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瑞士文学评论家奥托·巴斯勒（Otto Basler，1902—1984）为我们留下了一件颇具代表性的趣事。巴斯勒同赫尔曼·黑塞和托马斯·曼都是至交，两人还先后到瑞士阿尔高拜访过他。1950年7月6日，托马斯·曼来到巴斯勒家门口，巴斯勒用席勒的名言欢迎他：“一位忠实的贵客，还从未有过一个更好的人跨过这道门槛。”曼氏一愣，赶紧缩回脚，调皮地问道：“亲爱的朋友，可您不是说黑塞刚来过吗？”“噢，是啊，”巴斯勒回答，“不过黑塞是从另一边进去的。”“那就好。”曼氏乐呵呵地进了门。
达到这种欣赏程度约莫用了二十年。黑塞曾称托马斯·曼为“淘气的嘲弄者”，而曼氏眼中的黑塞则是“德国庸常笼养金丝雀中的一只夜莺”。究竟是什么东西先把二人分开，最终却将他们相连，正如曼氏1937年在黑塞六十寿辰贺词中所说的，“这种喜爱源于我们两人既迥异又相似”？
人即使再努力，也永远无法完全摆脱自己的成长环境。无论你长大后使用何种交通工具，童年时期的历次转轨都永不磨灭。或为20世纪德语文学全球代表性人物的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的生平与作品恐怕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了。纵观两人的一生，尽管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试图改变命运，却始终呈现出各自父亲的面貌：曼氏是北德富商和注重公众形象的参议员之子，黑塞是南德传教士和苦行僧的后代。两人都离经叛道，被卫道士批评给祖国抹了黑。但是两人凭借自己的天赋做出了何等大事！
一个数代只重生财的吕贝克商人家族凭借托马斯·曼从家族私利领域进入全人类的范畴，使千百万读者从中受益；而黑塞则将祖上旨在感化和征服印度的“外邦宣教”变成了对每种欧洲中心主义宗教和殖民诉求的修正，凭借一种至今仍在全力以促进交流来克服基督教会独占狂的、诗意的融合力，在西方普及了佛教、印度教和道教思想。重名利的“积极生活”（vita activa），若无重生活质量和人性的“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予以制衡，后果必然是文明自戕，而几乎无人能比叛逆的教士之子黑塞更可信地经历并以令人难忘的、富有诗意的寓言体裁来描述这一点。
比较托马斯·曼和年少两岁的黑塞在全球声誉的发展史，会发现两位文豪有些共性，但其读者群的差异耐人寻味。黑塞读者的年龄层次主要在14到35岁，读过或未读过大学的都有，然后是摆脱了职场和相关限制的老年人；而读曼氏的主要是大中学生和各个年龄层次的职场人士。我们会发现，这种差异与两人的出身、生活情况和要求的差异有关。不过，后来发展道路迥异的两位文豪的起点却惊人地相似。
托马斯·曼给黑塞75岁生日贺信的结束语是：“再见，蹚过给予我们梦想、游戏和文字慰藉的泪谷的亲爱老友。”
梦想的慰藉？托马斯·曼和黑塞从小就常常梦想借此脱离自己难以适应的生活。父母和学校的期望让他们不堪重负，无法满足这种期望成了两人共同的创伤。不过导致他们中学都没能毕业的原因与成绩单中的记载不符，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天性愚笨懈怠，而正是由于天赋高、主意大，他们才无法遵守家庭的预定计划和学校的教育理念，乖乖服从学校的授业规则。这类受不了死记硬背、迅速吞下并机械地吐出大量知识的学生，被视为懒人或顽固的做梦者。若是有人胆敢思考和研究所学的东西，比如荷马的《奥德赛》激起黑塞《在轮下》（Unterm Rad）中少年汉斯·吉本拉特的思考、席勒的《唐·卡洛》（Don Carlos）激起曼氏同名小说中托尼奥·克勒格尔的思考，这些思考者就会掉队，因为理解所学知识和不断接受新信息，两者无法兼得。对机械学习的厌恶使得曼氏和黑塞都没等拿到文理中学的毕业文凭就辍学了。辍学时黑塞16岁，留过两级的曼氏18岁。这对两人来说都是一种后果深重的耻辱，因为辍学引起的自尊心受损迫使他们竭力提供反证，驳斥对迷糊和懒惰的指责，并用一生来证明自己的见识、勤勉和学问超过任何通过学校授业所能达到的水平。这种少年创伤难以磨灭的一个例子是：曼氏76岁时在最后一部小说《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Bekenntnisse des Hochstaplers Felix Krull）中重温了1909年就构思出来的骗子形象，而黑塞七十多岁时还念念不忘要补上三年课程，拿到中学文凭，“或许还是能够成为一个正派人”。
托马斯·曼称自己的创作动力为一种“对现实的崇高复仇”，受此激励，他自学了几乎全部学科和领域的知识，为了用作品折服那些认为他活该留两级的人：遍布经济学术语的《陛下》（Königliche Hoheit）；活像一部战前医学和精神潮流百科全书的《魔山》（Zauberberg）；俨然是一部考古民族学文化史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Joseph und seine Brüder）……就连专家也对曼氏表达近乎嫉妒的敬意并授予他众多学科的荣誉博士学位，可以想见，这使曼氏倍感得意，并将其当作一种玩笑般的补偿。
而黑塞则留下了约三千篇书评，评论、陪伴并充实了从世纪之交到20世纪50年代的德语评论，连刚正不阿的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1890—1935）都不禁在《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周报上指出：“黑塞的书评在德国无能出其右者。篇篇言之有物，甚至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黑塞本人却从未把这一大批学术教育文章结集出版过——若是悉数出版，估计会有五卷4000页。这些书评在他有生之年散落在约六十份包括德国在内的多国报刊上，属于黑塞遗产中最令人钦佩的惊喜。黑塞的做法虽异于曼氏，但在效果和追求真理的渴望上十分接近：用一项足以让每位学者自惭的壮举弥补学历教育不足的缺陷。
