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无法命名的新问题

当今，形形色色的夫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工作与生活之间寻求平衡。作为公民，我们正集体感悟照护家人对当下和子孙后代的意义及价值。我们开始充分感知它的成本，包括收入损失、事业停滞、伴侣（异性或同性）之间的权衡，以及单身母亲或父亲面临的严苛要求。这些认知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已经呈现，只不过疫情转移了人们的关注点。

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写了一本书，叙述大学学历女性因泯为家庭主妇而深感沮丧的故事，指出她们面临的问题“无法命名”。将近60年过去，女性大学毕业生大都走上了职业道路，但是相对于同期毕业的男性，她们的收入和晋升始终令人感觉她们一直受到排挤。她们同样遭遇了“无法命名的问题”。

可她们的问题偏偏有诸多名字：性别歧视、性别偏见、职业天花板、妈妈轨道、心不在焉……任君挑选。甚而，这个问题似乎有迅速解决的方法。我们应该辅导女性提高竞争力，训练她们更好地谈判。我们必须揭露管理者的隐性偏见。政府应当在公司董事会推行性别平等的规定，实施同工同酬原则，等等。

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女性都在大声疾呼，希望获得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她们的担忧遍布美国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和书籍封面）。女性需要更多激励吗？她们应该心无旁骛吗？为什么女性无法像男性同行那样在公司快速升职？为什么她们得不到与经验和资历相称的薪酬？

更多的私人疑虑困扰着众多女性，一些可以和亲密伴侣分享，一些只能跟知心朋友私下交流。该不该和与你一样醉心于事业的人约会？你会推迟组建家庭吗，即便确定自己想要一个家？假如35岁之前没有伴侣，要不要冷冻自己的卵子？你愿意为抚养孩子放弃雄心勃勃的事业（也许是自高考后就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业）吗？如若不愿意，那么谁来准备午餐，接送参加游泳培训的孩子，接听学校医务室打来的令人慌张的电话？

女性一直觉得待遇不公。她们的事业落于人后，收入也比丈夫和男同事低。她们被告知她们的问题是咎由自取。她们竞争不够积极，或者谈判不到位；不要求占有一席之地，而纵使要求了，也没能理直气壮。可女人又被告知，她们的问题并非自身造成的，哪怕这些问题最终使她们受挫。她们被利用，被歧视，被骚扰，被排除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之外。

所有这些因素都真实存在。但它们是问题的根源吗？它们是否共同引发了男性和女性在工资和职业上的主要差异？如果它们被奇迹般地修复，女人和男人的世界、夫妻和年轻父母的世界会不会彻底改变？还有，它们都是“无法命名的新问题”吗？

尽管热烈的公共和私人探讨已经将这些重要问题公之于众，但我们仍然经常忽视严峻且渊源久远的性别差异问题。于是有：某家公司受到象征性惩罚，又一名女性进入董事会，几家科技巨头开始引入陪产假……从经济意义上来讲，这类解决方法等同于扔给黑死病患者一盒创可贴。

这些回应并没有消除性别收入差距。因为治标不治本，所以它们永远无法为性别不平等问题提供完整的解答。它们也永远不能帮助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上取得与男性相同的成就。如果我们想消弭甚或只是缩小收入差距，首先必须深入挖掘这些挫折的根源，并赋予这个问题更准确的名字：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1]。

我唯愿，当你阅读本书之际，在我写完这一章时仍然肆虐的新冠疫情已经消退，我们可以从其惨痛的教训中有所收获。这次疫情放大了部分问题，加剧了某些争论，同时暴露了更多久已恶化的冲突。但是在发生这场全球灾难的几十年前，我们早就面临照护家人和外出工作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实现事业与家庭平衡的旅程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被歧视是阻碍她们发展事业的主要因素。20世纪30—50年代的历史文献中留有大量证据，确凿地证明就业和收入方面存在偏见与歧视。30年代末，公司经理告诉调查机构，“贷款工作不适合女性”，“从事这类工作（汽车销售）的人要接触大众……女性并不适合”，此外，“不会让女性从事经纪工作”。[2]这是大萧条末期的实景。而即使在50年代末劳动力市场紧张时期[3]，公司代表也断然表示“不雇用有孩子的女性”“不鼓励带孩子的……已婚女性重返岗位”，以及“怀孕是自愿辞职的理由，虽说公司很乐意让这些女性在孩子（譬如）上初中后回来上班”。

