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鼎盛與流變
1.2.1. 問題所在
在建成之後，西明寺扮演了何種角色，它的宗教職能與其他社會功能在何種程度之上能夠獲得調和這是我們應該首要解決的問題。在此方面，我們一方面應該注意其作爲佛教寺院所天然承載的宗教要求。但除此之外，前文已及，西明寺從其故宅誕生之日起，就與整個隋唐皇族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那麽，在這座皇家大寺建成之後，它又如何繼續扮演其在政治場域之中斡旋折衝的角色。所有這些，我們將用四小節來加以展開討論。
1.2.2. 從大慈恩寺到西明寺——初盛唐長安寺院權力中心的轉換
貞觀十九年（645）初，玄奘歷經千辛萬苦，回到長安，最先入住的是太宗在貞觀八年（634）爲自己的母親——高祖李淵（566—635，618—626在位）的皇后——太穆皇后竇氏（569—613）追福所建的弘福寺。(42)此時的弘福寺，可算是整個長安最爲重要的寺院，一時名僧雲集。(43)也就在同一年，時年五十歲的道宣也被召入弘福寺執掌綴文，參與譯經。
然而僅僅三年之後的貞觀二十二年（648），當時的太子，以後的唐高宗李治（628—683，649—683在位）爲其母文德聖皇后長孫氏（601—636）祈福興建了大慈恩寺。(44)等到是年十月此寺落成之後，玄奘就充任此寺的首任上座。(45)
是年的十二月，進行了盛大的、同時具有模式轉換意義的僧侶入住儀式。這個儀式，我們也可以在此後西明寺的落成儀式中看到。通過《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之中的記錄，我們得以窺見這個盛況的細節。
該年的十二月戊辰（卽農曆戊申年十二月廿二日，陽曆649年1月10日）唐廷派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600—653）帶領九部樂，(46)由長安城所轄的以朱雀大街爲分的長安、萬年二縣的縣令各率領縣內的樂隊，長安大寺之中各大寺院列出旗幡幢帳，在長安大街上莊嚴地遊行。
到了次日己巳日（1月11日）凌晨，整個隊伍從皇城西面的中門——安福門出發，(47)從整個長安的西北出發，迎像送僧前往東南方的晉昌坊的大慈恩寺。整個通衢之上，共有一千五百多乘馬車，帳蓋三百餘重。從宮城之中，共送出了絲織的佛菩薩像二百多軀、金銀像兩軀，以及金縷綾羅幡五百張。所有這些，以及玄奘從印度帶回來的大量佛經、佛像、舍利等，都從弘福寺中運出來，安置於帳座及車上，緩緩地向新建成的大慈恩寺運去。另外還有五十輛車，坐著卽將住錫於慈恩寺中的高僧大德，而整個京城之中僧眾各執香花，在大街兩旁列隊相送。而文武百官各自帶著親隨的侍衛在兩邊陪從，道旁是九部樂與長安、萬年二縣的縣樂在列隊歡送。而作爲未來的高宗皇帝，這座寺院的功德主李治則率領東宮的兵一千多人充當整個儀式過程之中的勞力。唐太宗自己則率領太子與後宮在安福門樓上手執香爐目送。經像與眾僧至大慈恩寺門前時，太宗勅趙公長孫無忌（594—659）與英公李世勣（594—669）、中書褚遂良（596—658）這三位當朝職銜最高的朝臣親自執香爐引入寺中。將眾僧、經像等引入並安置在殿內，再奏九部樂、破陣舞及諸戲於庭，完畢以後纔回去。
兩天以後的14日（壬申），將欲度僧。此前的13日（辛未），皇太子與儀仗隊衛從皇宮出來，住到自己的舊宅之中。等到14日清晨，從寺南方列儀仗前來，由百官隨從。拜佛之後與駐寺的五十大德相見，並向他們介紹自己建寺的緣由，說到動情處，酸楚下淚。此後就剃度僧人並觀僧眾用齋，李治還至玄奘的僧房，並賦詩一首。此後纔回到皇宮之中。(48)從這個極其隆重的儀式，以及整個長安最爲重要的一些僧人皆由弘福寺向慈恩寺的轉移，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整個長安佛教界權力交接正式完成了。
