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生育、死亡和移民

第一章
从摇篮开始

1965年，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上台执政，此时罗马尼亚已经危机四伏。罗马尼亚经济正在衰落，而且急需更多工人。由于国家人口中86%是罗马尼亚人，齐奥塞斯库对引进劳动力左右为难，因为这可能会打破种族平衡。他认为国家需要更多的婴儿，但是罗马尼亚人却不愿意多生——生育率只有1.8,低于更替水平，这意味着劳动力短缺将会进一步加剧。齐奥塞斯库颁布法令禁止堕胎，派驻“月经警察”并要求45岁以下的妇女每月在工作场所接受妇科检查。他的严厉措施至少在短期内奏效了。罗马尼亚的生育率在短短一年内就增长了一倍多，平均每个妇女生育3.66个孩子。虽然劳动力短缺在短期内可能会持续，但是这些孩子很快就会长得身强力壮，可以从事田间劳作或者到工厂工作。

罗马尼亚的生育政策绝非公开干预家庭生活的唯一案例。在我们通过现代技术更好地控制生育之前，为了实现公共目标，国家机构就试图影响或者改变生育率——需要招募士兵或工人时，就号召民众多生孩子；想让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更加稳定，就号召民众少生孩子。研究生育率和人们对生育率的反应就像阅读童话故事《金发姑娘》一样——各国通常都认为生育率“太高”或“太低”，在它们眼里，很少有“恰到好处”的时候。从事经济增长或国家安全预测的专家在面对如此不同的模式和反应时，可能很难就高生育率或人口年轻化产生的影响得出结论。

世界人口大国印度与罗马尼亚的生育政策截然相反。在不同时期，英国殖民者、冷战时期的美国和印度精英都对印度人口的高速增长感到担忧。1952年，印度制定了一项节制生育政策，但是直到1966年英迪拉·甘地当选印度总理后，才开始严格实施这一政策。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甘地决心限制印度人的家庭规模，第一年的目标设定为放置600万个宫内节育器，为123万人实施绝育手术。从1974年到1977年，印度大约实施了1 200万例绝育手术，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因为输精管结扎术既快速又廉价。和罗马尼亚一样，印度采取的措施是强制性的：拒绝绝育手术的教师可能会拿不到工资，需要灌溉的村庄如果达不到当地绝育政策目标，就有被切断水源的风险。英迪拉·甘地虽然是选举产生的，但是也采取了强制手段，哪怕遇到民众的抵抗。1975年6月，英迪拉·甘地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之后以高压手段统治国家，直到1977年她和国大党被赶下台。

可以说，印度的真正问题是贫困，而不是人口过剩。英迪拉·甘地和向印度政府提供贷款的国际机构都认为控制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但是正如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随着收入的增加，印度人很可能会更加喜欢自己的小家庭，而接受教育和自愿节育会帮助他们达成所愿。强制性政策往好了说是不必要的，往坏了说就会上升到道德层面。

随着人口状况和形势的发展，中国也制定过计划生育政策。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施。此前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降低生育率的举措，独生子女政策是在较晚时期确立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城市地区已经开始早期的计划生育，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决策层将控制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后，独生子女政策才真正开始实施。政府提出的口号从“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转变为“晚、稀、少”。这些举措以及理想家庭规模的变化，使出生率降低了一半。独生子女政策推行后产生了重大影响，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趋势。

不同国家的生育水平有时是接近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和如此强烈的反应呢？人口趋势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但是人口确实会给住房、就业市场、学校、医疗保健甚至家庭结构带来压力，而国家往往把生育视为实现更积极目标的手段。研究表明，如果女性想生几胎就生几胎，从长远来看，这有助于国家变得更强大、更有保障，从而惠及整个人口。21世纪的人口统计差异清晰可见：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和非洲的人口规模大致相同；到21世纪末，预计地球上1/3的人口将生活在非洲。其中，大部分的人口增长将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目前，该地区的生育率是每个妇女平均生育4.7个孩子，即使这个数据有所下降，这里的人口也将继续快速增长，因为在未来20年将有大量人口达到生育年龄。人口增长并非一定会带来灾难，但在一些国家成为一种破坏和平与稳定的长期趋势。然而，赋予妇女自主生育权的政策需要比选举周期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结果。遗憾的是，这些政策几乎总是被高度政治化。像罗马尼亚、印度等国采取的措施对实现“理想生育率”并非必不可少，但在深入了解本质之前，我们有必要质疑客观上是否存在“理想生育率”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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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女性的生育年龄是15～45岁，最高是49岁。可以说，生育子女的时间跨度很长，但是在这段时间内能够持续生育的女性越来越少。推迟妇女生育年龄，延长生育间隔，在自愿的基础上帮助妇女限制育龄期，这些都是降低生育率的有效途径。在世界各地，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相差很大。在许多发达国家，女性直到35岁才开始生育，这意味着她们的生育时间可能会缩短至10～15年。相比之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女性很早就开始生育。平均而言，乍得女性在18岁时生第一胎(强调一下，这意味着许多女性是在18岁之前生第一胎的）；在斯里兰卡，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龄超过25岁。在较低年龄时生孩子会限制个人在家庭之外的发展机会，而且会使人均可用的家庭资源变得紧张。要推迟头胎生育年龄，一种方法是防止(或通过法律来限制）早婚，另一种方法是让女孩延长在校受教育时间，从而推迟组建家庭的时间。降低生育率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方法，特别是针对低收入群体，那就是延长生育间隔。鼓励女性坚持母乳喂养到2岁，便可以推迟生育后的月经周期，从而缩短生育间隔(这种做法有时行之有效），包括避孕在内的其他计生方法也可以延长生育间隔。

