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宋版书的意义

技术的变革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书籍形态的变化，深刻影响着人类阅读行为。从古代书籍到当代书籍（包含纸本虚拟化的电子书），对其的阅读是传者、媒介、受者动态交互的过程，是文化符号从编码到解码的过程，更是文化传播的过程。

从设计史角度看，书籍设计发展到今天，与现代的视觉传达、交互设计、产品设计等领域多有交叉，同时也体现了当代有关信息设计、通用设计、用户体验、情感设计、可持续设计、多感官设计等新的设计理念（见图1-1）。在过去二十年，新的设计方法、技术和软件都不断改变着视觉传播的意义，参与式设计、用户设计和人因设计将设计师的注意力从单纯的产品和信息设计中转移到体验上。从当代设计理论的视角入手分析两宋书籍设计，可以发现宋版书在当时的创新是以人为尺度，以书为媒介，推动着当时社会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图1-1　书籍设计相关的设计领域

从认识论角度看，书籍设计从宏观上反映了科技发展、时代背景和文化生活，也反映了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人与内心的关系；从微观上反映了材质、技术和符号变化。两宋书籍文化的发展反映了两宋在科技和思想上的繁荣发展。两宋书籍装帧也反映了宋代人对世界的观察、对外物的观察和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观察。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书籍作为媒介，既有着文化传承的意义，又面临着变革的可能性。作为文化的载体，它是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改造的符号化过程。书籍的设计传播不仅是空间信息上的拓展，也是时间纬度上对社会的维系，是创造、修改和改造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

在西方，从古老的洞穴壁画到纸莎草纸、羊皮书，再到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术诞生后的精装书、平装书，一直到近代的kindle，iPad电子书，书籍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也记载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在中世纪，从欧洲古典文明的结束到印刷术的到来之前，欧洲一直盛行的是手抄书。中世纪末期，对手抄本和知识的兴趣复苏，加速了人文主义的发展。羊皮纸作为常用书写载体被广泛使用；书籍的装订主要使用册页形式；对宗教书籍的推崇，促成了修道院中缮写室的建立；大学的出现（1088年始于博洛尼亚，1150年出现于巴黎，1167年出现于牛津）增加了人们对书籍的需求。西方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的1456年可以看作大众传播的开始。另一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其模块化、重复性、连续性、统一性的特征推动了机械化时代的到来，推动了工业革命、大众市场、教育普及化以及国家主义的诞生。

在中国，从岩洞壁画、结绳记事到竹简、帛书、手抄书、雕版印刷书、活字印刷书，书籍历史源远流长。中国书籍设计是中国人崇通尚悟的应对方式、接受心理、视觉经验和群体记忆的呈现。社会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发展、社会思潮、文化心理的影响，融会在一起，形成书籍在历代传承而又有变化的风格。日本书籍设计大师杉浦康平认为应当重新触及东方思维和东方的感受力，学习以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为中心的独具匠心的书的素材，书的印制技术和书的文化。设计师吕敬人提出“书籍设计不仅仅完成信息传达的平面阶段，而是要学会像导演那样把握阅读的时间、空间、节奏……游走于层层叠叠的纸业中的构成语言，学会引导读者进入书之五感阅读途径的语法”，进而提出“书筑”概念，将图书设计比喻为建筑设计的过程。书籍营造的空间就是文化和记忆的空间。

我们对任何设计的理解都是基于语境的。尽管对于人类体验来说存在一些共通的认知原则，但即使是抽象的图形，也有其基于语境的不同含义。比如我们都认同书籍设计包括封面、内文版式、装帧形式这些要素，也包括平面、色彩、立体三大构成，但不同语境下对平面图形和文字、色彩以及立体含义的理解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又比如一本宋版书，在宋代可能是一本物美价廉的科举用书，但在今天的博物馆中就变成了一件珍贵的展品，我们观看它的方式因为语境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意义。美国设计研究者艾伦·拉普敦在其著作《设计是讲故事》（Design is Storytelling）中说，无论是通过一个互动产品，还是一个信息丰富的出版物，设计师都在邀请人们进入一个场景去探索—触摸、漫游、移动和表演。本书通过对宋版书籍的研究邀请读者进入一个具有东方语境的场景，开始探索之旅。

中国传统设计注重内在神韵，轻视外在的形。只有深入设计文化的深层，寻找观念、思维等艺术文化内核，才能对设计做出系统的理解和有效的现代化转化。在设计领域，比如隈研吾、原研哉、陈幼坚、靳埭强等都是在吸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鲜明的设计风格。在书籍设计领域，黄永松、吕敬人、宁成春、刘晓翔、朱赢椿、赵清、韩湛宁、潘焰荣、孙晓曦等书籍设计师以其个性鲜明、传统结合现代的设计实践引领了书籍设计的潮流。

在西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进入中国后，如何借助新的理论视角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理解，一直是当代学者努力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在文艺审美领域，一直存在两种态度，一种认为以西方的概念重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积极意义，一种认为西方的理论体系会割裂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具有消极作用。我们认为仅仅对传统中国思想和话语体系进行注疏式的研究，是无法面对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复杂变化的，也无法引起思想的创新。相反，借助西方的概念，重新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语义，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动态、整体的思维方式，尝试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证，对东西方的学术研究都将有积极的开拓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是世界各国都在面临的问题。余英时先生在《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中写道：“在我看来，所谓‘现代’即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了‘传统’这一主体，‘现代化’根本无法附丽。”周昌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和西方哲学对接的原则和观念。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特里·欧文教授在设计领域提出了转型设计的理念以聚焦“世界性地方主义”的需求，其理念也包括尊重自然和保持个人与他人的平衡，这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道法自然，也有相通之处。

尽管今天技术的变革极大地改变了设计的对象和过程，使其形式更为复杂，工艺、材料、制作更先进，但是其本质不变，且基于时空背景下的思考，对人的关注、对技术的利用、对信息的整合、对美感的追求也不变。以两宋书画、器物以及书籍为代表的宋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宋版书有着鲜明的设计特征，是技术与美的平衡。宋版书是中国设计史和书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征的认知理念受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中国文化语境下知觉经验的典型代表。其发展一是受到历史各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二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笔者试图为宋代书籍设计研究提供历史解读的背景，从其社会、技术和文化传播角度探讨书籍中蕴含的设计思想。宋版书在两宋文化、思想和价值生成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不仅仅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反映，更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保存，科学技术的变革与发展，形成了从思想知识到创新理念到产品工艺再到思想观念的迭代循环过程。

归纳而言，本书基于两个理论目的：一是思考传统文脉的现代化转型；二是突破设计学现有的本体论的研究路径，从认识论角度，以设计创新推动文化传播。研究脉络有三个原则：

第一，试图以当代设计理论视野来描述与分析宋代书籍设计；

第二，追本溯源，突出宋代书籍文化中的美学理想、设计思维和传播过程，做到历史与现实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

第三，从民族文化、认知心理结构的角度把握书籍设计，以期实现理论创新。本书对中国设计语言的形成有启示意义，有助于形成中国语境下的设计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