渴求又嫉妒“逍遥客”的无忧无虑和优雅自如，在厚脸厚皮、没心没肺生活的“正常人”面前自惭无能，这是托马斯·曼作品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现的主题之一：为了摆脱将他压垮的学校的暴力和父亲对他职业上的期望，小汉诺·布登勃洛克试图在音乐中找到庇护；笨拙的托尼奥·克勒格尔在活泼讨喜的汉斯·汉森和英格·霍尔姆面前永无可能被认同和被爱，因为他忧郁严肃的模样从来也赶不上他们轻松愉快的魅力。1901年，托马斯·曼告诉其兄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我总是傻乎乎地爱慕聪明人，虽然从长远来看我配不上他们。”他30岁时写的小说《陛下》中又出现了同样的主题。《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的好评如潮使曼氏自信心大增，从此他不再把无能感视为一种缺陷，而是开始将之化为一种个人风格。因此《陛下》里的克劳斯·海因里希亲王不再像汉诺·布登勃洛克和托尼奥·克勒格尔一样是逃入艺术的市民，而是王位继承人。海因里希亲王的瑕疵是体弱，一条残臂使他不能像健全人一样行动自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亲王就像曼氏一样要求自己建功立业、勤奋工作。亲王还娶了家境富裕、富有活力的工业家之女，成功挽救了王室的贫穷衰落。故事主角和作者生活轨迹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当时曼氏娶了出身于富有教授家庭的高中毕业生卡佳·普林斯海姆（Katia Pringsheim），妻子的能干活跃弥补了曼氏在日常生活中的笨拙，她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也使学业失败的他跃升至中产学术阶层。就像他笔下的海因里希亲王一样，职业道德家曼氏也逐渐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曼氏后来暗示自己是瓦格纳、席勒和歌德的继承人，甚至是“德国之师”（Praezeptor Germaniae），这份自信，时至今日，或许只有文盲才会视之为狂妄。（我们还记得他流亡美国期间那句大胆但绝非无理的名言：“我到哪里，哪里就有德国文化”。）
不通世故的“痴儿”（Simplicissimus）迫于自卑感，比常人更仔细地观察世界，这一模式延续了下去：没有受过任何文化熏陶但求知若渴的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魔山”上懵懂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耽于幻想、什么梦都敢做的约瑟，与魔鬼签下契约的梅毒天才浮士德博士，生于罪恶又继续乱伦的可怜虫、因污点和罪恶而成为“被选中者”、最终爬上教皇之位的格雷戈里乌斯。
没有人比托马斯·曼更为入世，更有雄心，擅长转弱为强、化自卑为力量和职业的坦途，达到不但和谐而且令人欣慰和鼓舞的高度。托马斯·曼的情况就先说到这里。
要解决同样的问题，出生于寒酸的施瓦本小镇的赫尔曼·黑塞无需陛下、骗子、法老和教皇相助。不要光芒和派头的黑塞根本不将天生的局外人身份视为骄傲的奖状，而是痛苦地、火花飞溅地与社会的准则相碰擦，这样一个逐利、伪善，被殖民主义、工业化和民族自大狂所腐化的社会，把任何敢于保持自我、不为适应通行标准而折腰的人打入地狱。
黑塞笔下的人物，从厌倦文明的彼得·卡门青、流浪汉克诺尔普到“荒原狼”，他们都不是从出身环境脱颖而出的英雄，而是失败者、独行客和异类。一旦习俗和外部势力阻止他们保持本性和独立，他们就用自己的方式抗争。他们是局外人、冒险家、流浪汉、无家可归者、由于某种困境而成为罪犯的人，还有试验另类生存方式的人。黑塞本人就在30岁时去瑞士威利塔山“生活改革者营地”体验当时就以生态和整体为导向的“回归自然”法能否持续并适合未来。我们难以想象《陛下》的作者曼氏会出现在这个遁世者、素食“苤蓝使徒”、催眠术士和各种教派人士组成的裸体人群当中。近一个月后，这些并不适用于那个时代的试验治愈了黑塞，他转而开始研究好战的“威廉辉煌时代”的亚洲反面模式。几年后，他前往印尼，寻找更具善意的人类共处方式。虽然他在当地生活中也只找到了一点点善意，但是他从中获得了灵感，在《德米安》（Demian）、《悉达多》（Siddhartha）、《东方之旅》（Die Morgenlandfahrt）和《玻璃球游戏》（Das Glasperlenspiel）等书中将东方模式与西方人道主义传统进行对比，努力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黑塞作品现在遍布全球，销量上亿，影响力之大在德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恰恰证明了黑塞的东西方文化整合方案永不过时。
总之，面对现实问题，黑塞不是精心描摹和冷嘲热讽，而是心忧世界、关怀人性。正如他的箴言：“为使可能之事出现，必须反复尝试不可能的事情。”这位小镇教区牧师之子最为同情小人物的命运，完全符合其传教士祖先致力于改善世界的传统。
汉萨同盟世家子弟托马斯·曼身上也有成长环境的印记：认同精英，用讽刺与普通人拉开距离。文学创作是曼氏树立个人风格的途径，但有根有据，并不虚张声势。而对于黑塞来说，文学创作是忏悔和灵魂的自我疗愈，他不夸大个人困境，但是毫不留情地揭露它。外向的托马斯·曼会连用几页纸来描写人物外貌，而内向的黑塞则对人物及其行为条件高度共情。曼氏是保持距离的旁观者，黑塞则代表青春叛逆和理想主义的破灭。
一个是渴望被欣赏、渴望成为受到高层认可的“德国之师”，另一个是避免与统治者有任何交集的“荒原狼”，如此不同的两个人能走到一起吗？
但是，由于艺术的关键在于水平高超，没有嫉妒心的黑塞对于和托马斯·曼的交往并不感到为难。事实上也是黑塞主动开始和曼氏的精彩互动的：1903年，黑塞为曼氏的小说集《特里斯坦》（Tristan）写了一篇书评。
