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郁达夫这位中国作家，在日本也曾经很出名。在上海同他十分亲近的金子光晴曾说，郁达夫极像日本人。郁达夫的作品以私小说为多，容易让日本人感到亲切。因此，除了金子光晴，郁达夫在日本文学家中还有不少知己。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1896年生于浙江富阳。长于风光明媚的富春江畔，他作品中流动的抒情色彩与这养育他的故土不无关系。

郁达夫是位早熟的才子。据说他9岁写诗，震惊四座。1913年，他同考察司法制度的长兄一起赴日。后进入为中国留学生设置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又先后毕业于旧制第八高等学校和东京大学经济学部。他在学生时代沉溺于日本和西欧的近代文学，和当时的作家新秀佐藤春夫交好并开始创作。1921年，他与郭沫若等留学生伙伴结成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出版了创作集《沉沦》，在中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其中收录的小说《沉沦》明显受了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的影响。小说主人公是“支那人”留学生，性之苦闷本应更加隐晦，但小说却对此进行了大胆的表现，给儒家道德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批判声四起。不过，当时主张人道主义文学的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表示，事物应辩证来看，作为艺术作品的《沉沦》理应得到支持。由此，郁达夫的作品获得定评，其作家地位也得到了确认。

《沉沦》作为小说虽是郁达夫的青涩之作，但可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他的其他作品，包括展现了挣扎在社会底层、努力工作谋生的女工与青年之情谊的《春风沉醉的晚上》（1923年）、《薄奠》（1924年）等，从个人的苦闷拓宽到大时代中的生之苦闷，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共鸣。郁达夫一时享有盛名，作为小说家可同鲁迅比肩。1927年，他出版了共七卷的个人全集，这在当时的中国还尚无先例。

郁达夫在学生时代就有结发妻子。但1927年，他陷入了对年轻的女性王映霞的炽烈爱情，进入了新的婚姻生活。他把这段恋爱经过写成赤裸裸的《日记九种》结集出版，震撼了青年们的心灵。

他至为推崇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先驱、《忏悔录》的作者卢梭，也有着某种自我暴露癖。比如，他对王映霞的反对置若罔闻，出版了《日记九种》；1939年，他又认为王映霞不贞，而把自己认为的所谓始末写成诗词并加上注释发表在杂志上，致使二人在第二年离婚，这简直就是破灭型私小说家的典型做法。

郁达夫往往被认为具有自卑和自虐倾向，这也可以看作他名士气质的流露。说他生活放纵、颓废者有之；说他是本质的清教徒，真挚而纯粹者也有之。1927年，他与同人不合，脱离了创造社。此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同鲁迅亲密协作，共同编辑杂志。据说，鲁迅曾说：“郁达夫的颓废是可以原谅的。”郁达夫这位作家，集知识分子的纤细心灵和不羁性格于一身，往往做出在别人看来矛盾复杂，难以理解的怪异行为。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郁达夫在新加坡从事华文报纸的编辑工作。新加坡沦陷后，他便音信全无。因此产生了很多流言。及至战后，和他一起在苏门答腊避难的文化人带回了他的消息——郁达夫逃难至苏门答腊，改名换姓隐居在当地。然而，他精通日语的事为日本宪兵所知，被迫招用为宪兵队的翻译，在抗战胜利后失踪，必然是日本宪兵为了保守秘密而将他杀害了。

笔者从学生时代起就喜爱郁达夫的作品，对他的失踪也十分关心。对日本理解很深、爱日本，也为日本人所喜爱的郁达夫，竟然横死在日本人手上，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也不想相信。

大约25年前，由于某个契机，笔者开始调查他在苏门答腊时期的生活。随着工作的展开，意外掌握了郁达夫失踪的真相。至今流传的郁达夫死因说根据不足。事实上，作为日本宪兵的翻译，郁达夫被秘密杀死于赤道下的荒蛮之地。但是，罪犯们都逃跑或失踪了，因此谁也不知道他的遗体埋在哪里。

郁达夫曾经的盟友郭沫若，尽情施展了自己作为文学家、学者和政治家的天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各种要职，以85岁高龄寿终正寝。同他相比，郁达夫之死真是十足的悲剧。

听说郁达夫可能是被日本人杀死的。他从前的日本朋友们都大为震惊，悲愤不已。

金子光晴说：“我感到愤懑无比，无法入睡”，“郁君是正直的男儿，完全没有理由杀死他”，“郁君被杀的瞬间，日本兵那龇牙咧嘴、凶相毕露的残虐表情似乎浮现在我面前，我自己的血都冷了”。（《郁达夫之其他》）

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目加田诚说：“郁君看上去有点柔弱，他总是考虑着对方的心情说话，有时还会故意插科打诨，活跃气氛。谁都喜欢他”，“在杭州见到的那个待人极好，有点大大咧咧的他，最后竟然是这种下场。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脊背发凉”。（《由秋至冬》）

本书根据笔者二十余年的调查，对郁达夫从新加坡到苏门答腊的避难行程、潜伏生活和失踪真相进行说明。特别是关于他失踪一事，有各种不实的流言和抱有某种意图捏造的说法。笔者十分希望留下较为正确的记录。

在新加坡和他一起避难的文化人大多分散而居，了解郁达夫避难生活细节的人不多。笔者尽可能多地采访了日本的相关人员，将日本这边的资料加以努力发掘。希望对中国方面尚未掌握的资料、有误的信息加以补充和订正，尽量公平正确地加以记录。

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在日军占领下的土地上如何处身。作为比较，笔者还特别留意了同样对日本文化理解深刻的周作人。对给《沉沦》做出积极评价的周作人，郁达夫一直抱有感激之情。周作人在日本侵华时留在沦陷的北京，进而采取了与日本合作的姿态。一个公开姿态，一个隐匿其身，两人在相似的环境下做法却不同。对比周作人，也可以看出郁达夫的处身之道。

最后，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郁达夫的忠实读者，笔者怀着深望慰藉他亡魂的心情写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