当然，晚生育和延长生育间隔会降低生育率，但是从政策的角度来看，降低生育率可能是三者中最具挑战性的。毕竟，一个女人即使等到24岁才开始生孩子，然后每隔两年怀孕一次，在生育年龄结束之前，她仍然可以生至少7个孩子。在索马里40～44岁的妇女中，平均每1 000人生育82.4个孩子，阿根廷是18.8个，韩国是4.7个。晚生育并不意味着将“停止生育”提前。

在一些地区，向低生育率的过渡相对平稳。生育率下降最早出现在欧洲，但在20世纪下半叶，东亚和拉丁美洲的生育率也出现了大幅下降——亚洲从每个妇女平均生育5.69个孩子降至1.82个，拉丁美洲则从平均5.83个降至2.49个。从那时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生育率持续下降，仅略低于更替水平。然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要想让人们自愿并切实做到少生孩子，事实证明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仅仅是略有下降，从1950年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57个孩子，到2000年的5.08个，再到2020年的4.16个。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最根本的原因是，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总体上比拉丁美洲人或亚洲人更喜欢大家庭。这一点是从一系列人口与健康调查以及类似的调查中发现的。这些调查的内容涉及理想的家庭规模、想要多少个孩子、最近生孩子的意愿以及生育更多孩子的意愿。这些调查并不完美，因为受访者的回答有时会故意顺应调查人员的喜好，但是这些数据却得到了广泛使用。

是哪些潜在因素形成了这些偏好，而这些偏好又会如何变化呢？如何做到人们想要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呢？总的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死亡率的降低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都使人们更愿意少生孩子。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不想要孩子。例如，在津巴布韦，对那些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教育的女性而言，理想的子女数量平均是3.6个，而在那些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心目中，理想的子女数量平均是4.8个。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津巴布韦男人则喜欢要更多孩子——平均是5.3个。虽然我们知道中等教育有助于推迟结婚和生育，而且在世界大多数地区都是公平合理的，但是在中东、北非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一些国家，女孩的入学率低于男孩。性别也是一个因素：就像津巴布韦的情况一样，调查显示，男性通常比女性想要更多的孩子(尽管一旦想要的孩子总数降低，这种差异就会缩小或消失)。

就生活水平、死亡率下降和教育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并没有多大改善，仍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但是这里的理想子女数量要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多一个。正如在前言所讨论的，我们几乎都知道未来世界人口的增长将发生在欠发达国家，其中大部分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然而，不同地区的数据掩盖了重要的差异。南非、博茨瓦纳、吉布提和斯威士兰的生育率是每个妇女生育3个或少于3个孩子。在这些国家，鉴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儿童死亡率，实际生育率比我们预期的要下降得快。此外，在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这里指自然增长，并非移民）的国家中,10个增幅最快的国家都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它们是尼日尔、安哥拉、马里、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索马里、冈比亚、坦桑尼亚和乍得。甚至连尼日利亚都不在这个名单上，它的人口到21世纪中叶将增长一倍以上，取代美国一直保持的人口排名世界第三的位置。2020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生育率排名世界第三，平均每个妇女生育5.96个孩子。从2020年到2040年，它的人口将增加74%,大约是6 500万人。乌干达的人口在2020年是4 570万，到2030年将增加到5 940万,2040年增加到7 450万。即使高生育率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后，它们在未来二三十年仍然要面对庞大的同龄青年群体，这使青年群体表达不满的机会成本更低——无论是通过和平抗议还是武装叛乱去表达。这些国家的年轻人成为西方民主拥护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大多数人口学家希望非洲能追随世界其他地区的脚步。也就是说，随着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非洲的生育率会下降。2004年，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只有91亿；但是在2019年，联合国已经将预测结果改为97亿，而且还预测，到21世纪末，世界人口将接近110亿。这在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生育率。2019年联合国人口数据预测(在中等水平变量下），到21世纪中叶，非洲人口将达到25亿，到21世纪末将达到43亿。