“人们可以认为，”时年26岁的黑塞在1903年关于托马斯·曼的首次公开评论中称曼氏有成为“全能艺术家”的雄心，“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他是一个从容自信地担起宏大题材的大力士；在《特里斯坦》中，他又成了一个娇小的杂耍家，处理细节的大师。”黑塞评论道，这些小说严肃得让人笑不出来，又滑稽得让人哭不出来。“酿造这种混酒的人绝非单纯的艺术家，而必定是喝尽了不满和欲求的苦酒，否则艺术家就成不了文学家。”1909年黑塞又写道：“托马斯·曼也许是在当今的严肃文学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既有极强的叙事能力，又有老练的怀疑者头脑的。他的小说不仅是讲故事，更是人物研究，而且每句话都很独到、犀利、深思熟虑，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值得细细品鉴的艺术。”
家住慕尼黑的托马斯·曼是否看到过黑塞在《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上发表的这篇书评，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四个月后，曼氏在慕尼黑的一家宾馆与《彼得·卡门青》的作者相会了。两人共同的出版商萨穆埃尔·菲舍尔（Samuel Fischer）于1904年4月初邀请这两位出版社新星小聚。“当时我们俩都还单身，”黑塞回忆道，“除此以外，我俩不怎么像，从衣着和鞋子上就可以看出区别来。”
就像《伊索寓言》中那则人尽皆知的寓言情节一样，优雅的城里老鼠托马斯·曼对土气的乡下老鼠黑塞有点不屑，1907年2月，菲舍尔办的《新评论》（Die Neue Rundschau）杂志编辑担心曼氏会转而为黑塞新办的慕尼黑文化杂志《三月》（März）撰稿，曼氏在给编辑的回信中写道：“您不必担心。”这是迄今发现的首个曼氏对黑塞的评价。“我觉得《三月》俗气粗鄙，政治上是南德民主主义，文学上是赫尔曼·黑塞，我虽然并非唯美主义者，但还是觉得黑塞太实心眼了。”当时曼氏正在写作《陛下》这部技巧精湛还远离民主的自传体小说，离黑塞大自然气息浓厚的《彼得·卡门青》和反对皇帝、反对拥有亮闪闪大炮的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傲慢的《在轮下》似有千里之遥，不过与黑塞几乎同期的音乐家小说《盖特露德》（Gertrud）所写的艺术家难题距离就没那么远了。黑塞在1904年11月写给亚历山大·冯·贝尔努斯男爵（Alexander Freiherr von Bernus，1880—1965）的信中评论了自己与曼氏的第一次会面：“我在慕尼黑和他共度了一晚，觉得他文雅可爱。”
1910年，《三月》发表了黑塞关于托马斯·曼的第二次公开表态，一份三页长、毁誉参半的《陛下》书评，题为“优秀新书”（Gute neue Bücher）。此文我们应该细读，不是因为其批评意见，而是因为它直观地体现了黑塞的“实心眼”和曼氏更狡黠的叙事方式之间的差异。黑塞在书评开头再次提到《布登勃洛克一家》，称其为一件“读者或将渐渐以为是亲身经历”的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就像大自然的一部分，无心、真实、自然、令人信服，读者在它面前会失去美学视角，沉醉其中，就像在欣赏大自然一样。而《陛下》……只是一部小说、一件作品，我们怀着兴趣、爱意和钦佩欣赏它，但是无法真正忘我地投入。”黑塞认为，虽然曼氏有基于极高文化水平的好品味，但没有纯稚天才的梦游式自信，这类天才根本不考虑读者，而多疑的知识分子曼氏试图通过一手讽刺、一手提供方便和备忘记号的办法来和读者拉开距离，包括让每个角色再现时展示其刻板标志的恶搞，还有一套俗气的名称和面具游戏。“他塑造了一位绿脸红须的‘赘骨博士’、一个制皂工之女‘油脂小姐’，还有剪报的‘鞋匠先生’。这些人物都只是面具而已。读过托马斯·曼对大自然充满爱意的思考和艺术警句的人，不会理解此人怎能如此糟蹋自己的艺术。他用这种好玩、逗乐、必定暗自得意的把戏给普通读者一种优越感，但是他隐瞒了所有精微、严肃、确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他虽然也有谈及，却淡然随意得让读者难以察觉。”“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够读到托马斯·曼的这样一本书，”黑塞总结道，“他根本不惦记读者，不打算吸引或讽刺任何人。可是我们永远也读不到这本书。因为曼氏天生就爱耍弄老鼠。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乐见《陛下》，因为这位雅士最普通的作品终究还是高于常人。”
黑塞将发表这篇书评的《三月》寄给了此前结识的托马斯·曼，还再次邀请曼氏参与编纂黑塞与路德维希·托马（Ludwig Thoma，1867—1921）合编、曼氏现在也读的这份刊物。
托马斯·曼在给黑塞的回信中否认自己故意戏弄公众，并辩解说，给人物起漫画式的名字和不断重复人物的刻板外形特征源于对瓦格纳“蛊惑人心的艺术之偏爱”：“它兴许永远影响甚至腐蚀了我。”
托马斯·曼指的是瓦格纳旨在迷醉听众、追求宏大和心理征服的“总体艺术”倾向(1)以及自我引用的主题作曲技巧。事实上曼氏确实在整个创作生涯中都无法摆脱这种影响，因为曼氏爱恨交加地称为“做作戏子”的瓦格纳的影响源自他最早的文化经验，后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对他影响都很大。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也在曼氏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浪漫化爱国主义言论里回响，当时托马斯·曼嘲笑德国的所有对手，尤其是其兄海因里希·曼高度重视的邻国法国。
