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宋元时代之两浙，今日之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前世今生

2021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恰在此时，张宏利博士的《宋代浙江沿海滩涂开发与区域社会治理研究》一书也最终定稿。该书从拟题到成稿，历时五年之久，其间，我多与闻其事，而今再读原稿所探讨的对象，突然间有种古今相通之感。

曩者，两浙在古代中国文明开蒙史上，属于落后之地，直至战国前期，尚被中原人视为蛮荒之地，但随着吴越两国的先后崛起，中经两浙先人的披荆斩棘，迨至北宋，特别是南宋时期，古代中国经济重心彻底南移到苏南与浙江一带，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后，两浙的地位急遽提高。两浙即两浙路，北宋时期将全国疆域划分为若干路，路之下设府、州、军、监。北宋初期的两浙路下辖今江苏南部的南京南部、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与浙江省全域。南宋的两浙路则析分为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本书的研究地域相当于今日浙江省区域。

自宋代以降，浙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文化影响力始终处于古代、近现代中国的前沿，虽然20世纪50—60年代因种种原因稍有失落，但伴随着改革开放东风的吹起，宋人潘阆所描述的“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之浙人风范再次显现。可以说，宋代之两浙，今日之浙江，二者之间的文化根脉，赓续着浙江这一“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前世今生。

经过多番打磨、反复修改，张宏利博士这本著作终于付梓在即，他嘱我写个序。起初我因杂事过多难以分身，思忖着如何推托，但踌躇不久，便有了借该作聊聊读后感的想法。2017年我正式调到浙江师范大学工作后，居浙时间逐渐增加，不知不觉便成了新浙人，对浙江的认同感可谓与日俱增，常据浙人立场论事，因此也会时常审视与探索浙江的历史与文化。

该作是宏利博士根据其博士后出站报告修改而成的，因我是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可谓既比较熟悉该作，又比较熟悉作者。宏利博士在本、硕、博阶段接受的是比较严格的传统史学训练，主要学习与研究北方民族史。但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于2016年6月进入浙江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促使宏利博士不得不改变其多年研习的专业与研究范式。我在该流动站设定的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学”，加之身处东部海疆，故在宏利博士拟定博士后流动站的选题之际，我尝试着建议他尽量改变研究方向，借用社会学、社会经济史学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古今江浙闽粤海洋经济发展史。这对宏利博士而言是比较大的挑战，毕竟突然改变自己研习多年的研究范式，学习新的学科与研究方法，是一个费时费力且不知前景如何的决定。不消说，宏利博士决定接受新的挑战，选择宋代浙江海洋经济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在自己的历史学背景之外，研修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希冀运用交叉学科的理论、方法与视角，开展跨学科研究。

之所以劝宏利博士选择宋代浙江海洋经济与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自北宋，特别是南宋以降，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心便彻底转移到江浙一带，后经元代的继续发展，再经明、清两代与民国时期，虽然时逾千余年，直至今日该地仍是中国的经济重心。

为了准备该书，宏利博士先后撰写了数篇学术论文。经过一年时间的转型准备，他于2017年6月向我提交了开题报告，认为“宋代官方以陆地思维审视海洋的内敛型海洋观，实属古代中国历朝统治阶层海洋观的一个缩影。但是，宋代民间以海洋思维看待海洋的开放型海洋观，一直在历代的民间传承着。官方与民间在海洋空间利用上有着‘明确的分工’，官方主要利用近海空间，民间则拓展远海空间。官民合作经营海洋事业，共同造就了自西汉至元代持续1500余年的‘中国帆船时代’”。以此认识为基础，宏利博士逐渐修正与完善自己对宋代东部沿海社会与涉海群体的认识与认知，先后发表了《“帆船时代”两种海洋观的并存》《宋代沿海社会秩序的构建》《宋代沿海地方社会控制与涉海群体的应对》《宋代浙东地区私盐制贩与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变》等论文，这本书便是他长达五年思考、研讨的结晶。

