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是真纳布海·普尼加的独子，普尼加是卡拉奇富裕的进出口商，他是伊斯玛仪派穆斯林，讲一口古吉拉特语。普尼加与英国贸易公司有生意往来，其中一家公司的负责人是弗雷德里克·雷-克罗夫特爵士。慈父般的弗雷德里克爵士在伦敦为16岁的穆罕默德·阿里安排做一段时间的生意学徒。在简短学习了一阵航运基础知识后，年轻的普尼加决定学习法律。1896年，20岁的他取得了律师资格。他从父姓中删去了后缀“bhai”（古吉拉特语“兄弟”之意），并以“真纳”作为自己的姓氏。

在伦敦期间，他成了达达拜·瑙罗吉的助手，瑙罗吉是个蓄着浓密胡须、讲古吉拉特语的印度帕西(1)商人和政治家，1892年从伦敦北部某选区当选为议会的自由派议员。真纳为他的议员工作提供协助，并经常出席下议院会议。

回到印度后，真纳入孟买高等法院成为一名辩护律师。他在法院附近的阿波罗酒店租了间房，但难以维生。回想起那些日子，他说：“在我（1900年5月）成为地方法官之前的两三年里，我过得非常糟糕，每隔一天我就去沃森酒店。那时候它是一家有名的酒店，我常常去那里用打台球的方式赌钱，以此贴补我那点微薄的收入。”(2)24岁时，他就被任命为孟买辖区的地方法官，这对于真纳来说算得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他辞掉了那份工作，回归律师生涯。

巴德拉丁·提亚布吉法官对真纳颇有影响。考虑到提亚布吉曾是国大党主席，真纳对这个组织青睐有加。在1904年的国大党大会上，他会见了党内的温和人物戈帕尔·克里希纳·戈卡莱教授（1866—1915），并与之共事。戈卡莱这位留胡子、戴眼镜，戴一顶平顶圆帽的印度婆罗门，1905年成为国大党主席。与过去一样，穆斯林代表人数稀少：756人中只有20人，只占约4％。(3)

1906年，法律事业顺风顺水的真纳在孟买的高档住宅区马拉巴尔山买下了一套宽敞的平房，还参加了加尔各答的国大党会议。他担任年事已高的瑙罗吉的私人秘书，瑙罗吉是在他返回印度后当选为国大党主席的。在其任上，瑙罗吉第一次为印度人阐明了斯瓦拉吉（印地语“自治”之意）理想。作为穆斯林选举名单和席位分开算的反对者，真纳由一些穆斯林领导人提名，确立了自己并非来自混居在一起的两大群体的从政者身份。

不过，1909年，英国政府引入了独立的穆斯林选区方案，其选民的选举资格比被归为“一般”的非穆斯林选区的选举资格要低。同年晚些时候，真纳击败了孟买的穆斯林联盟主席莫拉维·拉菲·乌丁，在总督的帝国立法会（ILC）中代表孟买辖区的穆斯林。因此，他在坚持反对穆斯林选民单独计算的同时，也在穆斯林中显示了自己的声望。他参加了1910年的国大党会议，但没有参加接下来两年的。

不过，他与戈卡莱依然关系密切。1913年4月，他作为印度代表团成员，与戈卡莱一起乘船前往伦敦，为印度争取自治权。于10月回国后，他12月在阿格拉召开的第七届全印度穆斯林联盟会议上加入了该联盟。“真纳现在已经真正进入了他自己的时代，”印度政治作家贾斯万特·辛格在其著作《真纳传》中写道，“在这个关头，他不仅采取步骤实现联盟与国大党的团结，而且还努力在国大党内部的温和派与极端分子之间寻求平衡。政治上，现在各派都承认他。”(4)真纳正确地将自己看作了瑙罗吉和戈卡莱的事业的接班人，成为代表次大陆所有主要社群的民族主义领袖。

在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自传《我的求真之路》（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中被称为“［印度］政治领域最完美之人”(5)的戈卡莱，一年前受邀到南非联盟，帮助激发当地的印度定居者起来抗议种族主义的规章和法律。在那里，戈卡莱敦促甘地返回印度，推动印度的自治进程。

1914年7月，南非通过了《印度人救济法案》（Indian Relief Act），废除了对前印度契约劳工的税收，允许自由的印度人作为大英国帝国的一部分进入南非，法案一通过，甘地就回国了。次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甘地支持大英帝国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后来奥斯曼帝国也加入了。站在英国一方的还有印度国大党、真纳和穆斯林联盟。

1915年1月9日，甘地和他不苟言笑、身材矮小、塌鼻梁的妻子卡斯图拜抵达孟买，受到以真纳和戈卡莱为首的一群人的欢迎。考虑到他的名气，当地的Gurjar Sabha，一个古吉拉特语社区委员会，邀请真纳5天后在纺织界大亨曼加达斯·吉尔达达斯的宽敞的宅邸为甘地夫妇举办一场花园招待会。

高高在上的甘地

真纳“不仅代表孟买，而且代表整个印度”用英语对甘地夫妇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他说，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两大社群之间达成一致与合作，以便印度［对英帝国］提出的要求能完全一致”。他还说：“毫无疑问，他［甘地］不仅会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而且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工作者，像他这样的人少之又少。”(6)

