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和文学发生来往

一九二六，也许是我不能忘记的一年。因为从这年的元旦起，我的生活起了小小的波澜。那一天，我是开往广州去的醒狮轮船的搭客，同伴有五个。[1]

离开学校后，我在某书馆充当编辑。我这职业，使我和文学发生了关系。但是一九二六年元旦我上了醒狮轮船以后，我和文学的“职业的关系”就此割断；在轮船上，我写了一篇《南行日记》[2]，到汕头时寄给上海的朋友，我还预备再写，还预计一个月后回到上海可以多写，不料既到广州，我就住下了，不但《南行日记》无从继续，简直的和文学暂时绝缘。

1950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新德里

那时的广州是一大洪炉，一大旋涡。——一大矛盾！

到三月二十日，这洪炉，这旋涡，来了一个“爆发”。

四月中，我回到了上海；没有职业，可是很忙。那时我的身体比现在好多了，往往奔波竟日以后，还不觉得疲倦，还想做一点自己兴味所在的事。于是我就研究中国神话。这和我白天之所忙，好像有“天渊之隔”，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调换心力的一法。

同时我又打算忙里偷闲来试写小说了。这是因为有几个女性的思想意识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学生或女性知识分子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句书。并且她们对于革命又抱着异常浓烈的幻想。是这幻想使她走进了革命，虽则不过在边缘上张望。也有在生活的另一方面碰了钉子，于是愤愤然要革命了，她对于革命就在幻想之外再加了一点怀疑的心情。和她们并肩站着的，又有完全不同的典型。她们给我一个强烈的对照，我那试写小说的企图也就一天一天加强。晚上依然弄古董的神话，可是只想快些结束；白天呢，不论在路上走，在电车里，或是在等候人来的时候，我的思想常常为了意念中那小说的结构而烦忙。

记得八月里的一天晚上，我开过了会，打算回家；那时外面大雨，没有行人，没有车子，雨点打在雨伞上腾腾地响，和我同路的，就是我注意中的女性之一。刚才开会的时候，她说话太多了，此时她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红光。我们一路走，我忽然感到“文思汹涌”，要是可能，我想我那时在大雨下也会捉笔写起来罢？

这晚回家后我就计划了那小说的第一次大纲。

就那样既和文学断绝了“职业”的关系以后，我又“非职业”地再度和文学发生了来往。

《几句旧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