法律和公司政策中排斥已婚女性就业的婚姻限制，直到20世纪40年代都很盛行。它们甚至演变成了怀孕限制乃至将有婴儿或孩子的女性排斥在外的雇用政策。学术机构和一些政府机关则禁止裙带关系。无数的工作受到性别、婚姻状况，当然还有种族的限制。

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类鲜明的证据。当前数据显示，真实的薪酬和就业歧视问题虽然仍然严重，但也已相对减弱。这并不意味着多数女性不会再遭遇歧视和偏见，也不代表工作场所不存在性骚扰和性侵犯。我们见证过意义重大的美国“#MeToo”反性骚扰运动。20世纪90年代末，莉莉·莱德贝特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提起针对固特异公司的性骚扰诉讼，并赢得了诉讼。这对于她是一场真正的胜利，但她在恢复主管职务后撤销了指控。数年后，她又提起一桩家喻户晓的薪酬歧视案。因为男性下属性别歧视以及领导对此完全无视，莱德贝特的绩效评分很低，几乎没有加过薪。在莱德贝特的案例中，她和同事之间的工资差距完全源于歧视。

那么，当工作中的性别平等似乎终于触手可及，向女性开放的职业也比从前更多之时，为什么收入差异依然存在？现实里女性是否真的“同工低酬”？总体上，这些现象已经没那么严重了。同工不同酬的薪酬歧视只能解释性别收入差距的一小部分。如今，问题已经改变了。

有人将性别收入差距归因于“职业隔离”，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在自我选择或被迫投身某些带性别偏向的职业（如护士与医生、教工与教授），而这些职业的报酬恰巧不同。但数据告诉我们，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在美国人口普查列出的近500种职业中，三分之二的性别收入差异源于各职业内部的因素。[4]即便女性从事的职业遵循男性的分布，比如女性是医生，男性是护士[5]，顶多也就能消除三分之一的性别收入差距。由此，实证分析显示，收入差距的更大部分源自其他方面。

运用纵向数据追踪个人长期的生活和收入信息，我们发现，刚走出大学校门（或研究生院）的男性和女性的工资极其接近。例如在职业生涯的头几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和新晋MBA（工商管理硕士）的性别收入差距并不大[6]；而且，这主要是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学习领域和职业选择存在差别。男性和女性几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他们有非常相似的机会，但做出的选择不尽相同，从而产生了微弱的初始工资差距。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大学毕业大约10年之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异才变得明显。他们开始在不同的市场领域为不同的企业工作。毫不意外，这一变化通常始于孩子出生的一两年后，并且几乎总是对女性的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而性别收入差距也在婚后逐渐扩大。

职业女性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家庭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性别收入差距仅仅是一个更大问题的表征，除非了解这个更大问题的发展轨迹，否则我们永远无法揭开它的真面目。性别收入差距是职业差距的结果，职业差距是夫妻不公平的根源。要真正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认真回顾女性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思考在整个20世纪，这一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将着重聚焦女性大学毕业生，因为她们最有机会成就事业，且其数量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增加。截至2020年，美国近45%的25岁女性已经或即将从四年制院校毕业；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仅为36%。[7]当然，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并非一直超越男性。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女性在上大学和从大学毕业方面都处于极大的劣势地位。1960年，美国从四年制学院或大学毕业的男女比例为1.6∶1。但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情况渐渐转变了。到了1980年，男性的优势已然消失。从那时起，每年从四年制院校毕业的女性多于男性。[8]

女性不仅以创纪录的人数从高等院校毕业，她们的眼光也越来越高远。相比从前，这些女性大学毕业生更渴望获得一流的学士后学位，并在随后踏入充满挑战的职业领域。在2007—2009年大衰退之前，23%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正在攻读最高专业学位，包括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医学博士和MBA。要知道，这个数字在过去40年里增长了4倍多；而在相同时期，男性的这一比例保持在30%左右。越来越多的女性计划开启长期、高薪、有成就感的职业生涯，收获持久的成就渐已成为个人身份的标志。