甘地用古吉拉特语作答。他说，在南非，当提到古吉拉特邦时，会被理解为单指印度教社区，帕西人和穆罕默德的信徒则被排除在外。因此，他很高兴地看到Gurjar Sabha的一员及招待会主席，是一名伊斯兰教徒。(7)

且不说甘地提到了流行于南非的看法，他还忽略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893年初，一家总部位于古吉拉特邦北部城镇拉杰科特的穆斯林律师事务所Dada Abdulla & Company给了他一份为期一年的合同，让他在英国殖民地纳塔尔省首府德班的办事处工作。(8)无论如何，在这种充满希望与善意的场合指出主要演讲者的宗教少数派身份，至少是不合时宜的。这对他和真纳之间的合作关系来说不是个好兆头。

不幸的是，戈卡莱一个月后突然去世。他的离去让他称为“印度教和穆斯林团结的大使”的真纳悲痛不已，甘地亦是如此，他把这位已故的领袖比作“人们渴望沐浴在那清新圣洁之水中的恒河”。(9)

与真纳不同，刚刚抵达德班的甘地是个新手，在南非的21年里有过好几次全新的面貌：他是为印度定居者争取与英国殖民者平等的地位的活动家，是大英帝国在1899—1902年布尔战争中的盟友，是以铁腕残酷镇压祖鲁叛乱的纳塔尔政府的同伙，是德兰士瓦殖民地反对《亚洲人注册法案》(10)的被动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是伦敦的政治说客，是一个培训民间抵抗者的乡村公社的创始人，是印度矿工罢工的煽动者。

甘地的转变体现在他的着装上。1893年，他作为一名律师来到德班，身穿裁剪合体的西装，衣领上系着领带，脚下是锃亮的皮鞋。20年后，作为煤矿工人罢工的领导者，他身穿及膝的白衬衫，缠着多蒂腰布和头巾，穿着凉鞋出现。在此期间，他有了一种戏剧化地展现自己的才能，一种对他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很有帮助的招数。总的来说，他在南非的经历为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竞选模板，也为他将来在英属印度更大规模的竞选活动中大展宏图打下了基础。

律师甘地变成了非暴力不合作者

莫罕达斯1869年出生在一个从事贸易的种姓家庭。他是卡拉姆昌德·甘地和普特利拜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卡拉姆昌德是孟买辖区内的小公国博尔本德尔的首席部长。13岁时，还在上学的莫罕达斯就娶了卡斯图拜·马汉吉，一个与他同龄的不识字的女孩。两年后他做了父亲，但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1888年，莫罕达斯勉强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同时，这对夫妇也诞下了第一个健康的男孩哈里拉尔。不久之后，他的哥哥拉克斯迈达斯将他送去伦敦学习法律。

在一张1889年拍摄的大头照上，甘地有一张年轻的脸，大耳朵，尖鼻子，嘴巴丰满而性感，眼睛因恐惧而显得迟钝，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一个没有生活方向的人。他研习了印度的法律和司法管辖。作为一名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加入了素食协会，其成员包括政治上激进的英国-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他向年轻的甘地介绍了美国自由主义作家、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以及著名的俄罗斯作家、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伯爵（1828—1910）的作品，后者也是素食主义者。1891年6月，甘地获得了律师资格。

回到印度后，他在孟买高等法院注册成为一名律师，比真纳早了5年。和真纳一样，他也得努力维持生计。但与真纳不同的是，他很快就放弃了努力，离开孟买去了拉杰科特。在那里，他为诉讼当事人起草请愿书，过着简朴的生活。在他与一名英国军官发生冲突后，这种生活就结束了。好在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在德班的办事处为他提供了一份带薪工作，缓解了他的窘境。

1893年6月，他乘火车去比勒陀利亚，一名在多山的彼得马里茨堡站上车的白人不准他乘坐头等车厢。甘地拒绝挪去火车尾部的货车车厢，于是他和他的行李都被扔出了头等车厢。车站工作人员没收了他的行李和大衣。甘地在候车室里冻得瑟瑟发抖，彻夜未眠，决心在一年合同期满后留在纳塔尔省殖民地，与针对印度人的种族歧视作斗争。(11)

作为1894年纳塔尔印度国大党的联合创始人，甘地被选为该党秘书长，这使他有机会从基层进行机构建设，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自己的组织能力。此后，他将在自己的故乡更广泛地运用这些能力，以扩大国大党的根基。

1896年，他带着家人访问印度德班。在马德拉斯（今金奈）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抨击纳塔尔政府把印度人当作“畜生”。(12)然而，在大英帝国与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的荷兰殖民者之间的布尔战争中，他积极支持英国一方，组建了一支1100人的印度救护队。随后，大英帝国的胜利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他的法律事业蓬勃发展，进而在1903年，把他经营得不错的律师事务所迁到了德兰士瓦省的首府约翰内斯堡。

尽管在物质方面很富足，但他的性格中仍然保留着早期禁欲主义的某种因素。这一点，在他读到英国散文家、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的著作《给未来者言》（Unto This Last）时显露了出来，激发他过简朴的生活。1904年，他在德班以北12英里的凤凰城附近的甘蔗种植园买了一个1000英亩的农场，命名为凤凰城定居点，将此作为一年前他在德班创办的周刊《印度观点》（Indian Opinion）的总部。