由于人口转变的最新阶段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个国家非常缓慢，一些人口学家将它们的人口转变概括为“停滞不前”。早期的预测是如何偏离目标的呢？

首先，他们高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解决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治理问题的能力。这些难题无法克服，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生育率居高不下。由于殖民主义的影响，这里治理混乱，存在剥削性的经济关系。这些国家的独裁者紧握权力不放，很少能够从依赖于开采自然资源的经济，转向以制造业或服务业为主导的多元化经济。其次，即使非洲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研究发现非洲的生育率仍然相对较高。美国纽约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人口理事会的成员约翰·邦加茨发现：“就某一特定发展水平而言，非洲的生育率更高，避孕药具的使用率更低，理想的家庭规模高于其他欠发达国家。”非洲普通民众和许多精英鼓励生育的倾向造成了这一差异。长期担任乌干达总统的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经常在支持生育和反对生育之间摇摆，他在2018年说：“实际上，非洲的问题是人口不足，并非人口过剩。非洲的陆地面积是印度的12倍。”尽管乌干达的总和生育率为5.01,但是穆塞韦尼说得没错。坦桑尼亚的总和生育率和乌干达同样高,2018年坦桑尼亚总统约翰·马古富力表示，坦桑尼亚人应该停止避孕，国家需要更多人口。他担心采用更多避孕措施会导致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并暗示外国人的避孕活动。虽然他认为坦桑尼亚最终会面临人口老龄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还处于人口转变的早期阶段，总和生育率为4.92,人口老龄化问题还是远在天边的事。最后，非洲一些国家之所以抵制节育政策，是因为一夫多妻制在当地比较普遍，文化传统以男性为主导。

非洲部分国家的这种态度阻碍了人口转变的进程，降低了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当然，并非非洲所有国家都支持这种生育政策，而且许多国家在促进节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总之，政策在生育率转变过程中至关重要，因为只有生活质量等结构性条件发生变化，人们对生育的偏好才会转变。没有政策层面的引领和推进，就不会出现教育和工作机会，也不会出现节育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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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生育、延长生育间隔、降低生育率旨在改变社会生育期望。改变男性和女性的生育偏好是问题的一方面，让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育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努力缓解贫困，改善教育质量，降低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创造社会条件让妇女能够控制生育，从而改变人们偏爱的家庭规模……这至少令人感到眼前一亮——即使没有这些结构变化，生育政策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方面，要让人们在生育方面做到随心所欲，可以采用避孕措施。避孕需要技术。即使在古时候，那些想享受性爱但又不想怀孕的人已经开始使用阴道栓剂。有些栓剂可能起到杀精剂的作用，还有的使用类似树脂的东西堵住精子进入子宫。1844年，橡胶硫化工艺使避孕套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据说18世纪以“情圣”闻名的卡萨诺瓦就经常使用避孕套，他还把避孕套称为“英国骑马服”。当然，除了堕胎之外，在女性每个月最易受孕的几天避免性行为等自然避孕法也一直被人们采用。

另一方面，要保证避孕技术既简单可行，又费用低廉。但是在过去20年间，这方面收效甚微。世界卫生组织称：“人们选择的方法有限，获得服务的机会不多，特别是年轻人、穷人和未婚者。部分群体害怕避孕措施会出现副作用，避孕遭到文化或宗教的反对，社会针对不同性别设置了服务障碍等。”尽管如此，还是有办法克服这些障碍的，哪怕是伊朗等国家。

伊朗周边都是生育率很高的国家，但是伊朗的节制生育工作开展得较早。尽管受到一些精英人士的抵制，还是迅速引领国家实现人口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伊朗建立了一种有效的免费避孕药具和咨询服务系统，结果使生育率在短短20年内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5.5个小孩下降到生育2个小孩。即使是生育率最高的农村妇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也从平均生育8个小孩下降到大约2个。实行生育政策是这些变化的关键。理查德·钦科塔和卡里姆·萨迪加布指出：“到2000年，大约90%的伊朗人口都生活在生育服务点2 000米以内，政府设立的流动供货商定期为偏远地区提供服务。”众所周知，教育也在人们偏好小家庭方面发挥了作用——在伊朗，情况就是如此，因为伊朗政府鼓励教育，结果大学女生人数甚至超过了男生。

博茨瓦纳同样引人注目，因为它在降低生育率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步。生育服务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完善。在博茨瓦纳，女孩中学入学率超过90%,一半以上的妇女使用现代避孕方法。今天，博茨瓦纳的总和生育率约为2.5,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低的国家，而这一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是4.8,接近博茨瓦纳的2倍。

