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治国理念

蒙垚使用雷霆手段，迅速在桃花谷站稳脚跟，实现了对桃花谷进行全面统治的目标，现在蒙垚面临的是怎样更好地治理桃花谷的重任。

蒙垚首先要为自己确定一个目标。如果只是占山为王，寻找一个落脚的地方，现在的目标就已经实现了，但是这显然不是他想要的，他决心要探索一个理想的社会。他不想辜负了自己的才华，他想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

蒙垚决定，着力将桃花谷打造成一个人类的理想家园，而且这一点要成为自己的家训，蒙氏家族要世世代代为寻找一个更好的理想社会而努力。

谷主府大殿内，蒙垚对他的文武百官说：“我们进入桃花谷已经好几年了，今将士业已安居，谷中之人均已臣服。全赖众卿尽心尽力。如今大汉兴起，大秦二世而亡。众卿说说这是为什么呢？”

“赐死扶苏公子、害死蒙恬将军，这是他们自毁长城。假如公子扶苏不死，继承皇位，以他的仁义、威望和民心，又有大将军辅佐，怎会发生如此事情。”

“二世无能，只知享乐。赵高无德，民怨沸腾。臣民人人自危，国家有难无人尽力。”

“严刑峻法，百姓苦不堪言，有人带头便蜂拥而起。”

蒙垚说：“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梅齐总结说：“君不明、臣不忠、军心涣散、民心不服，礼坏乐崩，各人不安其位，天下才会大乱。”

蒙垚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才接口说：“众卿说得不错，各路反贼确实势大，但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大秦自己内部崩溃了。”

梅齐知道蒙垚一定是借题发挥，于是说：“请谷主详细指教。”

蒙垚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追求奢靡，枉顾民生，导致民怨沸腾，以致陈涉揭竿而起时，应者云集，天下瞬间便已大乱。第二是贪权恋位，滥杀无辜，导致内部离心离德、分崩离析。二世担心位置不稳，便在赵高的蛊惑之下，大肆杀戮宗室公子、名臣良将、郡县守尉，‘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第三是德薄才浅，推卸责任，直接导致了章邯的投降。章邯投降，大秦再也无力回天，因为大秦再也无兵可用了。”

蒙垚说的这几个原因，听得众人不住点头的同时，也无一不是心情沉重。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大秦的子民，他们都有家人和亲友还在大秦。尤其是王离，那是他们的将军；长城军团，那是他们的骄傲；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们的兄弟。因此大家都是一言不发，面色悲戚。

蒙垚率四下看了一下，然后才提高声音说：“俗语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大秦二世而亡的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民心不可违，内部不能乱，要有担当、敢作为。”

梅齐说：“谷主说得没错，所谓治国，首在安民，民安则社稷稳。”

蒙垚说：“说得好，先生请继续。”

梅齐说：“要安民就要让民有所期盼，有一个长远目标，最忌讳的就是朝令夕改，让人无所事从。而且必须要承认，人都是自私的，也是理性的，如果给他们定下一个合理的规矩，他们会自己选择最合适的方法的。”

蒙垚说：“怎样的规矩才是合理的？”

梅齐说：“世间万物都是上天赐予的，世间的所有财富都是人创造的。老子曰：道法自然。所以顺应人的天性，鼓励人们通过劳动去创造财富的政策才是合理的。

“民以食为天。一曰食，二曰货。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所以，我们目前需要做的事，就是要抓住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其次是要解决货物贸易问题，这样才能让人们互通有无，安心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再次就要强大军事，确保桃花谷的安全。而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亲自去做，我们的任务就是制订这些规矩，并确保这些规矩得到有效的实施。”

蒙垚听了，点了点头，说：“先生言之有理，请先生详细解释一下如何？”

梅齐说：“财富是人创造的，所以治国最关键的是如何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确切地说是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热情，而不是通过其它非法手段攫取财富的热情。”

蒙垚说：“没错，可是具体应该如何做呢？”

梅齐说：“一定要顺天理，绝对不能逆人性。从人的天性来上讲，人都是自私的、都是趋利避害的，而财富是最能体现人的价值的。有了财富，人们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尊重，可以满足更多的愿望。因此，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也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他们的财富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他们就会有热情劳动去创造财富。

