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集

一

慕尼黑，1910年4月1日

尊敬的黑塞先生：

由于身体欠佳，我迟至今日才能为您3月24日的友好来信1致谢。此种拖延或许甚至会导致误解，这更让我感到抱歉。所以我今天不再犹豫，我要告诉您，您的来信让我感到真心喜悦，我尤其喜欢您在《三月》上刊出的对《陛下》的评论2。您说自己的书评是“挑刺”，不，这篇书评不是挑刺，它具有批判性，而所有叫做（也的确是！）“批判”和“认识”的东西，我都衷心喜爱，阅读时只会感觉到兴趣和愉快。《柱廊》3的书评肯定更为可口，容易下咽，但是我更喜欢您的书评。而《柱廊》的那一篇只证明了您所说的，也有几个读者对该书感到满意：这既可以看成是一个严重问题，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优点，最好是将之视为一种事实。您的书评中有些敏锐的怀疑说法，促使我重新思考。我向您保证，我没有算计、成心耍弄读者。《陛下》中那些讨喜的元素，与艺术性元素一样，也是出于诚意和直觉的。我常想，您说的“耍弄读者”是我对于瓦格纳艺术长期爱恨交加的结果——既孤傲又蛊惑人心的瓦格纳艺术兴许永远影响甚至腐蚀了我的理想和追求。尼采曾说瓦格纳“变换姿态”：有时出于最粗鄙的欲望，有时出于最诡诈的意图4。这就是我指的“影响”，而且我不知道此生还能否找到力量完全摆脱这种影响。对于哗众取宠的艺术家，我始终心怀鄙视，此种宠爱无法满足我。我也渴望笨拙。不过这是事后心理学，写的时候我是随心所欲的。

给《三月》写稿5，我早有此愿，可惜我做事缓慢，而且常常感觉力不从心！我越来越只能专心完成少数几件主要的任务。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不久后就能完成此愿。您的约稿令我倍感荣幸。

亲爱的黑塞先生，我向您表达真诚的敬意。

您忠实的托马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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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信一直未能找到。托马斯·曼写给黑塞的信件和明信片多数被保存下来。从查证到的曼氏回信中可以看出，黑塞的信约缺十三封。曼氏慕尼黑住宅中的信件手稿，1933年后被纳粹悉数没收，曼氏流亡后因频繁搬家也遗失了一批物品。部分遗失信件存有黑塞夫人妮侬的抄件，由黑塞夫妇发表在黑塞与多人的《书信集》中。（参见1974年出版的黑塞《书信选集》。）

2．黑塞书评“优秀新书”，1910年2月15日发表在黑塞、托马和阿拉姆（Kurt Aram）在慕尼黑创办的德国文化半月刊《三月》第四年度第一卷，第281—283页，见下文。

3．芬克（Dr．Ludwig Finckh）书评“优秀新小说”，发表于恩格尔（Eduard Engel）在慕尼黑主编的《柱廊》（Die Propyläen）周刊第七年度（1909/10）第25期，第388—390页。

4．尼采著作《瓦格纳事件》（Der Fall Wagner）和《尼采反对瓦格纳》（Nietzsche contra Wagner）。见书后附录。

5．黑塞在《陛下》书评附信中邀请曼氏为1907年创刊、阿尔贝特·朗根（Albert Langen）出版社出版、黑塞主管文化部分的《三月》撰稿。预登曼氏重要作品的菲舍尔出版社杂志《新评论》编辑奥斯卡·比（Oskar Bie）担心曼氏会转而为《三月》撰稿。曼氏读了1907年2月14日首期《三月》后，给奥斯卡·比回信道：“您不必担心。我觉得《三月》俗气粗鄙，政治上是南德民主主义，文学上是赫尔曼·黑塞，我虽然并非唯美主义者，但还是觉得黑塞太实心眼了。”

优秀新书

赫尔曼·黑塞

托马斯·曼的一部长篇新作应该称得上当代文学的一件盛事。虽然没有人会期待他带来惊喜，因为当代文学界几乎没有哪位作家像他一样，头一本书就那么成熟，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包含所有要点的全貌：一个高贵、聪明、敏锐的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文风老辣，几因羞于自己的艺术家风格而成了忧郁者，因为智商高、戒心重而容易成为讽刺家。这些在《矮个儿先生弗里德曼》（Der kleine Herr Friedemann）中已初露端倪的特征经过充分和谐的发展，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表现得难以置信地完满。

托马斯·曼的大部头新作《陛下》确实没有带来惊喜，那些近年来不断愉快研读《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人，这部新作也许会让他们失望，因为《布登勃洛克一家》这种书，即便是文学大师也无法每年都出一部，十年也未必能出一部。除了一些小怪癖、小游戏，《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一件读者或将渐渐以为是亲身经历的作品，就像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和赫曼·邦等人的伟大作品一样，就像大自然的一部分，无意、真实、自然、令人信服，读者在它面前会失去美学视角，沉醉其中，就像在观赏大自然一样。而《陛下》——从好的也从坏的意义上来说——都只是一部小说、一项发明、一种艺术、一件作品，我们怀着兴趣、爱意和钦佩欣赏它，但是无法真正忘我地投入。

