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式微與涅槃

1.3.1.　問題所在

正如佛教所言，萬事皆有成住壞空，這座曾經與鼎盛時期的大唐一樣無比輝煌的寺院最終也沈入了幽暗的歷史海底之中。它的命運與整個唐帝國的盛衰休戚與共，一方面可以大時代的變遷爲參照系，來觀察這座捲入唐代宏大歷史畫卷之中的寺院；另一方面，可以從這個微觀的視角，來反觀大唐以及整個東亞政治的變局。西明寺的衰亡，並非衹是一座寺院歷史的終結，與之一同走向末路的，還有整個中古時期的貴族政治與都市佛教。而隨著這座寺院的毁滅，它所佇立數百年的關中平原，也漸漸失去了此前一直處在中華文明核心的顯要位置。此後不僅是佛教，整個關隴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地位，都日益讓位於華東與華南。中華文明的重心，也再次劇烈地向南傾斜，那個屬於黃河文明的過去日益被長江與珠江橫亙的南方文明所掩蓋。中華帝制時期，也就此邁入了近世的門檻。在本節之中，我會分三部分來討論安史之亂以後西明寺與唐代佛教的命運。

1.3.2.　逃難與護國：安史之亂中兩類西明寺僧（乘恩與懷感）

安史之亂是唐代由盛轉衰的分水嶺，其在佛教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義。佛教發展的重心在此後逐漸由城市轉向了山林，由精英化加速轉向世俗化；在佛教制度層面上，度僧制度的變化導致了大量平民加入僧人群體，與整個帝國經濟文化的去中心化一致，佛教也加速從關中與關東地區開始向過去的邊緣地帶——江南、河西、四川等地擴散。以上乃就宏觀層面而言，而對於僧人與佛教徒個體而言，安史之亂則是短暫一生中的一次關乎生死的重要事件。整個天寶（742—756）末年，與其他長安大寺一樣，西明寺的僧眾也逃散各地。曇曠因安史之亂而從西明寺逃到了河西，這並非是個例。另外一個例子則是西明寺乘恩（活躍於8世紀中末期）。(86)

面對戰爭，曇曠與乘恩都是西明寺僧人中向邊緣安全地帶逃難的代表。我們大體可以假定，這大槪是面臨巨大災難來襲之時大多數西明寺僧人的選擇。但還是有一些僧人會繼續停留在長安這座佛教中心之中，或者至少是短期逃離之後，沒有像曇曠與乘恩那樣長期逗留在兩京之外，而是很快選擇回到了帝國的兩個政治中心之中，由此參與到了這個在大唐王朝、同時也是整個中國中古歷史之中最爲重要的事件。在此，我想舉的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在唐代宗（726—779）（762—779在位）永泰元年（765）任西明寺上座的懷感（活躍於8世紀中後期），(87)以及在安史之亂以及隨後的戰爭之中，依然留在西明寺的僧眾。我們也可以從他們的經歷之中看到在唐代走向衰落之時的西明寺及西明寺僧所扮演的角色。唐代宗的父親肅宗（711—762）（756—762在位）在安史亂起時匆匆卽位，在戰亂將平前夕去世。雖然代宗登基次年，安史之亂卽告平息，但河北之地有終唐之世一直難解的藩鎭割據，西方與北方又有強敵壓境。河西地區及以西以後基本就脫離了中央政府的管轄，代宗卽位次年的廣德元年（763年），吐蕃甚至曾攻下了長安。在這種情況之下，本來就有佛教信仰的唐代宗就更加乞靈於佛教了。

據《舊唐書》卷十一《代宗本紀》載：

（永泰元年，765）九月辛卯，太白經天。丁酉，僕固懷恩（？—765）(88)死於靈州之鳴沙縣。時［僕固］懷恩誘吐蕃數十萬寇邠州，客將尙品息贊磨、尙悉東贊等寇奉天、醴泉，党項羌、渾、奴剌寇同州及奉天，逼鳳翔府、盩厔縣，京師戒嚴。時以星變，羌虜入寇，內出《仁王佛經》兩輿付資聖、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及奴虜寇逼京畿，方罷講。(89)

