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甘地的原罪：将宗教注入政治
1919年3月，当公众对《罗拉特法案》的愤怒高涨时，全印度基拉法特大会的种子在于孟买举行的1.5万名穆斯林参加的会议上播下。由富商穆罕默德·乔塔尼主持的孟买基拉法特委员会成立，他本人被尊称为塞斯（印地语：商人或银行家）乔塔尼。大会与穆斯林联盟理事会（Muslim League Council）取得联系，双方决定共同组建一个基础更为广泛的组织，因为当时联盟只有777名付费成员，主要由被称为乌理玛(1)的律师和宗教学者组成。(2)
促使穆斯林精英迈出这一步的是历史眼光。这个群体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垮台与1807年莫卧儿帝国被英国人推翻的情况类似——尽管不是那么突如其来。奥斯曼帝国是被一个英帝国占优势的联盟推翻的。在赞同这一观点的人中，穆罕默德·阿里·焦哈尔最引人瞩目。
阿里兄弟
他1878年出身于联合省（今北方邦）兰普尔公国的一个贵族家庭，毕业于阿里加尔学院，之后入牛津大学继续深造。他放弃了当时很受印度人欢迎的法律专业，选择了历史。回国后，他先是在兰普尔担任教育主管，然后在更大的巴罗达公国担任教育主管。1911年，他搬到了当时英属印度的首都加尔各答，在那里创办了《同志》周刊。阿里是一位天才的作家和诗人，笔名为焦哈尔（乌尔都语宝石之意）。他的牛津大学教育背景、高超的英语水平以及手工缝制的西装使他显得不同凡响。
1913年，英属印度的首都迁往德里，他也随之而去。到了那里后，他在兄长肖卡特·阿里的帮助下创办了乌尔都语周刊《哈姆达德》（意为“富有同情心”）。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8月爆发，他敦促奥斯曼苏丹-哈里发迈赫迈特六世保持中立。但当奥斯曼土耳其11月向盟军宣战时，他重申了对英国王室的忠诚。与此同时，他在一篇长文中概述了土耳其对英国的不满之处。这足以导致他的期刊被官方下令关闭。后来，由于他和肖卡特·阿里被视为亲土耳其人士，政府根据1915年的《印度防卫法》将他们囚禁在印度中部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钦德瓦拉，直到1919年12月。
被囚禁的焦哈尔仔细研读了乌尔都语的《古兰经》，从而成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肖卡特·阿里也一样。他们俩都留起了胡子，改穿及膝的束腰外衣和宽松的外袍，还戴了高高的阿斯特拉罕帽。此后，他们被称为阿里兄弟。焦哈尔有时会被邀请在当地清真寺星期五的会众礼拜后做每周的布道。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幽默且能言善道的演说家。
在监狱期间，阿里兄弟被允许与朋友和盟友保持通信，当然是在信件被审查后，还被允许阅读战时审查制度下出版的报纸。他们赞同1916年12月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签订的《勒克瑙条约》。早些时候，他们听过甘地1915年在加尔各答对学生发表的演讲，他在讲话中说：“政治不能脱离宗教。”(3)他们在甘地身上看到一个印度教人士为了吸引大批追随者而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
他们要求政府让甘地去狱中探望他们，但没有成功。甘地则在出席1918年4月德里举行的总督的战争会议之后，向他呼吁释放阿里兄弟。切姆斯福德勋爵拒绝了。甘地在狱中继续与他们通信，兄弟俩也对甘地在1919年4月针对《罗拉特法案》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表示支持。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失败，阿里兄弟变得悲观沮丧。将苏丹-哈里发奉为伊斯兰教的“个人中心”的焦哈尔，警告英国不要削弱哈里发这位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最神圣的圣殿的守护者的无上权威，也不要瓜分他的帝国，焦哈尔认为这会削弱了伊斯兰教的世俗力量。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的广泛认同，这使得1919年9月有400名代表聚集在勒克瑙。他们决定成立基拉法特委员会，由乔塔尼担任主席，被监禁的肖卡特·阿里担任秘书长。
基拉法特委员会宣布1919年10月17日（根据伊斯兰历，土耳其签署停战协议的一周年纪念）为基拉法特日。它敦促穆斯林斋戒、礼拜，并在这一天举行大罢工，还呼吁印度教教徒加入他们的行动。甘地也对此予以了支持。当天，各大城市的集市关门歇业。在孟买，甘地在一个穆斯林集会的每周礼拜结束后向他们发表了演说。在德里，知名的穆斯林暨印度教改革派团体圣社(4)的领导人斯瓦米·什拉达南德也在一个5万人的集会上发表了讲话。(5)事态的发展让真纳感到震惊，他劝告甘地“不要鼓励穆斯林宗教领袖及其追随者的狂热情绪”。(6)甘地没有理会。基拉法特委员会对甘地积极鼓舞他们的事业印象深刻，因而邀请他主持11月23日至24日在德里举行的第一届基拉法特大会。在大会演讲中，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而且印度教对于杀牛的反对也表现出了应有的敏感性。“如果忘记了印度教教徒的合作，穆斯林的荣誉将岌岌可危，”毛拉阿卜杜勒·巴里说，“就我而言，我会说我们应该停止杀牛，因为我们是同一片土地上的孩子。”(7)
大会敦促穆斯林抵制定于12月举行的官方和平庆祝活动，并决定如果与土耳其达成的解决方案有失公正，穆斯林应该退出与政府的合作。对获胜的盟国到底强加给了土耳其什么，将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进行评估。如果它认为对土耳其的解决方案不公正，那么穆斯林将会抵制欧洲商品。甘地是这些决议的坚定支持者。(8)
在会议前夕，真纳从孟买向大会召集人发出了一份友好的电报，在其中表明了对土耳其事业的支持，同时谴责了英国统治者在旁遮普邦犯下的暴行。(9)但他强烈反对采取抵制欧洲商品等违宪做法。
12月底在阿姆利则召开的第二届基拉法特会议，由不久前获释的阿里兄弟主持。长期的监禁让他们有了烈士的光环，并为他们赢得了“毛拉”（源自mawla，阿拉伯语：主人或学者）的宗教称号。代表们责成他们起草《基拉法特宣言》。
1920年1月，穆斯林联盟主席穆赫塔尔·艾哈迈德·安萨里率领的代表团会见了切姆斯福德总督，敦促英国政府不要剥夺苏丹-哈里发迈赫迈特六世对穆斯林圣地的宗主权。甘地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10)
阿里兄弟与甘地密切合作，两个月后完成了《基拉法特宣言》。该宣言呼吁英国不要削弱哈里发的地位，并敦促印度穆斯林让英国在哈里发问题上负起责任。该文件还纳入了甘地首次阐述的对政府实行非暴力不合作的概念。这样的一场运动将由不断递进的层面组成，从放弃政府头衔及荣誉开始，它将包括抵制法院、英国支持的教育机构、地方议会选举和外国商品，乃至从公务员、警察和军队队伍中辞职等。最后一步是拒绝纳税。宣言发表后，焦哈尔作为基拉法特代表团的领导人前往欧洲，在巴黎和伦敦为土耳其游说。
4月17日在马德拉斯举行的第三届基拉法特会议由肖卡特·阿里主持，大会通过了《基拉法特宣言》。(11)自此至9月初国大党特别会议投票对不合作进行表决时，几件事帮助甘地巩固了他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4月底，甘地谴责国际联盟最高委员会在意大利圣雷莫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即允许英国和法国决定奥斯曼帝国非土耳其部分的统治权性质。他呼吁人们以不合作的方式表达印度对圣雷莫决议的愤怒。
内外转折点
