合成的群体更是容易形成“多数人的暴政”。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名著《乌合之众》中说：“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

虽然有些绝对，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早在2016年，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16年网络舆情生态研究报告》就指出，“19～27岁的青年已经成为热点舆情事件中最主要的发声群体，占比约40%；18岁及以下的低龄群体发声比重超过37岁及以上群体，以‘00后’为主的未成年人群已经成为‘80后’‘90后’以外的第三大舆论场发声群体。”

而在2020年4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个《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我们可以寻觅到更加明晰的答案。

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人员构成方面，网民群体中，学生最多，占比为26.9%；其次是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占比为22.4%；无业/下岗/失业人员占比8.8%，企业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占比共计10.9%。

收入方面，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为20.8%（不含无收入群体）；月收入在1001～2000元的网民群体占比11.2%；月收入在2001～5000元的网民群体合计占比为33.4%；而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为27.6%。也就是说，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网民占总人数的72.4%，约6.5亿人。

更何况还有几亿不能上网的人，他们的收入之低，可想而知。

从学历上看，截至2020年3月，学历在小学及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17.2%；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分别为41.1%和22.2%，即超过八成的网民为高中/中专以下学历，而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仅占网民总人口的19.5%。

从这一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网民大多都是月收入不足5000元甚至在2000元左右的群体，他们的学历普遍是中学及以下水平，同时大都是学生或者自由职业者甚至无业人员，所以可以有充裕的时间，经常用自己并不丰厚的知识素养、有限的见识和偏执的逻辑在线“怼”人。

坦率地讲，这是一个相当不好看的数字，逾八成的网民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相当一部分网民收入偏低。虽然说和日常感受有些差异，但数字应该不会撒谎。当网络上贩卖着考北大还是上清华的焦虑时，要知道在中国，大学本科生的数量依然有限。

美国大学理事会就各国大学毕业生在各国人口的占比在全球16个国家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是54%；加拿大是48.3%；日本是41%；美国是40.3%；中国是18%。

所以有人得出结论：你就看到今天的微博、微信，某种程度上可能真的已经被一帮低学历、低收入的网民把控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网络那一边和你争得面红耳赤的人，是一个十几岁的涉世未深的中学生，还是一个没读过多少书，却执拗得令人心痛的可怜人。

当疫情后的武汉终于开城，一些在这场灾难中痛失家人的武汉人终于可以去殡仪馆接回自己的亲人，几张人们在殡仪馆排队领取亲人骨灰的照片也在社交媒体上被人们转发、悼念。

可是就连这样一些完全没有任何隐喻，只能引起人们同情的照片，也招来了网上一些人莫名的反对和质疑。

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武汉人为这场灾难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在一些人的脑子里，竟然会冒出“谁死得多谁就是英雄？”这样的奇谈怪论。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2019年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人类的文化遗产受到毁坏，每一个文明人都会感到痛心和难过，很多当地市民和游客甚至在现场跪地流泪祈祷。但是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互联网上，个别人却欢欣鼓舞，纷纷表示“终于报了当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一箭之仇”。尽管他们也搞不清楚甚至根本就懒得搞清楚八国联军和真正火烧圆明园的凶手英法联军的区别。更不要提当西方国家疫情严峻，死亡人数骤增时，个别中国网友的幸灾乐祸，“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西方终于遭报应了”等极端观点弥漫网络。好像只要是外国倒霉，他就高兴。

当看到这些言论大量占据社交媒体，外资、外企、外国人还会觉得来中国投资、在中国生活是安全的吗？

而且这种无序与非理性更开始慢慢地从线上转到线下，从虚拟转到现实。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双黄连一夜之间售尽，和双黄连八竿子打不着的双黄莲蓉月饼也被抢购一空，甚至连鸡吃的双黄连也被疯抢。

一旦有人做出了某种行为，整个人群就会模仿和跟进，甚至担心自己没有抓住机会。这种非理性群体过激反应的“羊群效应”在2020年新冠肺炎期间尽显无疑，沈阳的某家粥店在门店外居然挂出了祝贺别国疫情的横幅。

当这条横幅在微博热搜上出现后，跳出来力挺的居然大有人在：“呵呵，没事，他们也歧视华人”“我觉得没错啊，哪里丢人了？”

不忘战争历史，为的是要永远反对战争，是为了在这块土地上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让国家永不遭受这样的外侮，而不是为了永远记住仇恨。今天承受疫情的日本人和当年侵华的日本人早已不是一批人，他们没来中国干坏事。人家历史上烂，难道我们今天就一定要比人家过去还烂？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单独一个人必须要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法律上或者道德上。但是，群体则不然，群体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群体就是责任，群体就是道德，群体就是法律，群体的行为自然是合理的。”

不单是在社会议题方面，哪怕是在娱乐领域，很多时候也完全容不下异见者。某些明星的粉丝对于他们心目中所谓侮辱了偶像的人的疯狂举报可以说是轰轰烈烈，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老子誓死捍卫举报封杀你账号，并保留‘人肉’你全家的权利”，甚至都形成了这样一种不合逻辑的思维：

互联网在赋予人们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之后，却也日益滋生出一种令人担忧的非理性情绪，群体中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社交媒体的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发展，有时候进一步发展为人身攻击，甚至威胁社会的正常秩序。

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包括通过法治抑制非理性和极端言论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