黑塞则喜欢15至18世纪的音乐、巴赫和声学的清晰格局、巴洛克音乐、莫扎特与肖邦，还有同样深受托马斯·曼喜爱的舒伯特。在1949年写给卡尔·德廷格（Karl Dettinger）的信中，黑塞谈到曼氏与音乐的关系：“这是一种浪漫而感伤的关系，他奋力将之变成了一种知性的关系。”黑塞和曼氏后来会面时还进行过多次关于瓦格纳的辩论。1934年3月，纳粹在莱比锡举办瓦格纳庆典时，希特勒自比瓦格纳，黑塞几乎幸灾乐祸地写信给曼氏：“您知道我非常赞同您批评瓦格纳做戏和狂妄，而您即便如此却还是爱瓦格纳，我既觉崇敬，也很感动，但只能理解一点儿……说实话，我受不了瓦格纳。一看到那份希特勒大赞瓦格纳的报纸，我若在您面前，大概会说：‘看，这就是您那个瓦格纳！’这个狡猾无良的成功制造者正是适合今日德国的偶像！”
但是，托马斯·曼对瓦格纳那种始于9岁的激情是非常坚定的，不会由于“希特勒兄弟”（曼氏1939年在一篇精彩杂文中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地这样称呼学画不成而变为政治自大狂的希特勒，罗马皇帝尼禄和纳粹戈培尔等众多政治灾星都是早期尝试创作、后被出版社拒绝的失败艺术家）的滥用而改变。因此，1947年，曼氏努力说服了高度质疑瓦格纳的黑塞一起去瑞士特里布申参观瓦格纳博物馆，此事令人百感交集。黑塞在信中写道：“和他一起走过这些漂亮的房间，纪念品大多俗得吓人，感觉怪异。我不予置评，他仍然感到有责任为自己的英雄辩护，崇拜英雄的瑕不掩瑜……我在一间偏房里看到尼采的一些作品，我少时常在周日从巴塞尔到卢塞恩看尼采，这次参观算值了。”
说到尼采，两人又有了共同点。在这两位《浮士德博士》和《查拉图斯特拉归来》（Zarathustras Wiederkehr）的作者心中，尼采都曾是生活的指南针。曼氏赞尼采是“最有经验的颓废派心理学家”，黑塞则称尼采为“只把良心视为最高权威的反爱国主义者和一切集体主义的批判者”。不过，尽管托马斯·曼和黑塞都爱尼采，但两人喜爱尼采的理由却截然不同，而这正是托马斯·曼和黑塞开始对话后不久即中断通信、直到一战后很久才恢复的原因。
1912年，黑塞出于对柏林那个真“陛下”夸耀的统治的不满，偕家人迁回曾度过童年重要岁月的瑞士，定居伯尔尼，参与编纂《痴儿》（Simplicissimus）周刊和《三月》。因此，一战爆发时，黑塞已离开德国，而曼氏还在慕尼黑，这或许是两人对这场闹剧的反应大相径庭的原因。
我们后来从黑塞的信件和日记中了解到，他在1915年之前绝非没有声援同胞，但他认为欧洲民族主义的自相残杀是野蛮和落后的。只是他对战争能够彻底终结君主制、给予德国一个自由社会抱有希望，这导致他一度对屠杀的合理性摇摆不定。然而他的公开声明，从1914年10月的“哦朋友，不要用这种口气”（O Freunde, nicht diese Töne）到1919年1月的《查拉图斯特拉归来》都是反对德国参战的。
已逝的瑞士托马斯·曼研究者汉斯·维斯林（Hans Wysling，1926—1995）在其主要作品、重量级的托马斯·曼传记中把黑塞视作战争宣传者，并一口气列出了托马斯·曼、霍夫曼施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德布林（Alfred Döblin，1878—1957）、克尔（Alfred Kerr，1867—1948）等多人。为了佐证这一点，维斯林不仅例举曼氏《战争中的思考》（Gedanken im Kriege）一文，还列出了整整两页其他作家对“伟大时代”的十二篇大同小异的赞颂文章。但是，关于黑塞的过错，维斯林并未提供证据，因为这种证据不存在。维斯林认为，不仅托马斯·曼，其他知识分子在当时也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这一事实可能会减轻曼氏的过错。但若模糊了曼氏和黑塞对德国政治观点的差异，就会掩盖两人日后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想与敬爱的“魔术师”曼氏团结一致无可厚非，但是“魔术师”的弟子们有美化政治分歧的致命倾向，这对曼氏研究也殊无益处。无论是《陛下》中对德意志帝国、一战时对“士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的这种“文学戏仿”，还是魏玛共和国期间代表普鲁士艺术学院文学部、后来为逃亡国外的作家代言、在东西方冷战期间扮演穿越铁幕的桥梁、1947年和1955年分别前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个阵营的德国出席歌德与席勒纪念庆典这种“亲身戏仿”，若能认识到此种有害于生活但有利于创作的“戏仿”源于曼氏的精英意识，这并无损于曼氏的伟大。
每个角色都扮演得游刃有余的托马斯·曼用比所有政客更细腻更聪明的方式为角色的世界观辩护：并非——像反对者指责的那样——出于机会主义，而是一种摆脱父权制传统束缚和贵族艺术家意识的、痛苦的政治发展过程，（一战期间他曾说过：“民主是由下层的水平决定的。”）最终演变为对民主和克服意识形态障碍的一种深层拥护。
而黑塞的这一发展过程要比托马斯·曼早得多，这并不奇怪。黑塞为人朴实腼腆，正直不阿，无心突出自己，远离大都市，厌恶文化界的竞争和表现欲。因此，曼氏经历的波折和弯路，黑塞大多顺利躲过。不过黑塞也付出了代价：黑塞作品的世界性、深刻性和复杂性较弱，宛若一曲民歌，相较之下，曼氏作品俨然是一部布局精妙的交响乐，尽管两人作品的主题和素材常常惊人地相似。
再回到一战的话题：传教士之子黑塞于1915年创建了德国战俘救济会，彼时富商公子曼氏还在呼吁德国除了精神极致也终应赢得现实政治的极致。换了黑塞，永远不会失口说出“‘战争艺术’一词表明战争也是一种艺术，所以战时文学家应自视为艺术家团体的一员”这种话来。
一发而不可收的战争使得黑塞当时就经历了托马斯·曼二十年后的遭遇：德国媒体齐声痛斥黑塞卖国，1917年后，黑塞甚至被迫用化名发表警世时评，从此堕入一个日后求助于心理分析才得以摆脱的炼狱。而曼氏的炼狱则是《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此文是一种对浪漫中产阶级生活的痛苦捍卫，也是一场深刻、雄辩、从贵族到民主主义者的辩解和撤退战，直到1924年才以《魔山》收尾。
黑塞的自我疗法则是写于1917年、两年后以一战时评所用化名“埃米尔·辛克莱（Emil Sinclair）”发表的《德米安》。