研读定稿，发现宏利博士已能比较熟练地利用社会学、社会经济史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海洋社会及海洋史了，其原有的历史学训练又得到了提高，故其对宋代沿海与海上社会的研究既见功力，又不乏新意，可见其研究范式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本书主要想厘清四个问题：一是浙江官民开发沿海滩涂的动因；二是浙江官民沿海滩涂开发的具体形态与卫护开发成果的努力；三是浙江官民沿海滩涂开发活动与区域社会治理的演化；四是浙江官民共同经营海洋事业的样态。

以下，笔者拟顺着该作的思路、运用其成果，简单介绍、解读大作内涵，某种意义上说，是该作的“节略”本，权作“代序”。

一　宋代浙江走向海洋的动因

依山傍海的浙江早在远古时代便有许多人以海为生，但官方主导海上事业，或者说官方真正走向海洋，则自宋代始。宋代浙江开始走向海洋的原因有多种，其直接动因是伴随着古代中国经济重心彻底南移，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后，两浙的地位急遽提高。但将仅7000多平方公里的杭嘉湖平原上的杭州作为首都，将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作为畿辅之地，对于农耕时代的较大王朝而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苦涩选择。跟随朝廷迁来的大量移民、整个国家机器运转必需的赋税、连年不绝的战争费用，加之古代落后的交通条件与简陋的运输手段，都是两浙多山地貌、沟深流急水系与自然灾害频仍环境所难以承受的。由于逼仄的平原难以满足耕作之需，两浙官民只能向高山丘陵、湖泊沼泽、海洋滩涂要地要粮。

北宋时期，两浙开山为耕地，围湖、竭泽为田园，加之占城稻的引进与普遍种植，以及麦、粟、黍、豆等作物的推广，使得农民可以根据各种作物的性能，达到陈旉《农书》所说的“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的局面，使得两浙路的粮食总产量居两宋全国之首。但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以山地与沼泽及湖泊基本上被开辟殆尽为代价的。虽则如此，日益增多的人口仍有相当部分难以果腹，更难以招架官府的盘剥，人们只好寄希望于海洋，耕海为田，所谓“日月所照，梯山航海，风雨所均，削衽袭带”者，是也。

当然，宋代两浙路人们的目光投向海洋不仅仅是因为缺地，该地农产品的专业化、商品化，也是推动力之一。伴随着两浙路农业商品化程度的大幅提高，手工业生产也超越了前代并成为宋王朝境内最发达之地。

农业商品化与手工业发达反过来促进了两宋在数、理、化、农、生物、地理、天文等科学的发展，在造船、制瓷制陶、机械、纺织、建筑等技术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两浙路。

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家族中的水浮磁针的制作方法首见于北宋钱塘县人沈括的《梦溪笔谈》。该制法经沈括公之于世后，极大地促进了磁针在航海领域的应用和普及。比较粗糙的指南针应用到航海，应不早于北宋时期，罗盘指南针应用到航海当在南宋时期，该种航海指南针成为海舶必备的航海工具则在元代。

宋代，特别是南宋，是古代中国海上贸易最活跃时期的开始，南宋与元代将中国的帆船时代推上了高峰。北宋为了管理海上贸易事业，特设代表朝廷从事官办贸易的市舶司。此前，唐代曾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但基本上由宦官担任﹐虽为市舶司前身，但与市舶司有着较大的区别：市舶司是宋元王朝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外贸的官府，类似于今天的海关，是国家机构；市舶使是官职，唐廷在广州等通商口岸，或特派宦官，或由所在节度使兼任，主要职责是对外贸实施监督和管理，向外来的船舶征收关税，为宫廷采购舶来品，管理商人向皇帝进贡的物品，可以比照皇室的内府或内务府。

北宋的市舶司初设在广州，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又陆续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处设立。南宋初期，两浙、福建、广南东路设立市舶司，后又屡设而名称屡改。宋王朝与西太平洋及北印度洋的东亚、东南亚、南亚与北非许多国家或地区有着海上贸易，进出口货物达数百种。

二　浙江官民沿海滩涂开发的具体形态与卫护开发成果的努力

1　滩涂变桑田

所谓沿海滩涂，有的将其界定为平均高潮线以下、低潮线以上的海域，有的将其界定为沿海大潮高潮位和低潮位之间的潮浸地带，但不管如何理解，滩涂既属于土地，又是海域的组成部分，既包括河口、海滩、潮滩、潮沟、沙坝、沙洲、潟湖等，又包含浅海、海湾、海岛等。