可能还有一点原因：在《陛下》中，读者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了那几个烦人的怪癖。因为现在吸引我们沉浸于《布登勃洛克一家》的那种力量消失了，我们就成了更严格、更冷静的法官。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位大艺术家有一个致命弱点：他的好品位不是每回都能使他免于误判和流于俗气。托马斯·曼也有俗气的时候，这听来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

纵然托马斯·曼有基于极高文化水平的好品位，但是他缺乏纯稚天才的梦游式自信。事实就是，他是一位作家，一位有才华的，或许是伟大的作家，但他也是、甚至更是一位知识分子。他有才华，但是没有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的天真。他的极高天分更像是一个令他感到寂寞的特点，而非一枚令他骄傲的勋章，因此他倾向于冷嘲热讽，偶尔也会破坏艺术形式。

我认为，天真的、“纯粹”的作家根本不考虑读者。平庸的作家会努力迎合讨好读者。而托马斯·曼这种多疑的知识分子则努力与读者保持距离：他为他们提供方便和备忘记号，明里迎合、暗地讽刺他们，包括——令人遗憾地——让每个人物再现时展示其刻板特征的恶搞，好让读者说：原来是某人啊！托马斯·曼擅长用这种低级玩笑时而吸引、时而愚弄读者，他甚至还玩孩子气又俗套的名字和面具游戏，一种最老式、最糟糕的喜剧：他塑造了绿脸红须的“赘骨博士”、锁骨突出的“油脂小姐”（肥皂工人之女！），还有剪报的“鞋匠先生”，这些人物都只是面具而已。读过曼氏对大自然充满爱意的思考和艺术警句的人，不会理解此人怎能如此糟蹋自己的艺术。

此话听来颇为苛责。但正是因为我们对托马斯·曼既爱又敬，我们才要严厉批评他的矫情之处。这种让我们恼火的花招和把戏，若是一位分量不重的作家，很可能还得以借此炫耀，赢得夸奖。但是我们觉得，像曼氏这样一位艺术家，文化水平之高足以超越任何偏见和评价，他有能力纯粹地观察、纯粹地塑造，他本该能够在严肃策划、创作的伟大作品中省去这种好玩、逗乐、必定暗自得意的把戏。他用这些——当然是成心的——把戏赋予普通读者一种优越感，但是他隐瞒了所有精微、严肃、确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他虽然也说，却淡然随意得让读者难以察觉。他的语言则貌似一位“优秀记者”，表面上只想要清晰精确，暗地里却充满挖苦、讽刺、风度和难掩的光彩，让读者不断感受到魅力和惊喜。

这类书读者会感到有趣，尤其因为《陛下》的情节比较传奇，但是读者会错过很多亮点，而对这些亮点有感觉的人只能享受一半，而且会有点惭愧，因为尽管慧美兼具，这类书却只是浅层艺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够读到托马斯·曼的这样一本书：他根本不惦记读者，不打算吸引或讽刺任何人。可是我们永远也读不到这本书。我们有这种愿望是不公平的，因为曼氏天生就爱耍弄老鼠。不过，似乎还是追求一定客观性的曼氏或许会强迫自己，把这个过于主观的技术变得客观些，因为始终耍弄读者的前提是始终惦记读者，而要写出纯粹的艺术作品，就不能惦记读者。

在此之前，我们仍然乐见《陛下》，乐见这位雅士的任何作品，因为他最普通的作品终究还是高于常人。

黑塞评论的第一部曼氏作品是1903年柏林菲舍尔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集《特里斯坦》。黑塞的评论发表在1903年12月5日的《新苏黎世报》上。

特里斯坦　中篇小说六篇

几乎可以认定托马斯·曼有成为全能艺术家的雄心。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他是一个从容自信地担起宏大题材的大力士；在《特里斯坦》中，他又成了一个娇小的杂耍家，处理细节的大师。当然其实两本书有着极强的亲缘关系。只是《特里斯坦》中像是瞬间表情变化的东西，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由于素材的庞大和连贯而长成了一张巨大的悲剧性面孔。他的新作优美得几乎像在和自己调情，可能会诱使有些人视之为一个极聪明的艺术家的精致作品。但是它们却不仅是一个技术上的小杰作。除了《小路易斯》以外，这些小说近乎滑稽剧，有时让人想起那些借《巨人传》之名而创作的古老的怪异版画。看得更仔细些，就会发现其实怪物不是怪物，鬼脸也不是鬼脸，而只是看似巧合、实际上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光源；移动一下灯笼，就会认出我们的朋友、兄弟、亲戚、邻居，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特征。这时我们的感觉半是惊骇、半是释然，半是满足、半是失望。细想一下，其实这也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基调。我们有时用一种掺杂了冷静批评和暗自渴求的态度看世界，此时看到的人和物就同托马斯·曼刻画的一样，严肃得让人笑不出来，又滑稽得让人哭不出来。酿造这种混酒的人绝非单纯的艺术家，而必定是喝尽了不满和欲求的苦酒，否则艺术家就成不了文学家。《特里斯坦》就是这样一本书：你能找到很不一样的东西，能用很不一样的方式享受，这是一本专供文学爱好者和行家阅读的书，读者会发现它属于即将结束的本年度的最美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