此时他依然相信远在伦敦发号施令的大英帝国的统治是仁慈的。1906年2月，纳塔尔政府宣布戒严，以遏制由班巴塔·卡曼辛扎领导的祖鲁人为反抗英国的压迫而掀起的叛乱，甘地敦促殖民地政府招募印度人作为后备部队。在他的《印度观点》专栏中，他表示“大英帝国的存在是为了世界的福祉”，并重申了对它“发自内心地忠诚”。(13)

本质上，他希望印度人能讨得大英帝国的欢心，以获得与白人定居者同等的权利，从而使自己高非洲土著一等。政府做出了小小的让步，让他指挥一个由21名印度志愿者组成的排，作为担架员和助理卫生员去医治英国伤兵。当惨烈的军事远征结束时，大约三千到四千名祖鲁人死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方面只损失了36名士兵。(14)

1909年8月，政府跨过省界，在德兰士瓦殖民地公布了《亚洲人注册法案》的草案。它要求所有的“亚州人”去登记，并携带一张名为“通行证”的登记卡，否则将对其处以罚款或监禁。甘地提出抗议，并敦促其印度同胞不要去注册，但他的努力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该法案一年后成为法律。甘地拒绝注册，于是1908年1月被判入狱两个月。殖民地秘书长扬·斯穆茨在与甘地的谈话中承诺，如果印度人自愿登记，他将废除这项法律。甘地同意合作，他和其他违反此法者因此被释放。大多数印度人听从甘地的建议去注册登记了，但是斯穆茨食言了，该法律仍被保留在成文法典中。

这是甘地政治立场大变的关键转折点。他决定以非暴力的方式把他对政府不公正的法律的不合作态度戏剧化地表现出来。1908年8月16日，约2000名不同信仰的印度民众聚在约翰内斯堡的哈米迪亚清真寺外，举行抗议集会。甘地点燃了一口装满石蜡的大锅，生起了篝火，鼓励抗议者将通行证扔进熊熊的火焰中。人们照做了，这无疑是对甘地的组织能力的一种肯定。

与此同时，甘地仍然在凤凰城定居点活动，一切在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在那里，他和他在纳塔尔省的同伴决定挑衅禁止印度移民进入德兰士瓦的《德兰士瓦移民限制法案》。挑衅只能消极地进行。而甘地却拒绝使用“消极”一词，因为它会让人联想到白人居民将“吃米饭”的印度移民视为弱者的事。

因此，甘地创造了“satyagraha”一词，意为“真理的力量”。那些诉诸satyagraha（非暴力不合作）的人被称为satyagrahis（非暴力不合作者）。他是将印度教的“达玛”(15)概念——蹲在房子或办公室前对居住者施加道德压力——与公民反抗的概念合成一个。因此，satyagraha结合了对不公正的权威之非暴力抵抗、不合作这两个概念。

所有准备违法者都平静地守在德兰士瓦边境哨所，都遭到逮捕，被判入狱。1908年10月，甘地也去了，被送进监狱呆了一个月。他在里面重读了梭罗的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此文写于1849年，当时奴隶制和美国入侵墨西哥造成的紧张局势引得群情沸腾。梭罗因拒绝纳税而被判入狱。在公民不服从运动之前，德兰士瓦的1.3万名印度定居者中几乎一半离开了该省。剩下的人中，一度有多达2500人身陷囹圄。(16)

甘地继续把大英帝国在伦敦的核心与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区别对待，并对前者仍然保持好感。1909年下半年，他去了伦敦，以强调在南非的印度定居者的困境。他赢得了许多英国自由和开明的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并成功地废除了德兰士瓦的《亚洲人注册法案》。

在德兰士瓦的白人自由主义支持者中，富有的德国建筑师赫尔曼·卡伦巴赫尤为突出，其原因还包括他有着摔跤手的体格，留着八字胡，戴着夹鼻眼镜。1910年，他在约翰内斯堡西南20英里的劳利购买了1100英亩的土地，并把它捐给了反抗德兰士瓦的不公正法律的人。甘地将这个定居点命名为托尔斯泰农场，打算把它作为一个基地，训练非暴力不合作者及其家庭在此过和谐简朴的生活。换句话说，它是甘地和他的非暴力公民不服从运动的追随者的修行之地。

1912年10月，甘地在托尔斯泰农场接待了戈卡莱。出人意料的是，由路易斯·博塔（总理）和斯穆茨（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领导的、已成立两年的南非联邦的政府，为戈卡莱在这个国家的出行提供便利。他们向他承诺会废除《德兰士瓦移民限制法案》，取消纳塔尔政府对获得自由的印度契约制劳工每年征收3英镑税的规定，这些劳工从1860年开始从印度南部来这里的矿山和种植园工作。开征此税是为了确保合同到期的契约劳工会回国。(17)

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事实上，1913年8月在南非实施的《移民管理法》（Immigrant Regulation Act）对希望在南非定居的前印度契约劳工加强了限制。于是，甘地将注意力转向了对自由的契约劳工征税上。这对在煤矿工作的印度人尤其重要。

