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经济格局重构决定21世纪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01年中国加入WTO，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涌入世界市场，开启了承接加工制造模块、分解生产流程的过程，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兴起，并从21世纪初开始在不到10年时间里就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作为具有循环累积效应的发展机制，模块网络化将深刻重构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国际政治格局，从而使世界经济格局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重构国际分工格局

生产流程从跨国公司内部分解，外化为所有权独立、空间分散的不同模块厂商之间的社会分工；特别是中间环节趋于分工细化，深刻重构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及格局。

第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兴起。随着垄断走向国际垄断，跨国公司垂直、水平一体化的同时，也带来全球布局各生产环节　及相互间内部贸易的攀升。根据OECD的报告，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全球贸易的1 /5；而到90年代，这一比例已上升到1 /3。由于模块网络化将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外化为社会分工，及流程专业化与敏捷响应的要求，驱使生产流程层级递进式分解，从而使产业链不断拉长、复杂程度大幅提升，中间品贸易相应增加，跨国公司内部价值链转化为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根据WTO统计，1995年，全球价值链贸易约占世界贸易的44.5%，直到2000年仍在46.0%以下；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大量承接加工制造模块，驱使生产流程分解速度加快，到2008年自由化到达鼎盛阶段并引发次贷危机时，全球价值链贸易已占到世界贸易的52.0%（见图1-6）。由于东亚国家和地区劳动资源丰富、要素禀赋度有所差异、距离接近、开放程度相对较高，成为不同模块布局的主要地区，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外出口的中间产品比重显著上升，1998年，中国（不含港澳台）、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为48.5%，2008年升至54.4%[1]。

第二，美国在世界生产与贸易中的比重显著下滑。作为全球垄断资本最为集中的国家，美国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占据世界生产和贸易体系主导地位。外包非核心环节　、自身转向核心环节的组织方式变革，使美国的垄断资本日趋集中于产业链的核心环节，而大量非核心环节分散于垄断资本组织之外；再加上诸多子模块的层级式流程分解，核心环节垄断资本虽然对产业链具有较强的影响和控制力，但是其在整个产业链体系的比重相对下降。21世纪初，美国的制造业比重在2001年为29.0%、货物贸易占世界比重在2000年为15.6%；就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放任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初步发展的过程中，到2008年，美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下滑至18.3%，货物贸易比重降至10.6%，均降至20世纪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在世界生产与贸易体系的主导地位受到严重冲击（见图1-7）。由于模块网络化具有生产流程层级式分解，并衍生出复杂中间环节网链的特征，只有充足的要素资源保障，才可能承载新型发展机制所带来的累积分工深化及庞大规模产业链体系，这就决定了美国在不能保障要素聚集与生产聚集的前提下，将难以再占据世界生产与贸易体系的主导地位，既有国际分工格局面临重构。

第三，联结枢纽的分工地位不断上升。生产流程被分解以后，面临着高效联结分布式生产及与消费需求相联结的强劲动力与压力。加工制造作为将分散模块组装成成品的联结方式，在模块网络化初步发展中，成为产业链得以持续运行的重要保障。并且，不同产业链的加工组装需求，使组装环节　成为碎片化生产系统的联结枢纽，决定其在全球再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快速攀升。中国作为廉价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加工制造基地，在不断承接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过程中，联结日趋多元化的产业链体系；并且，分布式生产网络敏捷响应的要求，又使生产流程空间日趋靠近，中国及周边生产网络分别成为世界生产贸易体系的联结枢纽与制造基地。将一国最主要的货物贸易国作为中心国，而后中心国首尾相连，从合计占世界贸易比重超过80%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中心国关联图谱来看，1995年，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相对处于世界贸易体系的边缘地带，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以中国为最主要贸易伙伴。到2012年，直接或间接以中国为最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家和地区涵盖东亚、拉美、大洋洲、西亚、非洲，中国占世界货物贸易的比重也于2013年以11.0%的份额超过美国的10.4%，中国作为加工制造联结枢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显著攀升。由于模块网络化在驱使生产流程分工细化、碎片化的同时，也对联结枢纽产生强大需求，加工制造作为物理联结方式，率先表现出对模块网络化的适应性及积极作用；但随着数字、网络、平台、智能等新型联结科技及其载体的发展，基于新科技革命基础上的联结枢纽将占据国际分工体系主导地位（见图1-8）。

2.重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20世纪，美国在驱动垄断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围绕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再生产关键环节，建构起服务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的兴起，彻底重构再生产循环的组织方式与关键环节，因此也决定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构。

第一，核心生产及科技的变革。在新生产方式下，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环节　不再是垄断生产，而是具有更广泛辐射影响力的平台、各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等；并且，随着技术进步，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将围绕数字、智能等科技展开。由此，为了保障在价值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围绕主导生产环节、领先科技展开的博弈与经济治理将上升为主要矛盾（见图1-9）。

第二，国际经贸基本规则的变革。垄断生产方式下，自由市场经济成为适应垄断资本发展的国际经贸规则。随着模块网络化的发展，政府与市场协同，是新型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由此，突破纯粹自由市场原则，将有序的政府行为纳入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是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发展方向。

