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1年，地球上生活着大约3亿人，这些人只占此前累计出生的470亿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对这些早期的人类祖先而言，生活“贫困、污秽、野蛮而又短暂”。在原始社会，妇女在短暂的一生中可能平均生育超过4个孩子，许多妇女尚未结束育龄期便已经被饿死。多达一半的婴儿不幸夭折，出生时预期寿命只有10岁。恶劣的生活条件和肆虐的疾病遏制了人口增长，其他物种也存在相似情况。但是人类在所有物种中是独一无二的，随着社会的进化，我们开始积累征服自然的知识。1750年的人口总数不到当时地球上出现过的总人口的1%。今天全球已经有80亿人口，占地球上出现过的总人口1 080亿的8%。显然，在“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过程中，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一直在影响人类，这股力量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如果要讲20世纪人口变化的故事，那么就要讲到人口呈指数级增长。从人类诞生一直到1804年左右，地球上的人口首次达到10亿。19世纪并没有增长太多人口，但是在20世纪的100年里，世界人口从16亿暴增到61亿。

21世纪的故事，与其说是关于人口呈指数级增长的故事，不如说是关于差异扩大的故事——世界上最富裕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存在鸿沟。人类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世界人口仍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变化。今天，地球上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人口老龄化程度历史最高，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最大。

这些人口趋势不仅令人颇感兴趣，而且能够让我们深入了解世界上一些最紧迫的问题。在了解人口趋势以前，我们最好弄清楚暴力与和平、压迫与民主、贫困与繁荣背后的驱动力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的。阅读本书你会发现，就发展与冲突问题而言，地球上有多少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哪里生活、他们是谁。由此可见，不管人口增长或下降是出现在全世界，还是集中在局部地区，人口统计的结果都会与政治、社会或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国与国之间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差距到底有多大呢？平均来说，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每分钟有240个婴儿出生，而发达国家每分钟只有25个婴儿出生。[1]如果前往日本农村的中心地带，我们将会看到许多白发老人——50%的日本人口超过48岁，成为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大的国家。近年来，日本的老龄化速度异常惊人，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这个国家最终可能会消失。日本官方曾预测,2060年的日本人口将从2010年的1.28亿减少到8 700万。到那时，日本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将达到惊人的40%。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如果去尼日利亚拉各斯拥挤的城区，我们听到的可能都是儿童玩耍嬉闹的声音。尼日利亚的人口年龄中位数为18岁，属于另一种极端。尼日利亚人至少有一半是儿童和青少年。这个庞大的群体很快就会生育子女，他们当中年龄大的已经当上了爸爸或者妈妈。尼日利亚不仅年轻人多、生育率高，同时也是非洲经济增长的引擎，更是宗教极端势力“博科圣地”的活动范围。尽管尼日利亚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到2050年，它的人口将超过4亿，是今天的2倍，并且会超过美国。

21世纪的世界人口仍在继续增长，但令人震惊的是,98%的增长发生在尼日利亚这样的欠发达国家。表0-1显示的是2000年、2020年和2050年人口排名前10的国家。在这50年中，曾经的发达国家掉出了名单。美国是例外，直到最近，它的生育率仍然接近更替水平，而且还接收了大量移民。到2020年，日本已经跌至第11位。2050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将取代俄罗斯和墨西哥，这意味着全球人口重心将发生明显的地理转移。显然，在这半个世纪中，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将大幅增长。即使印度的生育率有所下降，从现在起到2050年，印度即使生育率下降，它的新增人口也会接近美国目前的人口。

全球人口趋势呈现出多样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改变思考角度。人口压力使一些本已面临治理不善、内战和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地区雪上加霜。即使出现最好的情况，拥有一个和平的未来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当压力超出极限时，一些国家就会受到影响，比如难民潮或者恐怖袭击。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口以每年超过3%的速度增长，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580美元。腐败和侵犯人权的现象猖獗，反政府武装煽动暴力，特别是在东部和南部省份。这种状况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是儿童兵的使用成为可能；二是人们被迫离开故土，甚至流落到异国他乡。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口接近9 000万，仅2019年就有167万人流离失所。索马里的人口增长率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差不多，年轻人很少能找到好的工作。随着绝望的年轻人寻找归属感，宗教极端势力很可能会不断壮大。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并非唯一一个需要担心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在中亚，阿富汗的人口增长了85%——从2001年美国入侵之初的2 100万增长到2020年的3 890万。面对人口暴增的压力，阿富汗能否承受得住？人口增长并非坏事，但是当社会机构甚至教育系统或经济无法承受更多人口时，整个社会都会感受到压力。阿富汗人在苦苦支撑，美国注定会失望。在美国入侵时期出生的阿富汗女孩，如今已经生育了自己的孩子，这令人感到惊讶。除了战争和身穿军装的外国士兵，年轻的妈妈们对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她们会把战争带来的创伤与美国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创伤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抹平。在也门，西方军队经常宣称他们用无人机袭击了“基地”组织，尽管如此，每天仍有3 000名儿童在贫困家庭出生。也门人不仅要提防枪炮的袭击，还要预防细菌感染，因为这里每天因感染霍乱致死者高达5 000人。社会动荡不安，既有武装冲突，也有公共卫生危机。也门等几十个高生育率的国家似乎注定摆脱不了动荡的人口命运。