今天的浙江省海岸带面积共3.97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为1.21万平方公里，潮间带（海涂）面积0.24万平方公里，海洋岛屿面积0.17万平方公里，浅海海域面积2.35万平方公里。宏利博士认为，以今日浙江沿海平原面积为基准，两宋时期海岸带面积要小于今天，沿海滩涂面积也比今天为少，但沿海滩涂类型当与现今一致。

2　盐业之利

海滩开发除用于耕种之外，辟为盐场也占重要部分。有唐之时，两浙已有不少盐场，但该地盐场大发展，则在两宋时期。郭正忠认为当时有一至两万户盐户从事制盐事业。该时期，浙江沿海盐场的制盐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尤其以煎盐法为著，完整的煎炼工序建立后，海盐产量大增，朝廷获利甚巨。对此，《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有“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盐之入官，淮南、福建、两浙之温台明斤为钱四，杭、秀为钱六，广南为钱五。其出，视去盐道里远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宋熙宁六年(1073)“两浙自去岁及今岁各半年间，所增盐课四十万，今又增及二十五万缗”。《宋史》则载，乾道六年(1170)“二浙课额一百九十七万余石，去年两务场卖浙盐二十万二千余袋，收钱五百一万二千余贯，而盐灶乃计二千四百余所”。

3　海捕之业

两宋在开辟海滩的同时，浙江民众海物采捕活动也愈发活跃，以至于《三山志》认为“两浙海隩四畔皆鱼业小民”。因此之故，弘治《温州府志》云“濒海之家，多藉鱼盐之利，然谨厚者出于天资，而浇薄者成于气习”，至正《四明续志》说“民趋渔业”，乾道《四明图经》有“俗殷于渔盐蜃蛤”之论，《宋史》则曰“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厚”。渔盐之利吸引了大量人员参与，逐渐形成村镇乃至市镇。

4　海上贸易

据黄纯艳研究，北宋时期，浙东地区海船数量就已超过2万艘；南宋之时浙东、福建两路海船更是超过4万艘。葛金芳则认为南宋中后期沿海十三州民众拥有船只七八万艘。据此可知，两宋时期的浙江民间拥有数量众多的海船，这些船只大都是民间造船场建造的。当时还有官府船场，当有数目众多的造船人员从事该事业，这也催生了一批海船户专门从事海上航运业。据何锋研究，南宋两浙（明州除外）、闽、粤官方船场在1131年至1140年间，共竣工约8700艘船只。葛金芳等认为南宋东南沿海常年有近十万人涉足航海贸易，估计沿海各州从事海上运输和贸易的水手可达数万人，其活动范围广布于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的广阔海域。对此，美国学者佩恩进一步论证了市舶司制度之设使印度尼西亚群岛、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海上贸易得以迅速发展。

5　官民共同卫护沿海滩涂开发事业

两浙官民修筑海洋灾害防御工程之历史，肇始于汉代，但大规模卫护工程则开始于海洋事业繁盛，特别是沿海滩涂大开发的宋代。

两浙沿海囿于地理环境，素来频发台风、海啸等灾害。曩者，当人们没有深入沿海并开辟滩涂、围海造田之际，海洋灾害对岸上的人们伤害相对较小。迨至两宋，伴随着人们向海要田、耕海为生事业的展开，近海暴风、海溢与海潮等灾害的破坏力也随之增强。

漆侠说浙江沿海良田被海水浸漫后会变成不毛之地，二三十年难以恢复。于是，海塘、碶、堰、埭、闸、斗门等一系列海洋灾害防御工程在这些地方接踵兴建。这些卫护设施遇到强海潮、强台风时都会遭到损坏，故需经常修筑，而此项事业既需庞大的人力资源，又需巨额的钱财。这种费尽人力、物力与财力的经常性巨大工程，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是单方面力量无法承受之重。于是，两宋时代便形成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府、地方精英与濒海细民相互协作、共同卫护沿海滩涂开发事业的运作机制。与此相应，浙江海洋灾害防御工程经费筹集方式也呈现多元化特色，之实际运行之中，则形成了中央财政支出、地方政府筹措、民众摊派、地方官吏与精英襄助等经费筹措方式。长此以往，这些方式便成为浙江人行为方式一部分，使得后来乃至今日的浙江人具有团结协作之文化传统。