“要保护百姓的财富，首先就要承认百姓财产的合法性，然后就是保护百姓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再有就是要尽可能地保持政策的稳定，让百姓对长远的发展有一个可靠的预期。

“首先是承认百姓财产的合法性，就是要在认知上和法律上确保百姓对其合法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也就是说，第一，百姓的合法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占。第二，百姓对于自己的财产，有权决定用来干什么，比如，百姓对自己的财产有权买、卖、赠与、继承、改造等等。第三，百姓拥有其财产所产生的收益的权利。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权利都是百姓所固有的，百姓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只要不影响他人的合法权益，他们的这些权利就不应受到任何个人或者官府的影响。”

王宇问：“梅总管，这还会有什么问题吗？不能侵犯别人的财产，这么简单的事还用得着强调吗？”

梅齐说：“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我问丞相一个问题，如果有人生活奢侈了一点，然后有人指责他，说世上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不应该这么奢侈浪费。丞相觉得这样的指责正常吗？”

王宇说：“人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劝一劝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梅齐说：“严格意义上说，那是人家自己的生活，人家自行支配自己的财产，别人是无权干涉的。但是有些人总能想到各种各样的借口去侵犯这些权利，比如这样的衣服不能穿、那样的头型不能留，尤其是以道德说教的形式，说的人义正辞严，听的人理直气壮，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侵犯了别人的财产权。”

王宇说：“要按梅总管这么说，我们就什么都不能管了，那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梅齐说：“所以我才说，这件事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因为人们对其边界的认可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使用自己的东西还要别人同意，特别是还需要官府同意的话，那官府会不会干涉到民众的个人生活呢？”

王宇说：“梅总管说得好像也有道理，但我是接受不了的。”

梅齐说：“其次就是要保护百姓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这里的侵犯是指任何形式的侵犯，而且特别要强调的是，非法的侵犯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合法的侵犯也是要严格限制的。”

蒙全问：“怎么侵犯还分非法的、合法的？”

梅齐说：“这是我自己分的，也许并不准确，只是便于下面的阐述。非法的侵犯比较容易理解，比如强盗和小偷，再比如有权有势者的强取豪夺。在这些行为中，如果背后涉及到官员和豪强的参与才是最麻烦的，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者资源，对百姓进行事后的打击报复，这就会让百姓产生顾忌从而敢怒而不敢言。

“更严重的一点的是，当非法侵犯者是官府时，这种侵犯就更可怕了。因为合法的暴力掌握在官府手里，百姓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而且百姓很难区分这些行为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即使百姓知道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查处这些行为还是要依靠官府，而官府自己制订的规矩，他们自己当然认为是合法的。所以百姓除了期盼更高一级的官府之外，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但是以上的非法侵犯还不是最可怕的，因为既然是非法的，就总还有一点希望，比如寄希望于明君、清官来为百姓做主，最可怕的是来自官府的合法侵犯。”

蒙全问：“什么是合法侵犯？”

梅齐说：“比如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随意提高税率、强行征用、强行剥夺等等。因为制订法律的权力在官府手中，官府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让这些行为合法化，从而造成对百姓财富的侵犯，这就属于合法的侵犯。对于这种合法的侵犯，百姓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只能是能忍则忍，实在不能忍了，便会揭竿而起，因而造成社会动荡。

“其实对这种风险，统治者显然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他们也有自己的策略。比如他们可以分阶段对不同的人群增税，以达到最终增税的目的，比如先对富人增税，这样穷人就会支持；然后再对穷人增税，富人又不会反对，这样分阶段地就把税收增起来了。再比如，今天对渔民增税，那么农民和工匠就不会反对，然后再对工匠增税，农民和渔民又不会反对，最后再对农民增税，渔民和工匠还是不会反对，甚至会幸灾乐祸。或者说，他们不是一下子增加很多，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增，不断地试探百姓的底线，只要百姓还能忍，他们便会再增加一点。通过这样不停地蚕食、不断的试探，他们一点一点地就把税赋增加了，如果这种增加不是为了国家强大，只是满足一部分人的私欲，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合法侵犯。

“这就是巧立名目的策略，每次只针对一部分人，只提高一点点，而且他们会充分利用人性自私的弱点，每次都能争取到一部分人的支持，甚至利用这一点，挑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仇恨，以转移对官府自身的压力，以致百姓都对此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直到遇到突发事件，比如说天灾人祸，百姓实在活不下去，那么就是揭竿而起的时候了。