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人口趋势既可以揭示动荡的世界，也可以呈现繁荣与和平。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东亚生育率迅速下降，导致青年工作者增加，人均收入也相应提高，同时需要抚养的儿童少了，家庭和政府便可以为他们投入更多资源。一些经济学家估计，亚洲人口结构的转变对东亚经济奇迹的贡献率在33%～44%,这一经济奇迹使东亚一跃成为今天的经济发达地区。

人口结构变化还会引起政治变革。在2011年爆发“阿拉伯之春”以前，突尼斯的年龄结构逐渐变得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韩国相近。2010年，突尼斯年轻人占比明显较高，与1993年韩国的情况几乎相同，两个国家的年龄中位数也几乎相同。与此同时，突尼斯的政治革命进程也与韩国的政治变革如出一辙。现代韩国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发动政治变革后的突尼斯也启动了“民主实验”。在一些人口学家看来，随着生育率降低、年龄结构日趋成熟，突尼斯有望维持发展。这一点与非洲其他国家不同。

尽管突尼斯和韩国有相似之处，但埃及和韩国的人口命运却有明显不同。2008年6月9日，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在埃及第二次全国人口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1960年的埃及人口和韩国人口都在2 600万左右，但此后两个国家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穆巴拉克呼吁政府应更多关注控制人口增长。穆巴拉克发表讲话的那一年，韩国的人口增长到4 800万，而埃及的人口却增长了两倍多，达到8 000万。韩国不断发展、欣欣向荣，而穆巴拉克则认为埃及人口和资源失去平衡，因此指责人口增长阻碍了经济发展并造成社会不稳定。

如何解释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人口趋势的巨大差异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世界最贫穷国家的生育率仍然居高不下。这些国家正处于人口学家所说的人口转变的早期阶段——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

在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二者相互抵消，所以总人口不会增长太多。这就是为什么仅仅在两个世纪之前，地球上只有10亿人，但是在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随着卫生防护措施的改善和死亡率的下降，人口增长速度往往会加快。在第三阶段，随着生育率稍稍下降，人口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到第四阶段，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稳定在较低水平，人口整体增长速度大幅放缓。最近，显著的生育率下降发生在中东地区，总和生育率(TFR,即按照目前趋势某个国家或地区每名妇女一生中平均可能生育的子女数量）从1995年每个妇女生育4.12个孩子下降到2020年的2.93个。人们普遍认为，处于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是每个妇女大约生育2.1个孩子：一个替代父亲，一个替代母亲，剩下的0.1覆盖的是没能存活到育龄期结束的女性的数据。[2]2020年，有87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这个水平，并出现了人口老龄化。2015—202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几乎是40年前的一半。本书主要使用估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因为这是一种捕捉各国生育模式差异的有效参考，否则我们很难比较这些几乎没有共同点的生育模式。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到达人口转变第四阶段的时间各不相同，但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沿着同一条道路走向最终的人口老龄化。

直到一个时间点，人口老龄化的步伐才会停下。

今天，对于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来说，人口转变似乎已经停止。虽然正如图0-1所示，大多数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已经完成这一转变，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国家拥有非常高的总和生育率。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似乎还没有开始转变，或者至多处于死亡率开始下降的第二阶段。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总和生育率在过去20年从5.88下降到了4.72,这比许多人口学家的预期要慢很多。因此可以推测，未来几十年该地区的人口仍然会大幅增长，而且年轻人的数量将有增无减。即使生育率有所下降,21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也将增长6倍，主要是因为中非和西非的生育率非常高。但是尼日利亚的高生育率并非人口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每个妇女生育3个孩子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这一代人要比上一代人多出50%。如果生育率有所下降，那么这些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将在低位徘徊；如果生育率保持今天的水平，那么年龄中位数将更低。因此我重申21世纪的人口变化在一些国家是指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在另一些国家则是指人口年轻化和继续增长。

