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界应尽指导社会的天职

今日承同业诸君招待，愧不敢当。鄙人最初与国家发生关系，即自经营报事始，其对于他方面，有脱离者，亦有中断者，惟对于报界，始终无脱离或中断之时。今后且将益尽力于是焉。此次来京，对于报界有种种不调之感想，愿与诸君略言之。

一，北京报纸之多，为世界各文明国首都所未有。鄙人二十年前，即抱此种希望，谓国家文野之分，以报纸之多少为标准，若中国之报纸，能与他国比拟，则其他亦可类推。今则居然都到眼前来矣，宜若可以乐观。然按之实际，其混杂之状态，愈足令人悲观，理想与事实，其相去一何悬殊之甚耶。

二，报纸为社会之缩影，社会之事事物物，无不映射于报纸，欲知社会之真相者，须于报纸中求之，此定例也。中国之报纸则不然，虚虚实实，令人迷离徜恍，不可辨别，无以名之。请以电影为喻，电影馆林立，互相竞争，制造影片之人，惟日求新奇以炫人目，骤观之，俨若真有其境，真有其事其人，实则皆制造影片之人，意想假造，未可遽认为事实者也。中国之社会固不良，然尚不若报纸上之蜃楼海市，不可端倪。报纸上之社会，与实际上之社会，成为两截，此亦奇异之现象也。

三，言庞事杂，更甚于前。报界中之言庞事杂，无可讳言，然回想民国元二年，不啻若唐虞三代之盛。两派各有极端之主张，争论不已，固相若也，然彼此时为宪法问题、借款问题、财政问题，无论其意见何若，尚各有一番之研究。今则此等含有研究的性质之文章，几于凤毛麟角，不可概见，偶或有之，亦属聊充篇幅，置之无关紧要之地位，阅者亦绝不注意及之。以问题最多之国家，在报纸上观之，几若毫无问题之国家，有之则人的问题而已，未有及于事理者也。

就以上三种感想论之，欲不悲观，不可得已。然此为一时之现象，苟报界中坚人物，力矫其弊，必有挽回之日。余以为第一须用力者，万不可迎合社会，必须出全力矫正社会。在专制时代，所谓逢君之恶，长君之恶，野心家惟知取悦于一人，以达攫夺权位之目的。今日则野心家专务逢社会之恶，长社会之恶，以取悦于社会，而达其攫夺权位之目的。社会之弱点在贪鄙，则以金钱利用之；社会之弱点在怯弱，则以威力利用之。社会之弱点，只有二三分，甲方面一度利用，增长一二分，乙方面一度利用，又增长一二分，展转利用，非至全社会陆沈不已。野心家为权利起见，无所不用其极，吾报界负指导社会之责，何为供野心家之利用而自失其天职耶？

1917年 3月 15日《东方》第 14卷第 3号第 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