1920年5月15日，同盟国公布了与奥斯曼土耳其签订的和平条约草案，提议将所有非土耳其部分从奥斯曼帝国分割出去。甘地谴责了这份文件。在国内，威廉·亨特勋爵领导的调查委员会于5月28日发表了《印度政府任命的调查旁遮普骚乱的委员会的报告》，反英情绪愈演愈烈。
据报告称，当时贾利安瓦拉巴格有5000至1万人，全都手无寸铁。雷金纳德·戴尔准将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各部署了25名士兵。枪声一响，集会群众就往最低的围墙冲去，那墙大约5英尺高。戴尔命令他的士兵瞄准那个地方。他在给军方上级的快信中写道：“这已经不再是驱散人群的问题，(12)而是一个足够分量的道德威慑，不仅对在场的人，更是对整个旁遮普”。(13)委员会的报告批评了戴尔，谴责了戒严管理的某些方面，但在总体上认可了旁遮普的戒严政策。甘地立即将对亨特报告的抗议和基拉法特倡导的不与政府合作的立场结合了起来。
然而，肖卡特·阿里盘算着如果穆斯林辞去公务员职位，有抱负的印度教教徒很快就会填补进去。因此，如果没有印度教领导人的积极支持，他不愿意开展不合作运动。此时，作为一个重要的印度教教徒，甘地的干预变得至关重要。
甘地从印度教的传统神话、信仰与象征中汲取了许多民族主义的灵感。正如他曾经解释的那样：“我的兴趣所在不是政治而是宗教。我参与政治是因为我觉得生活中没有哪个方面可以脱离宗教。”(14)
他的《论印度自治》（Hind Swaraj）一书在1909年写成，最初用的是古吉拉特语，后来被他翻译成英文版Indian Home Rule，他在书中指出，印度早在英国统治之前就已是一个国家。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提到，“我们远见卓识的祖先在南部创立了Shevetbindu Rameshwar，在东南部建立了克利须那，在北方建立了哈里瓦，把这些地方作为朝圣之地”，从而勾勒出吠陀印度教的地理范围。(15)这些都是印度教的圣地。甘地没有提到古代佛教的朝圣之地，更没提到散布在次大陆各地的穆斯林苏非教派圣徒的圣地，其中一些是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经常去的地方。他们共同的信念是，通过在圣地祈祷，他们将得到已故圣人的灵魂的祝福，圣人能代表他们与全能的神进行沟通，以解决他们的世俗问题。（这种做法遭到正统穆斯林的谴责。）
值得一提的是，在纳塔尔举行罢工游行的矿工们跟在甘地身后，高呼“胜利属于克利须那神”，“胜利属于罗摩神”。在罗摩神和克利须那神这两位印度的主神之间，甘地更喜欢罗摩神的生平，这个记录在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中的故事，由17世纪的诗人杜尔西·达斯译成了印地语。“我认为杜尔西·达斯的《罗摩衍那》是所有宗教文学中最伟大的著作。”他在1919年时称。(16)甘地在1918年3月艾哈迈达巴德纺织工人罢工期间的绝食之举，给了他一种印度教圣徒的光环。那次罢工的第二天，他提到自己从“印度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这里的古代文化代表了吠陀印度教为应对佛教的挑战而进行改革之前的传统。(17)
甘地对母牛的崇拜非常富有传奇色彩。“保护母牛是印度教的外在表现形式，”他宣称，“如果有人不愿意为此献出生命，我绝不称他为印度教教徒。我把这一点看得比我的生命更珍贵。”(18)
他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宗教习惯和不切实际的道德言论。在艾哈迈达巴德附近的静修处，听教友唱印度教用于祈祷的歌曲《拜赞》（bhajans），是他晨祷的一部分。他的圣洁和公开的虔诚为他赢得了圣雄（梵文，意为伟大的灵魂）的称号。虽然缺乏文献证据，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著名作家、哲学家、教育家泰戈尔取的。(19)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在两年后被封为爵士。作为一名爱国者，他在1920年8月放弃了这个头衔，以此响应甘地号召的抵制。在他们的通信中，甘地称他为古鲁德夫（印地语意为敬虔的大师），对于这份赞美，泰戈尔以称他为圣雄作为回礼。
甘地的宗教形象让乌理玛主导的基拉法特运动的领导层感到安心。在1920年6月3日，在由肖卡特·阿里主持的基拉法特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甘地解释说，在他的单独指导下，四到五个月之后，不合作运动将从低层面达到拒绝缴税的高层面。
他要求负责一个特别的不合作委员会，独立运作——他将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独裁者。(20)与会者对他在南非运用这一策略所取得的成功印象深刻，同意了他的提议。
而模棱两可的亨特报告为甘地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他可以更加尖锐地抨击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如果我们有资格自称为一个国家，就必须撤回与政府的合作，以此拒绝维护它的存在。”他在6月9日这样宣布。(21)两周后，他呼吁总督切姆斯福德勋爵要么在8月1日之前修改让土耳其蒙羞的和平条款，要么辞职。他开始将旁遮普邦持续动荡的国内问题与基拉法特运动有关土耳其的诉求混在一起，同时强调哈里发拥有优先权。但同盟国在土耳其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8月1日，甘地归还了他在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三枚战争奖章，从而拉开了这场不合作斗争的序幕。
8月10日，同盟国和苏丹-哈里发迈赫迈特六世于巴黎郊区的塞弗尔签署了《塞弗尔条约》”，保留了奥斯曼王朝，但切割了帝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所有领土。甘地谴责该条约是“对印度穆斯林的重击”。(22)
随后，甘地和基拉法特的领导人集中讨论了即将于9月初在加尔各答召开的国大党特别会议。为了强调他们在印度教教徒—穆斯林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诚意，基拉法特领导人呼吁穆斯林不要在巴克里古尔邦节（乌尔都语意为山羊节）——即印度语的宰牲节——上杀牛，而按照习俗，这一天的庆祝方式通常是宰杀山羊、绵羊或牛。按照农历，这个节日应在国大党大会召开前几天。(23)
在这个特别会议上，甘地的决议遭到前国大党主席安妮·贝桑特、马丹·莫汉·马拉维亚和真纳等中坚分子的反对。甘地动员大家的重要论据之一是，基拉法特中央委员会已经打响了不合作战役，已有35年历史的国大党怎能落后于一个新生的机构呢？1886票对884票的结果表明他击败了反对派。
与此同时，9月7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的穆斯林联盟特别会议上，真纳谴责了亨特的报告和戴尔的所作所为。但他反对采用违宪手段的立场仍未改变。虽然他和甘地同属民族主义阵营，但他们在斗争策略上两极分化。
12月下旬，在那格浦尔举行的为期5天的会议上，国大党代表在甘地的要求下对该党的目标进行了修正，之前的目标是通过一切合法与和平的手段实现印度人民的自治（swaraj）。甘地预测，如果采取非暴力的不合作的斗争策略，将在一年内达成自治的目标。真纳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说自治在实践中的含义并不清楚。“这个（不合作的）武器不会摧毁大英帝国，”他预言道，“这既不符合逻辑，在政治上也不合理、不明智，实际上也不可能付诸实施。”他还说尽管他无力消除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原因，但他警告印度同胞，大规模不合作这种极端行为会带来可怕的后果。(24)
