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当代资本主义改良理论
1 论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动力学规律——基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分析
长期以来，在西方学者流行的看法中，往往将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解读为预言资本主义必然趋向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工人贫困化，并最终崩溃。因此，当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二战结束后重新获得持续繁荣、工人工资和福利也有所改善后，西方学者就宣称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已不适用于当代了。
20世纪4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率先走出“大萧条”，恢复了经济繁荣。尤其是在二战结束后的20多年时间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黄金时代”，不仅获得了持续经济增长，工人工资和福利也实现了持续增长，平均每年增长2.5%～3.0%。此外，美国还通过援助和经济一体化带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繁荣。
“黄金时代”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良好表现使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的主流看法发生了深刻变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已通过调整形成了理性运行的新秩序。即使在左翼学者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批判性分析也被边缘化了。
许多左翼学者转向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使其摆脱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发展出的概念框架包括美国的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和法国的调节理论等。
积累社会结构理论论证了以寡头垄断、劳资共享等为特征的国家管制型资本积累模式能克服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其主要逻辑是：第一，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使大公司能联合确定产量和价格，获得由生产率提高产生的“经济剩余”，从而有动力推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为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奠定物质基础；第二，通过工人组成工会，与资方进行关于工人工资和福利的集体谈判，使工人工资和福利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这既能缓解劳资双方的矛盾，又能缓解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
法国的调节理论所分析的福特制资本积累模式也与上述逻辑相类似。
然而，1968—1973年，上述积累模式出现了危机信号，美国大公司利润率出现下降趋势，资本不再投资于生产扩张，出现资本外逃。美国政府为了应对经济衰退以及工人阶级要求保护工资和福利的运动，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和借贷来维持公共投资和社会福利支出，结果非但未能刺激私人资本生产投资的增长，反而使经济陷入“滞胀”，政府也因此积累了巨大的预算赤字，最终陷入财政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左翼学者重新兴起对资本主义弊病揭示和批判的潮流。然而，他们并不是像马克思那样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在矛盾的发展角度来揭示积累危机发生的制度根源，而是将利润率和积累率下降的原因归结为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竞争的加剧以及美国资本的外逃，似乎只要通过政府管制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就能恢复到“黄金时代”高积累率与高工资率并存的状况。
面对“滞胀”危机和财政危机，美国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以减税、放松管制和开放市场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及政策变革。之后，美国公司利润率恢复了上升，但工人收入增长出现了停滞，资本积累率也有所下降。
美国左翼学者将美国工人收入增长停滞和资本积累率下降的原因归结于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并将该制度结构产生的原因归结于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力量上升并主导政治决策过程。
新自由主义制度和政策导致美国工人收入停滞及资本积累率下降的具体原因有两个。第一，放松管制导致金融资本对制造业大公司控制权增大，迫使大公司注重短期利润目标和削减成本，从而将生产转移或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使美国工人遭受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削弱了美国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能力；第二，金融资本控制权的增大也导致生产企业将更高比例的利润用于分红，从而降低了企业留存利润比例，金融资本倾向于赚取金融投机利润，而不是投资实业，这些都导致了资本积累率的降低。
总之，美国左翼学者认为，“黄金时代”的国家管制型资本积累模式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民众收入的普遍、持续提高，并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将美国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工人收入增长停滞和资本积累率下降的原因归结于国外竞争的加剧和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等外生于美国经济体系的因素。
显然，美国左翼学者的积累社会结构理论不能内生地解释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为何会从繁荣转向衰退、为什么会发生制度结构变革。
而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框架中，无论是市场结构的变化、经济的盛衰循环，还是阶级力量的变化、制度和政策的变化等，都可以被内生地解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及批判远比美国左翼学者全面、深刻、彻底。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从不把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经济表现当作绝对的、永恒的规律，而是将其看作相对的、有条件的。尤其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当作一种内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体制，并将其当作一个由其内在矛盾驱动的演化过程来研究，因而能够逻辑一致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时期中的发展变化。
本书首先梳理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完整理论框架。其次，运用该框架分析和揭示以寡头垄断、劳资共享等为特征的国家管制型资本积累模式在促进生产率提高和工人收入提高方面的矛盾与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本书分析美国政府巨额支出、西欧经济重建带来的需求上升等因素在维持“黄金时代”美国经济良好表现方面的作用，并分析这种积累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内生地解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工人收入增长停滞和积累率下降等趋势的深层次原因。
1.1 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框架的重新梳理
