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晋剧历史寻踪

晋剧，又名“中路梆子”或“山西梆子”。1949年前晋中一带人称“大戏”或“梆子戏”，历史上还出现过“并州腔”1“下路调”“太原梆子”等不同称呼，代表着各时期晋剧的发展演变。

“晋剧”从广义来讲，应包括山西境内的四大梆子。1958年《山西省文化局关于统一山西省各地方剧种名称的规定》曾申明“山西各地方梆子剧种，今后统称‘晋剧’”2，20世纪50年代后期各地成立梆子剧团时，一度曾以“晋剧北路梆子”“晋剧中路梆子”“晋剧蒲州梆子”“晋剧上党梆子”命名。由于当时“省城太原缺乏蒲州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的观众基础，山西省晋剧院成为中路梆子的省级演出单位，‘晋剧’逐步成为中路梆子一家独享的剧种名称”3。本书所研究的“晋剧”，指的是“中路梆子”这一单一剧种，而非广义上的山西四大梆子。

若以嘉庆三年（1798）祁县张庄村大小云生班匾额上书“秦妙更晋”4为开端，晋剧渐打破“学蒲为尚”的旧风，并在晋中商人的参与改革下，形成一个独立的声腔剧种，至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晋剧作为山西参业人员最多、影响最大的剧种，它的发展成熟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地处黄河中游，素有“中华戏曲摇篮”“戏曲之乡”等美誉的山西，以及商贾云集、富庶发达的晋中地区是孕育晋剧形成发展的沃土。20世纪80年代戏曲考古兴起以来，山西境内大量古戏台、戏曲碑刻、砖雕、墓葬壁画等文物陆续被考古团队发现，为山西乃至全国的戏曲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以古戏台为例，“现存金元戏台有13座，其中两座仅存遗址，其余保存完整，有确切纪年者8座，它们全部在山西省” 5。

山西南部，尤其是蒲州（今永济市）地区，曾经历了中国戏曲从孕育到发展成熟的整个过程。这一带曾有“诸宫调和宋、金杂剧长期活动，以致在墓室镶嵌杂剧砖雕戏俑，一时蔚成风气；在元杂剧繁盛时期，这里作家成群，演出活动频繁，曲牌与板腔混合体制的锣鼓杂戏，在这里长期流行，明清时风行全国的昆曲、弋阳腔也在这里留下了它们的足迹” 6。蒲州与陕西同州（今大荔县）、河南陕州（今陕县）这片三角区域被戏曲界公认为山陕梆子的发源地，蒲州梆子与同州梆子均为“山陕梆子”早期最为古老的梆子剧种，而晋剧，则是在蒲州梆子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成的。

刘文峰先生说：“处在发展时期的梆子戏，它的胃口特别大，消化能力极其好，本地的、外地的、雅的、俗的，各种艺术形式都能吸收消化，为其所用。”7滥觞于晋中地区的晋剧与本地语言、民间音乐、曲艺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晋中地区有着众多的民间表演艺术，尤其是祁县、太谷县更被晋剧界称作“戏窝子”。根据近年来晋中地区对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曲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统计可以看出晋中地区丰富的民间艺术。

表1-1 晋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摘录部分项目）

以上所列的非遗项目有的与晋剧形成于同一时期，有的则产生于晋剧之前，这些艺术形式或多或少都对晋剧的形成与发展有过深刻影响。如晋剧曾吸收了祁太秧歌、汾孝秧歌的腔调与打击乐器等，并在语言、唱腔、表演上进行了与当地民众审美要求相匹配的改革，形成了晋剧相对清新委婉的风格。王易风老人在其作《山右戏曲杂记》一书中，列举了大量与晋剧声腔形成有密切关系的其他艺术形式，如孝义县“皮腔”所用之马锣与弦乐伴奏所用之大壳胡卢子，这两样乐器与中路梆子同出一辙，“曲调上有类似中路梆子《芦花荡》等剧中之吹腔……在其咳咳腔与念段转扬腔流水中，若干节乐曲，酷似中路梆子声腔”8。当时有的班社名曰“风搅雪”，也叫“两下锅”，“就有正式班社中兼唱大戏和秧歌者”9。证明晋剧与秧歌戏不仅同台演出，有的演员还可以兼唱梆子与秧歌。晋剧在与其他艺术形式互相借鉴、吸收利用中逐渐丰富壮大了。曾流布于晋中和顺、昔阳、平定、榆社一带的“晋中弦腔”，是与晋剧同时期的剧种，由河北传入山西后“不断受当地语言音韵影响，后又吸收中路梆子的许多音乐曲牌与锣鼓经，逐渐形成了与河北丝弦迥异的艺术风格”10，可惜这一剧种目前已经失传。

探索一个剧种的形成是个复杂的过程，如周巍峙在《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序言上所说：“各个剧种的音乐，形成的时期有先有后，形成的地域有南有北，接受的音乐文化传统也存在着民族的、地域的、宗教的、习俗的、语言的差异……。”11追寻晋剧的起源，离不开对晋中地区社会环境、风土人情、方言土语等特点的探索，下面本书将从“晋剧产生的社会环境”与“晋剧的发展演变”两个章节对晋剧的形成进行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