运用非暴力武器对抗矿业巨头

1913年10月，为响应甘地及其助手的号召，纽卡斯尔的印度矿工扔下工具举行罢工。另一些人也加入了罢工队伍。罢工者采取了和平方式。甘地带领2000名矿工从纽卡斯尔步行穿过纳塔尔边境，进入德兰士瓦，挑衅移民限制方面的法律，这是提高公众意识的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式。

令人侧目的是，游行者几乎都是来自印度南部的印度教教徒，他们高喊着“胜利属于克利须那神”和“胜利属于罗摩神”等宗教口号。许多人唱起了印度教的宗教歌曲。(18)甘地没有说任何话或做任何事来和缓他们的宗教热情。抗议者在德兰士瓦内一处距目的地托尔斯泰农场70英里左右的地方被捕，之后乘火车返回纳塔尔。但甘地在11月11日被判处入狱9个月服苦役。

然而，到11月底，罢工人数飙升至1.6万人，波及66处工作场所。政府从约翰内斯堡和首都比勒陀利亚增派了警察来阻止罢工。警察和罢工者对峙，6名印度人被警察射杀。

在德里，总督哈丁男爵要求南非政府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印度人的不满。伦敦对比勒陀利亚政府施压。后者于12月释放了甘地，并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

在1914年3月的报告中，该委员会建议废除3英镑的税。4个月后，南非议会通过了《印度人救济法案》，它废除了3英镑的税收，取消了所有欠款，允许出生在南非的印度人不受限制地进入开普殖民地，并使印度人有权继续进入南非。

当甘地坐船经伦敦前往孟买时，正沉浸在这一胜利的荣耀之中。1915年，他在艾哈迈达巴德建立了一个临时的修行场所，并因早年的救护服务获得了大英帝国的“印度女王”(19)金质奖章，之后，他开始了次大陆的考察之旅。

甘地与真纳分道扬镳

与此同时，真纳通过促请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打造一个共同纲领，进一步推动印度教教徒-穆斯林团结的事业。联盟1915年12月在孟买举行年会，国大党也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市举行年会。双方领导人都任命了独立的委员会，互相协商，制订了一项让伦敦改革殖民地政府的计划。

其结果是，两党1916年12月在勒克瑙举行的年度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共同纲领。其要点是：“印度应实行自治。穆斯林应在中央政府中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权。除非一个社群提出把选民合起来的要求，否则各个社群的选民都应被单独计算。省级和中央立法机构所有当选的成员都应在成人拥有选举权的基础上选出。”(20)

真纳在1916年12月当选为联盟主席，他宣布：“穆斯林联盟与印度国大党并肩前行，随时准备为任何爱国之举出力，以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21)他形容自己为“坚定的国大党员”，“不喜欢听教派分子的叫喊”。(22)

真纳呼吁心不甘情不愿的国大党官员去打消穆斯林之中对成人选举权前景的焦虑。只占印度人口四分之一的穆斯林，担心自己会穷于应付占人口70%的印度教教徒。他认为，为了打消穆斯林的顾虑，国大党领导人应该让穆斯林拥有独立的选区，并在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中占33%。他的提议被采纳了。

与此同时，真纳领导的孟买辖区自治联盟要求印度像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那样，在帝国内部获得自治领的地位。

1916年夏天，真纳受富有的帕西纺织大亨亦是其朋友兼客户的丁肖·佩蒂爵士之邀，去他位于孟加拉邦大吉岭山地风景迷人的避暑胜地度假。在那里，真纳爱上了丁肖爵士16岁的女儿拉坦拜（又名鲁蒂）。她皮肤白皙，眼睛炯炯有神，鹅蛋脸上有一张丰满性感的小嘴，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聪慧和成熟。她觉得真纳的魅力不可抗拒。但当他向她父亲求娶时，却遭到了拒绝。不过，在他回到孟买后，拉坦拜不顾父亲让她远离真纳的严厉要求，开始偷偷和他见面。他们决定等她满18岁就结婚。

在政治上，真纳遭遇了数名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的反对，这些人对国大党承认选民可以单独计算并且增强穆斯林的权力不太放心。他们担心自治会导致穆斯林受到印度教教徒的压迫，失去在政府部门和印度教教徒占主导的商界的工作机会。“不要害怕，”真纳在1917年反驳道，“这是摆在你们面前的一个怪物，是想把你们吓跑，让你们远离［与印度教教徒的］合作与团结，这对自治至关重要。”(23)

1916年12月在勒克瑙举行的国大党会议，对甘地也同样至关重要。潘迪特·拉吉·库马尔·舒克拉是毗邻尼泊尔的比哈尔邦北部边远地区查姆帕兰的佃农代表，他去找了甘地。舒克拉支持提交给会议的一项决议，该决议敦促政府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比哈尔邦北部的靛蓝农民和欧洲种植园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令人惊讶的是，这是国大党大会上第一次允许一个对占总人口80%的农民的状况有亲身感受的农村发言人发表讲话。（早些时候甘地曾拒绝提出该决议，因为他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只答应稍后去实地调研一下。）

1917年4月中旬，他会见了种植园主协会的秘书、蒂尔胡特分部（包括查姆帕兰区）专员和穆扎法普尔市的地方行政长官。他们告诉他，由于官方调查已经开始，他就没有必要再去了，应该离开才是。他不顾劝阻，决心前往最近的莫蒂哈里镇(24)进行相关调查。

