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宏观经济就业与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现状

亚当·斯密在论述社会财富或国民财富的增长时指出国民财富即经济增长取决于分工和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反过来，国民财富的增长，带来社会需求总量增加和需求消费品种增加，进而带来就业增长。后来的古典经济学派构造了短期生产函数Y= AF (K，L)，且假设劳动力是唯一的可变投入量。从亚当·斯密和古典经济学派的论述可以看出，就业与经济增长是互相影响的互动关系。然而，以后的研究大多关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实质上是论述政府如何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干预、刺激经济增长的，从而实现就业人数的增加。新古典主义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经济增长会带动就业人数的相应增加。

经济增长可以多大程度地拉动就业?奥肯用多种统计方法进行验证，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60年的季度数据显示，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2.5%时，失业率将平均提高约1%，即在劳动力数量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是同向变动的关系。Altig等（1997年）证实了奥肯定律在美国经济增长中长期存在。然而，奥肯定律是美国特定时期的经验关系，由于经济增长和就业条件的变化，二者关系中的具体数值可能会变化。美国近年来的数据表明，经济增长率每变动2%，对失业率的影响大约为1%（Andrew和Bernanke，2005年）。Lee（2000年）对16个OECD国家估算发现，奥肯定律在统计学上总体是有效的，但具体数量关系并不稳定，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原因（Burnside和Eichenbaum，1996年；Bils和Klenow，1998年；Gilchrist 和Williams，2000年；Kydland和Prescott，1991年；Sajal，2009年）。这一关系也有学者用就业弹性进行了实证研究（Steven Kapsos，2005年），而且有些国家就业弹性出现了下降（Escap，2006年）。

然而，一些国家的情况表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就业增长，即“无就业增长”（Cabellero和Hammour，1997年；Rawski，2001年；Zulkifly Osman，2002年；Zalger，2007年；Özlem，2007年）。关于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关系，联合国开发署（UNDP，1996年）将其分成了高经济增长与就业机会扩大、高经济增长与低就业或无就业、经济增长率下降与就业机会下降、经济增长率下降与就业机会扩大4种类型。各国因经济条件不同，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也表现出不同的关系。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的许对多学者在对经济增长与就业进行研究时，往往使用实证方法验证二者的关系。有些实证方法得出了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数量关系符合奥肯定律的结果（方晶晶、黄桂芬、邢振祥，2004年），经验数据分析（刘伟、蔡志洲，2014年）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多因素模型估计出的我国就业弹性较高（赵建国，2003年；刘元华、吴玉锋、贾杰林、程会强，2012年），属于高经济增长与就业机会扩大的类型。企业微观数据也支持了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结论（李文星，2013年）。

然而，尽管经济增长能带来就业规模的扩张，但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并不像奥肯定律所描述的那样存在一个稳定的数量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逐步减弱，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方向不一致的现象。这通过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趋于下降得到了验证（龚玉泉、袁志刚，2002年；张本波，2002年；李红松，2003年；蔡昉、都阳、高文书，2004年；孙敬水、陈娜，2007年；于林，2010年）。甚至有些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与就业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无法带动就业的增长（盛欣，2009年；王双正，2009年；闻勇、薛军，2016年），在中国不存在奥肯定律描述的关系（尹碧波、周建军，2010年）。

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变动方向的不一致与我国的就业制度有着重要的因果联系，实证研究中的就业弹性是按名义就业率计算的，而由于经济体制等原因我国企业中存在隐性失业，储备了大量的无效就业人员。经济增长计算利用了无效就业，从而导致就业弹性下降（邓志旺、蔡晓帆和郑棣华，2002年）。如果用有效就业计算产出的就业弹性，则经济增长带动了有效就业人数的增加，二者表现出协同变化的关系，不存在不一致（邓志旺、蔡晓帆和郑棣华，2002年；龚玉泉、袁志刚，2002年；常云昆、肖六亿，2004年；陈安平、李勋来，2004年；李俊锋、王代敬、宋小军，2005年；蒲艳萍，2006年）。

低工资水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尹碧波，2011年）、政府政绩评价制度等也会导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肖灵机、徐文华、熊桂生，2005年）。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也会导致产出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降低，即产出的就业弹性下降。在生存压力的作用下，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开拓新市场成为企业最重要的发展战略，致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更多地倾向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模式（刘伟、蔡志洲，2004年；黄婧，2011年），导致相同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会逐渐下降。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大量投入和积累（孔令锋，2010年），经济增长呈现“资本深化”的特征（胡鞍纲，1997年；周其仁，1997年；袁志刚、龚玉泉，2001年；张军，2003年；李晓嘉、刘鹏，2005年），经济增长更多地采用资本密集（林毅夫，2005年；蔡昉，2007年）和技术密集模式，这种模式的转化使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产出就业弹性出现下降趋势。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也会改变劳动力需求，从而产生结构性失业，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即使经济快速增长也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就业增长（蔡昉、都阳、高文书，2004年；刘瀑，2008年；肖军，2009年）。

我国产出就业弹性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其他条件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结构变化会带来经济增长（Lewis，1954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进行了大调整，产业结构由一、二、三向三、二、一转变。在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期间，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存在明显差异，第一产业的产出就业弹性为负值，第二、三产业的为正值，但第二产业产出就业弹性低于第三产业（宋长青，1999年；张绍合、贺建林，2007年；何泱泱、幸强国，2016年；刘佳琦、袁笛、胡柳平，2017年），并且呈下降趋势（周忆粟，2003年；陈桢，2008年；钟智全、唐姣美，2015年；刘伟、蔡志洲、郭以馨，2015年）。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了产出的就业弹性（张本波，2002年；魏璐、钱存华，2011年）。

我国是一个新兴的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经济环境与条件的不断变化，经济增长与就业间的数量关系应该是不断变动的，呈现出阶段化的特征（孙文凯，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表现为差异显著的两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高产出就业弹性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低产出就业弹性阶段（张本波，2002年）。夏海清（2012年）认为，一个国家的产出就业弹性呈现一种倒U形曲线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在经历了产出就业弹性下降，逐步进入经济新常态的近几年中，产出就业弹性有所上升，在经济增速出现明显放缓的状况下，就业却保持了稳定增长（张启良，2014年；刘伟、蔡志洲、郭以馨，2015年；李宁，2015年；梁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