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苏门答腊、铃木先生、我与郁达夫
我想,好的译者是一个在大戏终了,出来默默拉幕布的角色。作为译者,先跳出来说话,未免聒噪,喧宾夺主。不过,这本书特殊,我极望读者能在进入正文之前先听听译者的话,既能在阅读前对本书有个大概了解,也可一窥此书背后历经三代人的逸事。
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多年从事郁达夫研究,特别致力于调查郁达夫在印尼殉难的真相,经过20多年四处寻访,找到了当年下令密害郁达夫的主犯。1995年,集他的调查成果之大成的心血之作『スマトラの郁達夫』在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不久,李振声先生翻译的中文版《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也于1996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李先生译笔优美,内容有趣,当时还未成年、以幼稚的狂热爱着郁达夫的我,如何为该书所吸引,是现在成年的我难以形容的。少年时代的我至为敏感自卑,唯有偶尔涂抹文章发泄,很喜欢现代文学,心下以为,再没有比郁达夫其文其人更同自己相似的了。日后,经历各种辗转,自己也到日本留学,也在各种巧合下成了“日本人的翻译”,更是不免喟叹。
2015年,我浏览日本的网上书店,无意中见到铃木先生出版的新书,十分惊讶。在我臆想中,他该是早已去世的人,不想尚健在。登时按捺不住,从关西飞去关东同他会面。此后有空也常去探他。他已是耄耋之年,耳背,鳏居,但说起郁达夫的话题仍神采飞扬。从专职研究的工作岗位退休多年,他不再做郁达夫研究,我也并非专业搞文学研究,因此二人说起郁达夫便随意轻松,如同我们共同的挚友一般,对郁达夫之爱促进了我们的交情。铃木先生曾为调查郁达夫之死多次下南洋,对郁达夫生活过的苏门答腊很是怀念,我也一定要看看郁达夫的殉难之地,便说有机会同去。但我因自己的所谓研究总在各地飞来飞去,一直未能成行。2019年夏天,给铃木先生打电话问候却无人接听,连续几天未能联系上。正焦急之时收到他回信,告知因前庭系统问题,晨起摔倒被急救车拉到了医院。出院后也很难恢复。印尼自然是去不成,身体状况也令人担忧。于是,我决定尽快飞去印尼,将当地照片拍了给他看。他把自己当年调查的照片和手绘地图寄来给我做参考,我便匆匆出发了。关于印尼的经历将在书后的外一篇中讲述。
印尼访问结束,我用电子邮件给他发送了照片,然后直接去了自己的田野点做调查。等回到日本,再见铃木先生已经是2021年初了。他深感自己精力不足、生活自理困难,准备整理完手头的一项研究就搬去养老院。又提到《苏门答腊的郁达夫》这本书,他一直对中文译本有遗憾,日文原书中的照片没有用在中文版中,加之后来他对该书又有所补充,想要查漏补缺,但同原出版社的合作早已在20年前结束。他嘱我帮忙重译,并将出版等后续一切事宜全权委托于我。对我这个非文学研究人员来说,出版文学相关的译著算不上“成果”,译书费时费力又无甚收益,买资料还要倒贴。学界有人对铃木先生的研究高调质疑甚至谴责过,怕不是这“骂名”又要转来我身上?想来种种,这重译的事简直是个烫手山芋。不过,突然受托之时,自己却是不假思索地应承下来了,我觉得自己和这本书有缘。于私,我依然如少年时代一般感到和郁达夫有着冥冥之中的联系,想再度追溯他的失踪之谜;我亦很爱铃木先生,想替这位倔强固执的老爷子完成心愿,把他用最好年华调查来的结果尽量真实完整地呈现给读者;于公,我相信铃木先生对郁达夫失踪所做的结论,该书无疑是研究郁达夫海外经历的经典之作。我相信书中的照片、资料和各种注释,能给喜爱郁达夫、研究郁达夫的诸位提供一些参考。这些在新加坡、印尼和日本等地拍到的资料照片本身已成为一种历史,这次的首度公开也自有其价值。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受了铃木先生的委托,便去寻出版社商议。可巧当时我一向敬爱的良师益友王勇教授为我的另一本译著引荐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李阳女士。我便暂放下那本书,而同李女士商议起这本书的事来。爽快的李女士很快便做了积极的反馈。我又代表铃木先生同日本原出版社的东方书店和最初出版中译本的远东出版社进行了联系确认。这种交涉也真是为难,好在顺利解决。其实我个人颇为怀念20世纪90年代的图书市场,商业气息不浓,版权尚不是问题,文学社科书的译介和出版似乎都是凭着一种热爱与责任感进行的。我庆幸自己在当时的单纯环境下读到了最初李先生的译著,也十分理解那时没有便利的网络搜索条件下的翻译工作多么不易。此次我之重译,毫无半点要超越原译著或与其攀比之意。虽从未有任何交流,但我对李先生一直深怀敬意。如果我的译本有些许进步,也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如今的自己,正和李先生当年翻译此作时同样年纪。我深深感到,正是因为几代中日文人都不曾忘却郁达夫,也不曾忘却日本法西斯发动的战争之罪恶与创伤,我们才能更好地审视过去,面向未来,珍重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