她们中更多的人有了孩子，生育子女的比例达到了“婴儿潮”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天，将近80%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在40岁前至少生育了一个孩子（如果包括收养孩子的未生育者，则增加1.5个百分点）。15年前，所有40多岁的女性大学毕业生中只有73%至少生育过一次。因此20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生育率远高于50年代中期出生的女性大学毕业生。[9]现在，像凯莎·兰斯·博顿斯（Keisha Lance Bottoms，亚特兰大市市长）、莉兹·切尼（Liz Cheney，共和党众议员）、塔米·达克沃斯（Tammy Duckworth，伊利诺伊州联邦众议员）、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美国常驻联合国前代表）和洛丽·特拉汉（Lori Trahan，民主党众议员）这样的女性远多于过去，她们事业有成，养育了孩子，目前不过在50岁知命之年。

女性大学毕业生不再毫无异议地接受“有事业就没有家庭”的宿命，有孩子的则不再满足“有家庭但没有事业”的人生。总之，女性大学毕业生们希望在这两个舞台上都成就辉煌。但是若想得偿所愿，需要就大量的时间冲突进行谈判并做出一系列困难的抉择。

时间最是公平。大家拥有相同的时间，都必须在时间分配上艰难地抉择。女性要在事业成功和家庭幸福之间谋取平衡，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时间冲突。投身事业往往意味着早期投入大量的时间，正好赶上“应该”生孩子的那几年。享受家庭生活同样需要付出很多时间。这些选择会产生动态的结果，而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对错误的决定进行补救。50年前，一位有三个孩子的企业女高管在给年轻女性提供职业建议时说道：“这很难，但还是去努力吧。”[10]

我们总要进行选择，比如是参加聚会还是埋头读书，是选修较难的课程还是轻松的课程。当然，有些选择极其重要。譬如早婚还是晚婚；读研还是马上找工作；现在就要孩子，还是先把握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花时间陪客户，还是和孩子共度时光。对于女性大学毕业生，当拿到学士学位时，这些关乎时间分配的重大抉择便摆在了面前。

不久前，女性大学毕业生的结婚年龄还很小。直到1970年左右，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初婚年龄中位数都在23岁上下[11]；紧接着，第一个孩子降生。早婚往往阻碍女性继续进修，至少不能马上进修。新婚夫妇搬家更多是为了丈夫的前程和子女的教育，而不是为了妻子。女性总是很难最大限度地改善自己未来的职业前景。相反，她们常常牺牲自己的事业成全家庭的幸福。

对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末毕业的女性大学生，早婚是因为延迟结婚是个大难题。在开始一段认真的（性）关系不久后拴牢对方、佩戴定情饰物并最终订婚，是应对婚前怀孕的重要保险措施。在缺乏由女性控制且高效的避孕措施的年代，女性的选择十分有限。

到了1961年，避孕药被发明出来，获得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后，大量已婚女性踊跃购买。然而，州法律和社会习俗不允许在年轻单身女性中推广避孕药。1970年左右，这些限制逐渐瓦解，原因多种多样，但大部分与避孕无关。避孕药使女性大学毕业生有了新的能力去规划自己的生活，消除了第一道束缚。她们可以参加耗时的——确切地说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学士后教育和培训。结婚和生孩子的时间可以推迟，刚好足够女性为职业生涯打下基础。

自那时起，事情开始翻天巨变。1970年后，初婚年龄慢慢爬升[12]，如今，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初婚年龄中位数在28岁左右。

但即便时间限制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又接踵而至。研究生教育往往始于大学教育的后期，且完成学业需要的时间更长。从学术界到医疗、法律、会计、咨询等诸多领域，第一次晋升的时间越来越晚。这样几年下来，又一场时间冲突必须解决。

大约十多年前，个人在30岁出头时迎来首次升职。到了最近，首次升级出现在35~40岁之间。当个人首次晋升至合伙人、终身职位或其他高职位后，这个时间点已不再是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最佳年龄。第一次生育通常发生在这些职业里程碑之前。孩子往往会颠覆职业生涯，职业生涯则往往会颠覆女性生育孩子的能力。