综上所述，正确解读人口趋势至关重要。几年前，我在华盛顿特区准备做一次关于人口统计和人口策略的演讲，像往常一样，早上我在浏览推特(Twitter)时读到一篇美国军方分析中国人口结构的文章，作者认为人口趋势将限制中国挑战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能力。我一下子坐直身体：这种结论缺乏思考。如果政策制定者是在人口评估的基础上制定策略(很好，请多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这种评估应该是经过慎重考虑，而不是未经思考的。对于正在评估风险的投资者来说，或者对于在帮助被世界遗忘的人的过程中倡导充分利用有限资源的人来说，道理也是相同的。对于人口统计与经济、政治或文化之间的联系，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在本书第一部分，我们单独研究人口趋势会获得许多认知；在本书第二部分，我们将会看到人口趋势并非孤立发生的，而且尽管就像本书第一部分介绍的，单独研究这些趋势会有收获，但是结合各种因素和背景来看，我们将会获得更多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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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是生命的开端，而死亡是生命的终点。死亡是另一种导致人口巨大差异的重要因素。

2010年，海地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但海地是一个穷国，几乎没有能力处理财产损失和灾民安置问题。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前往灾区，提供急需物资和后勤保障。在此期间，霍乱肆虐，维和部队对此承担相应责任。

由于普遍贫穷和糟糕的卫生条件，霍乱迅速蔓延。海地遭遇双重灾难的打击，婴儿死亡率急剧上升，从2009年的81.5‰上升到了208.6‰,这足以说明海地婴儿的出生环境有多么恶劣。婴儿死亡率是衡量社会生活质量的一个有效指标，人口预期寿命也是如此。人口预期寿命是指出生后平均存活的年数。预期寿命能反映不同的死亡率，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一个社会的预期寿命很低，比如55岁，那么这并非在说这个社会没有人能活过55岁，而是说这个社会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很高。人口预期寿命可以作为一种估计或指标，而不是一种预测，它是衡量社会幸福程度的有效方法。在这次灾难期间，海地新生儿的死亡率和20世纪6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一样高，这反映出海地的生命是多么脆弱。海地至今仍在应对这次灾难造成的长期后果，当时遭遇健康问题的那群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受到疾病的困扰。不幸的是，海地遭受的冲击还有更多，比如2021年8月就发生过一次7.2级地震。

在世界范围内，预期寿命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整体状况：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预期寿命是世界上最低的，比欧洲和北美整整低了18岁(见图0-2),而且几乎与生育趋势背道而驰。

海地的人口预期寿命只有64岁，处于较低水平，但对于一个最不发达国家来说，这并不奇怪。值得注意的是，几个富裕国家(比如美国）的预期寿命在2015年前后有所下降。研究人员将这一变化归因于疫情造成死亡人数激增，其中以老年人居多。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流感在美国造成67.5万人死亡以来，美国人口预期寿命首次下降。何塞·曼努埃尔·阿武尔托及其同事的初步研究表明，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太多人死亡，许多富裕国家的预期寿命在2019—2020年间开始下降。在他们研究的29个国家(除了美国和智利以外，大多是欧洲国家）中,有27个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出现下降，美国和保加利亚的男性预期寿命降幅最大。撇开新冠肺炎疫情不谈，美国人口预期寿命在疫情之前就已呈现下降趋势。总的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预期寿命只会提高。

人口统计学家吉姆·厄彭和詹姆斯·沃佩尔在研究人口预期寿命的数据时，发现了这种上升趋势。他们注意到，以长寿闻名的日本女性的预期寿命正以一种可预测的上升模式增长。其实他们注意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在过去的160年中，人均预期寿命创纪录地以每年3个月或者每10年2.5年的速度稳步增长。这种增长趋势会持续吗？人均预期寿命是否存在上限?2020年在日本出生的女性预计能活到87岁，是世界最高的平均寿命；预计到21世纪中叶，日本女性的预期寿命将达到94.5岁，这种预期合理吗？

