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0.1　选题背景及意义

资本主义改良，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一系列制度变革，是“修理”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20世纪初，西方左翼思潮中有两种看待改良的观点。温和的改良派十分肯定改良，认为资本主义通过不断“更换零件”、不断适应新环境，最后演变为另一种全新的社会机器——社会主义。因此，改良派争当“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相信资本主义可以自发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激进的革命派则认为，改良只能缓解或转移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经济稳定增长、工资提升、劳资和谐成为这一时期的特征。自8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从政府管制和调控的资本积累体制转变为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资本积累体制。新体制引起了这些国家工人收入和福利的增长停滞甚至下降，导致了工人阶级反抗金融垄断资本的阶级斗争。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产出、收入和就业都大幅下降。虽然这些国家的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只是从衰退趋势转变为缓慢增长状态，还引起了政府债务危机、民众收入和福利被大幅削减等严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这引发了民众大规模反抗垄断金融资本集团统治所带来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运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左翼学者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产生了兴趣，他们试图从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内部寻找当前危机和困境的根源。不过，这些学者并不像马克思那样认为资本积累过程的不平等、不稳定和危机倾向不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得到解决，而是认为可以通过一套政治和经济制度来对其进行缓解。他们相信，“黄金时代”以“政府管制和调控、适度竞争、劳资合作”为特征的调节主义制度结构能实现稳定、和谐的资本积累，从而把当前的危机和困境归结于新自由主义制度变革。相应地，他们主张通过大众民主政治过程推动调节主义制度结构的重建。显然，西方左翼学者并不认为当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他们的思路和改良派是一脉相承的。

为了澄清当代西方左翼理论的错误，也为了探索中国如何在全面小康时代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有必要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分析不同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改良在一定时期获得成功和最终难以为继的原因，说明在资本增殖法则支配生产体系发展的体制下，宏观调控和制度变革所导致的民众收入和福利普遍、持续提高的前提条件和实现途径，探究改良成效与资本增殖条件变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

和以往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相比，本书具有以下两方面意义。

第一，本书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评价了当代资本主义改良的相关理论，有助于学术界深化对当代西方左翼理论的理解。西方左翼学者认为，改良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本研究揭示出这一错误认识源自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差异。

第二，本书系统研究了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改良实践，可为相关领域的实践提供决策参考。自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其中有些制度的产生仅仅是为了掩盖或缓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另一些制度则可能是未来社会形态的萌芽。本研究将二者区分开来，有助于各级政府、各类企业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

0.2　本书主要内容

0.2.1　对当代资本主义改良理论的考察

本书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比较。西方左翼学者的理论不能内生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为何会在二战结束后从繁荣转向衰退、为什么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变革。而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则能内生地解释这一发展过程。二战后发达国家的繁荣景象源自科技革命和冷战军备带来的大量投资机会。由于存在庞大的投资需求，寡头间的竞争不激烈，能稳定赚取垄断利润，工人阶级也能借此争取到工资的增长而不威胁资本增殖。但这种高利润、高积累、高工资并存的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外部需求刺激的投资和生产扩张所引致的增长最终会使要素价格上涨，从而使利润率下降。可见，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

0.2.2　对当代资本主义改良模式的考察

本研究考察了分布于欧洲、北美洲、东亚洲和大洋洲的15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实践，分析了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将各个国家的改良实践归纳为四种模式：自由资本主义、保守式协调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式协调资本主义和东亚式协调资本主义。

0.2.2.1　自由资本主义改良模式

自由资本主义改良模式主要被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国家所采用，本书考察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自由资本主义的改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代”和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在“黄金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改良的特点是：仅覆盖部分人口的社会福利计划；在福利分配中广泛运用家计调查；公共筹资的服务只有卫生和教育，公共提供的服务只有教育；多元主义的分散化劳资谈判体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竭力推动削减福利支出，尽管采取了诸多淡化消极影响和分化反对人群的策略，他们也只是遏制了福利增长的势头。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者对劳资关系体制的重组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工会的力量受到严重压制，集体谈判的覆盖率也日渐下降，劳资关系开启了个体化时代。在世纪之交，里根和撒切尔的继承者对福利国家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即倡导“工作福利”的理念——福利的获取必须以工作为前提。这种社会政策的新理念非但没有帮助穷人脱离贫困，还通过加剧底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恶化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而塑造了许多“工作穷人”。至此，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劳动者权益的制度要么被拆除，要么已经彻底变质。