僕固懷恩之亂，乃是因爲代宗廣德元年（763）他奉使送回紇可汗回漠北。但當時的監軍宦官駱奉先（約卒於779年）誤信當時執掌權柄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雲京（713—768）的謠言，向代宗誣告懷恩與回紇私相勾結，懷恩自辯無力，故被逼而反。此後在廣德二年（764）和永泰元年（765）兩次引數十萬吐蕃、回紇大軍進攻長安，遂使唐朝在剛剛平息安史之亂後又遇到了巨大的危機。

從《舊唐書》中的記錄，我們可以發現，篤信佛教的唐代宗從宮廷大內中運出來兩乘輿的《仁王經》，將這些佛經送到長安資聖寺與西明寺之中，並在此二寺中建置百尺高座講經說法。這種以講經來祈福，以求卻敵之效的行爲一直到戰火逼近到京城長安爲止纔停歇。

外典之中的這條記錄也可以得到佛教資料之中的印證。《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卷一詳細記載了此事的前情與經過，尤其是記載了主譯《仁王經》的不空以及領銜的西明寺僧懷感等參與新譯經典，以及此後的慶祝活動。在本書的第三章，我們根據此重要內典文獻，對西明寺仁王會的盛況作了復原。爲免重複，這裏擇要槪述如次。

永泰元年（765）四月，不空認爲之前所翻譯的《仁王般若經》義理不足，希望能依梵文重譯，獲得批准後至四月十五日重翻完畢，到永泰元年八月八日，大安國寺乘如上書，希望能依經所說置百座，請百法師共講《仁王般若經》。代宗批覆，於八月二十三日在資聖、西明二寺依經儀軌建立仁王法會，因雨延期爲九月一日開啓，至九月十六日結束，西明寺沙門懷感上書感謝皇恩。如上所述，法會期間，僕固懷恩謀反，九月十七日西明寺的百座法師趕赴資聖寺繼續進行仁王法會，平定叛亂後，閏十月二十二日設無遮大會。

此次仁王會開啓之時，主要儀式爲僧俗迎經。迎經動用了大量官屬部門，使得此次盛會不僅是一個佛教儀式，更帶有強烈的國家色彩。在代宗所遭遇的這次空前危機之中，代宗以及諸多朝臣在幾乎絕望之餘方纔寄望於佛教，其中卽以資聖寺與西明寺爲主要寺院空間，而以不空與西明寺懷感、乘如等僧人爲依託。對於這次事件的具體過程的追溯性研究，就有助於更好理解唐帝國在遭遇安史之亂以及隨後空前的政治與軍事危機之際，政治與佛教之間的有效互動。

過去對於代宗一朝宰輔，如前面所提到的元載、王縉與杜鴻漸等的“佞佛”行爲，早在五代時所編纂的《舊唐書》中就有記載，並屢有微詞。(90)但是，如果能夠回到那個內外交困的時代背景之中，可能會對當時的奉佛背景有所理解吧。

1.3.3.　安史亂後西明寺的復興：乘如、圓照與慧琳

安史亂後，除了短時間的中興之外，唐帝國大體上走日薄西山的路上。但西明寺在這段時間還是出現了相對的復興。在前節所討論的永泰元年的空前危機之中，其實還有一位參與者，卽當時題名爲“大安國寺上座臨壇大德沙門乘如”的僧人；乘如早在是年（765）八月八日就上書請求按照《仁王經》中的儀軌要求來爲國祈福。他同時也是西明寺的上座，在《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卷二中收有“《翻經臨壇大德西明安國兩寺上座乘如集》三卷”。(91)從不空廣德二年（764）的一條記錄中，我們得知此年他的題名還是“東都敬愛寺僧乘如”；(92)也就是說在永泰元年時，他剛剛從東都來到了長安。從另外一份他給皇帝的上書中結銜“大安國寺上座內外臨壇大德乘如”來看，乘如任大安國寺上座的時間，則至少一直到大曆十一年（776）。在這份上書之中，他懇請皇帝下旨讓全國僧尼誦讀《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爲國祈福。但就其他材料來看，他也同時兼任兩寺的上座之職。