属于《德米安》首批读者的托马斯·曼在1919年5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继续读辛克莱的小说。深感钦佩又觉不安，因为精神分析元素运用得似乎比《魔山》更有智慧和分量，但有几处又奇特地相似。”因为没能猜出作者是谁，曼氏几天后写信给两人共同的出版商菲舍尔：“请您告诉我，埃米尔·辛克莱是谁？多大？是哪里人？《德米安》在近期所有新作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此书是一部美好、聪慧、严肃、重要之作，让我大为感动，由衷喜悦。（……）还从未有人用这种方式写过战争。”
曼氏五年后问世的《魔山》也将写到战争。此前，由于写作《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刚开了个头的《魔山》被搁置了，这时他又重新开始创作。
一年后，奥托·弗莱克（Otto Flake，1880—1963）在妻子提示下（女性读者大多更细心）揭开了辛克莱化名之谜。曼氏在给菲利普·维特科普（Philipp Witkop，1880—1942）的信中写道：“我深爱的《德米安》真是黑塞写的吗？他竟然精通精神分析学，让我大吃一惊。可他为什么要在写出最极致、最优秀作品的时候突然隐身呢？”几十年后，曼氏在为《德米安》美国版写的序言中还将此书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相提并论，说《德米安》“以神秘的准确性触到了时代的神经，让深感同辈中出现了一位宿愿宣告者的一代青少年心怀感激和喜悦。”
1924年1月，《魔山》出版前十个月，黑塞的《温泉疗养客》（Kurgast）以《心理日志》（Psychologia Balnearia）为题首先内部出版。这部讽刺小说是托马斯·曼最喜欢的书之一，曼氏说就像是他“本人的一部分”，尽管黑塞的幽默主要在于自嘲，而非嘲讽他人。1926年10月初，来到《温泉疗养客》故事发生地瑞士巴登的曼氏给黑塞寄了一张明信片：“亲爱的黑塞先生，在这里没法不想到您和您最可爱的书！请接受跟随您脚步前来的三个游人充满回忆与感激的问候：托马斯·曼、卡佳·曼（Katia Mann）及恩斯特·贝尔特拉姆（Ernst Bertram）。”
估计是作为对《温泉疗养客》的回应，托马斯·曼在一封至今尚未找到的信中邀请黑塞到慕尼黑家中做客。黑塞1925年游纽伦堡时出人意料地接受了这个提议。黑塞很少主动拜访作家同行，而作家同行们却争先恐后地去看黑塞，连他最偏僻的居住地也不放过。1925年11月25日，黑塞在给德国作家、演员艾美·鲍尔-亨宁斯（Emmy Ball-Hennings，1885—1948）的信里写到对曼氏的拜访：“昨晚我去托马斯·曼家吃晚餐，一直待到深夜。我们十六七年没见了，他一点也没变，还是文雅整洁、轻松愉快，我又一下子喜欢上他了。”此前不久，黑塞在给试图贬低曼氏来巴结他的大量读者回信中，择取一封为曼氏的新书辩护：“您这么贬低《魔山》，我不敢苟同。该书的天赋和口才偶尔不免让人联想到关于‘鸣的锣’的比喻(2)。但是在我们今日瘦弱贫瘠的文学里，我们应该很高兴拥有这种品质，即使托马斯·曼有时似乎缺乏真正的虔诚和爱，但是他有对自己作品和才能的深爱、敬畏和牺牲的意愿。这在如今已是难能可贵了。”
难怪教士后代黑塞用《圣经》中“鸣的锣”一说来形容托马斯·曼偶尔喜欢炫耀一知半解、用诗意装饰的知识，曼氏有时太重辞藻，而朴素的黑塞往往比曼氏更为感性，真心关切的力量使得黑塞无需科学、文化和哲学相助也能令读者信服。两人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也表明了这一点：黑塞不是一个像钟表一样朝九午一地伏案写作、逼迫灵感涌出的职业道德家。黑塞天性自由，实在文思泉涌或“当魔鸟对他歌唱时”才动笔——后者是他本人的描述。由于这种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包括夜里，黑塞的家人一定深受其害，因为他一动笔就如火山喷发似的停不下来，而且一遇打扰就发火。
对不断有人贬低曼氏来抬高他的行为，黑塞也深感恼火。“我很难过，”他在给一位奉承者的回信中写道，“连您这样一位看似很有水平的读者，也无法在欣赏黑塞的同时，不贬低托马斯·曼。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而且任何读者一用贬他来赞我，这位读者的话在我心中就失去了分量。如果您读得懂黑塞，却读不懂托马斯·曼，那是您的事。如果您无法理解和正确对待这个德语世界中可爱而独特的人物，这是您本人的损失，与我无关。但是（……）身为托马斯·曼的忠实崇拜者，我非常讨厌不断被人利用来贬低他。”他写下这段话时是1947年。而在二十年前，两人的分歧还很大，主要在政治方面。回顾那个时代，黑塞在1933年给瑞士作家、翻译家胡姆（Rudolf Jakob Humm，1895—1977）的信中写道：“托马斯·曼和我关系很好，但偶尔几次我们谈论社会问题，他尽管理智上赞成社会主义，但他的心比我的右倾很多，这个整洁文雅的人竟对世界的裂痕无动于衷，这让我毛骨悚然。”
这种分歧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尤为明显，当时黑塞因为托马斯·曼的缘故，1926年勉强加入了普鲁士艺术学院文学部，这是他一生中唯一接受过的官方隶属关系，四年后即退出了，因为他逐渐看清了真相，他在给德国作家威廉·舍费尔（Wilhelm Schäfer，1868—1952）的陈情函中写道：“在下一场战争中，该院将再次大力帮助那批像1914年一样受政府委托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欺骗民众的近百位名人。”