但令他懊恼的是，就连穆斯林联盟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同期，在由穆斯林联盟主席安萨里主持的那格浦尔会议上，也决定对不合作运动予以支持。另一项同等重大的决议改变了实现自治的目标。大会的横幅总结了联盟的最新理念：“忠于你的宗教”“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25)
真纳输了，但没有放弃。在给甘地的一封信中，他表明这种违宪的计划只能吸引文盲和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并且必然会导致灾难性后果。(26)
甘地式不合作的出笼
在甘地的敦促下，那格浦尔的国大党领导人向所有印度人开放了党员资格，每年象征性地收取四分之一卢比（相当于当时的四分之一英国便士或4美分）的会费。他们还通过了甘地起草的新宪法，它建立了一个从最高的代表大会工作委员会到最低的村级委员会的等级制度，从而把他们松散无组织的运动纳入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之中。
1921年4月，甘地发起了一场运动，招募1000万印度各阶层人士加入国大党，并筹集1000万卢比（约合100万英镑）的全国基金，以推动不合作斗争。他与加尔各答的拉贾斯坦邦金融和工业资本家以及艾哈迈达巴德的纺织大亨之间的友好关系，帮助国大党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这些努力导致一个巨大的扩大选区的产生，它准备以戏剧化形式表达反抗英国统治的情绪。虽然国大党官员撤回了他们有利可图的法律活动之举上了报纸的头条，但抓住城市印度人想象力的则是抵制外国商品（主要是英国的）。
在焦哈尔的陪同下，甘地坐火车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全国巡回之旅，每天只能吃几片吐司、葡萄和羊奶。他在各地驻足，敦促听众不要穿外国服装和鞋子。如果他们鼓掌表示赞同，他就催他们即刻脱去衣服和鞋子，堆在一边。然后，把他1908年8月16日在约翰内斯堡第一次做的事再做一遍——点燃这堆东西。他呼吁观众穿土布衣服，为自己国家的运动出份力。公开焚烧外国纺织品的做法，波及未售出的当地摊贩的库存商品。作为一个滴酒不沾的人，他宣扬节制，这在穆斯林领导人中很受欢迎，因为伊斯兰教禁止饮酒。
临时设立的地方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志愿者被派去执行对法院和英国支持的教育机构的抵制。抗议者与警察发生小规模冲突。对英国人来说，这是最糟糕的时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胜利的同盟国一方及其殖民地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1922年英国的通货紧缩率达到15%。很快，国大党就因为有了自己的志愿者队伍而信心倍增，这些人穿着白色的土布制服，基拉法特运动也有了一支志愿者队伍。
新上任的印度总督雷丁勋爵（又名鲁弗斯·丹尼尔·艾萨克斯，雷丁家的第一代侯爵）曾是英国首席大法官，也是一名执业的犹太人，他对这场动荡的应对准备不足，所以1921年上半年他什么也没做。然后，为了试水，他逮捕了阿里兄弟，罪名是发表煽动性言论。法庭判处他们两年监禁。随之而来的抗议并不强烈，受此鼓励，雷丁开始集中精力打压基拉法特运动。
甘地也抗议了。他在1921年9月19日出版的《年轻的印度》（Young India）周刊上发文说：“我毫不犹豫地说，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为这个政府服务都是有罪的……煽动骚乱已成为国大党的信条……不合作运动，虽然是一个宗教的和严格意义上的道德运动，但其特意把目标定为推翻政府，因此从法律上讲就是具有煽动性的。”(27)换句话说，如果阿里兄弟是带有煽动性的，那么成千上万参加不合作运动的人也是。
他在另一篇10月20日发表于《年轻的印度》的文章中强调了自己与阿里兄弟结成同盟：“我声明，对我们来说，基拉法特运动是一个关键事实；对于毛拉穆罕默德·阿里来说，这是他的宗教；对我而言，以生命捍卫基拉法特运动，可以确保母牛不被穆斯林的刀宰杀，这是我的信仰。”(28)
在伦敦，政府1921年7月决定派26岁的英俊的威尔士亲王（后来的英王爱德华八世）访问印度，让印度人民以无比的热情和崇敬欢迎他，以表达对帝国的忠诚。印度总督继续镇压抗议活动。到11月初，1万多名印度人（主要是基拉法特运动的部分成员）被关进了监狱。
亲王11月17日抵达孟买时，迎接他的是罢工、骚乱和纵火。为了在他4天的访问期间恢复秩序，警察动用了实弹，造成了53人死亡。所有主要城市都出现了罢工。在加尔各答，身着制服的国大党成员和基拉法特志愿军掌控了城市，以确保一场非暴力的总罢工顺利进行。到了晚上，加尔各答陷入了自己造成的黑暗中——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就像英国作家吉卜林所描述的。(29)
12月初，真纳与印度总督交涉，寻求解决日益恶化的局势的办法。总督表示乐意，但甘地提出的先决条件是释放所有与基拉法特运动有关的囚犯。总督拒绝了。(30)事实上，他继续宣布招募和组织国大党及基拉法特志愿者，以及在城市举行三人以上的集会为非法。由于无视这些禁令，政治犯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2万人之多。
战斗到底——暂停
“雷丁勋爵必须明白，不合作者正在与政府开战，”12月21日，甘地在《年轻的印度》上发表的一份宣言说，“我们想要推翻政府，迫使它服从人民的意愿。我们将不得不令人性为之震惊，哪怕要像在南非和爱尔兰那样，除此之外，我们宁愿抛洒自己的鲜血而不是让对手流血。我们将战斗到底。”(31)
12月27日至28日在艾哈迈达巴德举行的国大党会议，由哈基姆·阿贾马尔·汗主持，它与以往毫不相同。会场没有椅子和桌子，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帐篷和铺在地上的地毯，大多数代表穿着土布棉衫，戴着称为“甘地帽”的白色折叠布帽。从服装上讲，真纳和甘地截然不同。真纳穿着他平常穿的三件套西装，衣领浆得笔挺，戴着丝质领带，怀表紧紧地系在马甲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克雷文-A牌香烟，每天要抽50支。甘地则继续着他的斯巴达生活方式，最近连衬衫、多蒂腰布和白色帽子也不穿戴了，而是换上了一条土布缠腰布和披巾。
衣衫不整的甘地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呼吁“对所有政府法律和机构采取积极的公民抗命行为；呼吁非暴力；呼吁不管政府禁令，继续在印度各地公开集会；呼吁所有印度人通过加入（国大党）志愿服务团让自己束手就擒”。该提议经过多次辩论，在4728名代表中仅有10人持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获得通过。(32)会议指定甘地为公民抗命运动的唯一执行人。
持不同意见者中最突出的是真纳。他的讲话被观众不断地叫喊“可耻、可耻”所打断。当他提到“甘地先生”时，许多代表高呼“圣雄甘地”。(33)但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后也未改变，自始至终称呼甘地为“先生”，所有英国官员也是如此。不过，眼下他垂头丧气地搭下一班火车，离开了那格浦尔，陪伴他的是他年轻的妻子鲁蒂（玛丽亚姆），她在两年前生下了他们的女儿黛娜。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国大党的会议。在与甘地的未公开宣布的战争中，他以屈辱的方式败下阵来。
甘地选择了位于古吉拉特邦孟买以北150英里的巴多利地区作为他的公民抗命运动的试验场。2月1日，他宣布将在这个以农村为主的地区发起一次拒绝纳税的行动。在次大陆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土地收入是英属印度的财政命脉。