關於乘如，我們在內典之中所得卽如上引，但在外典之中，則另有吉光片羽的留存。在著名的唐代詩人，號稱“詩佛”的王維（699—761）著作集之中，我們就發現有他在734—735年間撰寫的詩歌——《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93)從這份材料我們可以知道乘如的家庭情況，以及他與詩人王維的交往。

尤其是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份關於乘如的重要碑刻銘文——德宗建中元年（780）二月刻寫的《唐故臨壇大德乘如和尙靈塔銘》：

大師號乘如，姓蕭，梁武帝六代下缺皇朝太子洗馬。大師神龍年中，七下缺以律藏爲生□□□□□□子下缺學□大□長老人算得而知下缺故□□□餒實甚。□身有□。時服下缺門居臨壇之□卌八年下缺恩詔追赴上都。□安□西明寺下缺代宗多可其奏。行年八十一。大曆下缺巳□夏六十有一。門人哀下缺於嵩嶽寺中□□□兄曰時和下缺矣。歎曰，大師捨我而下缺秉律大師。□達下缺法忍之資。大師下缺。(94)

從這份材料之中，我們不但可以證實了乘如姓蕭的事實，而且知道他是來自南方有奉佛傳統的蕭梁皇室。這個家族的成員，進入唐代之後不但繼續保持了高貴的士族身份，而且也依然以奉佛而知名。(95)大約是在開元二十八年（740）玄宗親自下詔進入長安西明寺，此時距離他與王維這位同樣是出自北方奉佛高門中方外朋友交往後不久。我們大體可以猜測，也正是這種家族關係，與唐代講求門第與家族信仰傳統等多重原因，使他成爲了此一時期皇帝眷顧的對象，并親自下旨召其進京。在此後，通過碑銘材料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又受到了唐代宗的信任，直至大曆年間（766—779），具體去世的年代，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縮小到大曆十一年（776）至大曆十四年（779）之間。我們也可以通過這個時間來推導出其出生年代是在696—699之間。

與此約略同時，還有另一位重要的西明寺學問僧圓照（？—799後）。(96)據《宋高僧傳》的記載，他早年皈依西明寺景雲律師，開元年間（713—741）始參與譯經。至“代宗大曆十三年（778），承詔兩街臨壇大德一十四人齊至安國寺，定奪新、舊兩疏是非”。所謂新、舊二疏，是指唐相州日光寺法礪的《四分律疏》十卷，此爲舊疏；與師承西太原寺懷素（前西明寺僧）的《開四分律宗記》十卷，此爲新疏。二疏有巨大的矛盾，故需從中加以調解定奪。圓照卽是其中的首倡，此時他所隸籍的寺院爲“保壽寺”，這次的成果卽爲《僉定四分律疏》十卷，此疏一直到唐德宗（742—805，779—805在位）建中元年（780）時纔完成。德宗下令由圓照領銜完成抄寫並進呈皇帝，而圓照以此奠定了他在此時的律宗領袖地位。圓照在中國佛教文獻史上之所以重要，還與他辛勤的著述有關。僅《宋高僧傳》中所收錄的，卽共有二十一種，七十三卷。(97)圓照的功績是極其巨大的，首先就是他所編纂的巨著——《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此錄共收經1258部，五千三百九十卷；比起《開元釋教錄》所收多出了182部，三百四十二卷。西明寺自道宣起，其一切經的收藏與整理就名滿長安，以後遂成系統。這也在某種程度上，下啓了此後西明寺慧琳的《一切經音義》的編纂。可以說，圓照其實是一位上承道宣、道世，又下啓慧琳的西明寺佛教文獻編纂史上的巨匠。

圓照除了其經錄上的貢獻使我們能夠對於開元年間以後的譯經情況有所瞭解之外，更爲巨大的功勞在於對當時大量僧人與朝廷，也包括與皇室溝通的文獻加以蒐集與整理。比如《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六卷，不僅對研究不空本人意義重大，也對此一時期政教間的互動有著極其直觀的重要意義。