一旦人口统计学家确定了人们偏爱的家庭规模(比如通过人口与健康调查），他们就可以将其与人们实际生育的子女数量进行比较，看看政策是否可以弥补这一差距。例如，女性到了生育年龄想停止生育，或者想等两年甚至更久再生育，但没有采取避孕措施。遇到这种情况，人口统计学家衡量的是“未满足的节制生育需求”；有些妇女目前正处于孕期或生产后不久，但是这次怀孕并不在计划之中，那么她们也属于这一类别。在过去几十年，育龄妇女采取避孕措施的占比大大增加:1960年采取避孕措施的只有10%,到2000年使用现代避孕方法的达到55%,包括节育环、避孕药、避孕针、避孕套等。然而，最近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19年，全球有19亿育龄妇女，其中11亿需要节制生育。在这些妇女中，超过76%的人正在使用避孕方法，但是其他人的避孕需求没有得到满足。10%的女性节制生育需求未得到满足，这个数据自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通常，全球数据这种指标非常有用，但是它掩盖了重要的国家间差异。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15～49岁的已婚女性中只有不到15%的人使用现代避孕方法，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高达60%以上。在利比亚，只有24%的已婚妇女对现代避孕方法的需求得到满足。在全球范围内，意外怀孕率呈下降趋势，但总体仍然很高——从2010年至2014年,44%的人属于意外怀孕。在意外怀孕的人群中，有一半以上(56%)以流产告终，这一比例在发达地区(59%)略高于欠发达地区(55%)。在旨在改善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中，解决生育服务差异的政策应该成为其中的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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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技术既可以赋能，也存在黑暗的一面。“失踪的女性”问题清楚地说明了性别偏好和技术发生冲突所导致的后果。如果自然生育的话，男婴数量略多于女婴,0～4岁男女性别比的正常范围是103～106。但是在出现人为干预时，性别比就会失衡。纵观历史，如果社会重男轻女，就会放任杀害女婴的行为，或者忽视女婴任其死亡。生育率下降和重男轻女观念带来的影响体现在不均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上。比如对于重男轻女的家庭来说，如果一个家庭打算生一到两个孩子，他们就会竭尽全力生男孩(在一些文化中，儿子承担照顾年迈父母的主要责任）。他们借助技术会更容易做到这一点。超声波技术的出现可以分辨腹中胎儿的性别，而基因检测技术的进步使孕妇在怀孕几周后就可以通过血液查明胎儿的性别。重男轻女的家庭借助这两种技术，发现是女婴就选择流产，发现是男婴就等到足月时分娩。

中国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比较突出的国家之一：第三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982年、2000年、2010年分别为107.2、116.9和117.9。但是，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国家。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不仅存在于亚洲，还存在于欧洲东南部、南美洲、大洋洲、中东附近和非洲。202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或超过107的国家包括塞尔维亚、爱沙尼亚、苏里南、巴布亚新几内亚、塞浦路斯、萨摩亚和哈萨克斯坦。在国家层面，出生人口性别比似乎慢慢恢复均衡。21世纪初，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是世界上最高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大多时候看到的都是国家层面的综合数据，按照生育胎次或者区域统计的数据可能差异更加明显。比如韩国,1990年第一孩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44,第三孩及以上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惊人的192.22。2010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显示，城镇和农村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城镇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33,农村为122.76。[1]按照生育胎次得出的数据也是如此：在中国的城镇地区，第一孩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44,第二孩为132.18,第三孩及以上(这种情况很少见）为175.35。

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衡，造成男性和女性人口规模存在显著差异。如图1-1所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印度0～4岁的男孩远远多于相同年龄段的女孩。男性人数比女性人数多出7 000万(两个国家加起来总的数据），截至目前，这种影响主要局限于更年轻的人群，在多出的7 000万男性中，有5 000万年龄在20岁以下。

要了解为什么性别比失衡很重要，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对此进行探讨。一些学者将这个问题归结为“男性太多”。那些0～4岁的人将达到结婚年龄，而年轻男女之间的数量差距还没有达到最大。从乐观的解释来看，男性数量过多会导致“孤独蔓延”，因为异性恋男性无法找到女性生活伴侣。一旦性别比失衡影响到适婚年龄的人，媒体就会对产生的社会后果感到焦虑不安，尤其是在把结婚视为成年普遍标志的社会。除了男女关系之外，针对性别比失衡的后果还有更令人沮丧的说法，因为学者们认为这可能会激化暴力犯罪、贩卖人口、性交易等，甚至会导致国内冲突。

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有关人口趋势的任何解释，这些趋势包括性别比失衡。一种批评认为，那种担忧男人没有妻子将如何应对的观点，等于认可了女人是安慰男人的性对象。这种批评是女权主义学者南希·赖利提出的，她认为“即使有很多男性找不到配偶，这也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灾难，但很可能会迫使人们重建规范和制度，以适应这种变化……”