一周后，他得到消息说，2月5日，在距离巴多利800英里的联合省小镇乔里乔拉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抗议食品价格上涨的人们组成长长的队伍上街游行，一路无事，直到一些掉队的人被武装警察击中。他们大声呼救，抗议者转过身来面对警察。警察开枪打死了3名男子，在子弹打光后跑回了警察局，并在那里设置了障碍。愤怒的暴民放火烧了警局的大楼。当21名惊恐万分的警察和他们的局长逃出火海时被人们抓住，并砍成几块扔进烈焰中。后来225名抗议者被起诉，72人被判有罪，其中25人被处以绞刑。(34)
听到这个消息，甘地吓坏了。“假设……政府已经退到一边，让巴多利的胜利者代行其职，谁来控制那些遇到一点挑衅就实施不人道行为的不法分子呢？”他问。他说他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到这一点。他暂停了巴多利的公民抗命运动。作为不合作运动唯一授权的执行者，他禁止在印度的任何地方藐视政府。
在那些对他的决定感到震惊并质疑这是否明智的人当中，不仅有被监禁的阿里兄弟，还有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包括国大党前主席、联合省阿拉哈巴德一位非常成功的大律师莫蒂拉尔·尼赫鲁，他的独子就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后来人们得知，总督雷丁勋爵向伦敦发送了一份表示绝望的报告。“城镇的下层阶级受到了不合作运动的严重影响，”他在1922年初写给印度国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的信中说，“某些地区的农民也受到了影响……全国各地的穆斯林都心怀鬼胎、怨恨、闷闷不乐。”(35)
在回应国内的批评时，甘地说：“实际上，彻底推翻整个带有进攻性的计划在政治上可能是不合理、不明智的，但毫无疑问，这样做在宗教上是合情合理的。”(36)当形势急转直下时，甘地把印度教搬了出来。可谁来判断他的决定是否具有“宗教上的合理性”呢？一切都是主观的，一切判断都由他个人做出。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那些说宗教与政治无关的人不知道宗教意味着什么。”(37)无论如何，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他将宗教注入政治的做法将导致印度次大陆的统一被破坏。
毫无疑问，甘地信仰的核心是正统的印度教，它把禁止食用牛肉和杀牛作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他的观点可以很恰当地概括为：“在崇敬母牛这一点上，我绝不向任何人妥协”。(38)与所有虔诚的印度教教徒一样，他致力于从无尽的出生、死亡及重生的轮回中获得解脱（moksha，梵语），从而结束这一轮回中固有的痛苦。“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实现自我，想在这种存在中得到解脱，”他在1924年出版的《年轻的印度》中写道，“我对国家的服务即我从肉体的束缚中解放灵魂的修炼的一部分。因此，我的服务可以被视为纯粹自私的。我对地上的易腐朽的王国没有欲求，我正为永久的天国（即解脱）而奋斗。”(39)在其他地方，他说，通往解脱的道路是“肉体钉上十字架”。没有这条路，就不可能“与神面对面”，并与之成为一体。但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完美境界，神就会在世上行走了，因为“试图了解完美的人与天神之间的区别是没有意义的。”那样一来，他对他同胞的命令就没有限制了：“当我成为一个完人，只要我开口，整个国家都会倾听。”(40)印度教的内核被一层耆那教包裹着，后者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强调非暴力或对任何生命形式无害。
甘地在放弃公民抗命计划之后，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忏悔禁食，作为他定期肉体受难的一种方式。所有这一切都强化了他在文盲和宗教信仰深厚的群众心中圣雄的崇高形象。
不过，他反对英国统治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当英国这头狮子继续在我们面前挥舞它血淋淋的爪子时，我们怎能妥协呢？”他问道，“吃米饭的弱小的数百万印度人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实现自己的使命，而无需进一步的教育和武器……1920年开始的战斗，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41)
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最富煽动性的三篇文章之一，之前的两篇发表于前一年9月19日和12月21日的《年轻的印度》周刊上。甘地于1922年3月10日被捕，被判犯有煽动叛乱罪，判处6年徒刑。由于意外的急性阑尾炎手术，他于1924年2月获释。
在他离开政治舞台期间，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撤退与反制
一年之内实现自治的希望破灭了，公民抗命运动戛然而止，以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都感到失望和沮丧。国大党要人之间出现了分歧，其中一些人放弃了不合作立场，决定参加根据1919年《印度政府法》举行的选举。
党内一些高层人士不同意甘地的激进议程，开始远离国大党。马丹·莫汉·马拉维亚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两度担任该党主席。他转而投向全印度印度教大斋会（All India Hindu Mahasabha），一个成立于1914年、作为全印度穆斯林联盟的反制力量的社群组织。1922年12月底，马拉维亚在印度教理事会的年会上发表讲话，详述了印度教教徒的不满。他提到了自1921年8月以来，马拉巴尔南部地区（现称喀拉拉邦）的莫皮拉穆斯林农民对他们犯下的暴行。他还指出，在1922年9月旁遮普木尔坦市的社群骚乱中，印度教教徒眼睁睁地看着穆斯林流氓亵渎他们的寺庙。阿姆利则也有类似的情况。(42)
对他们而言，圣社是一个印度教社会改革运动组织，最初成立于1875年，旨在清除当代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和偶像崇拜，其领导人发起了净化（梵文 Shuddhi）运动，让皈依印度穆斯林的人回归印度教。一些穆斯林名人对此感到不安。马拉维亚为净化运动辩护说，过去一年里，古吉拉特邦有10万印度教教徒皈依伊斯兰教，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如果现在有2.2亿人数（3亿印度人口中占2.2亿）之众的我们还遭到如此恶劣的对待，如果我们允许印度教教徒以这种比例皈依伊斯兰教，而不允许已皈依的人回归印度教，那么印度教人数大大减少之后，我们的未来会怎样？”(43)
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正日益恶化。1923年，加尔各答爆发了印度教教徒—穆斯林的暴力冲突。为了扭转这一趋势，1923年，在毛拉穆罕默德·阿里·焦哈尔第二次出狱后的几个月内，国大党代表们选举他为该党主席。他成为该政党38年历史上的第六位穆斯林主席。（5年前他还在狱中时，曾被选为穆斯林联盟的主席。）
真纳对不合作和公民抗命运动保持着清醒的态度。1923年4月，他正式辞去了国大党的职务。9月，他被选出来作为穆斯林联盟的成员，代表孟买参加新成立的中央立法会，后者取代了过去的帝国立法会。在这个议会里，他继续要求设立“一个完全负责任的政府”，这是埃德温·蒙塔古于1917年首次承诺的。