三　浙江官民沿海滩涂开发与区域社会治理态势的演化

刘志伟认为一个地区的拓殖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对资源的争夺。两浙滩涂开发自然不能超越该铁律，生发出许多社会现象。

沿海滩涂开发至少会衍生出三项事业：耕种、海盐生产与海物采捕。该三项事业虽然密切相关，但仍可分为不同场域，各场域汇集的人群又不尽相同，其利益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亦各自相异。而官府会根据不同场域的社会关系、利益纠葛等实行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由此生成不尽相同的治理体系。

以浙江沿海民众沿海滩涂开发活动与区域社会治理模式演化之间的关系观之，可以发现不同沿海滩涂开发活动之间存在相异的区域社会治理体系，这也使得宋代中央政府与浙江官府经常根据不同开发领域出现的新情况不断改变治理方式。

通过浙江官民持续的沿海滩涂开发活动，浙江沿海与海上也因此形成了以海洋文明为初步特色的沿海社会治理体系。从本质上说，浙江沿海与海上区域治理体系仍然没有彻底突破秦汉以降各朝的治国理念，即国家是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核心力量，官僚集团通过权力的集中、转移与分配来控制人民，希冀以此达到长治久安，但濒海与海上生民有着陆上人们所不具备的生计模式，流动、交易与开拓是海洋文明的内在属性，这与古代中原王朝推崇固定居所、安土重迁的相对保守的农耕社会为样板来制定的制度相冲突，从而使得两宋特别是南宋朝廷只能徘徊在二者之间，在陆上社会与濒海及海上社会相异的内在运行模式、行为方式之间寻找平衡点。

两宋，特别是南宋的社会治理体系固然有着比较深刻的传统中原王朝印记，但为了解决财政拮据难题，还是鼓励民间从事海上事业的。这种踟蹰与矛盾，必然导致宋廷在维护统治稳定的同时，制约着民众利用海洋空间的广度与深度，其直接的后果是民间商人在拓展环中国海、北印度洋与阿拉伯海贸易圈之际，缺乏官方海上力量的有力保护，不能控制主要贸易通道，无法向更广袤的海域拓展，海上贸易活跃程度被削弱，交易规模与商品种类也同时遭到限制，这也是宋代没能发展为全球性海洋帝国的重要原因。杨国桢先生认为这一后果的深远影响是，中国海洋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被纳入西方世界体系，海洋局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朝贡体制崩溃，代之以西方主导的条约体制，传统海洋产业受到极大的冲击，从而导致中华海洋文明传统的停止、扭曲和变态。

自中原王朝实施秦制以降，大部分王朝在保证国家安全与追求海外新奇商品之间存在着矛盾，使得古代中国海上贸易的发展之路既复杂又曲折。出身农耕社会的中原王朝统治集团往往更易接受“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为了陆上君主专制政权的稳定，他们往往选择反对海外冒险以及抵制随之而来的奢侈品，认为这会危害政权的安全、经济的稳定以及百姓的道德水准。从而产生了美国学者林肯·佩恩所说的官方政策使古代中国无法与其边界以外的世界相互交流，中国人的活动主要是由国家命令而不是由文化偏好决定的。

当然，元帝国建立者出身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因其生产方式比较单一，必须通过交易才能生存，故元帝国极为重视海上贸易，实际上形成了海陆二元帝国形态，此非本文主要论证对象，恕不详述。

四　赓续官民共同经营海洋事业传统，探寻今日浙江共同富裕之路

1　宋元官民共同经营海洋事业传统

纵观两宋浙江官民300余年的沿海滩涂开发与海洋活动，其主要影响有三：一是催生了多项生业、多种生计方式；二是中央政府、浙江官府、地方精英与一般民众社会关系渐变，进而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三是上述两点推动着两宋官民不断走向海洋。