铃木先生对待研究极为认真,事无巨细都要标记整理,家中资料集上百个。他是一位很典型的研究人员,并不是文学家。至少在我看来,他的写作没有什么文学性,而是严谨地追查事实,因而有些枯燥。而且,他在写这本书之前,已经出版过《郁达夫研究资料目录》《郁达夫资料补篇》《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等书,对各种材料颇为清楚,在书中也突然顺手拈来提上一笔,这是很多学者都有的通病。但对于没读过前面这些资料的读者来说,就有些不友好,令人摸不着头脑。加之原文针对日本读者,有些事对日本人来说是常识,不用加以解释,对中国人来说却有解释的必要。我在翻译时,尽量避免翻译腔,将长句打散,以中文的语序排列,把容易混乱的地方加入译者注,同铃木先生商量后进行适当删减。全书作为一般读物,务求意思正确,通顺易读。
我每译完四章会对照李先生的原译文整理一次,将二人翻译差异较大的地方用颜色标注,全文打印后寄给铃木先生确认。同时,铃木先生找出当年使用资料的原文复印件,一并寄还给我。我再针对他的意见进行修改,并在引用的地方录入中文原文,原文的用词和现代汉语规则不同的地方也保留原样,只在影响理解的地方加入注释。最后再将修改的全文寄给铃木先生确认。铃木先生身体一直不好,但仍是检查得极仔细。两人这样来回各做了几次校对,进行了三百多处的订正补充,加入了七十余张照片资料。这些照片主要由我挑选,几乎都是日文原版中也没有使用、首次公开的照片。对于书中的提到的人和事,特别是其他学者进行质疑的地方,我自己做了一些确认和调查,也去访问了相关人员,对印尼当地的情况也做了补充。可以说有些越俎代庖,远超出了译者分内之事。毕竟我深感责任重大,望读者诸君能予以体谅。
铃木先生和译者相互邮寄的校对稿,上有铃木先生的手书批注
注释虽多,有些内容的确很有趣,似乎颇对喜欢文人八卦的读者之胃口。我和铃木先生的见解也存在分歧之处,但毕竟译者是作者的传话筒,作者的意思为先。持保留意见的我也有额外加译者注的地方,谨请看作是顽固的作者与顽固的译者之友好交流。
关于“二战”时的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战后的残留军问题,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话阅读会稍有困难,在此略做补充。自战争开始,日本在东南亚无论是搜集情报、学术研究还是商业运作都可谓精耕细作,对现当代也有着深远影响。日本投降后,有很多在东南亚的原日本兵没有回国,而是留在当地。1974年才在菲律宾投降的“最后一个日本兵”,小野田宽郎就是较出名的一个,我国媒体也转载过相关新闻。日本的研究认为,残留在各地的原日本兵有上万人。日本政府曾动用国库解决“残留军回国问题”,但依然有很多人并未回去。印尼是残留军人数极多的国家,特别是郁达夫曾生活过的苏门答腊,很多日本宪兵都在投降之初即逃离军队,四散在印尼各地。印尼残留军中有记录的最后去世者名叫小野盛,去世于2014年。日本国内对残留士兵的研究记录也不少。
综合日本国内的研究,以及我对相关人士的采访,对与战时的军人、投降后的残留士兵相关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纳为两个:
1. 残留士兵不回日本的原因
残留理由有很多,主要有以下七种:① 害怕被军事审判。② 害怕当战犯给家人带来耻辱,影响家人的生活。③ 被印尼独立军绑架。战后印尼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武装起义需要军人指导,因此绑架已经投降的日军。④ 被印尼独立军拿走了武器,害怕因丢失武器而被追责。⑤ 主动加入印尼独立军。印尼曾是荷兰殖民地,日军进驻时,训练印尼当地人为己所用,并许下诺言称一旦打败盟军,就让印尼实现独立。日本投降后,印尼人要求他们实现诺言,因此残留军转而加入印尼独立军。据称加入印尼独立军战死的原日本兵有两三千人。⑥ 信息网络不发达,从各种传言中听说日本被“新型炸弹”(即原子弹,“二战”时日本军方为了鼓舞士气,对士兵和百姓一律掩藏真相,把原子弹轻描淡写地描述为某种“新型炸弹”)炸平了。⑦ 和当地女性恋爱结婚,留在了当地。
2. 日本投降后,宪兵杀人的可能性
