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戴表元

戴表元(1244—1310)，字师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今浙江奉化）人，号剡源先生、质野翁、充安老人等。他曾自序：“五岁知诗书，六岁知为诗，七岁知习古文，十五始学辞赋，十七试郡校，连优，补守六经谕。”南宋咸淳七年(1271)中进士，授迪功郎升学教授。元军下江南，戴表元避兵于四明山中，之后返回故里，读书之余，授徒卖文为生。元大德八年(1304)，由执政推荐拜信州教授，秩满授婺州，以疾辞。至大三年(1310)卒，享年67岁。《元史》有传，有《剡源集》二十八卷存世。今人辑有《戴表元集》。

戴表元师从四明王应麟、天台戴岳祥，二人皆以文学名于世。他与当时著名诗人方回、赵孟頫、柳贯都是好朋友，这些人在诗歌的创作上都表著一时。戴氏去世之年，正是宋濂出生之时，于宋濂自然是前辈。宋濂的恩师黄溍，“于宋季辞章之士，乐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为然”。因黄溍的称道不已，宋濂于是四处求购戴氏文集，未果。后宋濂总裁《元史》，遂派人下江南寻访，不久有司果然访得《剡源集》二十八卷献上。宋濂看罢，欣然为之作序。宋濂认为至宋代末期，重道轻文，乃至文风凋敝，那些单纯追求宏博、古奥的文章，简直不堪卒读。“及览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峦出云，姿态横逸而连翩弗断；如通川萦纡，十步九折，而无直泻怒奔之失。”戴氏简直就是力挽文坛狂澜于将倒的“豪杰之士”。于是他命人将戴表元写入《元史》“儒林传”。《元史》评价曰：“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一人而已。”可谓推崇至高。

宋濂所感慨的“辞章至于宋季，其敝甚矣”，正是戴表元眼中的文坛。戴表元认为，文与道是不相妨碍的，“人之精气，蕴之为道德，发之为事业，而达之于言语词章，亦若是而已矣”。无论是道德还是辞章，都是人之精气的体现。自孔孟之后，便“言道者不必贵文，言文者不必兼道”，文道分离，如此持续了近两千年，期间涌现了很多“通儒硕人”，他们或者在传“道”上，或者在为“文”上，都做得非常出色，“窃独怪夫古之通儒硕人，凡以著述表见于世者，莫不皆有统绪，若曾、孟、周、邵、程、张之于道，屈、贾、司马、班、扬、韩、柳、欧阳、苏之于文”，但是之后文和道都陷入低谷，“迨新安子朱子出，学者始复不敢杂道于文”。朱熹之学以性理为主，但他也留下了3000多首诗，其诗多明理，算是将文与道结合得比较好的。戴表元并没有把辞章之没落归罪于朱子学，而认为罪魁祸首是科举考试。他于景定、咸淳年间客居杭州时，就发现能作诗的人极少。大家专心科举，无暇留意于诗文。而他当时正在学诗，“每每为人所厌薄”。当时人对作诗的普遍看法是：“以为兹技乃天之所以畀于穷退之人，使其吟谣山林，以泄其无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戴表元当时就觉得这种观点很狭隘。后来他入太学，又发现“诸贤高谈性命，其次不过驰骛于竿椟俳谐、场屋破碎之文，以随时悦俗，无有肯以诗为事者”。那些山林退士、江湖羁客倒是不关心科举，但他们于诗“仅或能攻”而已；而那些踏入仕途已不用再参加科举者，于诗却“往往以余力及之”。所以这些人对于诗学的推动无济于事。入元后，科举废除，这时戴表元结识了很多会作诗的人，因为“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

他总结南宋一朝的文风：“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永嘉之学，志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诸贤，力肆于辞，断章近语，杂然陈列，体益新而变日多，故言浩漫者荡而倨，极援证者广而颣。俳谐之词获绝于近世，而一切直致，弃坏绳墨，棼烂不可举。文不在兹，其何以垂后？”当然，此处的“理学”并非指程朱道学，而是科举考试所要求的程式学问。与唐代以诗为考试科目不同，宋代科举考的是明经、辞赋，所以大家不愿在作诗上花太多精力。“人不攻诗，不害为通儒”，相反，“间有一二以诗进，谓之杂流，人不齿录”。如此，诗学受冷落便成为必然。戴表元为什么这么重视作诗？在他看来，“诗者，文之事”，作诗本属于作文，他奇怪的是有些人一定要把诗和文区分开，为文者耻于作诗，作诗者常常谦虚地不敢言文。所以他有时很绝望：“若如今人，直谓之无诗无乐可也。”

在戴表元心目中，理想的状态是文道合一。生当宋元鼎革之际，他目睹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苦难，所以他写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这些诗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论，都是上乘佳作。清代卢文弨评价其诗：“和易而不流，严谨而不局，质直而不俚，华腴而不淫。”这自然是对其诗形式上的概括，从内容上看，其反映社会现实、人间苦难，表达故国哀思、沉痛情感，当然是人道的体现。

戴表元有感于当时诗歌创作的没落，所以认为文和道可以分离。即诗歌不必非要“载道”“明理”，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一文道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宋濂爱其文，但对这一观点却并不认同，认为文道从来都是合一的。作为前辈，戴表元的观念启发了宋濂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