甘地从监狱获释后，还没有完全从手术后的虚弱中恢复过来，他和基拉法特领导人就遭遇了重大的政治挫折。1924年3月3日，在土耳其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将军的授意下，安卡拉大国民议会废除了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吉德，并废止了有着1292年历史的哈里发制度。这样一来，甘地不合作运动的两大支柱相继垮塌。
对于真纳这样一个世俗的公众人物来说，哈里发的命运即使有其重要性也微不足道。事实上，他深感不安地看着穆斯林传教士——有毛拉维（maulavi，毛拉的又一派生词，阿拉伯语意为大师或学者）称号的人——在哈里发问题上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以及哈里发对麦加和麦地那的伊斯兰教主要圣地的持续控制。随着哈里发被废黜，真纳在穆斯林联盟中的地位上升。代表们在1924年选举他为党主席，任期三年。
作为一个认为政治应该只是受过高等教育者的特权的人，他对甘地让半文盲和文盲鼓动者参与政治的做法表示遗憾。在他看来，正是这种现象导致了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甘地则试图扭转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几周以来，他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并进行了独立调查。最终结果是1924年5月29日，他在《年轻的印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的紧张关系：原因与解决之道》，整个篇幅虽有6000多字，但掩盖不了它的不足之处。文章总结了印度教教徒对穆斯林的普遍看法，反之亦然，还调查了一些社区骚乱案件，斥责了每个社群中一些看似不合理的行为。甘地重申了自己早些时候的论点，即“我们［印度教教徒］对为［生活在印度的］英国人每天宰牛一事闭口不谈。而当穆斯林宰牛时，我们就变得怒不可遏……［但是］母牛的脖子之所以会在屠刀之下，是因为印度教教徒把它们卖了”。(44)文章未能从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的分析。由于缺乏对这些学科知识的较好掌握，澄清这个问题的任务超出了他的智力范围。
对于疗愈这一陈年旧习的方法，他的结论是，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可能是一个，因为“这对双方是如此自然、如此必要，而且我相信人性”。(45)这种循环论证本质上是在回避问题。
不出所料，他用英文写的这篇冗文对当地局势并没有实际影响。周期性的骚乱仍在继续。而最引人注目的是1924年9月发生在西北边境省（后来的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的科哈特镇（人口为4.4万）的那次。
永恒正法委员会（Sanatan Dharma Sabha，梵文）是一个像圣社那样的印度教复兴组织，(46)它的当地分支机构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里面有一首粗俗的涉及伊斯兰教的诗，据称是对穆斯林报纸上早些时候登的一首反印度教诗的回敬。这激怒了占当地人口92%的穆斯林。他们对当地印度教领袖的道歉并不满意。从9月9日至11日，发生了为期三天的暴乱：抢劫、纵火及暴力事件，造成155名印度教教徒死亡。为安全起见，当局将3500名印度教教徒疏散到该镇的军营地带。(47)
54岁的甘地决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行事。为了“改造”那些爱他的人，他选择绝食，试图用这种方式去走近斗志旺盛的双方的心，以便他们能够体会他的感受，并以他的方式做出反应。9月17日，他宣布在穆罕默德·阿里·焦哈尔位于德里的家中禁食21天。两名穆斯林医生负责照料他。这将向印度教教徒表明，他们如圣人般的政治家将以自己的性命来信任穆斯林，世人将见证莫罕达斯和穆罕默德已是知己。
10月8日，甘地结束了绝食，现场先是一位穆斯林传教士背诵了《古兰经》的开篇经文，接下来唱赞美诗《当我注视着奇妙的十字架》，最后以印度教圣歌《拉库家族的首领，我神罗摩》结束。(48)一切都非常感人，广为流传。但在大众层面上并没有改变什么。
甘地的此次绝食抗议与他1918年3月在艾哈迈达巴德所做的完全不同。纺织工人的罢工是一个地方性的问题。纺织厂主是小而团结的一群人，生怕甘地会死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教教徒—穆斯林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即使只考虑城市层面，它所涉及的也是庞大而松散的社会实体。一个苦行僧式的政治家自愿不吃不喝，并不能消除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族群间的误解和偏见。
1924年12月下旬，在他主持的国大党会议结束的第二天，甘地在贝尔高姆参加了一个母牛保护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全印度的母牛保护组织。他的策略是说服穆斯林自愿地放弃宰牛和食用牛肉。“穆斯林声称伊斯兰教允许他们杀牛，”他在1925年1月29日的《年轻的印度》上写道，“因此，在我看来，叫一个穆斯林不杀牛等于强迫他皈依印度教。”(49)
在科哈特骚乱等当代问题上，甘地无法让自己的看法与肖卡特·阿里的看法一致。他们一起访问科哈特收集证据的计划不得不取消，因为印度总督禁止他们进入该镇。他们决定去拉瓦尔品第举行听证会，最终从不同视角对这一恶性事件做出了评价。1925年1月，肖卡特·阿里宣布纵火及伴之而来的枪击是偶然事件，并非有预谋的针对印度教教徒的圣战。而时任国大党主席的甘地说，9月10日那天穆斯林群众愤怒异常，如果印度教教徒没有大规模疏散的话，恐怕更多的人已遭毒手。(50)
甘地—真纳：道不同不相为谋
心灰意冷的甘地现在把自己的一些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另一场运动中，即结束有种姓的印度教徒对无种姓者实施的贱民制度。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自治的支持，他借用宗教术语来畅想自治的实现。他认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的终结将使“罗摩之治”（Ram Raj）时代重现，即古印度的黄金时代，罗摩神统治的王国是一个正义与公平的盛世。这种情景尤其令乡村里没有文化的印度教群众着迷，却让穆斯林无感甚至疏远。他们无法对印度教奉为神的罗摩王及其王国感同身受，罗摩王和他的王国存在于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300年左右，比伊斯兰教的建立早了2000年。
真纳仍在由145人组成的中央立法会里积极参与工作。他被选入议会的一个委员会，负责调研在印度建立军事国防学院的可能性。为此，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走访欧洲大国和北美地区，陪同委员会成员访问英国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的人之中，包括道格拉斯·格雷西上尉，即后来的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格雷西将军。在忆及真纳对前来会见该委员会的英国军官的傲慢行为时，格雷西说：“我不得不提出抗议，并指出这些军官是自愿提供证据的……他们有权受到礼貌的对待……一旦有人挑战，真纳就会变得通情达理，以后也不会再怀有恶意了。”(51)
尽管真纳给了穆斯林联盟领导权，但其成员在1926年还是缩减至1330人。(52)为此真纳更加埋头于政治事务中，以致忽略了鲁蒂的感受。他们变得疏远了。
