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博尔赫斯的作品玄而又玄，错综复杂。为数不少的读者对此兴趣浓厚，忘记了每一个作家所面对的问题，博尔赫斯同样不可避免——该写些什么，该如何取材。这或许是每一个作家所面对的根本任务，它将影响作家的风格，塑造作家的文学自我。
博尔赫斯作品所涉主题广泛，但是从他最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又回到了他写作的原点。博尔赫斯年轻时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边的巴勒莫郊区。他新发表的短篇小说集《阿莱夫》和《布罗迪报告》，都是以他的这段生活经历为基础的。在一篇发表在一九七〇年的长篇自传随笔中，城市的这一片地区在博尔赫斯笔下都是些“矮小的房屋，无人的空地。我常把这一地区称为贫民窟，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美国人心目中的贫民窟。在巴勒莫区居住着一些衣衫破旧、举止文雅的人士，更多的是形形色色不堪入目的群体。还有一些是巴勒莫流氓帮派，称为阿根廷帮(1)。他们持刀斗殴，名声在外。这样的巴勒莫只是在后来抓住了我的想象力，当时我们竭力对此视而不见，而且的的确确做到了”。
博尔赫斯出身显贵，是阿根廷爱国志士的后裔，血脉中流淌着英国人的血，祖先是战斗英雄。发现自己生活在日益衰落的社区，触目所见都是新世界的原始粗鄙，他为之心痛。这原不是他的过错。在巴勒莫，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争斗日复一日。这就是作家的经典处境。
有一个时期，博尔赫斯在他的文学生涯中，有意识地将巴勒莫排斥在外。差不多每一位年轻的作家，对他们周边的生活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博尔赫斯觉得巴勒莫死气沉沉，有辱脸面。父亲讨厌、母亲泼辣、街坊颓败、邻里无聊，谁会对这些感兴趣呢？于是年轻作家往往把主题转移到异国情调上，精雕细琢，情节复杂，行文晦涩。
在一定程度上，博尔赫斯也是如此。虽然他围绕布宜诺斯艾利斯写了一些短篇，但是他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纯文学性的主题上。他曾经说“我一生中缺乏生与死的经历”，又说自己曾受害于“文学的躁动”。躁动的结果可想而知，体现在他早期作品中。他说，有一段时间，他尝试“猿猴学人，模仿两位巴罗克风格的西班牙作家，克维多和萨阿维德拉·法哈多。这两位十七世纪的西班牙作家，秉承了类似托马斯·布朗爵士(2)《瓮葬》的那种写作风格，但行文僵硬、枯燥，又是西班牙的。我呕心沥血用西班牙语写拉丁文，全书错综复杂，通篇说教，最终不堪重负，坍塌而垮”。接着，他尝试了另一种方法：凡是能找到的阿根廷人用语，他都塞进作品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用了太多的方言土语，让许多自己的同胞坠入雾里云里。”
后来，博尔赫斯把注意力转向了巴勒莫的郊区生活。这个转变过程，虽然是某种成熟的证明，却仍然是个谜，令人费解。在早期大部分作品中的迷宫、镜子、对于时间和现实的哲学思考之后，他渐渐回归自己的后院。他把这一过程描写为“回归理智，尝试写一些合乎逻辑、读者易于理解的作品，而不是大段浓丽的辞藻，让读者眼花缭乱”。博尔赫斯的后院就是我们的后院，它是现代城市，这对我们来说才是重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二十世纪城市中心的原型，没有历史和个性，没有印加或阿兹特克的废墟，没有古罗马广场，没有雅典卫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像洛杉矶、加尔各答、圣保罗、悉尼，是一座向周边扩张的城市，期待人们用文字来表达。
但是，在他着手描写自己的后院之前，他必须把沉年积渣扫除干净。总之，他必须压缩高乔人(3)的浪漫主义色彩，高乔人被认为代表阿根廷人的性格。取材容易的当地色彩，造就了大部分高乔文学，博尔赫斯必须打破这种依赖。为此，他作了简单的观察：广袤的潘帕草原，就他而言，不过是“无边无际的距离”，那里“相距最近的房屋在地平线上亦是朦朦胧胧”。至于高乔人，他们不过是庄稼人而已。
此类的初步工作一旦完成，乡村景象一旦还原，他就能够如法照搬，观察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他成了城市的代言人。这是他的作品受到普遍青睐的一个原因所在。他的观察直接明白，始终如此。看一眼他的句子，就一目了然。这是他三年前写的《罗森多·华雷斯的故事》的开场：
那天晚上快十一点了，我走进玻利瓦尔街和委内瑞拉街拐角处的一家杂货铺，如今那里是酒吧。(4)
请注意文中的可信度：他没有说酒吧位于城中偏僻地区，或者没有人气的地区；而是说，酒吧在玻利瓦尔街和委内瑞拉街的街角上，相当于说位于克里斯托弗街和第七大道(5)的街角上，或者瓦巴斯街和门罗街(6)的街角上。他给你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世界；它不是假的，不是一堆没有完全消化的神话，或者东拉西扯的当地色彩。同时，请注意写酒吧的这一笔，这个酒吧的一部分曾经是杂货店。这表明作者在此生活已久，熟悉他要写的东西。你们可以信任他。
同样的寥寥数笔，同样的自信，他推出了这样一个人物：
一八九一年，本哈明·奥塔洛拉十九岁。他是个结实的小伙子，前额狭窄，浅色的眼睛显得很坦率，性格却像巴斯克人(7)那样横暴。(8)