为了回应女权主义的批评，我们可以转而去关注那些“失踪的女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失衡的性别比体现了对女性价值的贬低。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里亚·邓波尔是这方面问题的专家，她们更进一步认为，选择性堕胎等同于对妇女实施暴力，而选择性堕胎行为的增加反过来说明社会默许了对妇女实施暴力。当然，有些社会是父系社会，强调通过男性来继承财产和权力。通过对韩国的研究，赫德森和邓波尔发现，人口控制政策(比如独生子女政策或二孩政策）使性别比不均衡更加明显，常常把文化偏好转化为行动。赫德森和邓波尔说：“在韩国，虽然二孩政策以及后来的独生子女政策没有得到执行，但是这些规定很快被这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地区接受。”无论是强势政府，还是规定男女平等的法律，都无法战胜生儿子的文化偏好。虽然越南试图从法律上摆脱男权社会，但是实际上妇女仍然没有多少土地，也无法起诉婚内强奸，她们在婚后要融入丈夫的家庭，享受不到权利。印度仍然是一个男权社会，女性遭受暴力的比例颇高。在这两个国家,202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10、112。

当然，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面临着巨大压力，在这些社会，男性只有在结婚后才算是长大成人，而女性则常常被视为男性之间的交换对象，有时会成为家族联姻的工具。婚姻市场可以通过改变性别比、一夫多妻制和高昂的聘礼被阻断。当婚姻在社会上被高度重视时，男性就可能会为了结婚而走向极端。有证据表明，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为其成员准备聘礼，“博科圣地”也有相同的做法。聘礼是新郎家转给新娘家的礼金，在许多社会都是惯例。与聘礼明显不同，嫁妆则是新娘家陪送给新郎家的礼金和物品。

在过去20年中，有关性别比失衡会引发重大政治和社会后果的论点逐渐走向成熟。过去，这一论点被指责依赖“原始的进化理论和动物研究”，而现在它的研究对象是两性关系的特征以及这些关系的基本结构如何影响出生率和死亡率。赫德森的最新著作就与此有关。但是，一些人仍然严厉批评整个研究脉络，特别是将性别比失衡和性别问题上升到威胁西方国家安全的言论。一位学者声称：“对中国男性人口的恐惧再次出现，这仍然是对东方刻板印象的延续。”这种说法与有些人更担心中国人口会威胁西方的经济和军事有关。然而，无论是哪一种人口趋势，我希望读者在解读时都要谨慎，必须进行深入研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非常重要，但是为什么重要、在哪些方面重要，我们的理论尚且有些自相矛盾。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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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条件能够创造高生育率？降低生育率的已知措施有哪些？我们如果对此有更好的认识，就可以探讨高生育率在社会层面引发的后果。正如前言所述，生育率高的社会存在所谓的年龄结构年轻化,20岁以下的人口比例通常很高。社会年轻化有很多好处，但是那些拥有庞大青年群体的国家往往很难实现经济增长，而且容易发生内乱。

年龄结构年轻化和不稳定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是政府能力等中间因素会发挥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专注于提供教育、就业和政治参与渠道的政府，会因为帮助年轻人发挥潜力而受益，并随着人口向老龄化结构过渡而获得更大的经济红利。

在解释人口趋势时，我尽量避免言不符实，但是很难忽视世界上最年轻或增长最快的人口纪录。表1-1是由美国一个名为“和平基金会”的组织在2020年发布的排名前10的脆弱国家。这份名单列出了最容易陷入暴力或混乱的国家，其中有些甚至无法为公民提供基本的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到的大多数国家占了前10名。世界上最脆弱的国家——那些面临崩溃危险或者已经崩溃的国家，都存在年龄结构年轻化现象。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也门。事实上,2019年20个最脆弱国家的平均年龄中位数为18.95岁，其中叙利亚略显特殊，它的年龄中位数为25.6岁。

一个国家有一半的人口是青少年，政府该如何治理呢？政府又该如何发展经济，为数百万青少年提供食物呢？事实证明，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构成了挑战。下面我们详细考察年龄结构和内乱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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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中部城市西迪布济德,26岁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来到一个加油站。他用一个桶装满汽油，把它拖到政府大楼前的街道上。他走到车流中间，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后点燃，大声喊道：“你们让我怎么活下去啊!”