1927年11月，印度国务大臣伯克黑德勋爵任命了一个以约翰·西蒙为首的7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建议修订1919年的《印度政府法》。国大党在12月召开会议，决定抵制西蒙委员会，因为其中没有来自印度的代表。穆斯林联盟理事会在真纳的引导下，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但同意者勉强过半，导致党内出现分裂。伯克黑德勋爵向印度政客提出挑战，要求他们起草一部各社群领导人都接受的宪法。
国大党高级官员接受了挑战。他们邀请所有非国大党领导人参加1928年2月在德里举行的各方会议（All Parties Conference）。在5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产生了一个由10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概括出宪法的广泛原则。会议由著名国大党议员莫蒂拉尔·尼赫鲁主持，另外9名成员包括两名穆斯林——穆斯林联盟前主席阿里·伊玛姆爵士和舒布·库雷希——以及一名锡克教徒曼加尔·辛格。委员会一致通过的草案称为《尼赫鲁报告》，于8月10日发布。月底在勒克瑙举行的第三次各方会议上，该草案获得通过。
《尼赫鲁报告》的要点如下：印度应被授予大英帝国内的自治领地位，采取联邦政府的形式，剩余权力——没有专门分配给中央或各省的权力——将归中央政府所有；穆斯林在中央立法机构中的代表权应与其占总人口四分之一的比例相称；任何社区都不允许有单独的选区，但在少数民族占总人口至少10％的省份，可以允许保留少数民族席位；官方语言应为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书面语言为梵文、乌尔都语或其他6种主要文字中的任意一种。
《尼赫鲁报告》中取消了单独选区一项，退出国大党并加入穆斯林联盟的焦哈尔拒绝接受它。1928年12月下旬，在结束欧洲之行回国两个月后，真纳在国大党会议前夕前往加尔各答，游说修改《尼赫鲁报告》。他说：“大多数人都有压迫和专制的倾向，少数人总是害怕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受到损害，除非得到法律规定的明确保障。”（他本可以提到几个世纪以来占多数的种姓印度教教徒一直压迫少数贱民的方式。）他警告说，解决问题的另一选择也许是“革命和内战”。(53)没人听他的这番肺腑之言。国大党领导人正忙着怎么把穆斯林代表的人数从25％提高到27％。
“真纳情绪低落，灰溜溜地回到了酒店,”他的帕西朋友、后来的卡拉奇市市长贾姆希德·努舍尔万吉回忆说，“第二天早上……在他的头等车厢门口，他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地说‘贾姆希德，这是要分道扬镳啊’。”(54)事实证明，真纳的话是具有预见性的：回想起来，这将被视为导致次大陆分裂的三个里程碑中的第一个。
在国大党会议上，甘地提出了一项接受《尼赫鲁报告》的决议，但有一个附加条款，即英国政府必须在一年内给印度自治领地位。如果到1929年12月31日印度还没有获得自治领地位，甘地最后说，那“我必然自行宣布独立”。(55)
真纳于1929年3月提出了他的十四点宣言，(56)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应该有一个联邦形式的政府，剩余权力归于各省；所有中央或省级内阁以及中央立法机关都应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穆斯林代表；应该继续实行独立的选民制度；穆斯林应在国家的所有服务中享有足够的份额；此外，还应该为保护和促进穆斯林教育、语言、宗教、属人法和慈善机构提供充分的保障。尽管真纳是穆斯林联盟的主席，但他的宣言未能赢得联盟理事会的支持。在德里举行的会议陷入混乱的争执之中。(57)
真纳遭受这次政治挫折时，正值他生命中的一个脆弱时刻。1929年2月20日，他分居的妻子、29岁的鲁蒂因腹部患上癌症在孟买逝世，当时他正在德里的联盟总部为他的宣言游说。他急忙赶往孟买，在她的葬礼上不禁哭出声来——那是他在公众面前罕见的一次情感流露。
1929年6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成为英国首相。印度总督欧文勋爵是一位看起来像教授的秃顶男子，整个夏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伦敦度过。他在10月31日回到德里时表示，英国政府设想举行一次由英国和印度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并补充道，“印度宪法意义上的进步的自然问题……是获得自治领地位。”但当议会中的保守派领导人反对这一想法时，他退却了。在12月23日与印度高层领导人的会晤中，他表示，“他根本无法预判或保证（圆桌会议）会得出任何永久路线。”(58)印度代表团里包括甘地和真纳。这将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联合参加政党活动。(59)
一周后，国大党在拉合尔召开会议。1929年12月31日午夜钟声敲响时，会议通过了一项由主持会议的40岁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提出的动议。“英国政府不仅剥夺了印度人民的自由，而且在剥削人民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精神上毁灭了印度，”动议如此表述，“因此，我们认为，印度必须切断与英国的联系，获得自治权或完全独立。”(60)
大会采用了一面绿、白、橘黄三色旗帜，中间白色条纹上有一架手纺车作为独立的印度的标志。大会呼吁其成员和朋友退出立法机构，并批准公民抗命、不交税。它授权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决定何时以及采用何种方式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实际上，这个决定取决于圣雄甘地。
海盐事件
甘地抱定决心要让公民抗命运动严格坚持非暴力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尤其当“空气中充满暴力的时候”，更要如此。最具戏剧性的例子发生在1929年4月，当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巴格特·辛格和巴图克什瓦尔·达特从中央立法会的参观者旁听席投掷了两枚土炸弹时。甘地的重点是抗税。
1922年2月，在巴多利举行的税收抗议活动与土地收入挂上了钩。土地收入是英属印度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这一次，他需要选择一些不那么重要，但同时又与印度社会大部分人的生活相关的东西。他想到了英国自18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成立以来就征收的盐税。
1882年的《印度盐法》（India Salt Act of 1882）明确规定了政府对食盐的采集、制造、批发和征税的垄断。持有并非从国家专卖店购买的食盐即构成犯罪，应受惩罚。在总督雷丁勋爵治下，盐税在1923年翻了一番。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甘地在1930年3月2日写了一封长信给印度总督欧文勋爵，信中先是谈到了英属印度政府的税收制度总体上的不公，然后将话题转向盐税及其对印度农民的损害。“英国的体制似乎就是被设计成去碾压印度农民的生命的，”甘地写道，“就连他们的生活必需品盐也要被征税征成这样，使他们不堪重负。(61)他总结道，如果总督未能“对这种邪恶行为加以处理”，他将在3月11日继续与他在艾哈迈达巴德静修所的同事们无视《印度盐法》的存在。总督没有理会这封信。