在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中叶，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工人阶级陷入日益加深的贫困和失业困境。然而，马克思在探究这些困境产生的根源、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时，并没有忽视资本主义曾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起到非常大的进步作用。因此，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当作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体制来研究，并建立了能强有力地解释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在长时期中的演变动力学规律的理论框架。
第一，马克思不把资本主义经济在任何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的表现当作绝对的、普适的、永恒的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是既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内在动力学规律，又考察特定时期和地区经济各部分的具体条件，并分析内在机制和具体条件相互作用的发展趋向。
如果经济是像机器那样按照设计好的规律运行，就不会出现盛衰周期了。资本主义辩护士总是用片面的、理想化的模型将资本主义解释为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体制，而当资本主义体制陷入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加剧时，又总是将其归结于外生因素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暂时冲击，以掩盖其内在趋向衰退的力量。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1]。对于一种并非完美的生产体制，只致力于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将其解释为完美，无视其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加剧社会矛盾的一面，显然会阻碍人类社会探索更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制度。
第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当作一种内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体制。资本主义辩护士总是试图将资本主义解释为一种持续驱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以及技术进步等，从而驱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体制。马克思则揭示了资本增殖目标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对生产力发展既促进又阻碍的作用。
资本家为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利润），致力于机器的发明、改进和在生产上的应用等能提高生产率的创新活动。但矛盾的是，使用更高效率的机器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减少边际剩余劳动时间的增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还会导致工人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从而使工人的有效需求增长落后于潜在生产能力的增长。这二者都会妨碍资本家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增加利润，进而妨碍资本家采用能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创新。
马克思对资本生产体制内在矛盾的分析是复杂的、整体性的，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多个领域和层面，包括生产、流通、竞争、雇佣劳动、土地资产、国家和世界市场等方面。矛盾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多层面动力的内生冲突，正向和反向的力量都是必要的，并且相互关联。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正向力量包括永不停顿地变革技术、开拓新市场和创造新市场的动力，反向力量包括经济周期、失业和社会两极分化等，正反两方面力量内在地关联在一起，并相互转化。
比如，一方面马克思揭示了节约成本的技术创新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从而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经济衰退。另一方面马克思揭示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经济衰退可能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由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为新一轮更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周期性出现的经济萧条通过大幅度的资本贬值和资本集中，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空间。
第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当作一个由其内在矛盾驱动的自我变革过程。他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并非平滑地、无摩擦地运行在持续增长的轨道上，也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克服资本积累阻碍的多种途径，包括资本输出（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和战争等。并且，马克思对克服资本积累阻碍的途径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它们在克服特定阻碍和限制的同时，可能创造新的、更深层次的阻碍和限制。
马克思之所以能全面、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是因为他洞察了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内外部各种相互矛盾的力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1.2 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分析
虽然以寡头垄断、劳资共享为特征的制度结构能够克服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但问题在于，寡头垄断市场结构能确保公司间关系从竞争转向合作，确保大公司选择不变价格、提高生产率、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吗？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在分析寡头间关系和策略选择时，是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通过博弈分析方法进行的单向度分析。
比如，斯威齐提出拐折的需求曲线理论说明，寡头间通过长期博弈学会了协同行动，“保持价格不变”成为寡头稳定的策略。这样，如果公司通过采用更高效率的机器来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就不会像竞争市场结构中那样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而只会增加公司获得的利润。
又如，法国调节学派指出，工人工资随着生产率提高而增长的工资策略，使生产扩大能得到消费增长的支撑。
而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分析框架中，企业间关系是竞争还是合作，不是由市场结构决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这取决于相对于投资获利机会来说，资本是否过剩。公司要通过更大规模的生产来增加利润，就必须降低单位产品成本，而这又要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还要求产量的增长率高于投资的增长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方面导致工人失业率的上升，从而限制在职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导致工人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下降，从而使工人购买力的增长率低于投资增长率和产量增长率。