时间点的选择是严酷的。对于想组建家庭的女性，要到30多岁才生第一个孩子，绝不利于她们在家庭和生育方面的规划。然而，女性大学毕业生还是使出浑身解数，包括使用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突破了难关。近期，在刚过45岁的女性中，有孩子的女性比例惊人地增长。[13]生育率提高并不能减轻尝试过但没能成功生育的女性的沮丧、悲伤和身体疼痛；对于成功生育的女性，这也不表示她们可以维持自己的职业生涯。

尽管困难重重，历史上仍然发生了许多积极变化，指引我们朝着提高女性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和实现更大的两性平等阔步迈进。女性能更好地管理生育能力。结婚的时间较晚，因而婚姻持续的时间更长。现在，大学毕业生中女性占比很高；她们中不少人参加了专业和研究生学位课程，并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最好的公司、机构和部门竞相雇用她们。然后呢？

如果一个女人有机会蓬勃发展事业并顺利生育孩子，那么时间冲突就会出现。养育孩子需要时间，发展事业也需要时间。哪怕是最富裕的夫妇，也无法将所有的照护事宜外包。假如父母不能关爱和养育孩子，何必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呢？

最基本的时间限制是谁在家随叫随到，换言之，必要时谁将放下工作居家守候。父母都可以为家事待命，夫妻的机会总归是平等的。但这对一个家庭的成本有多高？很高！如今的夫妇对这一现实再清楚不过了。

随着人们对事业和家庭的渴望与日俱增，无数职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渐渐变得清晰可见、举足轻重：对许多走上职业轨道的人而言，工作是贪婪的。加班、周末或晚上工作的人可以挣更多钱，甚至时薪都明显更高。

贪婪的工作

工作的贪婪意味着，有孩子或有其他照护责任的夫妻可以通过分工获益。这种分工并不表示要弹回《天才小麻烦》的世界。女性仍旧可以追逐高要求的职业，但夫妇中的一员将主要关注家庭，一有紧急情况就得离开办公室或工作场所赶回家去。这位家长的职位要相当灵活，一般不会被要求在晚上10点回复电子邮件或电话；不必为某项并购缺席孩子的足球比赛。与之相反，另一位家长则可以在工作中随叫随到。对于随时为家庭待命的人，晋级、提升和收入遭受的潜在影响不言而喻。

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的工作一直都很贪婪。比如，律师总是熬夜加班；人们总是根据智力产出评判学者，甚而期待他们晚上也不要停止思考；大多数医生和兽医都曾24小时待命。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贪婪工作的价值大幅飙升。收入分配最顶端的人的收入日益膨胀，跻身高层的工人能得到更大的奖励。工作时间最长、灵活性最低的工作，薪酬高得多；其他工作的工资则停滞不前。因此，一些对女性来说一开始就很难进入的职位，比如金融业职位，在过去数十年里恰恰收入增幅最大。那些从头到尾参与交易的私募股权合伙人，解决建模难题的人，参加了每一场会议和深夜晚宴的人，将最有可能获得巨额奖金和梦寐以求的晋升机会。

近几十年间，尽管女性的资历和职位都在提升，但大学毕业生的性别收入差距却始终不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或许，这才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学毕业生的性别收入差距超过全体人口的性别收入差距。女性一直奋楫争先，既要自强不息，又要对抗普遍存在的强大的收入不平等洪流。

贪婪的工作也意味着，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夫妻公平已经并将继续被抛弃。当夫妻公平被弃如敝屣，性别平等通常也随之而去（不计同性婚姻）。我们继承的性别规范以各种方式得到加强：把更多育儿责任分派给母亲，把更多家庭照护责任分派给成年女儿。

考虑已婚夫妇伊莎贝尔和卢卡斯（以我几年前遇到的一对夫妻为原型）。他们毕业于同一所文理学院，后来又获得了相同的信息技术（IT）高等学位。跟着，他们被同一家公司雇用，我们姑且称其为IS公司。

IS公司让他们在两个职位中做选择。第一个职位的工作时间很标准，可以灵活安排开始和结束工作的时间。第二个职位需要晚上和周末随时待命，不过每年的总工作时间未必增加很多。第二个职位的薪水高出20%，以吸引愿意在不固定的时间工作的人才。另外，IS公司还通过此职位挑选管理者。起初，伊莎贝尔和卢卡斯都选择了这个“贪婪的”职位。两人同样能干，同样没有其他义务，在相同的级别和薪酬下工作了若干年。