我們也可以在西明寺落成之後看到同樣模式性的轉換。將這個儀式與前面談過的西明寺落成禮相比較就可以發現二者之間的太多共性：二者都是太子興建或者爲太子興建的，寺院的主角都是目前的儲君與未來理論上的皇帝（卽使是李弘也在死後被追封爲帝）；這兩座寺院都是爲了紀念逝去的母后而立；在寺院落成之時都有規模極其弘巨的儀式；皇帝與所有百官都會參與其中；都有由舊寺向新寺的經像、僧眾的轉移；甚至在細節上都有雷同：比如都是從內廷之中，經由安福門西出，再向南前往新的寺院等等。而且在這個儀式完成之後，我們可以發現這座新建立的寺院就取代舊寺成爲了一座長安新的佛教學術與宗教中心。而在高宗晚期直至武周時期，這座西明寺，也正是承當了整個大唐最爲興盛時代的都城之中最爲重要寺院的角色。它不但成爲了唐王朝鼎盛時期佛教的象徵，更是整個中華帝制時代最爲興盛時期東亞漢傳佛教世界的最中心點！這座寺院因此就不僅承載了整個東亞的佛教文明，更是成爲了大唐各類政教勢力角逐的場域。對這座偉大寺院的研究，可以讓我們見微知著，以此來統攝七世紀東亞觀念世界的一個重要舞臺。
1.2.3. 西明寺初任僧官與譯官
從前文可見，至西明寺落成之日始，整個長安的佛教中心就已經從大慈恩寺轉到了西明寺。這座寺院一直到武后時期，就成了整個長安佛教的原點。
在唐代西明寺歷史之中留下光輝名聲的高僧燦若群星，據一份在此寺落成後約半世紀左右的文獻——僧人懷信（卒年不詳）於700—704間編纂(49)的《釋門自鏡錄》記載：
明解字昭義。姓姚，吳興武康人也。童幼出家，住西京普光寺。爲性聰敏，少有文藻。琴書丹青，時無與競，頗種三絕。然矜名淺識，滯酒荒情。蓋爲文俠者所知，貞淳者所棄。每見無學問僧，多號之驢子。顯慶五年，天皇大帝造西明寺，搜集龍象以居之。其取一人，令弘福寺靈閏法師詳擇可否。時有僚宰數人，俱來閏所，共薦明解。閏曰：“公等國器名臣，出言不易。宜求戒定慧學增長福田。何乃舉酒客畫師，以當洪寄？”官等失色流汗，逡巡俯退。(50)
姑且不提此事最後所引出來的神異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對於西明寺僧人的擇選，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宜，並且牽涉到了大量朝廷官員的私人引薦。這些具有各種影響力的高僧中絕大多數已然失去了記載，但西明道宣卻是對此寺留下最爲深刻印記的一位，(51)他對於此寺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可能是中國古代佛教史上最爲重要的一位——玄奘法師。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卽雖然我們知道玄奘自顯慶三年七月正式駐錫西明寺，有俗傳他是西明寺首任上座，甚至有重要的學者曾指出玄奘曾經作過西明寺的首任住持，(52)不用說此時的寺院並無住持這一說法，但其實玄奘在西明寺之中並無任何職銜。(53)
玄奘法師旋卽就因爲需要翻譯六百卷的《大般若經》（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大正藏》第220號），而希望搬離因爲過於靠近權力中樞而雜事太多的西明寺。(54)在西明寺一年多的時間之中，我們可以發現玄奘一方面因爲年老力衰，一方面又因爲官私應酬太多，“中使朝臣，問慰無絕”(55)，故其譯經數量銳減。玄奘在西明寺總共一年多的時間中衹譯了三部十五卷經。(56)這個數量衹要比較一下他在玉華宮的翻譯情形就能明瞭。顯慶五年（660）正月初一他開始譯《大般若經》，至龍朔三年（663）十月爲止譯完了這部六百卷的巨製，但在此期間玄奘還譯出了四十八卷小經論。(57)也就是說，在三年零十個月的時間內玄奘譯出了六百四十八卷，卽平均每月譯出十四卷！(58)
正是感覺到了西明寺地理位置靠近朝廷中樞所帶來的擾攘，在西明寺待了一年零三個月後，玄奘於顯慶四年（659）十月離開了西明寺，前往玉華宮，並一直到664年初去世爲止都沒有離開過那裏。(59)