第三，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20世纪后半期，美国不断强化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为了获得国际交换工具，世界主要国家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分工格局；世界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元信用货币的供给，并存在两难困境；美元周期运行所带来的国际利益再分配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利益。随着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兴起，生产流程多元化的层级递进式分解与分工深化，给再生产体系向更广泛的空间范围扩张提供了驱动力；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的扩大与充分利用，使复杂生产系统得以对分散的异质需求做出响应，但也对集聚更大规模需求提出要求，更高程度的全球化成为必然趋势。突破受制于国家信用的国际货币制约，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重要方向。随着数字科技的兴起，数字货币成为去中心化、快捷、经济和安全的支付结算工具，从而为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指出一定的探索方向。

第四，主要生产要素治理体系的变革。新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技术条件的巨大变革，由此深刻重构再生产流程最主要因素。其一，转向使用新能源。20世纪，石油是工业化最主要的能源。但是，随着全球气候问题日趋严峻，减少碳基能源的耗费，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现实考验。随着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将进一步细化、深化、广化，给人类繁衍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带来严峻挑战，减少碳基能源使用，转向使用非碳基新能源成为人类社会必须做出的选择。其二，数字成为重要生产要素。碎片化的生产与消费需要基于数字、网络技术来实现精准、敏捷对接，数字要素是新生产方式下提高生产效率的新型要素。其三，模块网络化发展机制下，生产系统社会化程度大幅提高，有赖于集聚足够大规模的消费需求，因此人口及其赖以存续的粮食供应，成为影响社会再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主要生产因素深刻影响再生产循环的价值创造与分配，因此基于新生产要素的国际经济治理势必重构既有要素治理结构。

可见，新生产方式重构了生产技术条件及在此基础上的再生产结构，继而决定了围绕生产关系展开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必然性及方向。

3.重构国际政治格局

新生产方式的驱动，使世界生产体系的构成及空间分布发生改变，由此决定价值创造的空间格局，继而影响价值分配格局、不同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甚至最终变革国际政治格局。

生产流程的外包，使各环节价值增值即使量小，也并不在跨国公司内部，而在外部产生。特别是中国作为加工制造联结枢纽，自身及周边聚集越来越多不同产业链的生产流程，使对比于各个产业链占比很小的价值增值，在大规模生产环节聚集的累加效应下，成为日趋重要的价值增值地。而与此同时，20世纪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拥有最大规模国际垄断资本的美国，在生产环节外包、价值增值环节外移的过程中，本土所创造的价值规模趋于下降。2001年，美国GDP占世界比重为31.8%，是自70年代以来仅次于1985年32.1%的第二次高峰；随着中国加入WTO并开始大规模承接加工制造，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下滑，到2011年跌落至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21.2%。同期，中国作为加工制造中心所累积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656亿美元增长至2008年的19460亿美元，到2014年峰值时为39932亿美元；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由2000年的3.6%持续升至2011年的10.3%，以及2019年的16.2%。其他老牌工业国如英国、德国、日本，在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兴起、垄断资本外包、外移生产流程的过程中，本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也是缓慢下滑，德国由2000年的5.8%降至2019年的4.4%，同期，英国由3.6%降至3.2%，日本则由14.5%降至5.8%（见图1-10）。

财富分布的变化给占据世界经济格局主导地位的美国带来冲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各种政策来扭转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第一，美国国内实行“再工业化”、减税等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第二，强化石油领域的控制权。通过发动反恐战争、“颜色革命”等分化石油输出国合力，在本国页岩气革命基础上，加大原油生产与出口，21世纪初，美国原油出口占比不到进出口总额的10%，到2018年，美国石油出口占比已经超过进出口总量的40%，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在国际原油市场，美国由在需求方施加影响转变为在供给方发力。第三，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的发放美元与回拢货币，引导全球财富再分配。2008年后美国通过三轮量化宽松释放大量美元，2014年中期退出，其间石油价格暴跌，俄罗斯GDP腰斩1 /3；中国从2014年中期到2016年底进行资本管制，外逃1万亿美元。第四，重返亚洲，多方位挑战中国并影响产业链分布。2008年后，中国的新疆、南海、东海、香港、台湾先后出现不稳定因素，对国内经济、政治安全构成威胁；奥巴马时期，美国即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力图抢占国际经贸规则新的制高点；希拉里亦提出绕开中国的“丝绸之路”计划；中日钓鱼岛问题、中韩萨德问题成为恶化中日韩合作的导火索；2017年中国实行资本管制后，美国发动“贸易摩擦”，其间发布针对华为、中兴等的制裁，指控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等；在2020年初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球要素、人员、物资等流动趋于停滞，对以中国为加工制造枢纽的全球产业链造成严重冲击。

美国综合利用各种权力维护自身利益的举措取得一定进展，自2012年开始，美国GDP占世界比重止跌回升，到2019年为24.6%。同时，以中间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开始下滑，由2012年占世界贸易的51%降至2015年的48%。[2]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以“封城”的严厉措施率先控制住疫情，并通过复工复产、逐步放开市场等方式促进经济复苏。2020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全年增速达2.3%；外汇储备于年底回升至32165万亿美元，为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最高水平。而美国在国内疫情暴发背景下政治与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特朗普政府未获得连任，国内政治波动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产生冲击。

可见，模块网络化的初步兴起，已经造成大国间深刻的利益调整及力量对比变化；而美国2008年以来推进的内外政策，也是基于既往治理与权力体系，扭转生产方式的变革方向。随着新型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利益格局变迁所带来的能力、权力变化，必将由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由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最终实质性地变革国际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