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1793年东印度公司与孟加拉和比哈尔邦当地地主之间签订的《永久居留法案》（Permanent Settlement Act of 1793），它赋予地主永久的土地所有权。因此，在英国种植户开始获得种植甘蔗和纺织业使用的靛蓝的地块时，他们就成了土地的绝对所有者。他们将土地出租给当地的佃农，条件是他们要在15％或3/20的土地上种植靛蓝，并将这些靛蓝作为土地的租金交给他们。1885年的《孟加拉租佃法》（Bengal Tenancy Act of 1885，包括比哈尔邦）将这种做法编入了法典。

20世纪早期，蓝色染料的化学替代品的引入，使得靛蓝的市场变得无利可图。这对100万佃农及其家庭的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查姆帕兰地区的欧洲种植者敦促他们放弃种植靛蓝作物，支付比之前高出75％的租金作为回报。拒绝付钱的佃农遭到种植园主的民兵的殴打，后者还没收他们的牲畜，进一步骚扰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签了新合同，却发现自己无力支付增加的租金。1912年，紧张局势升级。由于不能依法追索，佃农们在1914年揭竿而起，1916年再次起义。那年晚些时候，他们派了博学的婆罗门舒克拉在国大党大会上为他们辩护。

无疑，甘地熟悉这样的历史背景，1917年4月16日上午9点，甘地骑上一头大象，带了两名助手做翻译，去莫蒂哈里走访贾索利帕蒂村的一些佃农。这头野兽以成人特有的步调沉重而缓慢地前行，大约中午时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追了上来。这位气喘吁吁的骑车人原来是穿着便衣的副巡警，他告诉甘地，地方行政长官韦斯顿马上要见他。甘地从大象身上下来，指示他的助手记录下佃农的证词。

然后，他登上了警察叫来的一辆牛车。在返回莫蒂哈里的路上，一辆车拦下了他们，车上坐着副警长。他递给甘地地方行政长官的通知，命令他“乘下一班火车离开”。甘地在收据上签了名，但也在背面潦草地写明他不会服从。第二天，他被传唤到庭。他与官员不和的消息迅速传开。

就在他出现在地区法官W.B.海考克的法庭的前几个小时，数千名佃农聚集到这里，都想看看那位为了改善他们的悲惨境遇而面临监禁的政治家。

甘地表示认罪。“我非常清楚，一个像我这样在印度公共生活中担任要职的人，必须小心谨慎、以身作则，”他说，“我无视给我的命令，不是因为我不尊重合法的权威，而是因为我要服从人类更高的法律准则，即良知的声音。”(25)

地方法官宣布休庭两小时，同意交保后释放甘地。甘地拒绝交保，但还是被释放了。当法院重新开庭时，海考克说他将在三天后宣布判决。4月21日，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副总督阿尔伯特·盖特爵士下令法院撤销了对甘地的指控。

这是印度公民抗命的第一次胜利，甘地声名大噪。当地人开始称他为Bapu（印地语“父亲”之意）。他让这场斗争紧紧地跟经济挂钩，不牵扯对自治的政治要求，否则可能被政府解读为叛国，然后根据1915年严厉的《印度防卫法（刑法修正案）》赋予政府的权力处置他们。

到6月中旬，甘地和他的团队，其中包括几位隶属于国大党的律师，记录下了居住在2800多个村庄的8000多名佃农的证词，都是英国种植园主及其民兵恐吓和胁迫他们的故事。其时，副总督阿尔伯特爵士已经接受建议，任命一个查姆帕兰土地调查委员会，甘地也同意在该委员会任职。1917年8月，委员会通过了甘地关于废除3/20制的提议。10月，该委员会提交了对佃农有利的报告，副总督接受了委员会的大部分建议。种植园主们同意租金不上涨，并退还已收的上涨租金的四分之一。(26)

这是甘地的荣耀时刻。

甘地崛起

甘地曾乘坐拥挤不堪让人难受的三等火车车厢旅行，以此塑造自己“群众中一员”的形象。1917年11月3日，他在戈特拉担任第一届古吉拉特邦政治大会主席之际，正是人气极高之时。他与真纳都在主席台上。当真纳起身用英语演说时，甘地打断了他，用古吉拉特语要求真纳用同样的语言讲话。真纳很是生气。他改用了古吉拉特语，但从未原谅甘地在公共场合对他造成的难堪。(27)

就真纳而言，尽管没有大肆宣扬，但他也在为国家的福祉孜孜不倦地工作。新任命的印度国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于1917年8月向英国议会概述了官方政策，即“在各行政部门加强与印度人的联合，逐步发展自治机构，以期逐步使作为大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印度拥有负责任的政府”。(28)促使英国内阁走上这一立场的是4个月前美国跟同盟国站在一边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发表的支持民族自决的宣言。