卽使是在玄奘駐錫西明的一年多的不長時間之中，道宣也依然是西明寺最爲重要的僧人。西明寺落成之前，道宣卽已早早被敕召爲西明寺上座，與寺主神泰（活躍於7世紀中後葉）、(60)維那懷素（624—697）(61)等人成爲了此寺的僧執。(62)在中古時期的寺院僧執之中，以上座地位最尊，位列寺主、維那之上。(63)
其實道宣綱維西明，亦與其律師身份有關。中古時期，乃至唐宋之際，僧官皆多從律師中出，此乃規律。(64)觀乎唐初長安大寺之中的上座選擇，亦爲如此。如前此提到的太宗朝所造弘福寺，首任上座智首（567—635）律師(65)正是道宣本人的師父；道宣從隋末到唐初都從學智首這位《四分律》大師。(66)唐初這種律師綱維僧團的習慣形成，以及與智首這位初唐僧界領袖的師承關係，都是道宣得以脫穎而出充任西明首任上座的原因。
在此次任命的三人之中，神泰與道宣都是在貞觀十九年玄奘剛剛回到長安時就進入了弘福寺的玄奘譯場，道宣任綴文，神泰任證義，而齒輩相對較年輕的懷素則也是在玄奘從西域回國後就跟隨他出家。(67)對於懷素任維那之事，在另外一種文獻之中還有不同的記載。卽在《集古今佛道論衡》之中還記載前面所指出的顯慶三年爲了給唐高宗慶壽以及爲慶祝西明寺落成而在皇宮內舉行的佛道論衡中，因爲慧立（惠立、子立，614—678以後）表現出色，唐高宗特意降旨讓其任西明寺的“都維那”。作爲此次事件參與者的道宣還記載慧立曾經想要推辭，卻最終沒有成功。(68)從馬上要提到的另外一種碑文中還可以看到另一種記錄；它也曾提到慧立曾任西明維那，故就史料來源的時間先後來看，慧立任都維那要比懷素更早。我們在另外的記載中還發現，慧立在顯慶五年之時，還被唐高宗特意從長安召至東都參與講論，(69)這也可以看出高宗對他的青眼有加。
在前引蘇頲（670—727）所撰的《唐長安西明寺塔碑》之中還有這樣的記載：
時立威儀，行則上首，舉爲左臂者：上座道宣、寺主神察（卒年不詳）、都維那智衍（卒於645年後）、子立（卽前揭惠立、慧立）；傳學：元則（卽玄則，卒於665後）；棲禪靜定持律：道成（卒於685年後）、懷素等人。(70)
首先要注意蘇頲的生活年代要比玄奘與道宣的時代晚數十年。不過，卽使如此，也依然應該重視這份紀錄。這些人中，首先寺主神察是道宣自己也曾經有過紀錄的，(71)故而他不但曾任西明寺主，而且是在道宣去世之前。這位神察我們在稍後還會提到，他也同樣是玄奘譯經團隊的重要成員。事實上，很多下面要提到的西明寺的重要僧官也都與玄奘譯經團隊有著緊密的聯繫。在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可以將西明寺的學術源流中的重要一個分枝直接上溯到弘福—慈恩譯經團隊。
此處提到的西明寺其他重要僧人，可以稍加考訂如下：
a．智衍，此人在《續高僧傳》卷十五中附於《靈潤傳》之末，靈潤（卒於645年後）爲隋唐際長安重要的僧人，曾在弘福寺建立之初就入寺助譯。但其弟子智衍，則事跡不彰。根據此傳中提到智衍“近住藍田之法池寺”，故懷疑在《續高僧傳》初稿完成的645年左右智衍仍駐錫於此，後纔與很多弘福寺、慈恩寺的高僧一起轉入了西明寺。(72)
b．元則，當爲玄則（“玄”因避諱改爲“元”）。此人在《宋高僧傳》中附於《會隱傳》：
釋會隱（活躍於7世紀中葉），不詳何許人也。……麟德二年（665）勅北門西龍門修書所，同與西明寺玄則等一十人，於一切經中略出精義玄文三十卷，號《禪林要鈔》。書成奏呈，勅藏秘閣。［會］隱亦嘗預翻譯，玄則頗聞著述，高宗朝，斯爲龍象之最焉。(73)
玄則也是玄奘剛回到長安，進入弘福寺譯經的第一批大德中的一員，當時其所附寺院爲“洛州天宮寺”。(74)再加上玄奘法師整個翻譯生涯的終結——巨帙《大般若經》之中，總共十六會中的每一會之先，都存有玄則的序，因此，雖然不知玄則與玄奘法師的關係，但說他深受玄奘的影響則是沒有疑問的。從顯慶元年（656）開始，玄奘開譯另外一部大部頭的有部經院哲學巨著——《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Abhidharma Mahāvibhāṣā Śāstra）。此論直至顯慶四年七月方纔譯完，其譯經團隊之中與這個名單相關的卽有“西明寺沙門慧立綴文，西明寺沙門玄則綴文……西明寺沙門神察執筆”(75)。