快30岁时，伊莎贝尔希望自己的生活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空间，以便多花些时间陪伴孱弱的母亲。她仍然留在IS公司，不过，挑了个工作时间相同但时间安排较灵活的职位。这一职位不那么“贪婪”，当然报酬也就没有那么丰厚。

我们可以从图1.1中观察两人的发展轨迹。他们起点相同；卢卡斯坚守的贪婪岗位路径缺乏灵活性，由实线描绘，时薪（如果是按月领薪水，为隐性工资；如果按小时计酬，为显性工资）随着小时数的增加而增加，甚或可能随着特殊的时间要求而增加。如果他一周工作60小时，工资将是他每周工作40小时的1.5倍以上。卢卡斯的隐性时薪随工作时间的增加（或工作时间缺乏弹性）而增加，这意味着即使他每周的工作时间不到原来的两倍，他每周的收入也会翻番。

伊莎贝尔的新角色，即更灵活的职位，由虚线给出。她的时薪是固定的，所以她工作多少小时或在什么时间工作并不重要，工资都一样。如果她工作60小时，收入就是工作40小时的1.5倍。在贪婪职位正常工作一周后，卢卡斯来到菱形表示的位置。同理，伊莎贝尔在新职位正常工作一周后，处于圆点表示的位置。

当这对夫妇决定要孩子时，至少需要一位家长随时待命。他们不可能都在卢卡斯的职位上工作，毕竟这个职位的工作时间不灵活且不可预测。如果真是这样，万一学校医务室打来电话，或孩子的托儿所突然中午关闭，两人就都抽不出时间应对了。倘若工作要求他们周四上午11点务必准时到办公室，他们只能祈祷孩子不会在这个时间摔下秋千，或家里的老人不会在这个时候去看医生。

夫妻二人都可以在伊莎贝尔的职位上工作。然而，特别是由于打算要孩子，他们恐怕负担不起这个决定，因为那样意味着两人都要放弃卢卡斯的职位每周可带来的额外收入。如果他们想对半分摊育儿责任，就得掂量一下这个愿望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可能是一大笔费用，大到他们不得不牺牲夫妻公平来换取更高的家庭收入。

和大多数想要孩子的异性夫妇一样，伊莎贝尔保留灵活的职位，卢卡斯则继续待在贪婪的职位上。（即使排除分娩后的最初几个月和孩子的整个婴儿期，这种情况仍将成立。）

卢卡斯的收入持续超过伊莎贝尔，而且在他们有了孩子后，他们的收入差距只增不减。他扶摇直上，她原地踏步。对其他面对相似处境的夫妇来说，甚至在生孩子之前，工资差距都有可能拉大，因为打算生孩子的夫妇通常会搬迁以便优化就业机会，尤其是丈夫的就业机会。这正是性别工资差距始终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同性伴侣，不存在性别收入差距，但伴侣公平仍有可能会被抛弃，原因与促使伊莎贝尔和卢卡斯做出决定的原因相同。在一个充斥贪婪工作的世界里，伴侣公平的代价十分高昂。

如果女性不为家庭随时待命，她们自然可以从事时间长、报酬高、时间安排不可预测、晚上随叫随到、周末偶尔加班的工作，事实上，很多女性已经身体力行。对于刚毕业的女性大学生和家庭负担较少的女性，选择时间长、要求高的工作未尝不可。可一旦宝宝降生，优先事项就会改变。基本的照护非常耗时，并且女性突然要为家庭随时待命了。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多方便，她们必须减少对雇主和客户的服务。于是，她们往往减少工作时间，或者选择灵活性更高的工作，但收入要少得多。随着孩子长大和日益独立，这些责任会减少，而在这些时期，女性的收入相对于男性确实有所增长。但其他家庭需求往往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慢慢取代孩子减少的需求。

伊莎贝尔和卢卡斯的故事并不罕见。当大学毕业生找到人生伴侣并开始规划家庭时，他们就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选择：是要更公平的婚姻，还是要更宽裕的婚姻。