关于自由主义国家为何没有通过改良发展出具有普适性的福利制度这一问题，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将其归因于这类国家特有的技能结构。这是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完全忽略了历史和劳资矛盾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技能结构反映的是劳资力量的对比。在工业化早期，英美的工人持有专用技能，这为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造成了阻碍。资本家一直在努力推动本国技能结构的转型。二战结束以来，英美陆续将技术工人逐出劳动过程，从而形成了如今以通用技能工人和无技能工人为主的分化技能结构。这种技能结构明显有利于资本家，因为通用技能工人不需要普惠式的福利，无技能工人虽需要普惠式的福利、却无法和通用技能工人团结起来以得到足够的政治势力。可见，自由资本主义改良的非普惠性，不是因为它们的劳动者不需要，而是因为这些劳动者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失去了争取这种改良的联盟和力量。

0.2.2.2　保守式协调资本主义改良模式

保守式协调资本主义改良模式主要被西欧大陆各国所采用，本书考察的国家包括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士。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战后初期阶段，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发展，为福利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基础。福利政策作为一种社会再分配方式被各国采纳，其旨在通过国家干预来实现公平。70年代后，各国福利政策所带来的财政负担愈加沉重，政府引入自由竞争和自由选择等理念，以形成差异化社会福利体制。这些国家将公民对社会权利的获得与其个人工作绩效联系起来，以职工收入为福利给付基础，根据相应比例缴纳社会保障费用，通过缴纳社会保障费用的多寡来决定其所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发扬了中央政府管理的“合作主义”。同时，这种合作机制也导致这类国家长期处于高失业率状态，失业率与劳动生产率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非自愿失业群体给国家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其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亟待优化。

20世纪70年代后期保守式协调资本主义改良模式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去工业化现象在市场调控下形成大规模的劳动力部门迁徙，最终导致生产力的缓慢发展以及第三产业的崛起，人们对服务业需求的增加间接导致了制造业产品价格的下降，从而使工资薪金降低，导致以此为支撑的社会福利体制受挫。其次，随着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角色发生转变，妇女的劳动参与程度大大提高，使照顾老人、儿童的一部分负担落在了政府肩上。离婚率的上升导致单亲家庭的比例增加，这种家庭小型化也给公共财政带来了较大压力。再次，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受到来自别国低成本劳动力的挑战。最后，人口老龄化以及为保证就业率的提前退休政策也是财政压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为了应对这一系列的变化，此类国家通过工会与雇主达成一定协议或将合同与政府立法联系起来，使合同能够覆盖未加入工会的就业者。同时，协调程度较高的工资分配使这类国家的工资离差较小，但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仍然较低，并且其就业率的提高是由男性退出劳动力市场来中和的。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采用的是国家给予部分补贴，雇主和个人缴纳一部分保险金，但这种模式使该制度的救济性质较弱。

这类国家的福利制度对我国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首先，其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能够避免国家由于福利政策而陷入高赋税、高失业率的困境；其次，保险金来源的层次化和多元化能够满足不同生活水平居民的需要；最后，由于产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新行业层出不穷，需要制定相应政策从源头上保障雇员的合法权益。

0.2.2.3　社会民主式协调资本主义改良模式

社会民主式协调资本主义改良模式主要被瑞典、挪威、芬兰和丹麦四国采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改良制度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普遍主义原则。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养老金制度、重大疾病保险、职业工伤保险、子女补助金和育儿假方案等方面做到了全民覆盖、全民受保。第二，性别平等模式。在农民运动、劳工运动和女性运动的多重压力下，女性主义团体为妇女奋斗争取改革，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女性的政治代表率和就业参与率迅速提高、国家出生率下降。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市场体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深刻地证明了把具有竞争性、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保障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切实可行的，其不仅实现了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而且在进入21世纪以后排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前列。第二，工会密度高且工会运动统一；具有劳资谈判和接受集体协议的职能；国家政府和劳动力市场双方就经济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共同决策。第三，地方各级政府拥有独立的政治和财务自主权，它们也是国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同商议执行国家的立法和相关政策。第四，志愿组织总是处于使问题积极化并发起制度性安排的首要地位，共性是社会保险全覆盖、与收入紧密相关的社会援助政策、公共部门有出资并且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责任。