在圓照眾多著述之中，還有一部特別有意義的著作，卽他於795年左右所撰的《悟空入竺記》（又名《大唐貞元新譯十地等經記》《十力經序》等）。(98)此記的內容爲西行求法僧——章敬寺沙門悟空（俗名車朝奉）西行求法的記行。(99)悟空於751年隨張韜光（活躍於8世紀中葉）出使罽賓，因病留在中亞的犍陀羅地區，於757年剃度出家，獲法號達摩馱都（法界）。在中亞學習梵語並且遍歷印度聖地，親禮八塔，最後求得梵文經典三部與舍利一枚。在回程路上，他在龜茲蓮華寺與人共譯《十力經》。790年，他回到長安，將佛經與佛舍利獻給唐德宗，安置於章敬寺，並且改號“悟空”，後於812年圓寂。如果不是圓照極爲完整地記錄了此人的信息，他就可能完全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貞元年間非常活躍的西明寺學問僧還有慧琳（737—820）。(100)慧琳爲西域疏勒國（現新疆喀什）人，本姓裴氏，故其先可能亦是外族。(101)這種西域背景，也就可以理解他爲什麽對於譯經、音義等特別感興趣了。

慧琳的傳承來自開元三大士的不空。據載他曾經“爲室灑”，卽不空三藏的侍者，照料他生活起居。他也得以從早年就參與了不空的譯經事業。這種梵語與密教的學術訓練對慧琳影響很大，故而對於音韻訓詁之學特別專精。雖然早年從學於不空，但其題名爲“西明寺僧”。(102)再加上他的初稿《慧琳音義》就貯藏在西明寺的大藏經之中，故可假定，在不空774年去世之後，他可能就直接轉到了西明寺，並一直在此終老。

今存《慧琳音義》（《大正藏》，第54冊）共一百卷，可謂是中國古代大藏經音義的巓峰之作。全書共收錄了佛典一千三百部，共五千七百餘卷。但是，應該注意此書也與中國古代書籍編纂的體例類似，對前人有所藉鑒。比如共有約三百多種是對《玄應音義》的抄錄。另外，對於當時其他的一些音義類書籍也都有藉鑒與改編。從今存的《慧琳音義》本身來看，也確實反映了作者廣博的內外典知識以及精湛的語言學素養。這大體符合景審對他的評價“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聲明，支那詁訓，靡不精奧。”

後文還將提及，西明寺的藏經是唐代長安佛教文化的巨大寶藏，並且對於唐代佛教的演進發生過深遠的影響。慧琳這部《慧琳音義》就是在西明寺之中撰寫完成。其收經的情況，經過與《貞元錄》的《入藏錄》加以比較，則可以發現《慧琳音義》是在後者的基礎上稍加取捨而成。(103)而這種加以取捨的根據，非常可能就是依據了西明寺一切經的實際情況。此部音義所反應的佛經情形，大體上就反映了中唐時入藏佛經的槪貌。(104)

慧琳所錄數量遠超道宣所錄，是因西明藏的編修並非一時之功，如在貞元十四年（798）圓照就“用恩賜物，奉爲皇帝聖化無窮，太子諸王福延萬葉，文武百官恆居祿位。伏願先師考妣上品往生，法界有情，同沾斯益，手自書寫此新譯經，塡續西明寺菩提院東閣一切經闕”(105)。唐宋之際是佛經翻譯活動的活躍時間，此時的一切經與大藏經都處在變動不居的情態之中，因此雖然我們可能相信在理論上《開元釋教錄》的“入藏錄”是很多藏經與佛經音義類編纂的標準，但這種標準也往往衹是一個用以取捨的基礎。而西明寺本身豐富的藏經資料，就爲圓照這種總括性的巨著編纂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1.3.4.　夕陽西下：晚唐的西明寺