托马斯·曼对当时的政治路线没有那么怀疑，还在1931年试图说服黑塞重新加入该机构。“我怀疑目前的政府，”黑塞回答说，“并非因为它是新的和共和派的，而是因为它既不够新又不够共和。”他认为，政府将一批自由的英才集中在一所学院里，是为了更好控制这些经常令人不快的批评家。曼氏并不回应这个政治话题，而是强调个人因素：“我很清楚，您从根本上反对文学社团的官方性质。但是，”曼氏补充说，“谁又不是这样呢？”黑塞可能像我们一样，对曼氏此问一笑了之，因为大家都了解曼氏的口才和表现欲，难怪黑塞没有接这个茬，而是继续谈论实质问题：“我不加入一家德国官方社团的最终原因是我极度不信任德意志共和国。这个既无根基又无精神的国家生于真空和战后的精疲力竭。（其实并非革命的）那场‘革命’的几个善良的英才，在99%民众的同意下被打死了。法院不公，官员漠然，民众无比幼稚。”黑塞认为寥寥几个善良的共和党人无权无势，将会出现一波法西斯恐怖的血腥浪潮。
黑塞的预言在整整一年后应验了，托马斯·曼在希特勒夺权前四周还写信宽慰黑塞：“但我认为，我们已经翻过山了。疯狂之巅显然已过，等我们老了，还能看到非常快乐的日子。”八周后，国会大厦被焚毁，恰在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巴黎巡回演讲而逃过一劫的曼氏此后十四年没有再踏上德国土地。1933年3月，曼氏也发电报声明退出普鲁士艺术学院，并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越来越不安和沮丧……迷惘，发抖，像打寒战，担心丧失理智。”三天后，他妻子卡佳致电黑塞，说丈夫仍然伤心卧床。名列恐怖主义新政府开列的人民公敌和不受法律保护者黑名单榜首的曼氏恨不得马上去卢加诺与黑塞面议。曼氏于3月26日抵达，住了一个月。“很好，”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头一晚就去了黑塞家，他的苏黎世朋友博德曼送了他一座漂亮优雅的房子。”曼氏一直艳羡这座房子，直到1941年，定居美国的曼氏还写信给《华盛顿邮报》记者阿格尼丝·伊利莎白·梅耶（Agnes Elisabeth Meyer，1887—1970）：“我朋友赫尔曼·黑塞的一位富有的瑞士赞助人在蒙塔诺拉给他造了一座漂亮的房子，我常去那儿看他。黑塞这个大好人连所有权都不要……房子还归赞助人所有，黑塞夫妇只是终身居住。为什么美国就没有一座城市或者一所大学想到送我一个类似的东西，好宣布‘我们拥有托马斯·曼，他是我们的’？”
托马斯·曼在流亡的最初几周里与黑塞聚了十次左右，有几回是阖家拜访。当然其他流亡作家也常去叨扰黑塞，包括同时来到蒙塔诺拉但尽量避免见到曼氏的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最近托马斯·曼常来看我们，”黑塞1933年3月底告知好友药理学家阿图尔·施托尔（Arthur Stoll，1887—1971），“看到他渐渐摆脱了严重的沮丧情绪，我很高兴。我们在一起待了好几个半天。他物质上不缺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在慕尼黑的住宅和子女会怎么样。他的护照就快过期了，想换新的，但是没有一家德国领事馆肯办。他要同国际联盟联系。”
不久后，曼氏从流亡的下一站——法国南部——写信给黑塞：“我想念与您的交谈。”他写道，在那些纠结的日子里，没有什么事情比与黑塞交谈更有益、更治愈。“您的良言，坚定了我心里渐渐萌生的猜想：起初的重创和惊吓，最终却能给我带来收获。”黑塞回信道，当他想到自己在一战期间无比艰难、花了很长时间才理清自己对德国的爱中的伤感成分，他可以理解流亡人士的乡愁。但是他们现在必须走出“国籍带来的虚假安全感，克服孤立与排斥，走进世界主义干净而略为清冷的空气中”。
后来托马斯·曼经常深情回忆最初几次造访蒙塔诺拉时的情景，并在1938年离开欧洲前与黑塞频繁见面，有时在提契诺和巴登，有时在屈斯纳赫特曼氏家中。1930年，曼氏获诺贝尔文学奖和奖项举荐权后不久，就以《纳齐斯与戈德蒙》（Narziß und Goldmund）为由举荐已成为他同代作家中“最亲最近之人”的黑塞。1933年，曼氏在给弗雷德里克·博克（Fredrik Böök，1883—1961）的信中再荐黑塞：“我数年前就举荐了《荒原狼》作者赫尔曼·黑塞。选择黑塞，就等于同时向从前那个真实、纯洁、理性、永恒的德国和瑞士致敬！世界会理解这一点，今天沉默和痛苦的德国也会衷心感谢您。”后来曼氏又多次举荐，1946年，斯德哥尔摩终于把奖项授予了黑塞。
黑塞怕见生人和媒体，不像仪表堂堂的豪普特曼那样四处干扰作为“歌德继承人”和“德国思想界代表”的托马斯·曼在国际上亮相。曼氏对黑塞的善意可能与此有关，但是还有更深层的理由。黑塞和曼氏都不喜欢唱“新调”，赶“时髦”，并不痴迷于摆脱传统、发出新声音、宣告新时代。相反，两人都深深植根于精神发展史，通过与传统的联系，致力于道德与精神、伦理与美学的互动，黑塞秉承的传统是印度、中国和德国浪漫主义，曼氏则是对自然主义的叙述。两人都把传统变得现时、精确、包容，但曼氏尤为重视创新深化和建设性地利用史料，《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便是一个例证，硬是凭30来页《旧约》资料写出了1350页。黑塞说曼氏“没有编任何新故事。有时可以看到我们作家并非完全多余”。而曼氏则这样评价《德米安》：“新时代最好的仆人应该是了解、热爱旧时代并将其传承至新时代的人。”
因此，托马斯·曼也为他1937年出版的期刊取名为《尺度和价值》（Maß und Wert），他认为尺度就是秩序和光亮。他在1935年2月给卡尔·凯雷尼（Karl Kerényi，1897—1973）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平衡者，船有向右翻的危险时，我会本能地向左靠，反之亦然。”
黑塞作品中也体现了这种平衡欲，此处只举两例：1930年，在谈及对新作《纳齐斯与戈德蒙》的批评时，黑塞说：“指责《荒原狼》太前卫、作家有失体面的同一批人现在又批评《纳齐斯与戈德蒙》是‘逃入历史’。其实我在这本书中表达了我从小藏在心里的关于德国和德国人本性的想法，并向它坦陈我的爱，而这正是因为我深恨今天所有‘德国’的东西。”