公平的婚姻

前段时间，我在本科研讨班上问同学们想要什么样的婚姻。有位学生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想要一个想我所想的男人。”她的回答令我触动，因为她坦率表达了对公平的向往。我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后来都重复过这个观点，但从未如此简洁明了。然而，接下来的难题是，即使找到满意的人，如果双方都从事高要求的职业，则很难顾及家庭公平；如果双方都从事低要求的职业，则很难顾及家庭收入。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家庭的潜在收入，一方要在办公室承担耗时的工作，另一方要在事业上做出牺牲，承担耗时的家务劳动。无论性别，后者的收入都会减少。

性别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因为从古到今，牺牲事业回归家庭的大多是女性。女人绝不慵懒，也不缺乏天赋，她们打一开始就和男人处于平等的位置。部分由于我们将要探索的性别规范根深蒂固，所以即便是胸怀抱负、才华横溢的女性，也觉得有必要为了家庭而放慢自己的事业发展步伐。男性能够拥有家庭并更上一层楼，是因为女性在事业上做出退让，把更多时间留给了家庭。双方都有所失：男人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女人放弃了部分事业。

对现代读者而言，女性在事业上可以后退一步也可以向前一步的想法貌似很正常。同男性一样，女性可以上学，可以追求更高的教育和赚钱的职业。但是，大家有必要静下来反思：这种情况究竟有多新？1900年时，有年幼孩子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极少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别提开启职业生涯了。投身工作的女性通常没有孩子，往往也不结婚。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女性才不仅仅在工作，她们拥有了有意义的职业，许多人还已经或准备兼顾平等的婚姻家庭。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当超过一半人口的经济角色出现变化，这就标志着惊人的历史转变，足以引发巨大的影响。不但女性大学毕业生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这场深刻转变也在美国各地掀起剧烈反响，冲击着整个社会的工作、学校和家庭。女性从家庭转向职场，她们不单单从无偿劳动转入有偿工作，更是从对家庭负责蜕变为走上需要接受广泛教育的岗位，这继而成为她们身份的一部分，贯穿她们的人生。

20世纪的每一代女性都在这场旅程中跨出了新的一步，同时，家庭、企业、学校和避孕等各方面的一系列发展为这一进步铺平了道路。一代代人开阔了视野，从前辈的成功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并传递给后来的女性。接力棒代代相传。这段旅程把我们成家还是立业的艰难抉择，扭转成了或可同时拥有事业与家庭的期许。它也是实现更大薪酬平等和夫妻公平的多元化进程，错综复杂，方兴未艾。

如果说几十年间的这场转变是绝对积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仍在全力应对性别收入之间、职业与职位之间的巨大差距问题，又为什么男性和女性在家庭责任的分配上依然悬殊？

现代年轻女性充满焦虑，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时期，这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她们走在曾祖母、祖母和母亲（她们当中大多数人也很焦虑）铺设的路上，但面对投身事业与献身家庭，她们依旧进退维谷。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教育、专业学位和机会的增加，许多壁垒已经坍塌，阻挠女性成功的歧视性障碍也在逐渐消失。我们可以看到，在长达百年的旅途中，性别差异层层消解，女性就业屏障被打破，一系列时间限制被移除。我们拨云见日。有了更开明的视角，性别差异的终极原因终于显露。

一言以蔽之，我们已经来到探寻如何改变制度以实现更大的性别平等和夫妻公平的时刻。怎样改变卢卡斯的贪婪工作和伊莎贝尔的灵活工作的基本框架，从而达成这两个目标？我们将会发现，答案是必须改变工作的结构设计。

我们务必要让灵活的职位更加丰富、生产率更高。确定能否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是这趟旅途的目的地。它将阐明，我们需要给予更大的支持，以让家长和其他照顾者成为经济中更具生产力的一员。它还将厘清经济生产力与照顾学龄前和学龄儿童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已经引起了关注，并迅速变得重要起来。

