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
余永定
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特别是医护人员的奋斗与牺牲，中国的疫前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全国的经济活动正在逐步恢复正常。似乎可以说恢复生产已经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尽管如此，为不使疫情出现反弹，我们依然不能有丝毫懈怠。
第一，目前我们在疫情控制方面的最主要威胁是新冠肺炎的外部输入。世界范围内的疫情正在急剧恶化，许多国家的疫情有失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把防止疫情输入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中国政府必须为应付大量海外华人回国“避疫”做好充分准备。中国边境口岸的检疫工作或许需要进一步加强。为了防止国际疫情蔓延，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
第二，到目前为止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主要冲击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中断导致的生产活动停顿。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遭受的主要是供给面冲击，在目前阶段我们的工作重心还不是刺激有效需求，而是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恢复正常营运。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同战争、地震海啸之类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冲击不同。虽然我们的经济机器停止运转，但经济机器本身并没有遭到破坏。由于经济机器停转，作为机器运转润滑油的金融链条遭到了破坏。债务无法偿还、利息和租金无法支付、工资发放和各种税费的上缴出现困难。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问题会导致违约、清偿、破产的发生。在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包括：
（1）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行业应加大金融支持。不抽贷不压贷，延长还款免息期，对受疫情影响的客户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对需要加大生产的医药防护企业提高审批效率，加大贷款支持。
（2）企业的损失由全社会共同分担，即企业、员工、金融机构、政府共同分担。其中收入越高、财产越多者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与此同时，企业、个人也需要分担一定的损失，以避免道德风险。
（3）由于出现不可抗力，所有有关契约可以统一修改。例如，本应该在2月份支付的利息、租金推迟到由国家统一规定的某一时点再行支付。在修改契约时，我们可以假设在日历上并不存在1月份、2月份、3月份等。
（4）既要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要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在此非常时期，必须主要保护债务人、生产者的利益。
第三，既然疫情主要冲击供给，对一些宏观经济现象的处理和应对就会有所不同。例如，由于生产过程的中断、供给的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物价肯定会上升。我们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囤积居奇不在此列），而不能采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来应对。与此同时，央行必须保证货币政策足够宽松，这样才能使商业银行更好地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第四，在生产全面恢复之后，政府必须采取具有足够力度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新冠肺炎的流行进一步说明，中国公共卫生部门基础投资严重不足，未来的财政、货币政策，不管是否再以经济增速6%为目标，必须比疫情爆发之前更加宽松、更具扩张性。这里有两点应该注意：其一，增加公共开支的主要资金来源应该是中央财政：其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必须经过严格论证，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的作用必须严格规范，既不能搞政绩工程，也不能懒政、怠政。
第五，这次疫情有可能引起一场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在疫情爆发之前，在经历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增长期后，美国经济增长已经显示种种颓势；贸易战已经引起对全球产业链是否能够维持的担心。而这场全球性疫情可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前是美国想把中国踢出全球产业链；现在看来，中国倒是应该好好考虑自己应该如何处理好独立自主和参加国际分工之间的关系。中国当然不应该主动退出全球产业链，但中国也需要明确，当全球性灾难降临时，除了自己，没人会救你。中国必须考虑粮食、能源安全，必须做到当外部供应被切断之后，中国依然能够生存。在此次疫情之后，世界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去全球化、全球价值链局部脱钩或区域化的过程。过长的产业链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同时增加了风险。世界各国必须在全球化和独立自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能会显示出它的特有优势。在关键产业的建立、关键产品的生产上中国必须做到独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