实际上，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浙江先民业已能够制造并利用舟楫，利用在河湖之中积累的航运经验，开始从事近海航行。但海上事业之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的发达、科学的进步与国家的支持，直至宋代，这些条件已基本具备。就浙江而言，宋代官民利用与开发海洋资源的规模与深度，均远超前朝。

两宋时期浙江民众向海洋发展的意愿十分强烈，因其越来越广泛、愈来愈深入地利用、开发海洋资源，其生产生活空间不断得到拓展，滨海居民涉险追逐海洋之利之风甚盛，曾任职浙江的苏轼即有“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之感。

伴随浙江官民开发沿海滩涂活动的深入，航海贸易活动也以此为基础而不断拓展，民间商人据此而开拓出连接环中国海、印度洋西部、阿拉伯海的贸易圈。浙江沿海地区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其区域内部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加强。陈国灿认为浙江借助其地处沿海的自然条件积极开发海洋经济、开拓海外市场，使得越来越多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海洋发生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朝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趋势。航海贸易的兴盛，已然逐渐改变传统农耕社会的经济模式。宋元两代，特别是到了元代，中国商人渐渐在海外贸易中占据了优势，到南宋末期与元代业已控制了中国对南海、北印度洋与东海及黄海的贸易业务。

可以说，经过宋元两代400多年的沿海开发与海上事业的浸淫，两浙及古代中国东部沿海的涉海居民性格逐渐获得了某些海洋民族的特征。

海外贸易是海洋区域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海洋区域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海陆一体化的开放型经济。正是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市场在沿海地区与海洋市场形成了交织和链接，而这一交织和链接成就了一个新的市场——近海与海外市场。廖伊婕认为近海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对江南市场和东南市场的高度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完成于两宋，海洋贸易巨大的拉动作用促进了近海市场的发展，这也是江南经济迅速崛起并超过中原地区的重要原因。

宋元两代海上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沿海涉海居民海洋意识与观念的变化。宋元两代初步摈弃了重农抑商政策，朝廷基本上将海上贸易、工商业视为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财政来源。就南宋而言，仅海舶税便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左右，而盐茶酒之利，以两浙路为例，其“税十居其八”。元代财政收入的最大宗是盐税，如天历二年(1329)征收的盐税占国家财政收入中钱钞的80%左右。

2　南宋元代海陆二元帝国形态的初步构建

中国历史是一部由内陆逐渐走向海洋的历史，两宋王朝因向内陆发展受阻，不得不向海洋方向发展以取得生存机会和经济发展，海洋的巨大潜力由此得以释放。

浙江之所以能够走向海洋，在于宋王朝以积极的心态看待海洋，并实施鼓励民间力量利用海洋资源的政策，元王朝取代南宋后不但承继该政策，而且有更大的推进。北宋，特别是南宋与元代中央统治者之所以重视海洋事业，乃在于近海经济活动、航海贸易是其开拓财源的重要方式。民间海洋力量则基于追逐个人私利而发展滨海地区各项涉海生计，以拓展其生存空间。这种情势在浙江表现得尤为显著，依海而兴的浙江成为宋王朝赖以为继的基石，全国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受其影响渐次移至于此。在浙江的引领下，中国形成了依托陆地、走向海洋的新格局，中国社会呈现出由内陆型为主向陆海并重型转变的发展趋势，并推动着中华文明由大陆主体性向陆海双构形态的演进，有元一代基本上形成了海陆二元帝国形态。

3　衍生于宋元海陆二元帝国基本架构之上的浙东学派

如上所述，两宋的陆海双构形态，加之元代近百年的进一步强化，使得宋元帝国具有了海陆二元帝国的架构，东部沿海的涉海居民具有了海洋民族的部分特征，反映在社会思想与文化上，东部沿海出现了有别于传统“农本工商末”的浙东学派。

浙东学派又称浙东事功学派，肇始于北宋明州、温州、永嘉与婺州，成熟于南宋，由婺州学派、永康学派与永嘉学派构成。其中，前者以吕祖谦为代表，中者以陈亮为代表，后者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其共同特征是“经世致用”。细而言之，吕祖谦提倡“天理常在人欲中，未尝须臾离”；陈亮主张“农商相藉”“农商并重”；叶适讲求“本末并兴”“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等，反对“重农抑商”政策，对北宋二程“灭私欲则天理明”、南宋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予以否定。