在《宋高僧傳》中提到玄則著述頗多。確實如此，此處提到會隱與玄則所抄的《禪林要鈔》，在《法苑珠林》之中也有記錄以及簡目，(76)不過，此書已失傳。除此之外，他還另著有《注金剛般若舍衛國》一部，也同樣佚失不存了。(77)
c．道成，也同樣爲京城長安之中弘揚《四分律》的律師，根據《續高僧傳》之中的記載，則他還曾是懷素本人的師父，故而此處將此二人並列。(78)
總體而言，卽使是西明寺這樣的皇家大寺，在此後數百年中，其僧官記載的文獻往往散佚不存，除了後面還會提到的一些顯要人物之外，在碑刻銘文之中就衹有一些零星的記載。如韋述（卒於757）於725年後所撰寫的《集賢注記》中就記載有一位卒於開元二十五年（737）以前的“西明寺上座智遠律師”。(79)
上面簡單考訂一下西明寺初成之後重要的僧職人員。但對於西明寺歷史產生最爲重大影響的則還是道宣律師（詳見本書第六章第一節［卽6.1］）。
1.2.4. 慈恩系與西明系之爭
前文已及，自從西明寺建立之後，整個長安實際上最爲重要的寺院已然變成了西明寺；相對而言，慈恩寺的重要性就下降了。道宣當然也就相應成爲了新的僧界領袖。故而前揭龍朔二年（662）“沙門拜君親”的爭論之中，整個僧團就是在西明寺上座道宣的領導之下，(80)並且在西明寺之中會商向唐政權的抗爭行動之中，道宣還以個人身份向當時的權貴遊說，以求施加影響。這些旣可以是由於玄奘對於政治的個人好尙所致（他的主要精力還是在於譯經本身），同時也是與整個慈恩寺與西明寺之間權力交接的完成有關。
在這樣的背景之中，我們再來理解新羅僧西明圓測（613—696）與慈恩窺基之爭就更容易得其背後之意義。圓測過去一般被認爲是玄奘門下的異端叛逆，並且演化出諸多他盜取唯識、因明知識，並且與窺基爭衡的故事。(81)就目前其他資料來看，不但圓測本身與玄奘的直接師承關係之說猶有討論之餘地，在他身上的眾多負面故事也多爲後世所誤傳。(82)
然而，卽使是虛構的史料，其背後的歷史背景則仍眞實。就歷史資料留下的線索來看，圓測與義淨相同，在實叉難陀譯《八十華嚴》之時曾經參與其中，(83)正如前述，《華嚴經》本身具有很強的政治意味。與此同時，他也撰寫了另外一部護國經典——《仁王般若經》的注疏（《大正藏》，33冊）。因此在武后一朝，圓測就特別受尊，甚至到了尊之如佛，談經之時必居其爲首的地步。(84)早年曾經跟隨玄奘譯經並且問學於玄奘，但後來隨著慈恩寺向西明寺的權力轉移，玄奘慢慢失去了其在當時的政治地位，而圓測與道宣等西明寺僧卻獲得了恩寵。玄奘的地位在唐中宗以後日隆；(85)另外，西明寺寺學也多受玄奘—窺基一脈之影響。在這種情況之下，本來非常正常的慈恩寺向西明寺的權力交接，以及圓測本人的個人去就，就顯得非常突兀，而圓測本人的個人選擇就成爲了思想上的“背叛”，因此就成了對於玄奘個人遭際深感不平之人的宣洩對象。在這種背景之下來重新理解圓測，我們可能會更加逼近當時的現實，並且也可以從中看出一座寺院的興衰對於其中僧人的影響。
1.2.5. 小結
在西明寺大興土木後，唐王朝特意選擇了658年高宗生日前竣工落成。盛大的落成典禮持續了數日，尤其値得注意的是這場由皇帝與所有百官參與其中的重要盛典之中，有從大慈恩寺向西明寺的經像、僧眾轉移儀式。羅列儀仗的遊行隊伍從皇宮出發，皇帝與皇后親自送行。這表明它已經取代大慈恩寺成爲了大唐帝國的佛教學術與宗教中心。落成後，玄奘、道宣等五十位高僧入駐，並由道宣出任上座。這些西明寺的僧人積極參與此時期之內的諸多宗教與政治活動，唯識學派的慈恩系與西明系之爭，也可以從這兩座寺院在高宗朝佛教權力的交接這一政教背景之中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