他的问题很可能是针对大楼里的市政官员。当天早些时候，市政官员没收了布瓦吉吉用手推车贩卖水果和蔬菜时用的秤。布瓦吉吉不停地抱怨，结果被一名女警官扇了耳光，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在这件事之前，布瓦吉吉就遭受过一系列类似的侮辱。他想通过贿赂官员把秤要回来，可是囊中羞涩。身为长子，布瓦吉吉需要养活一个大家庭，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推着小车卖农产品。现在秤没了，他的生意也做不成了。

布瓦吉吉身上90%被烧伤，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于2011年1月4日去世。他的自焚行为引发了一场抗议，仅10天后就迫使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并逃离出境。如果说布瓦吉吉的死亡是火苗，那么该地区的人口趋势就是等待被点燃的燃料。

在突尼斯,26～30岁年龄段的人是最大的群体之一，布瓦吉吉就属于这个群体。虽然自杀事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的情况并非个例。突尼斯出现青年人口膨胀，但是工作机会寥寥无几，因此他这个年龄段的就业竞争比最近任何一代人都要激烈。与父辈们不同，布瓦吉吉的许多朋友都不太可能拥有稳定的工作，也很难成婚或者建立自己的家庭。警察和其他官员天天上门骚扰，让他们感到厌倦；腐败的政客无视他们的心声，让他们满腹抱怨。

当时，该地区还有大约6 400万跟布瓦吉吉情况一样的年轻人，抗议和暴力跨越国界，吞噬了他们的家园。这一点在人口学家的眼中并不奇怪。亨里克·乌达尔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在年轻人占总人口35%及以上的国家，发生冲突的风险比年龄结构更接近发达国家的高出150%。人口趋势这个单一因素并不会引发革命，但是会加剧潜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并为冲突埋下伏笔。

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是指那些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形状、拥有大量青少年群体的年龄结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年龄结构会带来一系列挑战，但是儿童很少走上街头抗议。上街公开表达想法的是那些即将步入成年、发现成功前景渺茫或期望未实现的年轻人。正因为如此，青年膨胀型年龄结构才会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一个真正出现青年人口膨胀的国家，比如2011年的突尼斯，年龄更大或更小的群体占比相对更少，这一点从图1-2中可以看出。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是15～29岁的年轻人，他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都日益活跃。对这个年龄群体进行分析很有意义，哪怕就像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一样，实际上并不存在青年膨胀。如果青年群体庞大，特别是当这个群体大于中年群体时，我们更有可能看到引发内乱的潜在动机或机会。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每年加入劳动大军的人数都在增长，那么就必须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否则失业率将会飙升。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也不接受教育，靠什么打发时间呢？

人们根据突尼斯发生的事情创造了两个重要概念：相对剥夺感和机会成本。突尼斯的年轻人不如上一代过得好，这意味着他们对生活的期望没有实现，因此他们有反抗的动机。但是，犯罪题材的电视节目告诉我们，动机只是一部分原因，机会是另一部分原因。在突尼斯，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工作机会极少，因此拿起武器的机会成本很低。我们可以看到动机和机会结合起来，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与人口年龄结构发生相互作用。其实，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类似的情况就戏剧般地出现过，只不过背景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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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年轻的成年人在德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进入劳动力市场(如图1-3膨胀部分所示）。这些年轻人没有工作，对未来不抱希望，因此他们希望有人能做出郑重承诺满足自己的心愿。他们符合引发暴力冲突的人口年龄结构，而且既有动机也有机会。1930年，面对经济萧条，超过18%的选民将选票投给了纳粹党，结果纳粹党以107个议会席位获胜，成为德国第二大政党。希特勒曾经承诺要恢复德国的荣耀，这一承诺引起了德国民众的共鸣，对前途渺茫的年轻人更有吸引力。从人口统计角度而言，局面真可谓糟糕透顶：工人数量达到峰值，经济却一片萧条。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不需要像突尼斯的青年那样通过反对国家来实现变革——国家本身承诺要进行变革。反对现状的机会成本很低，因此他们把赌注押在了独裁者希特勒身上，希望他的承诺能带领他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历史上还出现过青年在政权更迭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例子。在本章最后，我将总结伊朗的问题，甚至可以从人口统计的角度来审视1979年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1975年，也就是革命前4年,15～24岁的年轻人有660万，占15～64岁成年人口的37.7%。尽管每年都有大量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伊朗前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却没有雇佣年轻人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将重点放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导致数百万人失业。巴列维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但这些土地面积根本无法满足耕种的需求，而且由于农村生育率很高，个人谋生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也是一个经典难题：土地没有增加，人口却越来越多。1977年研究人员埃里克·胡格伦德的田野调查显示，除了那些住在离城市很近、方便通勤的村民,65%～90%的农村年轻人都离开家乡去了城市。大多数人在15岁或16岁时就离开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人逐年增加，到了1979年，迁往城市的15～19岁人口每年增长3%。与此同时，在国王的统治下，伊朗25%的收入用在了武器装备上，而不是建设经济。庞大的城市青年群体带来了人口压力，再加上他们无法就业，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抗议演变成了革命。当年12月，伊朗国王下台，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正式成为最高领袖。人口结构加上动机和机会，终于引发了政治暴力。