我们很难把握预期寿命的增长趋势，同样，对于不到一个世纪之前的学者来说，要理解人均预期寿命超过65岁也很困难。65岁是1928年路易斯·都柏林预测的年龄上限，日本女性预期寿命的趋势表明，今天的发达国家已经将这一上限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厄彭和沃佩尔所强调的那样，线性趋势并没有放缓。1950年，全球预期寿命不到47岁，而今天，男性的预期寿命为70.81岁，女性为75.59岁。

从个人层面看，预期寿命反映的是我们能活多久，但是从社会层面看，预测预期寿命却有助于政府和企业对养老金、医疗保健等大额支出进行长远规划。到目前为止，人均预期寿命最高时一直保持在100岁以下；然而，由于大多数发达工业国家的生育率几十年来一直在急剧下降，这些国家的人口逐渐老龄化，从而改变了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例。是什么原因导致预期寿命发生重大变化呢？国家处于人口转变的早期阶段时，通常是发展相对欠发达的时期，随着婴儿和儿童健康状况的改善，预期寿命会逐步提高。例如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入学率提高(意味着受教育的父母更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中国成为历史上预期寿命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从20世纪40年代预期寿命35岁左右，到1957年的56岁和1981年的68岁，再到2020年的77岁。

洗手等日常卫生习惯的改善，对提高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也非常重要。环境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营养和保健服务都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这些方面的改善对早期预期寿命的提高产生了巨大影响。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改善也在以某种方式帮助人们延长寿命，而这些方式并未体现在人口预期寿命上。一个婴儿过完第一个生日，预期寿命就会增加;5岁的孩子也是如此，以此类推。5岁时的预期寿命通常高于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同样,65岁时的预期寿命通常高于5岁时的预期寿命，因为如果一个人能活到65岁，这就表明他具备某种优势。从理论上讲，多活一年就会得到“奖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的人口生命表显示：活到40岁，预期寿命将达到85.3岁；活到70岁，预期寿命将达到89岁。希望真会如此。

预期寿命揭示了许多社会状况——它和寿限不一样，寿限更多是对人体极限的一种生物学测量。1997年法国女子雅娜·卡尔芒在122岁零164天的高龄去世，这个寿限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3]再次提醒注意，当时是1997年。我们不确定年龄是否存在上限，但是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卡尔芒已经达到年龄上限，因为她是在20多年前创下的这一纪录。与人均预期寿命不同，寿限没有呈现线性上升趋势。似乎确实存在生命极限：肉体最终会消亡。虽然医学技术有可能将人类寿命延长到超越今天的极限，但是在目前看来，这更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不一定会照进现实。

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口预期寿命差距和生育率差距一样大。尽管存在差距，但是在全球范围内，预期寿命仍呈上升趋势。19—20世纪，世界预期寿命翻了一倍多，男性从大约25岁提高到大约65岁，女性从大约25岁提高到70岁。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预期寿命每10年增加约2.5岁。从表0-2中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在今天人口预期寿命较低的国家，增长速度将会有所加快。不过，这些增幅并非自然产生的。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怎样才能保持增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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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通过另一种方式对比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人口差距。图0-3显示了人口学家所说的人口金字塔(过去这类图通常是金字塔形状的），也叫人口树(现在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右横轴代表女性，左横轴代表男性，以5年为一个单位，所示年龄从0岁到100岁及以上。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日本的人口数据已经显得“头重脚轻”,28%的人口年龄为65岁及以上。

我从21世纪最初十年开始研究人口老龄化，当时很少有学者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它基本上是一种新现象。人口正增长和相对较高的出生率是常态，我们从未见过像日本如今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但是时至今日，老龄化现象已经不再是新鲜事。老龄化已经加快并且呈现多样化，不再局限于西欧和日本。从表0-3所列名单可以看出，这些老龄化国家的地理分布、政治制度、经济实力、文化传统各不相同。这是我们未来几十年需要关注的问题。这种老龄化国家的多样性如何考验我们目前对老龄化的认知呢？我们可以将日本和西欧作为21世纪人口老龄化的典型吗？现代经济理论的形成、讨论和检验都发生在人口似乎无限增长的时期，或者至少是在无法预见劳动力因人口老龄化而永久萎缩的时期。是什么因素促使经济变得强大呢？面对新的人口现实，我们需要对此重新进行评估，并形成新的认知。

一方面是人口极端老龄化，另一方面是人口极端年轻化。图0-4是2021年尼日利亚的人口概况。我们看到人口学家过去所称的人口金字塔如今正呈现相反的结构。从日本和尼日利亚两个国家的生育模式可以看出为什么它们的年龄结构恰恰相反。尼日利亚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超过5个孩子，而日本妇女则低于1.5个。