蒙塔古于10月抵达印度，与印度主要领导人进行磋商。真纳是会见蒙塔古和总督切姆斯福德的三个代表团的领导人之一，三个代表团中有一个代表的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29)在这些会面中，41岁的真纳表现得自信而潇洒。他的美国传记作者斯坦利·沃伯特写道：“乌黑的头发，留着几乎和［陆军元帅赫伯特·］基奇纳那样浓密的胡须，身材像剑一样清瘦笔挺，声音酷似［英国演员］罗纳德·科尔曼，穿着打扮则像安东尼·伊登［未来的英国首相］。女人大多对他一见钟情，男人大多对他羡慕妒忌。”(30)他是一位追求奢华的成功的大律师，拘谨，挑剔，而且常常专横且冷若冰霜。

相比之下，留着胡子的48岁的甘地，穿一身破旧的长衫，裹着土里土气的腰布和头巾，脸上带着微笑，看起来平易近人，令人放松。他习惯了在艾哈迈达巴德市郊的萨巴尔马蒂河边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1917年8月当地暴发瘟疫后，他在那里建的修行场所。

为阻止工人们逃回自己的村庄躲避瘟疫，以安博拉尔·沙罗拜为首的艾哈迈达巴德纺织厂主协会（AMOA）的纺织厂主们给工人发了80％的“瘟疫奖金”。1月，当致命疾病的威胁减退，该协会宣布将取消奖金。工人则威胁要举行大罢工。沙罗拜找到甘地，请他帮忙阻止。甘地建议仲裁，但没有成功。在零星的罢工之后，该协会于2月22日宣布停工。工人们要求加薪50%，以补偿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高通胀。甘地建议加薪35%。该协会给出的是20%，并提出所有准备接受这一条件的人可以复工。但大多数工人选择接受甘地提出的数字以及受他领导。

1918年3月12日，甘地号召全面罢工，但反响不一。随着工人们陆续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甘地于3月15日开始禁食，直到所有工人都走出工厂或问题得到解决。这是一种全新的斗争策略。

甘地每天都会出一份传单，用以阐释他的理论。他说，听工人们说他享受着“丰盛的饭食”，而他们却在忍受“死亡的痛苦”，这让他很难过，遂决定让他们知道他的情况。接下来，他提到了“为精神追求而自愿受苦的力量”，并透露自己从“印度的古老文化中领悟到……一个真理，即使此时只有少数人了解它，却可以让这少数人掌握世界”。3月17日，他在自己的修行场所演讲，承认他的禁食有“胁迫之嫌”，因为纺织厂主协会担心他会饿死。禁食当天的晚些时候，沙罗拜就妥协了。(31)

纺织厂主同意在第一天支付35％的奖金，第二天降至20％，之后是27.5％，直到新的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6个月后，委员会裁定奖金为35％。

甘地的伟大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战术创新。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他完全有能力用法律术语为自己的案子辩护。通过在约翰内斯堡聚众烧毁登记卡，他以戏剧化的方式反抗了一项不公正的法律。通过在南非领导一场长距离的游行示威，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促进了民众的政治意识觉醒。他为收集比哈尔邦北部的佃农遭受压迫的证据而进行的实地调研，开创了新局面。他还利用禁食来加强道德上的压迫。他的五花八门的策略，都是非暴力的，使他有别于真纳，后者仍然致力于在立法院或闭门举行的会议上运用宪法手段来达到目的。

在艾哈迈达巴德，除了不经意间给甘地提供了一种新的非暴力的绝食策略——在接下来的30年里甘地将再用16次——最近的一次事件还给了他一个城市，而且是工业基地。这将导致有2万多名成员的艾哈迈达巴德纺织劳工协会（ATLA）的成立，相比共产党的全印度工会大会的主张，它实行的工会主义要温和许多。与此同时，甘地与纺织厂老板和其他实业家过去的友好关系，使他能够获得他们的捐款，为国大党拓展其基础比较狭窄的运作提供资金。最重要的是，在查姆帕兰和艾哈迈达巴德发生的事通过媒体在一个文盲率达93％的社会口口相传，使甘地其人其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宣传力度。其他政治家，包括真纳在内，都很羡慕他不到几年就如此广为人知。

1918年3月，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副总督信守诺言，签署了《查姆帕兰土地法》(32)（即1918年《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第一法案》），甘地觉得自己沉冤得雪。4月27日，他出席了在德里举行的总督的战争会议，并用印地语发表讲话。两个月后，他访问了古吉拉特邦的凯拉区，敦促身强体健的年轻农民参军，为帝国的作战出一份力。(33)他以宗教话语向妇女们保证：如果她们的丈夫在战场上牺牲，这对夫妇将在“下辈子”中团聚。他还敦促那些有可能参军的人“与英国人一起无条件地战斗到死”。多疑的村民们基本上都没有被说服。(34)

甘地通过参与农民和工人的经济斗争而有了大批追随者，而真纳身为总督的帝国立法会委员和孟买辖区自治联盟主席，其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得到了强调。1918年初，孟买辖区总督威灵顿勋爵将真纳列入了一份名单，承认了真纳的政治地位，名单上包括著名国会议员潘迪特·马丹·莫汉·马拉维亚、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被英国人监禁6年）以及安妮·贝桑特（1917年被拘禁），说他们是“在危机时刻对帝国全无责任感的极端分子”。(35)

真纳将这个标签当做荣誉徽章。1918年4月，他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鲁蒂·丁肖为妻，后者在皈依伊斯兰教后改名为玛丽亚姆，婚礼在南苑（真纳位于孟买高档的马拉巴尔山的普莱森特山路富丽堂皇的官邸）举行。