在一年后动笔、一段一段给托马斯·曼阅读的晚年力作《玻璃球游戏》中，黑塞继续进行这种新旧对比。曼氏也马上注意到了黑塞反德意志民族“血与土”神话的倾向，在1934年5月6日的日记中这样评价“呼风唤雨大师”（Regenmacher）一章：“写得极好，仁慈对待原始事物而不刻意美化。”当时曼氏对《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过去之旅的处理方式和黑塞很像，他在1941年写给凯雷尼的一封信中再度描述自己的意图：“必须消灭知识法西斯主义的神话，转为以人为本。我早已非此不为。”那么新的当权者对此有何反应呢？
虽然托马斯·曼被迫流亡，《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前两部还是于1933和1934年由柏林菲舍尔出版社出版了，该社同样是黑塞长期的合作者。1934年10月，萨穆埃尔·菲舍尔去世前不久，命女婿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菲舍尔（Gottfried Bermann Fischer，1897—1995）和彼得·苏尔坎普（Peter Suhrkamp，1891—1959）继任。贝尔曼·菲舍尔虽因身为犹太人而处境艰难，但他尽力留守柏林，直到最后一刻才迫于政治形势偕家人离开纳粹德国。贝尔曼·菲舍尔于1936年奇迹般地顺利出境，把20万帝国马克资金和（包括曼氏在内的）“政治错误”作家的总数78万册库存书籍带到奥地利第一家流亡出版社。多亏苏尔坎普与帝国文学院巧妙周旋，该院才肯放走出版社的“不良书籍”，可惜条件是也被挤到流亡出版社的“雅利安”作家赫尔曼·黑塞的作品必须留在柏林总社。曼氏在1936年3月7日给黑塞的信中写道：“您过去的书口碑很好，所以德国不肯放走。您的书必须留在德国。”曼氏还不无醋意地补充道：“我的书可以离开，问题只是能否再回去。”
完全不接受这种文化政治胁迫的黑塞试图在1936年4月从柏林总社购买自己作品的版权，可惜未成，因为正如苏尔坎普1936年5月6日函告黑塞的那样，此举会使出版社的生存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从此，对于黑塞的书，就是在“容忍与抵制”之间勉强求生了，这绝非好事，因为不久后黑塞的全部批判性作品就被禁止重印，而其他还能重印的书的微薄稿酬则被冻结在德国的锁定账户里，害得黑塞就像在一战和通胀时期一样，只好主要依靠几位瑞士朋友的资助撑过纳粹年代。而托马斯·曼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他后来在维也纳、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和美国出版了很多书，所以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下降。黑塞的极权主义时代教育反制作品《玻璃球游戏》当时无法在德国出版，只好推迟一年，直到1943年底才在市场相对狭小的瑞士出版。
虽然托马斯·曼已经事先了解《玻璃球游戏》的大部分内容，但当1944年3月上下两卷《玻璃球游戏》送抵曼氏的加州流亡住地时，他还是奇怪地感到不安了。曼氏当时正好已写了一年《浮士德博士》。他在日记中写下的第一反应是“有点吓着了。也是虚构传记的点子。发现世上并不只有你一个人，总是不快的（……）我的书更尖锐、犀利、滑稽又悲伤，而他的更有哲思、情感和宗教性，不过也有文学幽默感和姓名游戏”。同一天，曼氏在给美国赞助人阿格尼丝·伊利莎白·梅耶女士的信中写道：“昨天老赫尔曼·黑塞写了十几年（……）的晚年巨著从瑞士抵达，给我可怜的灵魂一记有益的重击。《玻璃球游戏》是如此怪诞、孤独、深刻、纯洁、远离美元、不可译，极‘德国’。而且，也是虚构传记，音乐也是重头，与我正在写的书有一种阴森的、幽灵兄弟般的亲缘关系。发现世上并不只有你一个人，总是一种奇异的伤害。歌德就提过一个放肆的问题：‘若是世上还有别人活着，那你还算活着吗？’”
1948年，《浮士德博士》刚问世三个月，托马斯·曼在给为他寄来黑塞《关于音乐的思考》（Musikalische Betrachtungen）的奥托·巴斯勒的回信中写道：“感谢寄来这些可爱迷人的音乐评论。幸好我没在写《浮士德博士》时读这篇文章，否则我很可能会气馁。读《玻璃球游戏》时也有这种危险，只是不紧迫，因为那个故事发生在借助贝多芬落入人间的最美的音乐中，而音乐最终又随着莱韦屈恩落入了地狱。当代文学的两大杰作渊源深厚，却又各行其是，互不妨碍，真好（……）它们是各有特色的兄弟作品，德国人拥有两个这样的人，应该再次感到高兴，可惜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
从此，当有人贬黑塞而赞曼氏时，曼氏也为黑塞辩护，例如1947年12月他这样回复历史学家和文化哲学家埃里希·冯·卡勒（Erich von Kahler，1885—1970）的贬抑之词：“我认为您这样说黑塞不妥。他代表了德国以外的优秀德国文化……《纳齐斯与戈德蒙》很美，《德米安》也有触动神经的东西，而《玻璃球游戏》那种践行精神的梦幻般的勇气很吸引我……《玻璃球游戏》属于我们这个遭到践踏的苦难时代所能提供的寥寥几部勇敢而执着的伟大作品。”而对于这种至今常见、尤其盛行于文学评论界的把黑塞与曼氏对立起来的令人不快的做法，黑塞在1947年7月3日写给曼氏的信中写道，他刚刚总算收到一封“在我们俩身上均匀地分配了读者的忠诚和崇拜”的信，“我常常听到、读到天真的流浪爱好者视我为同类，欣赏我不是一个冷漠的知识分子和衣冠楚楚的社交名人。您肯定也常收到此类信件，用您与那个幼稚的施瓦本田园爱好者的比较来为奉承加料。”
在黑塞的《玻璃球游戏》发表四年后，《浮士德博士》终于也在1947年10月出版了，曼氏给黑塞赠书的题词是：“给赫尔曼·黑塞——这是他的朋友托马斯·曼玩的黑玻璃球游戏。”也就是说，现代浮士德与魔鬼签约是恶的“黑魔法”，而“玻璃球游戏”是善的“白魔法”，曼氏想事先定好调子，免得将来再生枝节。
托马斯·曼现在急切地期盼听到黑塞关于《浮士德博士》这一招险棋的评价。不久以后，1947年12月，黑塞写给曼氏一封长信，有理有据地赞扬了新书。但曼氏显然不信会有这等美事，他在给两人共同的朋友奥托·巴斯勒的信中写道：“私下里我很清楚，黑塞不太喜欢《浮士德博士》。他没有明说。但此前我们曾说起我要再写《克鲁尔》，他说自己十分期待一次‘艺术天空漫步’和‘不谈现实恐怖问题的游戏’。而《浮士德博士》谈的正是现实恐怖问题，是一本血淋淋的书，黑塞礼貌地说我写此书时‘几乎从未失去好情绪和表演的兴致’。‘几乎从未’措词很委婉。”