进入21世纪以后，虽然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但是实践表明，即使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间断地出现了经济衰落，其依然实现了赋税高、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程度低、全面福利体制以及从长期来看“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在受到全球文化、经济和政治影响后，全面覆盖的公共福利确实能够与正向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政治发展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群体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政治建筑，社会民主主义成就了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改良模式。

0.2.2.4　东亚式协调资本主义改良模式

东亚式协调资本主义改良模式主要由东亚各发达国家所采用，本书考察的国家包括日本和新加坡。东亚资本主义改良有如下特点。第一，儒家文化深入人心。儒家文化是东亚模式的价值基础，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注重以秩序、规律和集团等为基础的区域共同体建设，把家庭作为福利供给的主体，家庭成员之间有相互提供经济支持和服务照顾的义务。第二，生产主义的战略导向。福利政策的改良和目标是围绕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断进行调整与变化，以期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第三，国家中心主义。社会保障制度一般由政府主导，公民的政治参与度相对较低，等级秩序较为严格，部分人群具有享受福利的优先权。目前，东亚福利模式面临着政府福利态度消极保守和建制结构有待改善的挑战。

中国的福利制度与东亚福利模式具有明显的差异。中国的福利文化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观，也包含了现代西方福利国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福利制度建设始终保持积极的态度。

有研究发现，尽管这些改良模式各具特色且在一定时期内成效显著，但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属性及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任何局部制度变革都没能克服体制整体的深层次矛盾，从而无法保障民众收入和福利的普遍、持续增长。

0.2.2.5　对中国的启示

社会民主主义等改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改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但在认识改良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改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本书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改良的实践对中国具有以下重要启示。

（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西方的政党制度决定了改良主义政党具有根本性缺陷。为了赢得选票，各党派之间经常会出现政策主张趋同的现象，甚至放弃最初的价值理念，背叛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成功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自己特有的价值理念，一切的理论变革必须以自身的价值理念为基础。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资本主义改良体现出为资本服务的本性，最终无法避免贫富差距扩大的后果。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权益和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不是矛盾的，人民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只要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能保持良好运行和稳定进步的动力。

（3）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从突出速度的高速经济增长向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持续稳定适度增长转变，即由粗放式经济向集约式经济转变。其次，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重。最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4）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金融危机过后，世界需要一条替代性的全球化道路。对于中国来讲，用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来推动新全球化模式的运行，对中国以及世界各国都必将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同时，也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推动更加平等、互利和法治化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5）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加快社会保障立法工作。一方面，应该提高社会保障立法的层次性，以全国统一立法取代之前的地方立法，突出国家责任。另一方面，应加强立法的综合性和立法项目的全面性。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中国应保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避免掉入“福利赶超陷阱”，制定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社会保障政策。三是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机制一方面可以避免依保赖保现象，另一方面能准确地把握社会保障需求，并将社会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合理分配，从而有助于社会保障的社会化与产业化。四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为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我们应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普及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加大职业培训，使劳动者掌握更丰富的劳动技能，从而使其有能力立足于社会。

0.3　本书创新之处

0.3.1　学术思想创新

本书在学术思想方面的特色和创新表现在：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变化，建立能系统解释资本主义改良成效与资本增殖条件变化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框架。

0.3.2　学术观点创新

本书在学术观点方面的特色和创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侧重于分析和解释制度结构与资本积累过程间的功能性联系，认为资本积累过程固有的不稳定、不平等和危机倾向能够通过大众民主政治过程产生的某种制度结构解决，忽视了资本增殖法则对生产力发展以及劳动者收入和福利提高的限制作用。

（2）在不改变资本增殖法则对生产体系发展支配作用的前提下，局部制度变革不可能克服体制整体的深层次矛盾，从而不可能保障民众收入和福利的普遍、持续增长。

（3）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出现高资本积累率和高收入与福利并存状况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调节主义制度结构，还在于其资本增殖条件的改善。

0.3.3　研究方法创新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色和创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复杂适应系统方法。运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方法，通过分析政府与市场、实体经济与金融以及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过程，揭示资本主义改良在一定时期获得成功和最终难以为继的原因。

（2）比较理论研究方法。运用比较理论研究方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大公司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总体看法、分析方法以及概念框架等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其在“如何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实现民众收入的普遍、持续增长”等问题上所持立场发生分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