“由此可见，保护百姓的合法财产出发点很好，说起来也很容易，但是真要落实下去，难度是非常大的。难就难在社会上的人形形色色，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虽然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角色，但是每个人都有追求财富的热情，每个人追求财富的方式并不是都一样的。当一个人处于不同的位置时，利益出发点就会不一样，所做出的选择也就会不一样。

“比如强盗和小偷，他们不想劳动，认为那样太辛苦，挣钱又慢，干别的又没有本事，只有这样发财最快，因此他们就会选择这样的方式。这种事情古来就有，将来也不会绝迹，人们所要做的也就是加强防范、加强打击、尽量减少损失罢了。”

蒙全问：“强盗和小偷比较好理解，可是官员、甚至官府为什么也会对百姓的财富进行侵犯呢？”

梅齐说：“官府就是具有合法使用暴力的社会管理者。官府的作用就是制订规则，保证规则的有效实施，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给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是官府是由官员组成的，这些官员对财富的热情也是同样热切的，只有官府提高收入，才能保证官员个人收入的增加。因此他们也希望能够从百姓那里多收一点，这样自己的财富才会更多一点。

“对于百姓来讲，只要不限制他们，他们就有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热情。对于官府来讲，不论是作为官府本身，还是作为官府构成的官员来说，只要不加以限制，他们也有增加收入的热情。但是，官府与百姓的区别是，官府不创造财富，他们增加财富的渠道就是从百姓身上分得更多一点。因此官府与百姓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只能互相妥协，找到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点。如果找不到平衡点，就会导致社会不稳，严重时便会发生暴力对抗，甚至是百姓起来推翻官府。

“因此要想保护百姓的财产，进而保护他们的劳动热情，除了要打击各种对百姓财产的非法侵犯外，约束政府和官员也是必须的，而且是更为重要的。”

蒙全又问：“那为什么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呢？”

梅齐说：“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所谓政策就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手段。既然是调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必然就是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所以政策的制定者一定要清楚，他们出台的政策会让哪些人实际得益，因为这种实际得益者有可能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相悖，所以要看一个人的水平，不能只看他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更要看实际效果。

“正是因为政策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因此它通常用来解决主要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矛盾被解决了之后，其它的次要矛盾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时候，政策就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因为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了。

“因此政策的调整是正常的、必须的，它可以保证社会不断地修正错误，适应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是社会不断进步的保证。但是政策必须保持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为政策只要政策出台了，人们就会根据政策的导向作用，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去调整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相对于官员的贪腐来说，政策经常摇摆的危害性更大。因为官员的贪腐影响的只是他管辖的范围，而政策的影响则是全面的，而且频繁的政策变化导致人们无法预测将来的形势，影响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增加人们的短期行为，不利于社会的长期发展。比如，你刚刚买了一块地，然后政府宣布按土地面积收税；你响应政府号召，多生了几个孩子，可是政府觉得人口已经够多了，于是又改为按人头收税，等等，让人不知道政府将来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根本就无法做出长远的规划，也让人们无法对未来产生合理预期，增加人们的不安和焦虑。”

蒙全问：“政策频繁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梅齐说：“那可太多了，因为政策是人定的，是有权力制定政策的人根据他自己的施政理念制定的，如果这个政策制定者的理念变了，肯定会影响到他所制订的政策。一个人要发生变化，影响因素根本就是罗列不过来的，更何况还有那些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特别是那些野心家、阴谋家，让人防不胜防。所以如何防止官员乱用权力，朝令夕改，是最头痛的事了。”

蒙全说：“确实如此。”

梅齐说：“而且这些官员的角色是在随时随地、不断地变化的，因此他们的行为更加复杂，需要时刻转变。当他面对下级时，他是作为管理者的面目出现的，这时他便具备了管理者的心态。当他面对上级时，他又成了被管理者，这时他又具备了被管理者心态。所以他们既要揣摩上级心理，又要了解下级心态，因此这些人既了解人心，又洞悉人性，手里又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和资源。这些人想要为善，不光需要自己有能力，还需要若干外在条件的配合，但是这些人想要作恶，那就简单多了，一个人就足够了，因此对社会的破坏性将是极大的。

