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中国民间宗教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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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的民间秘密宗教相同,晚清民间秘密宗教也在下层民众中发挥了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的社会功能。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和清朝政府的双重剥削与压迫下,下层民众更加困苦。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面对现实中的苦难,迫切要求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但是他们却找不到出路,只能仰望苍天,希望在那里寻求救星。而此时仍处于正统宗教地位的佛教与道教,由于其教义与仪式异常繁缛,经卷深奥难懂,再加上其本身的急剧衰落,已缺乏吸引力。于是,教义通俗易懂、仪式简明易行的民间秘密宗教,再度拨动了下层民众的心弦。这一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无论是老教门,还是新教门,都成为下层民众争相皈依的对象。尤其是一些教门还兴办了一些慈善公益事业,甚至建立起“理想王国”,更使下层民众趋之若鹜。如光绪年间的在理教,经常向寡妇发放救济款物,对死亡贫民施舍棺匣,掩埋倒毙街头的无主尸体,特别是大量发放戒食鸦片药物,或配备医生施治,都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欢迎。此时,真空道也以帮助人们戒除鸦片烟瘾而声著南北,刘门教则以年终发放米票、四季施衣施药以及施棺、施义地等慈善活动蜚声西南。又如黄崖教于咸丰年间在山东肥城境内黄崖山垒石为寨,建立起财产公有、教养兼施、君师合一、士农商兵相结合的村社式的“理想王国”,成为齐鲁大地上的一方乐土,来归者达两千家,人数累万。光绪年间,普渡道以广西田林三川洞云帘寺为据点,建立起强大的寺院经济,道徒耕织自给,成为远近闻名的“洞天福地”。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晚清民间秘密宗教组织还继承和发扬了以往民间秘密宗教的叛逆性格与战斗精神,在晚清历史上组织和策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动和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和西方侵略势力。

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灯花教白号军攻陷贵州思南府(今贵州思南),杀死知府福奎,全省震动。咸丰八年(1858)二月,灯花教黄号军又在乾溪梅林寺起义。此后,灯花教号军以崇山峻岭为据点,纵横驰骋于黔省及黔川、黔湘、黔鄂边毗地区,与清政权斗争达十余年之久,直到同治七年(1868)六月,才被清廷剿除。几乎与此同时,离卦教女教首郜姚氏为配合捻军作战,于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在山东归德府(今属河南商丘)马牧集北金楼寨发动教民举行反清起义,附近农民纷纷参加,屡次打败清军。同治元年(1862)四月,清军统帅僧格林沁亲率装备有新式洋枪的大军前来镇压。义军以金楼寨为据点,与僧格林沁率领的优势清军激战三个月,毙敌一千多,终因寨墙被敌炮轰破,义军与清军肉搏,全部壮烈牺牲。涂宗涛:《〈含晶道人自订年谱〉及其史料价值》,《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同治五年(1866)二月十五日,福建崇安境内斋教发动起义。数千名斋教徒“头裹白巾、红巾、绿巾”,手持刀矛及书写“天国普有”的旗帜,突然杀入崇安县城,归附者颇众。二十一日,又攻入建阳县城。二十六日,义军一部回师崇安县城,另一部则入九龙山,闽浙总督左宗棠急调六路大军分头进剿。二月底,义军避入大浑岚角一带,被清军围困,“兜剿捕杀”,近千名义军突出岑阳关,向江西上饶、铅山一带奔逸。三月初三日,义军被阻,遂与清军“刀矛搏刺,枪炮环应”,进行了一场殊死战斗,义军不支,退入平顶山,被清军“悉数扑灭”。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7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是年十月,黄崖教首张积中面对山东当局的清剿,官逼民反,率领教徒在黄崖山起义。山东巡抚阎敬铭先是对义军劝降未成,遂动用武力镇压,张积中与所部两千多人全部殉难,无一投降。

进入光绪朝以后,民间秘密宗教中的许多教门又把斗争矛头指向作恶多端的外国教会,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反洋教斗争。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初,金丹道、在理教在热河东部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旨在“杀贪官,毁教堂”《朱批档》,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恩溥折。,表明了这次起义具有反对封建统治和打击天主教会侵略势力的双重性质。金丹道为青莲教北传直隶的分支,在热河东部平泉(今属河北)、建昌(今属辽宁)、赤峰(今属内蒙古)、朝阳(今属辽宁)一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理教本是比较安善的教门,在此之前,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农民暴动或起义。在蒙古王公贵族和外国天主教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在理教也奋而起事,以响应金丹道领导的武装暴动。这次起义历时两个多月,后被清军血腥镇压。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福建古田又爆发了斋教领导的反洋教斗争,“聚集多人,顿成巨案”。《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边宝瑔片。此后,在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中,都可以看到民间秘密宗教的活动踪迹,它们如涓涓细流,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汇合成汹涌澎湃的义和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