一年后，真纳激烈抨击了蒙塔古和总督切姆斯福德勋爵的关于引入分权制改革印度行政管理的报告，该报告提出总督执行委员会的7名成员中将有3名印度人，但负责诸如教育、卫生和农业等次要部门。

在1918年11月盟军获胜之后，真纳及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曾期望印度实现自治。他们在那场武装冲突中全力支持大英帝国，而1915年3月通过的《印度防卫法（刑法修正案）》将在战后6个月继续生效。

随着该法的到期日临近，切姆斯福德总督提议无限期地用《罗拉特法案》取代它，后者以该法委员会主席西德尼·罗拉特爵士的名字命名，它授权总督拘留或驱逐任何“恐怖嫌疑分子”而不受任何指控或审判。帝国立法会的印度少数派反对该法案，但英国多数派支持该法案。为表抗议，真纳从该立法会辞职。

《罗拉特法案》于1919年3月10日生效，国大党接受了甘地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建议，号召在3月30日举行为期一天的大罢工，参加者均佩戴黑色臂章。事实证明，戴黑色臂章这一举动非常有效——甚至赢得了亲英印度人的支持，当时有流言在人头攒动的集市上迅速传播，说此举是为了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6.2万名印度士兵。甘地后来将抗议日期改为4月6日。但大罢工仍在德里进行。警察开枪射杀罢工者，首都和旁遮普邦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4月6日，真纳在孟买的一次集会上表示了对罢工的支持，抗议活动因此更加活跃。4天后，两名国大党领袖——一名印度教教徒和一名穆斯林——在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的一次集会上被逮捕，理由是违反了《罗拉特法案》，并被带到一个不知名的拘留所。此事引发了抗议，乃至纵火和暴力事件，5名欧洲人因此丧命。长着一对招风耳、薄嘴唇的旁遮普副总督迈克尔·弗朗西斯·奥德怀尔爵士召集的增援部队，在55岁的雷金纳德·戴尔准将的指挥下抵达阿姆利则。尽管不再年轻，戴尔仍然带着傲慢的神情。奥德怀尔立即下令禁止进一步举行集会，但由于当时没有覆盖全国的无线电广播，这一禁令没有得到很好的传达，直到1930年才开始在印度实行。

4月13日星期日，时逢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教徒都要庆祝的拜萨哈节，5000到1万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聚集在贾利安瓦拉巴格，一个四面围墙、只有两个大门的公园。戴尔说服切姆斯福德总督宣布旁遮普戒严，然后带领90名印度和尼泊尔士兵进入公园。

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他命令士兵开火。惊恐的人们发现军队堵住了较大的一个出口，便纷纷向小的出口涌去，另一些人则试图爬上高墙逃跑。10分钟后戴尔下令停火时，1650发子弹已造成379人死亡（此处依据的是官方报告，但非官方报告说是530人），约1150人受伤。戴尔随后撤回了他的部队。第二天，又发生了更多的骚乱和纵火事件，因为戴尔主张采取“恐怖策略”来平息骚乱，他也因此得了“阿姆利则屠夫”的绰号。(36)

这场大屠杀激怒了持各种政治观点的印度人。虽然这一场景在由理查德·阿滕伯勒执导的传记电影《甘地传》中没有得到很好地再现，却是此片的高潮之一。“当政府拿起武器对付其手无寸铁的臣民时，它就丧失了执政的权利，”甘地在大屠杀之后宣称，“此次事件已经裁定这个政府不能在和平与正义中进行统治……只有废除英国的统治并实行完全自治，才能抚慰受伤的印度……如果说普拉西［战役1758年］奠定了大英帝国的基础，阿姆利则撼动了它。”(37)4月18日，甘地暂停了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

回顾历史，阿姆利则大屠杀被证明是英国在次大陆统治结束的开始。

国大党官员在阿姆利则举行年度大会，穆斯林联盟也是如此。到这两个会议12月底召开时，英国议会已经通过了1919年《印度政府法》，其中纳入了蒙塔古和切姆斯福德提议的分权制。它涉及将目前的一院制立法机构改组为两院制立法机构，由上院即国务委员会审查中央立法会通过的法案。在国大党年度大会上，真纳对将1919年《印度政府法》描述为“不充分、不令人满意和令人失望”的决议表示附议。(38)甘地纵然表示了反对也是徒劳。

在穆斯林联盟的大会上，真纳当选为主席，任期三年。他取得如今的地位之时，正是甘地的名声受挫之际。

阿姆利则也是第二届“全印度基拉法特大会”的举办地，这是1918年10月30日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生的穆斯林群体。那一天，也是落败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哈里发迈赫迈特六世——一个留着海象般胡子、头戴印有伊斯兰新月和星星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帽、眼神忧伤的统治者——与获胜的盟军签署停战协议的日子。这对哈里发的未来地位构成了威胁，哈里发又称“基拉法特”，是从khalifa一词中衍生出来的，在印度，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中意为“继承者”，自1517年以来哈里发一直以伊斯坦布尔为大本营。在这个哈里发被公认为所有穆斯林的宗教领袖的世界上，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是他最大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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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rsi，即印度拜火教教徒。——译者

(2)　Jaswant Singh, Jinnah: India—Partition—Independence（New Delhi: Rupa and Company, 2009）, 68-69。沃森酒店建于1863年，现为孟买南部拉贾拜钟楼附近的滨海别墅。

(3)　Dilip Hiro, The Timeline History of India（New York: Barnes & Noble, 2006）, 247.