3月12日，甘地开始了他史诗般的徒步之旅。他的80名追随者也加入了这次241英里的旅程。
像往常一样，时年61岁的甘地用宗教来包装自己的言行。“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去阿玛纳特或巴德里-凯达尔的朝圣者，”他说，这两处指的是印度西北部山区的印度教圣地，“对我而言，这简直就是一次神圣的朝圣之旅。”莫蒂拉尔·尼赫鲁也附和道：“正如罗摩神向［斯里］兰卡的带有历史意义的行进一样，甘地此行也是值得铭记的。”(62)通常，陪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信徒中只有一位穆斯林，即阿巴斯·瓦尔特吉。
此行经过近300个村庄，于4月5日在孟买以北160英里以盐田闻名的丹迪村结束。在农村，甘地无数次停下脚步，劝诫他的听众们穿上手捻线、手工纺织的棉布——称为印度土布（khadi or khaddar）——做成的衣服，远离酒精、童婚和划分贱民的做法。他还特意提到去当地无种姓之人用的井中洗澡。
4月6日早上，在结束了聆听印度教虔诚的祈祷圣歌的仪式后，他涉入阿拉伯海，捡起一把咸泥（盐盆早些时候被政府人员搅动过），象征性地宣布他的国家已完全独立，他的崇拜者则高呼Kanoon Torhnewala zindabad（印地语，意为“违法者万岁”）。
鉴于印度的海岸线很长，民众有足够的机会违反盐法。大规模的抗命行动随之而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于4月14日被捕，被判处6个月监禁。卡拉奇、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和吉大港等港口城市成为非暴力抗议活动的主要场所。
在丹迪时，甘地起先住当地穆斯林西拉兹·阿卜杜拉的家里，后来搬进了一所特别建造的棕榈叶小屋。正是在这里，1930年5月4日午夜过后，甘地被捕，此次根据的是《1827年孟买条例》第25条，它允许未经审判而拘押。
这样一来，76岁的穆斯林、退休法官阿巴斯·蒂亚布吉就接续了甘地的使命，他曾被甘地任命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候补领导人。在甘地的妻子卡斯图拜的陪同下，他率领游行队伍向丹迪以南20英里的达拉萨纳盐场进发。
途中，蒂亚布吉遭到逮捕，被判入狱3个月。随后，领导权先后传给了受过牛津教育、直言不讳的诗人沙拉金尼·奈杜，以及在基拉法特运动期间被甘地的魅力折服的大毛拉阿布·卡拉姆·穆希尤丁·艾哈迈德·阿扎德。此时，参加此次非暴力不合作行动的人数已飙升至两千。当游行者走近盐场时，警察把他们挡在了门外。沮丧之余，他们只好开始静坐示威，几天下来，数百人被捕。
5月21日，部分示威者终于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他们试图拆除盐场周围的铁丝网。警察用钢头棍招呼他们，而他们遵从甘地不抵抗的严格指示，“以极大的痛苦回应有组织的流氓暴力行为”，始终没有还击。
合众国际社的美国记者韦伯·米勒报道称：“没有一个游行者举起胳膊来抵挡袭击。”
从我站的地方，我听到了棍棒打在毫无保护的头骨上发出的令人作呕的重击声……被击倒的人摊开四肢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或者由于头骨骨折或肩膀骨折，身体痛苦地扭动着。两三分钟后，地上就满是横七竖八的人。他们的白衣服上血迹斑斑，幸存者并没有乱了阵脚，而是默默地、迈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进，直到被打倒在地。当第一列的人都被击倒时，抬担架的人就不顾警察的阻拦冲了上去，把伤者抬到一间作为临时医院的茅草屋里。
有时，那些毫不抵抗的人被一棍接一棍打得血肉模糊的场面让我非常恶心，不得不转身离开。我心中涌起难以名状的无助的愤怒和厌恶，既是对那些不予抵抗、甘愿挨打的人的，也是对那些挥舞棍棒的警察的……一队又一队的人前赴后继，即使被打得失去知觉也不举起胳膊抵挡。最后，警察被人们的不抵抗激怒了……他们开始野蛮地踢坐在地上的男人的腹部和睾丸。受伤者痛苦地扭动身体，尖叫着，这似乎让警察更加怒不可遏……然后，警察开始拖拽坐在地上的人的胳膊或脚，有时会拖上100码，把他们扔进沟里。
米勒后来去医院数了数，“320人受伤，许多人头骨骨折，仍然昏迷不醒，还有一些人因睾丸和胃被踢而痛苦地扭作一团……几十名伤者好几个小时也没有得到治疗，2人不治身亡。”(63)
他先是试图把这则报道发给他在伦敦的机构，但遭到了英国在印度的电报运营商的审查。直到他威胁要揭露英国的审查制度后，报道才未经审查被传送出去。这则报道被全球1350家报纸刊载，而且还被参议员约翰·J.布莱恩收入美国参议院的官方记录。(64)
米勒的报道比阿滕伯勒的传记电影《甘地传》中的情节更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悲剧事件。就像他对贾利安瓦拉巴格大屠杀的描述未能捕捉到混乱和受害者的恐怖，这部电影对抗议盐税的游行的再现也被非暴力抵抗者的外貌所破坏，他们穿着新洗的熨烫平整的白衬衫、外袍、戴着甘地帽，整齐洁净得难以置信，此时正值亚热带地区季风来临前的5月，天气酷热，尘土飞扬，他们衣服的腋下却连一点点汗渍都看不到。
总督欧文勋爵在给英王乔治五世的报告中，轻描淡写地描述了这件事。“陛下可能会一再忍俊不禁地读到有关达拉萨纳盐场的激烈对抗的报道，”他写道，“警方克制良久，没有采取行动。一段时间后，不行动已不可能，他们不得不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很多人因此受了轻伤。”(65)
政府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使政治犯的人数上升到6万至9.2万人之间。(66)
真纳在与甘地争作印度人的重要代言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天生的劣势。甘地不仅是属于多数群体的印度教教徒，而且他通过援引宗教的象征和神话，给自己戴上了印度教的光环。
相比之下，真纳对街头政治的厌恶有增无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社交上，他和甘地都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从性情上说，甘地颇有人情味，善于调动情感、创造和运用“道德压力”。他尝试了各种方式来赢得胜利，尤其是当他无法梳理出理性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立场时。与他截然相反，真纳是个知性的人，深谙逻辑，绝不感情用事，是个彻头彻尾的律师。他冷漠，保守，始终如一地拥护立宪。
真纳意识到，全世界报道这场“抗盐税游行”及其后果的戏剧性事件，遮蔽了他通过宪法手段推进印度民族主义事业的努力。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他输给了甘地。他决定离开印度。1930年10月，他乘船前往伦敦，重新从事法律工作。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甘地和国大党的其他头面人物正在肮脏且条件恶劣的监狱里受苦。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参加当年晚些时候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印度问题圆桌会议。
(1) 穆斯林国家对有名望的神学家和教法学家的统称。——译者
(2) Gail Minault, The Khilafat Movement: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Indi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72.