“因而要想保护百姓的财产，从而保护他们的劳动热情，是一切制度核心中的核心，而且明火执仗的抢夺反而是最容易防范的，最可怕的是那些官员们，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有时甚至是打着合法的旗号，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其危害性更大。”

蒙垚说：“先生说得很有道理，韩非子所也说过：‘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民务变谓之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宰；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梅齐说：“如果保护百姓财产的问题不解决，就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劳动热情，最后的结果就是社会和个人都受到损害。因为如果劳动成果得不到有效保护，人们就不会有积极性去劳动，更不会去积累财富。如果小偷和强盗横行，谁还愿意辛辛苦苦地从事诚实的劳动？

“因此必须要依法进行管理，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而这个法律不只是要管理百姓，更重要的是要限制官府。只有依法管理百姓，依法限制官府的权力，才能更好地保护百姓的财产。”

蒙垚说：“先生说得有理。”

梅齐说：“说到劳动，就必须要有劳动资料，而最大的劳动资料就是土地，所以，首先要确定土地的归属。归属的问题不解决，就会成为一切争斗的根源，因为对于无主的资源，大家都会去抢，从而引发争斗。其次要解决劳动成果的分配问题，因为劳动成果的分配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对官府和百姓之间来说，就是税收的问题。土地的归属和税收，这是最核心的两个问题。

“土地的归属问题，谷主早就定下来了，这个制度目前看来并无不妥，因此也就不需要再讨论了，剩下要解决的就是税收的问题了。

“税收归根结底不过是调节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分配关系而已。因此如何在官府和百姓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也就是如何确定税率，便是税收制度的核心了。税率的确定必须要兼顾官府的需要和百姓的承受能力。如果税收过低，无法维持官府的正常支出，那官府的运作就会出现问题。如果税收过高，百姓负担不起，就会打击百姓劳动热情，严重时会激起民变。

“税收制度的目标就是保持税收的收支平衡，影响税收支出的主要因素是支出的必要性和标准。想要控制支出，就必须加强必要性管理，严格控制标准，比如控制官府的规模、官员的数量和待遇、减少不必要的建设、减少贪污浪费等等。

“对于税收收入，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基数和税率。基数越大税收自然就越多；税率越高税收也会相应越大。所以增加税收的办法，一是扩大基数，二是提高税率。这两种增加税收的办法，不论是立意还是效果都是完全不同的。

“扩大基数没有改变官府和百姓的分配比例。它基本上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原有的产业没有变化，但是因为产品的数量增加了，因而基数扩大了。比如说，新开垦了荒地，或是每亩地的单产增加了，因而税收的基数扩大了。这时税率没有发生变化，税收越多，说明基数越大，而基数越大，说明百姓能留下来的也越多。

“扩大基数的另一种方式是增加了新的产业，从而增加了新的税种。这表明有新的行业兴起，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财富。”

王宇问：“那提高税率的方法呢？”

梅齐说：“提高税率改变了官府与百姓之间的分配比例。提高税率也有不同的方式，比如单纯地提高税率，再比如设立新的税种。这里所说的设立新税种与扩大基数中所说的增加新税种，含义是不同的，这里所说的设立新税种指的是原有产业没有变化，而单纯又设立名目增加出来的税种，比如说，以前是按照土地数量和征税，后来因为发生战争而增加了战争税，这种税是叠加在原有的税收基础之上的，因此也是增加了税率，这种税种多了就是人们常说的苛捐杂税。

王宇说：“如此说来，扩大基数的方法才是好办法，因为采用这种方法可以让官府和百姓双方得利。”

梅齐说：“扩大基数的方法保持了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分配比例，税收越高，说明百姓获利也越多，当然就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提高税率的方法，税收越高，说明从百姓身上获取得越多，百姓留下的越少，百姓当然也就越不满意。所以鼓励垦荒就是好政策，但是这种机会不是常有的，所以为了提高税收就不得不提高税率。

“因此一个好的税率，一定要让官府和百姓都能接受，而鼓励人们创造财富、扩大基数，才是最好的办法。至于提高税率，那就一定要慎重了。如果税率过高，劳动者算下来之后，就是自己再努力，也留不下多少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努力工作了。”

蒙垚说：“所以说，一个制度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政策制定以后必须保持较长时期的稳定，只有这样才能给百姓信心，才能保护百姓劳动的积极性，最忌讳的就是朝令夕改。”

梅齐说：“谷主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