由于这种高生育率,2021年尼日利亚超过2/3的人口在30岁以下，占到69%。人口学家发现在人口年轻化的社会树立威信通常困难重重，这种情况不难理解。不过，尼日利亚不是世界上人口最年轻的国家。这一“头衔”属于尼日尔,2020年它的年龄中位数只有15岁。

日本和尼日利亚属于两个极端，但是它们并不能反映21世纪人口趋势的全部情况。那么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呢？

一个典型的国家就是中国。从图0-5的上图可以看出,2021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看起来既不像日本也不像尼日利亚，大部分人口处于整体年龄段的中间部分。的确,2021年中国64.5%的人口处于劳动年龄。工作人口多，被抚养的人口少，这种情况看起来很好。我在撰写本书时，用谷歌搜索“中国人口”来测试网络热度，搜到的靠前的结果是什么呢？“中国的人口政策现在正在成为问题，而不是成为解决方案”(《赫芬顿邮报》);“中国当前的挑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大西洋月刊》);“令人震惊的人口危机”(《经济学人》，文章提到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似乎随便拿起一份时政类或经济类刊物，你就会看到“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吗？人口老龄化是否预示着中国将面临国际地位下降的局面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再来思考一下我们是如何解读人口概况的。每一次人口统计快照不仅能反映现在的情况，还能反映过去和未来的情况。今天30岁的人在二三十年前还是孩子，再过20年他们就50岁了。人口统计能够揭示过去，因为正如我们将在书中看到的那样，当我们明白如何解读人口趋势时，我们就能深刻认识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态。人口统计能够让我们获得对和平与冲突、繁荣与萧条的新的认知。

但是，仍然有许多内容是人口年龄结构图无法反映出来的，比如中国正在走向老龄化。我们可以相对确定地认为，到2050年，中国超过1/3的人口将超过60岁。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2050年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更接近今天的日本(71岁）而不是法国(61岁），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如果用方框突出中国的老年人口，我们就需要改变方框的界限。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只有21%(70岁及以上）而不是37%(60岁及以上）的中国人口将失去劳动力。我们无法从人口年龄结构图上看出中国将GDP的4.1%用于支付老年人的养老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测算的这一数值是8.8%。就拿老龄化的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图来说，它也没有告诉我们关于关爱老年人的文化、保障老年工作者权益的法律或者日本选民对退休改革的支持程度等信息。

俄罗斯是另一个人口负增长(人口正在减少）的国家。它与刚果民主共和国这类国家截然不同，后者每年的人口增长率超过3%。美国的决策层有种声音，说老龄化敲响了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丧钟。2005年我在五角大楼工作，大家认为俄罗斯“人口结构极其糟糕”，便干脆不把它放在眼里。当时媒体上也发表了很多相关的文章，有的标题是“俄罗斯人口减少堪比炸弹”，有的标题是“难以置信的人口萎缩”。当时正是俄罗斯人口萎缩的严重时期。在21世纪的前五年，俄罗斯人口减少了0.4%,相当于每年减少近50万人。在2009年，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甚至写道：“美国无须再担心俄罗斯，因为人口结构将决定它的命运。”这让我想起推特上关于中国人口结构的那篇文章，它让我担心这样下结论为时尚早。

回到今天来看，我们会发现人口萎缩和老龄化并未使俄罗斯受到影响，国防开支仍在增加。人口萎缩和老龄化也不能使我们预测到乌克兰、叙利亚、也门发生的军事行动。网络战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有效措施。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甚至出现了小幅回升，减缓了人口萎缩的速度。评估人口趋势也需要考虑到这一点，参见第二章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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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进行一次提问：你认为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人生活在异国他乡?(1)20%～22%,(2)11%～12%,(3)2%～4%。

如果回答的是2%～4%,那就答对了。如果选择另外两个答案，也并不奇怪。每天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在报道难民危机，发表关于移民抢走工作机会的尖刻评论，讲述文化冲突，让我们以为难民实际数据要高得多。但是，在过去的50年中,2%～4%这个范围是相对稳定的。除少数几个国家外，国际移民对一国人口变化的影响远小于出生率或死亡率。

然而，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移民会明显改变局面。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人口趋势能比移民更快地改变一个社会的结构。相比之下，生育率和死亡率对社会结构的改变则较为迟缓。2011年内战爆发后，大批叙利亚人逃离家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12月，有8 000名叙利亚难民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简称“联合国难民署”）进行了登记;4年后，叙利亚1 850万人口中有450万人进行了登记。