1.3.4.1.　最後的佛指供養：西明寺僧人的見證

進入九世紀，大唐的國力日漸衰微，武宗（814—846，840—846在位）會昌五年（845）開始毁佛。至少其書面上的緣由，還是佛教對於物質生產的脫離，並且也以夷夏之別來爲自己的行爲提供理論支持。無論如何，這次毁佛對於佛教，尤其是對都市佛教的打擊無比巨大。據《舊唐書》之中的記載，共拆毁全國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僧尼還俗二十六萬五百人，折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土地數千萬頃，收奴婢十五萬人。(106)其實據日本旅華僧人的記載，則早在會昌二年（842），對於僧尼的還俗令就已經開始了，(107)至會昌三年，“向前有敕，焚燒內裏佛經，又埋佛菩薩、天王像等”。(108)同時還禁止在民間非常流行且重要的聖地巡禮活動與在家人向僧尼布施的行爲，這樣就在經濟上斷除了寺院的日常生活來源，(109)所有這些都是爲五年的最終禁絕作了準備。會昌毁佛後次年（846），武宗駕崩，唐宣宗（810—859，846—859在位）於登基兩個月後就弛禁，並敕令恢復佛寺。但此時雖有所謂“大中之治”的說法，但其實整個朝政已風雨飄搖。繼任的唐懿宗（833—873，859—873在位）篤信佛教。在他的統治期間，佛教得到了一定的恢復。據《宋高僧傳》卷三十《後唐靈州廣福寺無跡傳》：

咸通三年（863）用賓於京室，得戒度於西明寺矣。……先是唐恆夫（？—881）嘗作鎭朔方，後於輦下相遇，以家僧之禮待焉。蓋知言行相高，復能唱導。聞恆夫白兩街功德使，請隸西明寺，旋屬懿宗皇帝於鳳翔法門寺迎眞身。(110)

整個唐代，法門寺佛指的供養有過很多次，但這次卻成爲了整個大唐最後的一次供養，而這位西明寺的僧人也參與了進來。對於這次供養，正史之中提供了相當詳細的記錄。據載咸通十四年的佛誕日四月初八，佛骨從鳳翔迎到了長安。從開遠門到安福門，兩邊搭滿了彩棚，念佛之音震地。唐懿宗還是與過去一樣，登上前面提到過的安福門，親自迎入內道場供養三日。再出於京城的大寺之中，引起了整個長安城的轟動，唐懿宗爲此還大赦天下。(111)他可能並不知道，這次佛指也是此後一千多年之中最後一次，要到1981年之後，這些埋藏在地下的秘密纔再次爲人們所知。(112)

1.3.4.2.　最後的時光：唐末動亂中的西明寺僧

懿宗的虔誠，也根本無法輓回大唐帝國的衰亡命運，他的下任唐僖宗李儇（862—888，873—888在位），很快就迎來了最爲迷亂的帝國餘暉。黃巢之亂（875—884）幾乎整個貫穿了僖宗統治時期。帝國前僕後繼的叛亂者四處鋒起，朝廷完全疲於招架，整個國家都處在戰亂之中。尤其是在881年攻入了帝都長安，並大肆殺戮，所謂“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整個唐帝國經此一役，已然病入膏肓。對於這段慘痛的經歷，我們可以以另外一位法號名叫慧則（835—908）的西明寺僧人的遭際來略加說明。

這位慧則，姓糜氏，是南方的吳郡崑山人。很小的時候就受過儒家的啓蒙教育；大中七年（853）到長安西明寺出家。此時正剛剛經歷了武宗毁佛之後不到十年，長安的佛教正在慢慢恢復之中。855年他受具足戒，860年已經開始替知名的法師來覆講，並且獲得了朝廷的僧官封號。到咸通三年（862），佛法大暢，他開講《俱舍論》和其他儒家經典，慢慢獲得僧俗兩界的認可。但廣明元年臘月（881），黃巢攻破了潼關要塞，直抵長安。慧則出華州下邽避亂；中和二年（882）又逃難至淮南。高駢（821—887）召慧則於法雲寺。講經完畢，他回到了故鄕吳郡。

到了故鄕之後，他繼續南游，到了著名的天台山國清寺掛錫。乾寧元年（894）至明州育王寺，撰《塔記》一卷、《出集要記》十二卷。武肅王錢氏（錢鏐，852—932）命於越州臨壇。以開平二年（908）去世。(113)