正当我们清楚地发现，为什么女性难以兼顾事业和家庭并为此构想解决方案时，一场全球规模的流行病暴发。疫情风暴席卷了所有人。我们从“前新冠时代”进入“新冠时期”；从“旧常态”陷入令无数家庭崩溃、数百万人患病、数十万人死亡，以及世界各国多年经济增长被抹消的境地。疫情可能也把许多年轻母亲甩下了本就摇摇欲坠的职业阶梯，因为她们要撰写简报、学术论文或咨询报告，同时要照顾客户或病人，还要辅导居家的孩子的学习。

眼下，我们正跨入未知的后新冠时代，很多学校和企业已经开放，但保持了新冠时期的许多限制和残留。向后新冠时代转变揭示了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另一个短板：照护问题。对于女性的职业目标、夫妻公平乃至整个经济的运行，这个问题都至关重要。女性很难同时在两个关键位置上挑起大梁。有些东西必须被放弃。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认真探究后新冠时代的世界；但是，要充分理解我们如何走到了这里，以及该怎样更好地利用这一契机彻底改造贪婪的工作，我们必须要回到起点。女性大学毕业生对事业和家庭的渴望由来已久。在我们历史上的几个关键阶段，这种渴望一直在酝酿、蜕变、突起和演进。

在这段旅程开启之初，男性和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有着天渊之别；那时，经营一个家庭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人意识到通往公平竞争环境的最后障碍居然是工作结构和我们的照护机制。

我们已经到达前所未有的性别平等时代，但在某些方面，大家仍然生活在黑暗世纪。人们的工作结构和照护机制还秉承过去的遗风，只有男人可以同时收获事业与家庭。我们整体经济囿于老旧的运作方式，受到原始责任划分方法的重重阻隔。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渴望拥有事业、家庭和夫妻公平，越来越多的夫妇找到方法应对冲突的时间需求，我们亟待了解性别差距对经济和社会的实际启示，以便寻求解决方案，弥合差距，让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公平。后面各章节的数据将展示每代人取得的进步，以及数十年里性别规范和职场结构的演变，并阐明这段旅程如何进行到底。

本书即是讲述过去百年间，人们对事业、家庭和公平产生渴望的历程，以及在今天实现这些愿望的可行途径。不存在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通过最终理解问题并正确命名问题，我们将能够为未来开辟更好的前进方向。

---

[1] 克莱尔·凯恩·米勒（Claire Cain Miller）推广了“贪婪的工作”这一说法。参见“Work in America Is Greedy. But It Doesn’t Have To Be”，《纽约时报》，2019年5月15日。

[2] 引文摘自1939年妇女事务局调查的原始手稿。参见Goldin（1990），Data Appendix，1940 Office Worker Survey。“贷款工作不适合”来自洛杉矶汽车银行；“女性并不合适”来自洛杉矶汽车经销商Don Lee；“不会让女性从事”则是Jewel Marache and Co.经纪公司的说法。

[3] 引文摘自1957年Hussey报告的原稿，报告对费城的公司做了调查。参见Goldin（1990），Data Appendix，1957 Hussey Report。“有孩子的女性”出自公平生命保障协会；宾州互助人寿保险公司提出“已婚女性”一说；“怀孕是……理由”出自公积金互助人寿保险公司。

[4] 相关计算参见第8章和Goldin（2014）。

[5] 参见第10章关于医生工作时间和性别工资的讨论。

[6] 有关大学毕业生和MBA数据的进一步讨论，参见第8章。

[7] 作者使用图2.5注释中援引的数据计算而得；在线附图4A（第2章）“按种族划分的男女大学生毕业率（30岁时）”的数据，可外推到出生年份1998年。（本章所有与大学毕业率相关的统计数据均取自这些来源，除非另有说明。）

[8] 参见Goldin、Katz and Kuziemko（2006）。

[9] 生育数据来自CPS 6月生育率补编。后面一章对此做了详细讨论。现在要确切知道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对怀孕及未来生育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有证据表明，婴儿出生低潮将很快出现。

[10] 参见Yohalem（1979，第52页）。

[11] 见图6.1，其中结婚年龄中位数按出生年份绘制。在出生年1948年之前，结婚年龄中位数约为23岁，因此转折点大致在1971年。

[12] 见图6.1。

[13] 见图2.3，图中给出按年龄划分的未生育比例。关于辅助生殖方法的影响，见第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