迨至元代，浙东学派的核心思想由东发学派、深宁学派、四明学派与金华学派所继承。其中，东发学派主要以黄震为代表，深宁学派主要以王应麟为魁首，四明学派主要以“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标志、金华学派以“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象征。

浙东学派沉寂于明代初中期，利用流民起家的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后对流民严加防范并作为祖制传及子孙，特点是用严厉的户籍制度将整个帝国的百姓固着在居住地，故明初便严“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凡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务业，俱在里甲。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甲下或有他郡流移者，即时送县官，给行粮，押赴原籍州县复业”。在思想上，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价值观的朱熹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并纳入科举体系。在此情形下，主张“农商并重”“农工商皆本”的浙东学派便丧失了继续深入发展的土壤。尽管如此，明中后叶的王阳明通过“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建构了心学体系，赓续了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底色。

如果说南宋与元代的240多年是浙东学派兴起兴盛的第一高峰，王阳明心学是第二高峰的话，那么，清初成功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的黄宗羲便是第三高峰的代表。经过晚明农民战争的涤荡、清廷入主中原与南明政权被次第消灭，朱明王朝所实施的绝对君主专制体制暂时有所缓解。于是，明末清初之际，一批比较有真知灼见的学者群体涌现了出来，被称为“中国启蒙思想之父”的黄宗羲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黄宗羲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出生于浙江余姚，其以民本为核心的思想体现在撰写于顺治十年(1653)的《留书》之中，以及康熙二年(1663)完成的《明夷待访录》之中。对此，梅新林、俞樟华等在《浙东学派编年史》一书中说：“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李塨、王源等为代表，同时对晚明学术流弊与明亡之鉴展开深刻反思与批评，于是以经世致用之学为主潮，在清代前期出现了历史性的学术转型，并逐步形成了‘以实为宗’的新的学术风尚”，“而从学术史地图观之，当时南有江浙，北有中原，两大中心遥相呼应”，“其中黄宗羲显然雄居这一新的学术时代主潮的制高点上”。在经济发展模式上，黄宗羲主张“工商皆本”，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商品经济、农工商业并举的政策主张。所以，徐定宝认为黄宗羲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明清浙东学术在实践性上的最集中体现。

4　改革开放政策与浙东学派文化基因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过程中的地位

以宋元以来浙江东部与东南部沿海涉海居民海洋意识与观念变化为底色的浙东学派，虽然经过明代初中期的打击一度沉寂，但中经王阳明与黄宗羲等不间断的赓续与扬弃，其文脉与思想仍不绝如缕。同时，其为求生百姓敢闯敢拼、游走四方求财行为背书，深深地影响了浙江沿海居民的气质。迨至近代列强东来，封禁的中国被迫开埠与开放，以海洋意识为底色的浙江人借此再度崛起，既有声名显赫的龙游商帮、南浔商帮、宁波商帮、温州商帮、江浙财团等，也有“鸡毛换糖”（义乌）、“弹棉花与箍桶”（永嘉）、“补鞋”（乐清）、“打铜打铁走四方”（永康）等百姓生存技能，又造就了“建筑与木雕之乡”东阳，“萤石之乡”武义、“水晶之都”浦江等工匠之乡。因此改革开放国策已经确立，诱致性制度创新的出现留下了根脉，而基层群众的自发创新恰恰是推动浙江经济市场化的主要动力之一。

应该说，海洋意识、开放传统与浙东学派之文脉培育了浙江人的气质，该气质也是支撑浙江建设“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原初动力之一。

就自然禀赋而言，很难想象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均占有耕地、能源等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准的浙江能够成为全国的“共同富裕示范区”。那么，浙江凭什么迅速异军突起呢？溯其缘由，除得益于改革开放国策外，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浙江人承继了浙东事功学派的文明基因。

可以说，《宋代浙江沿海滩涂开发与区域社会治理研究》一书的探讨，必定会为人们找到浙江高质量发展的密码尽一份力量，为全国其他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历史经验支撑。

是为序。

于逢春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院长

2022年6月22日

于金华尖峰山南麓之吕祖谦丽泽书院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