假设寡头有能力在增加产量后保持产品价格不变，那么只有要求购买力的增长率至少与产量增长率相当，才能消化增加的产量。显然，由利润增长目标所决定的工人购买力增长率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即使工人工资随生产率提高而发生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想将增加的产量销售出去，就不得不降低产品价格，而这又会导致利润率下降，甚至投资的边际利润为负。
可见，以“寡头垄断”“劳资共享”为特征的积累社会结构并不能克服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内在矛盾，即资本增殖目标与生产率提高和工人工资增长等社会目标的矛盾。
即使寡头能联合控制产量、价格和创新方向，它们的利润最大化选择也不是增加投资和提高生产率，而是减少投资，提高产能闲置率，减少产量和维持价格不变，以保持现有的利润率。
1.3 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和局限性
通过前文的分析了解到，在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下，大公司并没有动力持续提高生产率，以及工人工资和福利。那么，“黄金时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出的高利润率、高积累率、高工资率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这同样可以在马克思资本积累分析框架中得到解释。马克思采用逐次逼近的方法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他在论证一个封闭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必然趋向平均利润率下降和资本过剩后，又分析了克服资本积累阻碍的多种途径，如新产业的创造和新市场的开拓等。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陷入大萧条，经济停滞，工人失业率非常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提出，政府可以通过赤字支出来刺激需求，恢复经济增长。
但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政府不拥有生产要素所有权，也不拥有企业所有权或控制权，财政收入只能来源于税收和发行国债。在大萧条背景下，政府的财政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可用于刺激需求的财政支出也是非常有限的，远不足以恢复经济增长。直到1940年，美国还有超过1/5的非农产业工人失业，人们的实际收入比10年前减少了10%。
真正结束了大萧条的是二战的爆发。自1939年欧洲参战后，军火及其他军需物资的订单大量流向美国。随着1941年美国参战，政府支出终于达到了凯恩斯建议的水平，战争期间的总军事支出高达1万亿美元，美国经济也因此摆脱了大萧条。
二战结束后，尽管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经济却又一次陷入了停滞。虽然美国公司在二战期间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但是由于美国国内产业体系的成熟和外部世界的贫困，美国公司找不到足够多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出现大量过剩资本。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开始制造“共产主义威胁论”，提出大规模重新武装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策。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了持续增长的、庞大的热战和冷战军事支出，为美国公司创造了大量投资获利机会。同时，美国政府对西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推动的美欧经济一体化，为美国公司扩张创造了持续增长的国外需求。
在冷战期间，由于外部“共产主义威胁”，美国政府得以成功地对富人和大公司征收很高的边际所得税用于军备竞赛。在政治和经济分离的体制下，美国政府并没有直接投资军事产业，而是通过军事订购合同和研发补贴、私人公司投资和经营军事产业创造大量获利机会。
政府庞大的军事开支创造了巨大的需求，使寡头间竞争缓和，并能稳定地赚取垄断利润。正是得益于政府庞大的军事支出，美国公司通过组织更大规模的生产来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赚取了更多的利润。
在这种高积累率和高利润率的经济条件下，美国工人通过有组织的工会力量，成功地争取到工资和福利的增长，且未威胁到资本增殖目标的实现。
该时期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看起来可以自我维持。政府庞大的军事开支为私人公司创造了丰厚的利润，刺激了投资和生产扩张，反过来促使政府可以征更多的税，支持军事工业的进一步扩张。
然而，当利润率和积累率转向下降趋势时，这种良性循环就会走向反面。
而高利润率、高积累率、高工资率并存的状况是不可能始终存在的。由于公司利润的增长和工人收入的增长是由外部需求刺激的投资及生产扩张带来的，而不是在不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仅仅由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这最终会对供给缺乏弹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造成价格上涨的压力。当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价格的增长率超过生产率的增长率时，利润率就会呈现出下降趋势。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原油等自然资源价格急剧上涨，再加上美国工人工资提高，美国公司利润率下降到可接受的水平之下，资本不再投资到生产扩张上，而是转移到欧洲货币市场进行金融投机。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就不能再起到刺激生产投资的作用。并且，在经济衰退和资本外逃的情况下，政府税收相应减少，不得不削减公共投资和民众福利支出，或通过大量举债积累庞大的财政赤字。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政府代表公众利益干预经济的内在矛盾在于，政府要想增加就业和提高工人工资，就必须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为私人资本创造投资获利机会以刺激生产扩张，这样一来，政府税收就会转变为资本利润，而这些被私人占有的利润只有在经济中存在投资获利机会时，才会再投入生产扩张中。因此，当生产扩张导致利润率下降时，工人阶级就会遭受投资减少和生产收缩造成的失业率上升和工资率下降，同时还会遭受政府税收减少导致的福利支出削减。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2]。在这种生产方式下，通过国家法律和政策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必须以不妨碍资本增殖目标为前提。并且，政府要想实现提高生产率、充分就业、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等社会目标，就必须为资本增殖创造新的投资获利机会和条件，而这又会产生新矛盾，创造新的、更深层次的资本积累阻碍。
本章运用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框架对美国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演变过程的考察和分析表明：在1968—1973年，美国经济就已出现利润率下降、积累率下降、工人工资率下降和资本外逃趋势，且这些趋势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
之后发生的美国公司在全球布局产业链，以及美国政府转向通过提高利率、放松管制和减税来吸引资本流入美国等，都是资本增殖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支配性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美国政府成功吸引资本大规模流入美国，却未能恢复高资本积累率，大量资本集中于金融投机，其原因在于，美国国内缺乏足够多的实业投资获利机会，而不是金融投机导致了资本积累率降低。
在不改变生产所需资本由私人所有和支配、生产投资由资本增殖法则支配的前提下，生产体系的发展变化不可能被控制在普遍、持续增进民众收入的轨道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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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2]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原著186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