无论青年人是参加抗议活动还是发动叛乱，经济动机并非背后唯一的驱动力。在很多情况下，在政治上遭到排斥或者被掌权的老一辈忽视的感觉，以及改变现状的想法，都会导致大规模的青年动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就是由一个高中毕业的青年刺杀者点燃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是“青年波斯尼亚”的一名革命者，他希望遥远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采取行动对抗奥地利以赢得独立。

这些例子都与暴力有关，但是当年轻人感到被排斥时，暴力反抗并非唯一可能的结果。有时，他们能够不借助武力，而是通过现有的组织机构来推动变革。例如，许多国家的年轻人在历史上曾多次成功地迫使政府降低投票年龄。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18～21岁的年轻人被征召参加越南战争，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生。但是，他们这个年龄可以上战场，却没资格参加投票，他们感到强烈不满。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普遍的疏离感，而且对性别、种族和社会现状感到愤怒，因此活动人士要求国会将投票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1971年，他们如愿以偿。2018年5月，尼日利亚青年成功地将担任总统的最低年龄从40岁降到35岁，将尼日利亚众议院的任职年龄从30岁降到25岁。鉴于尼日利亚的年龄中位数只有18岁，这些变化让相当一部分尼日利亚人拥有了被选举权。这次运动的口号是“让年轻人参加竞选!”。青年在21世纪初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塞尔维亚的政治动荡中也是主力。

我们现在就像社会学家一样，使用动机和机会这两个概念来思考问题。在上述案例中，引发抗议或动荡的并不单单是人口年龄结构。为了加深我们对环境作用的认识，我们可以引入另一个社会科学概念：政治体制或那些协调、代表民众利益的机构和体系，其中包括投票规则或者与决策者沟通。由于政治体制不同，相同的人口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正如美国一位政治学家格雷姆·B.罗伯逊描述的那样，即使一个国家民众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如果能够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他们就几乎没有抗议的动机。如果能让决策者了解民众的关切，民众就不必走上街头。在独裁国家，当权者面临直接问责的机会极少，因此抗议往往是孤立的直接行动；但是在民主制度的国家，抗议往往更具有象征意义。正如罗伯逊所说：“介于两种情况之间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有效沟通，民众有动机寄希望于抗议，目的是影响具体决策和提高参与度。因此，中等程度的开放与最强烈的抗议相关。我们可能认为在威权政体中抗议水平较低，在民主政体中抗议水平较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混合政体中抗议水平最高，混合政体提供了与政治组织沟通的机会，但是民众对政治制度仍感觉非常失望。”再考虑到人口因素，我们应该会从拥有青年膨胀人口的中等开放政体中看到最强烈的抗议。你如果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冲突寻找线索，不妨就从人口因素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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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年轻人是在特权环境中长大的，有些年轻人是在贫困环境中长大的，但是他们有些经历是共同的，因此我们不妨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去考察青年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成年的标志大致相似：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拥有自己的住房和家庭，不再依靠父母；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年轻人如果发现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甚至彻底丧失时，就会引发政治、经济或社会变革。例如，新加坡虽然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是它对住房却有着严格的限制。几年前我去新加坡实地考察时采访过那里的年轻人，他们一次次痛苦地表示自己没有能力搬出父母的房子。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约会太尴尬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新加坡男性初婚的平均年龄为30.2岁，女性为28.5岁，生育率只有1.21。

关于代际的看法也非常有用。美国投票年龄之所以变化，是因为整个20世纪60年代青年人为了反对战争和争取公民权利进行过示威游行，但是美国并非唯一一个经历这种变化的国家。1968年，法国大学生举行了抗议和示威活动，要求对大学体系进行改革。他们认为大学体系僵化、不够完善，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大学生群体的需求。此前10年，法国的大学生数量从17万增长到50多万，仅巴黎就有13万人之多。青年工人、失业工人、煤矿工人、公共交通系统工人、天然气和发电厂工人、造船厂工人、邮政服务人员，甚至来自财政部等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都加入了这一行列。1968年5月18日至19日，超过200万名工人举行了罢工,4天内罢工人数增加到900万。1968年发生的事件揭示了人生阶段和历史时期会在多大程度上带来政治影响。有很多年轻人是战后的婴儿潮一代，但是还有更多的原因。正如作家马克·科兰斯基所描述的那样:“1968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们造反的原因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之处仅仅是造反的欲望、造反的思路、与现有秩序的疏离感，以及对任何形式的威权主义的深切厌恶。”科兰斯基接着列举了1968年掀起这场革命风暴、引发全球动荡的四个因素，其中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民权运动扩散、越南战争引起广泛抗议以及电视的发明。第四个因素则体现了人口统计的特征：“这一代人自我感觉非常不同，怀有强烈的疏离感，拒绝一切形式的权威。”在一些国家，这一代人的数量也更加庞大。如图1-4所示，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成年阶段。