叙利亚并非个例。截至2020年，全球流离失所的人口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有8 000万人之多。令人遗憾的是，以往的经验并没有迫使我们拿出解决方案，而今天的挑战也一直难以应对。后冷战时期冲突不断增加，导致流离失所者长期待在异国他乡——从20世纪80年代平均8年上升到了现在的20年。另一个挑战是，全球50%以上的难民年龄在18岁以下。总的来说，世界上每97人中就有一人是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或寻求庇护者，占比接近1%。

一些地区深受战争、灾难和政治压迫之苦，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会迫使人们背井离乡。截至2017年3月，也门、索马里、南苏丹和尼日利亚等国家深陷冲突泥潭，共有2 000万人面临饥荒。联合国估计高达80%的也门人(超过2 400万人）需要援助。2017年短短的两个月内，有48000人逃离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尼日利亚，战争导致37500人死亡、290万人流离失所。多年来，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逐渐缓解，但在2014年之后却呈现加剧态势，引发了当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潮，从2014年到2020年，申请难民身份的委内瑞拉人暴涨了8 000%。

今天，全球流离失所的人口数量极为庞大，但是难民只占世界移民的一小部分。大多数移民移居的目的在于距离家人更近，寻找更好的工作或教育机会，甚至只是前往气候更温暖的地方。由于全球人口逐年增加，移民的绝对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大约是2.72亿人。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国家，移民对一国人口变化的影响远远小于出生率或者死亡率，但是在某些国家，移民明显改变了人口的整体情况。2019年,2/3的移民集中在20个国家，超过一半的移民集中在10个国家。美国接收的移民人数最多，接近4 500万，其次是德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为1 200万～1 300万。有意思的是，海湾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国出生人口，卡塔尔的比例是78%,科威特的比例是72%,巴林的比例是45%。这些人大多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等国家的临时移徙工人，而不是永久定居者，因此移民主要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动态，而不是更广泛的政治或社会动态。在土耳其、约旦、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巴基斯坦，政治影响更为明显，这些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难民人口，它们一直在应对由此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在经历了漫长的移民历史后，欧洲也努力适应大规模入境移民。欧洲接收的移民人数为8 200万，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亚洲的8 300万。2015年，平均每天有2 300多名移民为了逃离叙利亚等国的武装冲突和贫困而逃往希腊。2019年，欧盟27个成员国(不包括英国）的总人口增加了90万。令人震惊的是，这次人口净增长都来自移民。同一年，欧盟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出50万——自2012年以来，欧盟人口的自然变化一直是负增长。

人口结构变化正在引发巨大的政治变化，其中就包括欧洲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复苏。2016年，英国选民压倒性地宣称英国主权——尤其是控制本国边境、应对移民的能力——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尽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脱离欧盟会损害英国经济，但是英国最终还是从欧盟收回了控制权。

另一种人口变化正发生在国家内部，即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1800年，只有3%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到19世纪，只有1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即使在1950年，全世界仍然只有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现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超过2007年的50%,达到55%。2007年时,35%的世界城市人口集中在中国、印度和美国这三个国家。今天，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是北美，这里8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占比达到81%;欧洲的这一比例为74%,大洋洲的比例为68%。大多数城市人口都呈现自然增长的态势(生育率高于死亡率），但是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则以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为主。亚洲和非洲几乎占世界城市人口的90%,这是因为它们的人口总量大。其实，在亚洲和非洲，农村人口仍占很大比例，分别为50%和57%。

不过，“城市地区”的含义在世界各地有着较大的差别，即使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对于城市地区，国际上没有标准定义。在博茨瓦纳，满足至少有5 000名居民并且75%的经济活动为非农业活动这两个条件，才有资格成为“城市地区”；加拿大的“城市地区”是指每平方千米至少有1 000名居民，人口密度在400人以上；日本将至少有50000名居民的地区划为城市。由于存在这些差异，我们在使用城市化数据进行评估时，就需要仔细考量一些背景和细节。尽管人们心中关于城市化的印象各有不同，但是大城市并非常态。世界上几乎一半的城市居民居住在人口不足50万的地区,1/8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超过1 000万的大城市。不过，这些大城市的绝对数量正在增长。再过10多年时间，世界将增加12个特大城市，总共达到43个左右，其中大部分位于发展中国家。人口超过2 000万的“超大城市”的数量也在增长。东京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接近3 800万，其次是新德里，人口2 800万，这两个城市的人口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人口差距在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得也很明显。实际上，低生育率国家的一些城市正面临人口下降问题。在未来10年左右，东京预计将减少100万名居民。相比之下，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特大城市之一，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与东京光辉夺目的摩天大楼截然不同的是,2010年一则凄凉的关于达卡的广播是这样说的：“未来就在这里，它闻起来像燃烧的垃圾。”从1990年到2005年，每年有近50万人涌入达卡寻找经济机会，即使找不到，他们也会留下来搭建“迷宫般破旧的棚屋”，那里酝酿着污染和疾病。尽管城市和国民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行增长，但是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首次出现了城市得以发展但经济并未增长的现象。一些人称，今天的城市化正在制造一个“贫民窟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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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看起来非常复杂，但是实际上只有三股力量在推动它发生变化：性、死亡和移民。更正式和更准确的说法是：生育率[4]、死亡率和移民。