日军投降时局面非常混乱,士兵均接受不了战败的结局,处于极度疯狂失落的状态。在生死关头,每个人都想自保,对任何可能产生威胁的人都会动手。军队纪律涣散,大量士兵自杀、逃走,据说也有一些日本人自相残杀的事件。在极端情况下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在寻访过程中,令我很有感触的是一句流传于原东南亚日本兵中的比喻:“缅甸是地狱,苏门答腊是天堂。”铃木先生在本书中引用过这件话,我当时翻译时还一头雾水,后来听别的采访对象提到这句话时,突然有了一种真实之感。日军在缅甸战场遭受了盟军,特别是中国远征军的顽强抵抗。而在苏门答腊的日军几乎没经历什么战争,一直在当地过着舒坦日子。突如其来的战败令他们措手不及,溃败、混乱与癫狂也是可以想象的。
关于本书的具体内容,有三点加以补充说明:
第一,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铃木先生的长子因病猝死。先生经历丧子之痛、数次调查、多处辗转,书的写作时间较长,并非一气呵成,常有事后加注的情况。此次翻译又加入了一些最新情况,可算是翻译加新作。书中插入的图片也是笔者和译者共同选择的,为了便于今昔对比,插入了一部分译者拍摄的照片。另外,每章的标题也按照出版社的意思,统一调整为四字标题。日文原版书的封面是铃木先生的长子,曾就读于著名的武藏野美术大学的铃木健夫在去世之前为父亲设计的。此次重译版的封面为了致敬原版,也采取了相似的设计。
第二,全书不是按照清晰的时间顺序来写的,各章之间出于叙述的需要,有些时间重叠、引用文重复的情况,不好调整,还望读者海涵。主线为:战争爆发,郁达夫从新加坡逃出——在印尼的其他小岛避难——定居苏门答腊——在苏门答腊生活——生活中与日本宪兵和当地人发生交集——日本投降后失踪,各方反应——发现真相。
第三,用语翻译有一些较为难的地方。书中引用的中文原文对“盟军”的称呼是“联军”,日文也是“联军”,如果翻译日文而保留中文原文,就会出现“盟军”“联军”混杂的情况,参考李先生的译本,为保持统一,本书一律使用“联军”的说法。另外,日文中口译叫“通译”,笔译叫“翻译”,严格来说,本书中提到的郁达夫在宪兵队所作的是口译,但其他中文资料记作“翻译”。译者的个人意见是,以当时的战争条件,不会严格区分口译笔译的工作,所以一律译为“翻译”。
最后,全部翻译和校对完成已是年底。我和铃木先生花了三个整天在他的书斋确认旧资料和旧照片。他给我讲了一件尘封的往事。当年,他通过调查得知下令杀死郁达夫的主犯,与对方约定在不公开姓名的情况下,让对方坦诚真相。他说:“当时,对方完全可以拒绝或者说谎,但他并没有,而是痛快承认了。因此我也要遵守诺言,从我的嘴里永远不会说出他的名字。”1985年,《每日新闻》报道了铃木先生的调查。此后,与日本广播协会NHK常有合作的一位知名制作人以报道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为由,采访铃木先生,并通过他的介绍,找到另一位曾经积极协助调查郁达夫的失踪真相、与谋害事件无关的原宪兵(本次新译本将首次公开其姓名),诱骗他说出了主犯的名字,并拍到了该人的照片。大喜过望的制作人在酒醉中将经过告诉了铃木先生。深感受骗的铃木先生愤怒之下将其告上了法庭,并立即联系两位原宪兵道歉。后来通过法庭调解,NHK最终公开的节目中完全删去了当事人的个人信息。铃木先生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同时也拒绝把自己的名字列入节目。出不出名事小,守不守信事大。我很赞赏他的这种态度。曾接受他访谈调查的原宪兵们和他一直保持通信,对他信守承诺、代表他们在中国的讨论会上为战争罪行道歉和反省表示感谢和敬意。他给我展示过那些厚厚的来信,他和主犯最后一次见面是2005年4月6日,这些人现在都已经不在了。
铃木先生写作这本书的初衷即是为郁达夫的殉难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对于铃木先生的研究乃至其人格,有人提出过激烈批评与攻击。我认为,在学术领域内,质疑永远不是坏事,但编造与臆想绝对是有害的。虽然文化差异客观存在,纵使人心思想各有偏颇,学术研究总该有把尺来衡量分寸标准。学者不是法官,让学术的事归学术,审判的事归审判,各尽其责,社会才能良好运转。从一介翻译的立场,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辩护或指责,只是将这本书重译的来龙去脉与我所听到的各种事实记下,提供资料,为诸位做参考。郁达夫烈士已经殉难76年,遗骨所在和牺牲真相都已被掩埋。我等唯有继承其遗志,为祖国之强大、世界之和平尽力。
译者
2021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