(3) Gail Minault, The Khilafat Movement: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Indi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56.
(4) Arya Samaj，又称雅利安协会，1875年成立，由印欧族人组成。——译者
(5) Gail Minault, The Khilafat Movement: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Indi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76.
(6) Cited in Jaswant Singh, Jinnah: India—Partition—Independence（New Delhi: Rupa and Company, 2009）, 124-125.
(7) Sanjeev Nayyar, “Khilafat Movement,”March 2001, http://www.esamskriti.com/essay-chapters/Khilafat-Movement-2.aspx.
(8) Minault, The Khilafat Movement, 77-78.
(9) “Jinnah of Pakistan: Calendar of Events, 1919,”Humsafar.info, n.d., http://www.humsafar .info/1919.php.
(10) Taimoor Gondal, “The Khilafat Movement,”CSS Forum, December 16, 2011, http://www.css forum.com.pk/386748-post13.html.
(11) Rajmohan Gandhi, Gandhi: The Man, His People and the Empire（London: Haus, 2010）, 133.
(12) 原文即粗体强调。
(13) Cited in Louis Fischer, The Life of Mahatma Gandhi（London: Granada, 1982）, 66-67.
(14) Cited by Dilip Hiro, The Timeline History of India（New York: Barnes & Noble, 2006）, 256.
(15) Cited by Perry Anderson, “Gandhi Centre Stage,”London Review of Books, July 5, 2012, 3-11.
(16) “‘I regard the Ramayana of Tulasidas as the greatest book in all devotional literature’—Mahatma Gandhi,”quoted on National Hindu Students Forum UK, Sixth Form, no.4, December 2010, http://www.nhsf.org.uk/sixth-form/newsletter/issue4.html.
(17) 参见第一章, p.22。
(18) Dr. Yogendra Yadav, “Cows Protection and Mahatma Gandhi,”Peace &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Network, July 20, 2012, http://www.internationalpeaceandconflict.org/profiles/blogs/cows-protection-and-mahatma-gandhi，引自甘地1920年12月8日在比哈尔邦北部贝提亚母牛庇护所开幕式上的讲话。
(19) Kruthi Gonwar, “Who Gave the Title of Mahatma to Gandhiji?,”New Indian Express, June 26, 2012.
(20) Francis Robinson, Separatism Among Indian Muslims: The Politics of the United Provinc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14.
(21) 同上，317。
(22) Cited by Anderson, “Gandhi Centre Stage.”
(23) Robinson, Separatism, 318.
(24) “The Khilafat Movement（1919-1924）,”Quaid-e-Azam Mohmmad Ali Jinnah（blog）, 2008, http://m-a-jinnah.blogspot.co.uk/2010/04/khilafat-movement-1919-1924.html.
(25) “The Khilafat Movement（1919-1924）,”Quaid-e-Azam Mohmmad Ali Jinnah（blog）, 2008, http://m-a-jinnah.blogspot.co.uk/2010/04/khilafat-movement-1919-1924.html.
(26) 同上。
(27) Fischer, Life of Mahatma Gandhi, 72.
(28) Cited in Singh, Jinnah, 124.
(29) Evelyn Roy, “The Crisis in Indian Nationalism,”Labour Monthly（London）, February 1922.
(30) “Non-Cooperation Movement 1920,”General Knowledge Today, October 25, 2011.
(31) Roy, “The Crisis in Indian Nationalism.”
(32) Roy, “The Crisis in Indian Nationalism.”
(33) 同样，尽管很多人呼吁称穆罕默德·阿里·焦哈尔为“毛拉”，但被他婉拒。Rajmohan Gandhi, Understanding the Muslim Mind（New Delhi: Penguin Books, 2000）, 135。
(34) Akhila Mol, “Biography of Madan Mohan Malviya,”Preserve Articles, n.d., http://www.preserve-articles.com/201103034355/biography-of-madan-mohan-malviya.html.
(35) Cited in Hiro, The Timeline History of India, 255.
(36) Cited in Fischer, Life of Mahatma Gandhi, 252-253.
(37) Vinay Lal, “‘Hey Ram’: The Politics of Gandhi's Last Words,”Humanscape 8, no.1（ January 2001）, citing Mohandas Gandhi, Autobiography or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Ahmedabad: Navajivan, 1940 ［1927］）, 371.
(38) Cited by Anderson, “Gandhi Centre Stage.”
(39) “The Mind of Mahatma Gandhi,”Young India, April 3, 1924, 114.
(40) Cited by Anderson, “Gandhi Centre Stage.”
(41) Louis Fischer, Gandhi: His Life and Message for the World（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4）, 72.
(42) “Madan Mohan Malaviya: Gaya Presidential Address Hindu Mahasabha 1923,”http://14.139.41.16/mahamana/images/stories/gaya.pdf.
(43) 同上。
(44) Cited by Fischer, Gandhi, 78．早在1917年10月在北比哈尔邦的贝提亚发表的关于母牛保护的演讲中，甘地就提出了这一论点。参见 Yadav, “Cows Protection and Mahatma Gandhi.”。
(45) Cited in Fischer, Gandhi, 75.
(46) 印度教纯粹主义教徒称印度教圣三达摩，即永恒的法律。
(47) Singh, Jinnah, 119.
(48) Fischer, Gandhi, 79.
(49) Cited in Yadav, “Cows Protection and Mahatma Gandhi.”
(50) Singh, Jinnah, 120.
(51) Cited in Gandhi, Understanding the Muslim Mind, 137.
(52) Cited by Hiro, The Timeline History of India, 257.
(53) Jamil-ud-din Ahmad, Middle Phase of the Muslim Political Movement（Lahore: Publishers United, 1969）, 138-139.
(54) Hector Bolitho, Jinnah: Creator of Pakistan（Westport, CT: Greenwood, 1982）, 94-95.
(55) Cited in Fischer, Gandhi, 94.
(56) 尽管本来的数字是15，后来呈现为真纳的14点，以配合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
(57) Stanley Wolpert, Jinnah of Pakistan（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96-105.
(58) Cited in Fischer, Gandhi, 95.
(59) 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包括尼赫鲁、维萨尔巴伊·帕特尔（中央立法会议长）及著名的宪法律师泰吉·巴哈杜尔·萨普鲁爵士。
(60) Hiro, The Timeline History of India, 258.
(61) Cited in Fischer, Gandhi, 96.
(62) National Gandhi Museum, “Salt Satyagraha and Dandi March,”n.d., http://www.mkgandhi.org/articles/salt_satya.htm.
(63) Webb Miller, I Found No Peace: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36）, 193-195, 446-447.
(64) 同上, 198-199。
(65) William Roger Louis, Adventures with Britannia: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Britain（London: I. B. Tauris, 1997）, 154.
(66) Fischer, Gandhi, 100；Hiro, The Timeline History of India, 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