長安被攻破，西明寺的情況不甚了了。但在《太平廣記》引《玉堂閒話》，有以下記載；從中可略窺西明寺在寇亂之後的遭遇：

長安城西明寺鐘，寇亂之後，緇徒流離，閴其寺者數年，有貧民利其銅，袖錘鏨往竊鑿之，日獲一二斤，鬻於闤闠。如是經年，人皆知之，官吏不禁。後其家忽失所在，市銅者亦訝其不來。後官欲徙其鐘於別寺，見寺鐘平墮在閣上。及仆之，見盜鐘者抱錘鏨，儼然坐於其間，卽已乾枯矣。(114)

西明寺的這口大鐘就是此寺剛剛建成不久的麟德二年（665），由皇太子李弘爲高宗與武則天祈福，而在西明寺之中施鑄的一座重達一萬斤的巨大銅鐘。(115)但到了末世，整個西明寺的僧人都已經流散了，整個寺院也荒涼無人，故有流民每天帶著工具去敲敲打打，敲下來一塊後，就去賣錢。此事人人皆知，但到了兵荒馬亂的年代，連官府也不再禁止這種偷盜行爲。我們想象一下就彷彿可以聽見那“七珍交鑄，九乳圖形。翔龍若動，偃獸疑驚”的唐代佛教最爲輝煌時代的見證，如今就衹是發出殘破的聲音，一座大鐘的命運也正是西明寺、大唐佛教與整個帝國的殘影。

在整個西明寺都已然荒廢之際，慧則就一路南逃，他先是逃到了長江下游的吳郡，然後依然感到威脅，就進一步進入了江南。在以杭州爲中心的吳越國（893—978），是五代時期佛教的避難所，在北方持續動蕩與改朝換代之際，本地統制者一直給予佛教以一個將近百年的安全棲身之所。慧則的身後，留下了殘破鐘聲回蕩的西明寺；在他的前面，則迎來了中國佛教重心的全面南移。那個屬於長安，以及偉大長安中的寺院的時代已經隨著大唐帝國一起徐徐落幕。而一個屬於南方的，更爲精緻的佛教文化，其帷幕正徐徐拉開。西明寺的鐘聲，也是整個中古舊式大都市佛教的輓鐘。那個開放而絢爛的文明，將被另外一種更爲內斂、自省、實際的現實主義考量所替代；都市轉換成爲山林鄕村，與自耕農經濟相關聯的禪宗崛起的趨勢已然不可阻擋。

中國佛教就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1.3.5.　小結

玄宗末年安史之亂是整個中古時期具有分水嶺性質的重要事件。戰爭爆發之後，長安在短短十年不到的時間內被叛軍及異族佔領。位於長安宮城旁邊的西明寺也備受衝擊，寺僧四處星散。這些倉皇出逃的僧人中，有不少就逃到了相對和平豐饒的河西地區。這些來自西明寺的高僧，就不但將此寺的佛教學術傳統，包括律學、唯識學與因明帶到了中華帝國的邊緣地帶，但在僧官制度層面上，他們也對河西地區產生過重大影響。在安史亂後的動蕩時局之中，作爲皇家大寺的西明寺，其僧眾也同樣會開展佛教的護法活動，以期爲風雨飄搖的國運祈福，這座佛教寺院與政治之間的緊密聯繫就再次得以體現。

在亂後短暫的和平時期中，西明寺的傳統慢慢得以恢復，也湧現出了數位重要的高僧，特別是精於文獻整理的圓照與慧琳，他們繼承了道宣與道世的傳統，並對佛教文獻編纂史做出了影響深遠的貢獻。雖然如此，隨著大唐的日益衰微與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武宗會昌毁佛，西明寺雖然得以幸存，但整個佛教早已衰敗不堪。此後隨著宣宗、懿宗日益乞靈於佛教，長安的寺院稍得恢復，而西明寺僧也參與了此後再未有過的佛指舍利供奉。但隨著黃巢攻陷長安，西明寺也終於隨大唐一起最終走向了滅亡之路。而在晚唐夕照之中，西明寺僧向西南逃逸，也將西明寺的學術傳統帶到了華南。漢傳佛教的重心就再次南傾，南方佛教，尤其是屬於禪宗的時代終於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