我经常把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当成刻度盘，不同的组合会使刻度盘发生不同的变化，产生各种人口动态。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这三个因素以不同的方式结合会导致整个人口发生不同的变化。随着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的刻度盘朝着不同方向转变，它们就会在规模、分布和组成等方面引起人口变化。我们已经讨论了人口分布，特别是人口集中在国家内部的情况，这里既包括农村地区，也包括城市地区。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通常与人口规模有关。庞大的人口意味着潜在的巨大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如果14亿中国人都购买本书，那就再好不过了。人口规模也意味着人口越多，就越能动员更多的潜在兵力应对冲突。当然，人口规模不能决定一切。只有1 100万人口的古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吸引了太多的地缘政治关注，人口只有将近2 600万的朝鲜也是如此。人口不是一个国家拥有权力的唯一来源，比如海湾国家就是通过有效地利用石油驱动经济来获得全球影响力的。尽管如此，大多数国家对人口的态度一直是“多多益善”。

人口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人口，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尽管人口规模会产生重要的心理影响，但是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看到的，人口规模并不是塑造影响力的唯一变量。

人口规模正在朝什么方向、以什么速度发生变化，是人口动态的重要方面。一些国家的人口不断增长，一些国家的人口停滞不前，还有一些国家的人口日益减少。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结合起来促成了这些变化。几十年来，加拿大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但是死亡率很低，而且外来移民多于移居国外的人，所以加拿大的人口呈现增长态势。相比之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人口正在减少，因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而且移居国外者超过外来移民。在许多老龄化国家，人口甚至出现小幅增长，主要的原因就是外来移民。

人口规模至关重要，但是不同程度的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导致的更引人注目的人口动态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老年人和年轻人、男人和女人、不同种族的比例不尽相同，正是这些结构上的差异才在很大程度上使人口趋势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身份是构成人口结构的第一个方面，比如民族身份、种族身份和宗教身份。人口学家莫妮卡·达菲·托夫特曾指出，世界上只有不到200个主权国家，但是却有着数千个民族和种族。一些国家能和平处理国内分歧，而其他国家则会发生种族灭绝事件或陷入内战。

人口结构的第二个方面是性别。在大多数社会，女性比男性寿命长，所以在最高年龄段，女性通常远远多于男性。在海湾国家，男性成群结队地从南亚次大陆前往油田工作，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性别比严重失衡。在一些国家，比如印度，重男轻女观念导致女婴流产率高，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衡。

人口结构的第三个方面是年龄。前面描述的人口转变发生在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时候。虽然初期人口都非常年轻，但是随着国家经历并最终完成人口转变，它们也会发生所谓的年龄结构转变。年龄结构转变是指从年龄结构年轻化向年龄结构老年化的转变(比如前面所述尼日利亚和日本之间的区别）。德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韩国和美国在年龄结构转变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多年，这些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20～64岁）已经达到顶峰。

相比之下，阿富汗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才刚刚开始。阿富汗人口年龄中位数只有18.4岁，每个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4.5个孩子。尽管过去20年来生育率迅速下降，但这些数据意味着近50%的阿富汗人口年龄在17岁以下。美国在考虑如何解决在阿富汗驻军导致的动荡问题时，还必须考虑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在未来几十年人口增长对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甚至治理造成的压力。像阿富汗这种年龄结构非常年轻的国家，发生国内冲突的可能性要比年龄结构大一些的国家高出约2.5倍。另外，即使未来阿富汗的生育率有所下降,0～5岁的这个群体总有一天将奔向劳动力市场。当阿富汗人对就业、政治话语权甚至婚姻的期望得不到满足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突尼斯、埃及和其他国家2011年之后的经历已经给出了答案。