(4)　Singh, Jinnah, 86.

(5)　Cited by Tim Leadbeater, Britain and India 1845-1947（London: Hodder Education, 2008）, 38.

(6)　Cited in Singh, Jinnah, 100-101.

(7)　“Gurjar Sabha, January 14, 1915, citi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Vol. 14, 342,”Bombay Chronicle, January 15, 1915, posted by Arun, September 9, 2012, http://thepartitionofindia.blog spot.co.uk/2012/09/gurjar-sabha-january-14-1915-from-cwmg.html.

(8)　“Mohandes Gandhi Travels to South Africa to Work Under a Year-Long Contract with Dada Abdulla & Co., an Indian Firm”（April 1893）, World History Project, http://worldhistoryproject.org/1893/4/mohandes-gandhi-travels-to-south-africa-to-work-under-a-year-long-contract-with-dada-abdulla-co-an-indian-firm.

(9)　Louis Fischer, Gandhi: His Life and Message for the World（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4）, 43.作为虔诚的印度教徒，甘地相信众多印度教神话，包括在湿婆圣化的恒河中沐浴可以洗去一切罪恶。

(10)　Asiatic Registration Bill，1906年德兰士瓦殖民地针对亚洲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通行证法的延伸，根据该法案，每个亚裔男性都必须主动登记，并出示一份有拇指印的身份证明。未登记者和被禁止的移民可能会被驱逐出境，且不可上诉。——译者

(11)　理查德·阿滕伯勒爵士在其执导的1983年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甘地传》中，将这一事件以气势磅礴的闪回形式呈现出来。今天，圣雄甘地举起右臂表示祝福的半身铜像矗立在彼得马里茨堡市中心。

(12)　Fischer, Gandhi, 25.

(13)　Fischer, Gandhi, 28.

(14)　“Bambatha Rebellion 1906,”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n.d., http://www.sahistory.org.za/topic/bambatha-rebellion-1906.

(15)　Dhama，梵语，意为稳定。

(16)　Fischer, Gandhi, 41.

(17)　当英国人不能雇用非洲人在矿山、榨糖植物或棉花种植园工作后，他们转为在印度南部雇用印度人，以固定的低工资招募农村低种姓的印度教无地劳力，为期5年。该契约包括为契约劳工提供5年的选择权，之后由雇主承担遣返费回家。印度政府于1916年宣布契约劳工合同为非法。

(18)　Sushila Nayar, Mahatma Gandhi, Satyagraha at Work（Ahmedabad: Navajivan, 1989）, 678-679, 684.

(19)　Kaiser-i-Hind，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1877年接受了“印度女王”的头衔。——译者

(20)　Cited in Singh, Jinnah, 604.

(21)　Fischer, Gandhi, 60.

(22)　Barbara Crossette, “Pakistan's Father: What Mohammed Ali Jinnah Accomplished, and What Might Have Been Had He Lived Longer,”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4, 1997.

(23)　Cited in Fischer, Gandhi, 80.

(24)　莫蒂哈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埃里克·阿瑟·布莱尔的出生地，他1933年以乔治·奥威尔作为自己的笔名。

(25)　Rajendar Prasad, Satyagraha in Champaran（Ahmedabad: Navajivan, 1949）, 115-116.

(26)　Fischer, Gandhi, 59.

(27)　Ashish Vashi, “Gandhi-Jinnah, Hindu-Muslim: Godhra Created Many Rifts,”Daily Bhaskar, February 18, 2012.

(28)　Gail Minault, The Khilafat Movement: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Indi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57.

(29)　Singh, Jinnah, 96.

(30)　Stanley Wolpert, Jinnah of Pakistan（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40.

(31)　Kathryn Tidrick, Gandhi: A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Life（London: I. B. Tauris, 2006）, 122-124.

(32)　Champaran Agrarian Law，亦称Bihar and Orissa Act I of 1918。——译者

(33)　Mani Bhavan, “Chronology/Time Line, 1915-1932,”2004, http://www.gandhi-manibhavan.org/aboutgandhi/chrono_detailedchronology_1915_1932.htm.

(34)　Perry Anderson, “Gandhi Centre Stage,”London Review of Books, July 5, 2012, 3-11.

(35)　Singh, Jinnah, 106.

(36)　尽管雷金纳德·戴尔准将被解除了指挥权，并以患病为由送回英国，但他从未受过纪律处分。1920年3月，下议院以230票对129票谴责戴尔，但上议院以129票对86票宣布他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他于1927年去世。13年后，英国考文垂的锡克教居民乌德姆·辛格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大厅枪杀了迈克尔·奥德怀尔爵士，后者曾称戴尔的屠杀是“正确的行动”，乌德姆·辛格被处以绞刑。

(37)　Cited in Hiro, The Timeline History of India, 251.

(38)　“Jinnah of Pakistan: Calendar of Events, 1919,”Humsafar.info, n.d., http://www.humsafar .info/1919.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