三言两语的外表勾勒，就把阿根廷人主要的生活气质给概括出来了。
博尔赫斯的自我突破，对身处各地的读者和作者，有着重要的意义。他让人们明白，他们能够直面自己的生活经历，不必为此有一丝一毫的羞耻。博尔赫斯最近写道：“我已经放弃了巴罗克风格中内在的种种惊奇，也放弃了导致结局难以预测的种种意外。总之，我倾向于让人们的期待得到满足，而不是让他们震惊。有许多年，我曾经想，只要变化无穷、标新立异，也许会成就一页好文字；如今，年过七十，我相信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博尔赫斯是一个世界级的作家，因为他熟悉写作的条条框框，知道如何打破、什么时候打破这些条条框框。在一个文字不断遭受攻击的时代，他的文学生涯就是解开文字的束缚，赋予它新的活力，并为此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他是语言的魔术师，如同所有最优秀的变戏法的人、诗人一样，一旦戏法揭穿，诗文出口，他会让我们感到，这原来一直存在，在我们心中的某个地方，只是没能表达出来而已。有关博尔赫斯，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9)曾经写道，没有他的散文，也就没有今天南美的现代小说。
而且博尔赫斯的影响力超越拉丁美洲的范围，他帮助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正是这个原因，他在一九七一年春季应邀去哥伦比亚大学，为硕士写作班的学生做了多次讲学。由于失明，他无法亲自阅读学生的作品。在他的同事、他作品的翻译者诺尔曼·托马斯·迪·乔瓦尼的帮助下，他讨论自己的作品，并且通过例子帮助了其他人改进他们的作品。每次讲学，博尔赫斯和迪·乔瓦尼要花两个小时左右，听众是学生和教师，范围尽可能小，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课堂上的无拘无束。
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决定每次讲课主要围绕一个主题：谈写小说，谈写诗歌，谈翻译。在座的人，每人分发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决斗（另篇）》(10)，他写的六首诗，以及迪·乔瓦尼和其他人翻译的博尔赫斯作品的各种范例。在谈写小说的讲座上，迪·乔瓦尼一行一行地读小说，博尔赫斯想加以评论，或想讨论其中的技巧，才去打断他。随后，进入例行的对话，博尔赫斯着手讲解，他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把素材转变为一个故事的。
谈写诗歌的讲座也采取了相同的方法。迪·乔瓦尼慢慢朗读博尔赫斯的诗，让他有时间加以评论。在提问阶段，博尔赫斯讨论传统诗体韵律形式的实用性，讨论一个人了解自己文学遗产的必要性。
在谈翻译的讲座上，迪·乔瓦尼很自然地或多或少成了直接讲述人。迪·乔瓦尼讲述了他们两人如何一起合作，把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和诗歌用英语表达出来。这三次讲座，每次都很随意。博尔赫斯的幽默、谦虚，迪·乔瓦尼的直率、朴实使得课堂气氛轻松愉快。因此，这三次讲座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和教师有机会看到一个重要作家作品的详细剖析，又受益于作者自己的评论。
这本书的文字以这三次讲座的录音稿为底稿。为保留实际讲座的原汁原味，尽可能不作任何编辑。
博尔赫斯在最后一次访问该校的文学院后，出席了为他和写作班师生共同举办的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他泛泛地谈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纽约年轻作家的困境，发言收入书后附录。
一九七二年六月于纽约
(1) compadritos，指祖上一辈曾参加阿根廷反西班牙独立战争的年轻人。他们借助长辈的功绩，在社会上结帮成派，相互殴斗。
(2) Sir Thomas Browne（1605-1682），英国医生、作家。《瓮葬》讨论古人丧葬之道，以及对死者的看法。
(3) Gaucho，主要居住在南美阿根廷、乌拉圭大草原的游牧民，亦为南美牛仔，多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后裔。他们性格豪放，骑术精湛，生活放荡不羁。
(4) 此处引用王永年译文，收录于《布罗迪报告》（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本书中出现的博尔赫斯作品选段，均出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博尔赫斯全集》。
(5) Christopher Street，Seventh Avenue，位于美国纽约的两条街道。
(6) Wabash，Monroe，位于美国芝加哥的两条街道。
(7) Basque，欧洲最古老的民族，主要分布在西班牙北部的比利牛斯山脉地区。
(8) 收录于《阿莱夫》（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
(9) Carlos Fuentes（1928-2012），墨西哥作家。
(10) 收录于《布罗迪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