年龄结构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社会是由数代人塑造的。一代人或同一辈人，是指拥有共同人口统计经历的一群人。代通常是基于对人产生影响的历史环境(尤其是在人生关键阶段发生重大事件的时期）所“虚构”的名称。例如，日本的年轻一代一生都受到科技的影响；美国婴儿潮一代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受到民权运动、越南战争所引发的动荡的影响，而这正是形成观点和信仰的关键时期。用代来划分民众，让我们看到不同的年龄群体可能会有不同的经历或观点，因为各个群体都会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但是，代只不过是划分不同年龄群体的一种方式——人口也可以由特定的时期所塑造。一些历史事件或广泛的社会力量对整个人口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如“9·11”事件、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或苏联解体等。最后，我们必须考虑独立于代或历史时期的特定生命阶段的影响。这种阶段被称为生命周期。我的孩子年龄很小，我和其他小孩子的母亲便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与我们的教育背景或社会经济背景并无多大关系。睡眠不足、频换尿布，就是我们的共同之处。

我们在政治行为中可以看到这些生命周期的影响。在欧美国家中，年轻人投票的可能性几乎总是远远低于年龄更大的人。在今天的美国，千禧一代参与政治的程度不如婴儿潮一代，但是婴儿潮一代年轻时，许多人也不参与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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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讨论军事战略、经济增长、外交政策、公共卫生政策和其他一系列关键问题，我们都需要从人口开始。人是每个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因此了解人口趋势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对全面认识世界非常重要。人口统计数据对社会凝聚力、价值体系或社会契约有什么影响呢？从很多方面来看，今天的世界人口与50年前甚至20年前已经迥然不同。尽管我们的技术不断进步，但是塑造世界的主要因素归根结底就是人口。正如本书将要揭示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发生的重大变化已经深刻改变了人类的进程，移民和城市化将继续重塑人类针对他人和环境的自我组织方式。世界人口即将发生各种变化，因此决策者、企业、非政府组织的计划生育工作者都可以利用本书得出的结论，为未来做好准备。

随着世界人口达到80亿，人口统计数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世界各地，关于疾病、移民、种族、性别和退休的辩论占据了新闻头条。一场全球大流行颠覆了数十亿人的生活；英国投票决定离开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移民问题；世界上第一个达到10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现在是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人口趋势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引领全球秩序的国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变化和挑战，与此同时，世界上最贫穷和最弱小的国家正因为人口和资源失衡举步维艰，它们人口太多，资源严重匮乏。未来98%的人口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然而这些国家尚不具备应对这种增长的条件。

这些人口动态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在一个社会里，儿童数量是否远远超过老年人，是否有充足的卫生健康工作者或大量的移民，甚至男性是否多于女性，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包括人们投票、工作和休闲娱乐的方式。人是消费者、生产者、污染者，也是士兵、人口贩运者、政治力量。为了了解自然环境、经济、安全环境或文化转变，我们需要明白这些消费者、生产者、污染者、士兵、人口贩运者和政治力量是谁。人口统计不能决定命运，但它是命运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如何利用人口统计数据来观察气候变化、促进经济增长和防范流行病呢？我们如何重新思考全球实力等指标呢？人口统计如何帮助我们为下一次军事威胁或预测未来移民带来的社会压力做好准备呢？我们将会看到，利用正确的工具，你可以训练自己像人口统计学家那样思考，并为将来发生的任何事情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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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非另有说明,本书提供的人口数据均引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修订版)》,或者根据它计算得出。

[2] 为方便起见,本书采用的总和生育率为2.1,小数点后的“0.1”实际上取决于国家的发达程度。在发达国家,更多的女性能够活到生育年龄,因此真正的更替水平可能低于2.1;在欠发达国家,更替水平可能超过2.1。

[3] 关于雅娜·卡尔芒是否创下该纪录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如果是假的,我的观点就得以被证实。参见https://www. newyorker. com/magazine /2020/02/17/was-jeanne calment-the-oldest-person-who-ever-lived-or-a-fraud。

[4] 由于人口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与生育有关,所以本书重点关注自然受孕的男女。因体外受精和其他辅助生殖技术而成功受孕的占比很小,所以我在书中很少提及。这些技术的意义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成熟女性的生育年龄,不过生理限制仍然存在。堕胎与生育相关而且非常重要,本书对此不发表任何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