托马斯·曼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虽然黑塞致信出版商贝尔曼·菲舍尔的妻子，说自己晚上乐于阅读莱韦屈恩的故事，并在给格斯（Albrecht Goes，1908—2000）的信中赞扬这本大部头新书令人愉快，“细节上虽略嫌繁琐讥嘲，但每句话都精确清晰，所以读者就像听复调音乐一样，必须时刻警醒，才能避免听漏”。但是，读完全书后，黑塞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比如我们可以在他1948年1月20日给奥托·巴斯勒的信中读到：“也许托马斯·曼想看看自己眼里和心里的‘浮士德式’德国魔鬼，而且是富有德国音乐才能的魔鬼，这种音乐才能既是天赋又是恶习，就像托马斯·曼或许觉得自己对瓦格纳的深爱是有问题的、危险的一样。这是关键。而且这还是一部影射当代历史的小说，这是书中更糟糕也更有趣的部分，并因此而击中要害，因为慕尼黑确实在反动历史上发挥过主导作用，而且可能还在持续。”不过，南德阿雷曼人黑塞认为曼氏北德人的优越感虽不公正但情有可原：“托马斯·曼对南德的态度几乎一直只是讥讽嘲笑，虽然他经常观察得很到位，但是缺乏情感。不过，这个痴迷于事业的工作狂肯定需要简化许多在我们眼里更为复杂的事情。”黑塞还在1950年7月20日给路德维希·雷纳（Ludwig Renner，1884—1962）的信中谈到自己和曼氏的关系：“就算我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土气老实的小兄弟，他对我身处的陌生环境还是感觉敏锐、相当了解的。”
托马斯·曼犹豫了很久以后才从流亡地加利福尼亚返回欧洲。“千年帝国”十二年统治期间向曼氏喷洒的毒药后患无穷，尤其是留在纳粹德国的“内心流亡”作家当中只有彭措尔特（Ernst Penzoldt，1892—1955）、格斯和安德施（Alfred Andersch，1914—1980）等几个人敢于公开维护曼氏。
为了探探形势，曼氏于1947年、1949年和1950年三次赴故国进行巡回演讲。1952年，他明智地决定放弃受希特勒威胁前居住三十年之久的慕尼黑，去黑塞所在的瑞士定居。
自此，托马斯·曼和黑塞每年重聚，多数在蒙塔诺拉。1954年他们也在恩加丁住了几周，就在尼采住过的锡尔斯玛利亚。他们住在同一家宾馆的同一侧，曼氏夫妇住楼上，黑塞夫妇住楼下。他们朗读、说笑、惊奇地观察德国如何大张旗鼓地反思历史，无论是占领国方面美国新闻主管汉斯·哈贝（Hans Habe，1911—1977）试图在战后德国封上黑塞的嘴，还是时任巴塞尔大学校长的瓦尔特·穆施格（Walter Muschg，1898—1965）气势汹汹地指责曼氏用虚无主义作品将德国推入纳粹的怀抱。
穆施格1948年发表《悲惨的文学史》（Trag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攻击曼氏后，黑塞立即奋起反驳。数年后，曼氏辗转获悉此事，他在给奥托·巴斯勒的信中称黑塞为“奇人”：“一脸苍老、疲惫、厌世、沉默，然后突然像个青年斗士一样抡拳就打，火花四溅。有趣。”在黑塞眼里，攻击曼氏不亚于德国复辟和重新武装，甚至比攻击他本人更为恶劣。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德布林把曼氏作品贬为“退化”资产阶级的“裤线文”，黑塞则干脆就是“淡汽水”，这或许还可以归因于对诺奖得主的嫉妒；但是曼弗雷德·豪斯曼（Manfred Hausmann，1898—1986）的攻击和写“废墟文学”的战后归来一代及文学团体“四七社”（Gruppe 47）的傲慢诋毁就不只是嫉妒了。
“德国读者无法欣赏托马斯·曼，”黑塞直到1951年还在给瓦尔特·豪斯曼（Walter Haussmann）的信中写道，“这一点很突出。德国青少年只知用英雄主义和愤世嫉俗对付他们天生的伤感，却不懂讽刺。”将近十年后情况依然如旧，于是黑塞在1960年5月给维利·克尔韦克（Willi Kehrwecker）的信中写道，德国仍然有“千万名读者只看到托马斯·曼是冰冷的理性主义者和无情的讽刺者，而大赞黑塞的温暖”。
在黑塞看来，托马斯·曼的轻松开朗和讽刺式疏离，是曼氏避免自己被迷惑和控制的一种方式。黑塞说，曼氏的朗读方式也体现了这一点：他在1950年5月给黑塞朗读了《被选中者》（Der Erwählte）的两章，他“极有活力，还是那么文雅而略带嘲讽。听他说话，仅仅在语言上就是一种乐趣……”“他这样朗读也这样说话，抑扬顿挫，面部略带表情，疏离而嘲讽，总是有几分淘气之意，若非此前就由于其他原因喜欢上了他，也会因为他的这副样子喜欢上他”。
“您可别死在我前头！”托马斯·曼在黑塞75岁生日时写道，“首先，这太唐突，因为理应先轮到我的。而且，若是您先死，我会深感困惑并整天想您，因为您是我的伙伴、帮手、榜样和力量，失去了您，我会感到无比寂寞。”黑塞在回信中写道：“若您先于我‘长颂尘世’（这个美丽的说法其实就是‘赞美变化’之意），估计我无法赞美歌颂，而会伤心沉默。”后来曼氏真的先他去世，黑塞说感到世界空荡荡的、自己被撇下了，就像两年前失去最后一个同胞姐妹时一样。黑塞怀着深深的悲痛送别曼氏，于1955年在《新苏黎世报》上写道：“这位德国文学大师尽管获得殊荣，却被世人误解，德国广大读者数十年来都未能理解，他的讽刺和高超技艺后面隐藏着多少情感、忠诚、责任感和爱的能力，这一点将使他的作品和世人对他的怀念比我们迷茫的时代长命得多。”
黑塞关于曼氏的预言成真了。曼氏关于黑塞的亦然。如曼氏所言，“对自我和世界关系问题的思考丰厚无匹”的赫尔曼·黑塞身后真的跨越国界，赢得了“全人类的喜爱”。
福尔克·米歇尔斯（Volker Michels）
(1) “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是瓦格纳提出的艺术概念，即不以单独的艺术门类，如音乐，诗歌、舞蹈等为区分，而旨在将它们结合起来，从中升华出一种崭新的艺术。
(2) 出自《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