我们今天在考察青年和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时，可以运用一些关于政治制度的理论。虽然抗议和参政是一种民主程序，但是相对于其他年龄段，青年比例较高的国家实现民主的机会非常渺茫。诺亚·布里克和马克·弗利发现在“阿拉伯之春”中，叙利亚、埃及和突尼斯的青年风险因子都比较高。其中，叙利亚的青年风险因子最高。青年风险因子覆盖的是劳动年龄人口中17～26岁的人群。突尼斯的冲突风险已经下降，因为自“阿拉伯之春”以来，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群体规模比以前要小；叙利亚的冲突风险则在增加，因为每一个达到劳动年龄的群体都大于之前的群体。

理查德·钦科塔经过研究发现，在一个年龄结构非常年轻的国家，如果年青成年人的比例下降到0.4左右(大约相当于年龄中位数29.5岁），它就有一半的机会发展为更加开放的国家。根据钦科塔的研究，如果年龄中位数为25岁或低于25岁，在美国机构评级为“自由”的国家中，几乎没有几个能维持10年以上。如果年龄中位数为15岁，只有大约8%的国家有机会被评为“自由”；如果年龄中位数超过25岁，概率超过30%;如果年龄中位数为35岁，概率上升到75%;而那些年龄中位数达到45岁的国家则有90%的机会。

你可能已经意识到存在例外情况——年龄中位数上升并不意味着向西方民主政治的自然过渡。有些例外情况出现在人口非常年轻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自由”评级甚至维持了超过10年，其中包括马里共和国(12年）、贝宁(27年）和加纳(20年）。那些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仍保留独裁政体的国家排除在外。钦科塔和同事约翰·多塞斯发现：“青年人口膨胀逐渐消失似乎能引起改变，但是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军事政变后的‘临时政权’、弱势的个人独裁政权或某些民主政体中。”独裁政权面临的政治对手最少，到目前为止几乎不受影响。尽管有必要对年龄结构和政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多研究，但是我们几乎可以得出结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中年及以上年龄结构的国家将会出现更多不同的政体类型。

然而，在这类国家中，年龄中位数在25岁或25岁以下的国家数量正在减少，将从2015年的78个减少到2035年的50个。特别是巴基斯坦、埃及、约旦、叙利亚、海地和南非，如果人口出生率继续下降，它们将在未来15年内掉出该类别。尽管出生率有所下降，但是到2035年，巴基斯坦人口将增加39%,埃及人口将增加37%,海地人口将增加27%,这种现象被称为人口惯性。也就是说，由于生育群体规模大，即使总和生育率下降，人口总量仍然会保持增长。但是在年轻人比例不断下降的国家，也很少会发生激烈的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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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地区的国家来说，一方面，青年易于制造麻烦、煽动冲突，力求通过重大变革来改变现状；另一方面，青年是革新者，是争取权利和进步的驱动力量。地位决定立场。对于独裁的当权者来说，青年就像一群需要被压制的蚂蚁。但是，如果是受压迫者或被剥夺权利者，青年就更像希望，担负使命引领社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阅读文献资料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青年，特别是青年男性，对社会来说是一种不稳定因素。但如果认为这部分人都存在问题，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将大批青年为社会所做的积极贡献排除在讨论之外。因此，对这些地区的国家来说，合理的政策目标应该是关注青年的机会，这里主要是指工作机会。有时候，问题明明是不作为，结果却将人口统计当作借口。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微软前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等人都指出过，非洲的人口高增长率与这片大陆的贫困和人口迁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针对这个问题，有人批评说：“青年膨胀理论是西方国家有关人士及其伙伴政权，对高失业率或社会冲突的一种简单化解释，因为它将这些问题归因于人口统计，而不是数十年来失败的经济政策。”不要责怪青年，应该把重点放在腐败、低效的体制和法治薄弱等因素上。这些问题是治理不善的标志，意味着非洲许多国家的商业投资环境不利，而且它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用溢美之词重新诠释青年膨胀也存在问题。在非洲，整个大陆都极力将青年膨胀重新定义为人口红利(见第六章），并关注青年人对建设非洲经济能够做出的积极贡献。这么做的动机是利用所能拥抱的一切条件。一些学者认为这种重新诠释可能会导致人们对青年膨胀抱有不切实际的看法，不再将注意力放在急需解决的节制生育问题上。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讨论。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向成年的过渡可能都非常困难。甚至在一些年龄结构较大的国家，青年都在寻求独立，却没有机会实现独立，因此他们经历和表达的不满要超过社会上的其他年龄群体。哪怕是在富裕国家，青年的生活也会受到是否拥有政治和经济机遇的影响。当一个国家经历了人口转变，而且青年的数量远远超过老年人时会发生什么呢？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态会有什么不同？为了考察生育率下降的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家的未来走向，我们现在转向另一个极端：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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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我国农村地区的出生性别比为122.1,城镇地区为120.2。——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