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晋剧产生的社会环境

探索晋剧的起源还需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即梆子腔（晋剧的母体）刚刚形成的阶段。这时的山西社会，曾经历了两起重要的历史事件，即明初的人口大迁徙与纵横捭阖的山西商帮的兴起。晋中是晋商的故里，纵横商界500余年。近30年来，研究晋商与戏曲的关系成了学术热门。明清时期遍布全国各地的山陕会馆以及为了慰藉商人思乡之情而搭建的戏台验证了商人在戏曲传播中发挥的“媒介”作用。“商路即戏路”，梆子腔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在山陕商人的带动下流传至全国各地。热爱戏曲的晋商甚至亲自下手改造梆子，使得在中原官话区形成的山陕梆子在以并州片为中心的晋语区落了户，经过无数优秀艺人与名票的长期创作与改良，渐渐地将蒲州梆子改造成符合当地民众审美及方言韵味的“中路梆子”。

流传到晋中地区的梆子腔，除了与当地的民间表演艺术互相融合借鉴外，晋中地区的地理环境、土地与人口、社会习俗、方言韵味等社会环境是决定梆子腔“音随地改”的重要因素。以下将从这四个方面探讨晋中地区的社会环境对晋剧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

晋剧在形成之初，活动范围仅限于晋中盆地的府十县、汾八县及东四处三个地域。府十县包括阳曲县（今太原）、太原县（今南郊晋源）、榆次、太谷、祁县、徐沟（今清徐）、交城、文水、兴县、岚县；汾八县包括汾阳、平遥、介休、孝义、宁乡（今中阳县）、石楼、永宁州（今离石）、临县；东四处包括寿阳、盂县、平定、昔阳。

晋中从地理位置来看，东依太行山，与河北毗邻；西傍汾河，与吕梁相隔；东南、西南与长治、临汾接壤；西北与太原相连。晋中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考古发现，在距今约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有人类活动。春秋时期，设有祁（属今祁县）、乌肠（属今介休）、涂水（属今榆次）、马首（属今寿阳）4县。战国时晋中境内为韩、赵、魏三国所据有。明清时期分属于太原、汾州、平阳3府和辽、平定、霍州3个直隶州。

晋中地区的地形由山地、丘陵、平原构成，但以山地、丘陵为主。据《晋中市志》卷二“自然环境”记载：“山地面积10490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63.9%，高于全省山地所占比重；丘陵面积335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0.5%；平原面积255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5.6%，略低于全省平原所占比重。”各县区高低相差较大，“最高处为灵石县境内的太岳山脉主峰牛角鞍，海拔为2567米；中部丘陵区海拔在800米—1200米之间；西部汾河谷地所在平原区海拔多在800米以下，灵石县石桥村附近汾河出境处河滩，海拔仅574米，是全市最低处”12。

晋中境内河流分属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东部河流多属海河流域南运河、子牙河水系；西部河流属黄河流域汾河水系。从气候特征来看，晋中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雪。由于受境内复杂的地形影响，气候带的垂直分布和东西差异比较明显，总体表现为热量从东向西递增，降水则自东向西递减，即气温西部平川高于东部山区，降水东部山区多于西部平川。

山西是煤的故乡，因此采煤冶铁业非常发达。据《左传》周敬王七年（公元前513）记载：“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说明晋国铸刑鼎时曾向民间征收铁料，山西冶铁业生产应当始于此。13到了明代，山西的铁矿产地增加到31个：“计有晋城、长治、平定、孟县、榆次、孝义、汾西、临汾、翼城、高平、阳城、交城、太原、阳曲、五台、吉县、山阴、右玉、永和、乡宁、稷山、绛县、洪洞、平遥、繁峙、怀仁、清徐、静乐、介休、灵石、壶关三十一县，占当时全国二百四十六个铁矿产地的百分之十二点六，居全国第一位。”14其中晋中地区的铁矿产地多达近10处，占到全省铁矿的近三分之一。

根据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晋中地区山地、丘陵面积所占比重极大，已到了俗称“八分山丘二分田”的地步。耕地面积不足迫使当地民众只得另谋出路，为弃农经商提供了条件。其次，晋中地区自然资源较丰富，明代开始政府允许民营冶铁后，大批民营冶铁业兴起，促进了晋中商业贸易的发展。

二、土地与人口

元末的农民起义，使得各地战火纷起，尤其是战火弥漫的中原地区，连年战争使得中原大地满目疮痍，因战乱而逃难及死亡的人数剧增。“河南全省三千余里，仅存封丘、延津、偃师、登封等三四县，两淮南北，大河（黄河）内外，燕、赵、齐、鲁旧境，一望荒凉，人烟断绝，关陕地区，保全无几。”（见《中国通史简编》）15

相比之下山西还算是一个受战争创伤较轻的地区，因此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加之明初政府采取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等安民生息政策，人口呈增加趋势。根据《晋中市志》卷三“人口”记载，“洪武年间（1368—1398）晋中总人口约39万。其中，洪武二十四年（1391）榆次县总人口7.68万人；辽州（今左权县）1.98万人；乐平（今昔阳县）1.22万人；祁县4.42万人；平遥县6.55万人。到明代中叶公元1500年前后，晋中总人口增至51.3万人”。“万历年间（1573—1620）晋中总人口约53.3万人。”到了清初，“乾隆年间（1736—1795）人口增至165万，120多年增长了175%，年均增长0.85%”。“后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其中，平遥县咸丰年间（1851—1861）达32.1万人，比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13.29万人增长了141%，年均增长1.01%；介休县嘉庆十八年（1813）总人口达59.54万人，比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37.88万人增长57.18%，年均增长0.97%；灵石县嘉庆二十一年（1816）人口达13.03万人，比清初顺治二年（1645）的2.02万人，增长5.45倍，年均增长1.10%。”16

人口的增加带来的是人均土地面积的减少，明清两代的各地方志均有“民多而田少”“土多硗瘠”等记载：

明《永乐大典》收录的《太原府志》风俗篇对“府十县”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简要概括：“太原风淳俗俭，土瘠民贫，有尧遗风，宜种稷黍”；“太谷县土瘠民贫，俗尚勤俭，慕学力田，淳厚不奢。地皆东南山麓，其势高平，土宜水涝，田宜粟豆”；“榆次县其俗勤俭力田，颇尚文学，其土沃衍、硗瘠不等，黍、稷、麦、谷有所宜”；“祁县民素刚劲，俗尚勤俭，土多硗瘠，惟宜粟麦”；“交城县土瘠民贫，风俗俭啬，有陶唐之风”……

万历《汾州府志》卷二：“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织耕少。”

乾隆年间《太谷县志》卷三：“阳邑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于此焉。”

嘉庆二十四年（1819）《介休县志》：“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资走四方，山陬海澨皆有邑人，固繁庶之地也。”

王尚义先生在其作《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中，通过对明清时期山西的人口增长与人均土地的统计显示了明清时期山西人口与耕地的不均衡。从下列表格可以看出当时山西“地狭人稠，田不足以耕”的社会状况。

表1-2 明洪武、万历年间各省人均地亩统计表

表1-3 明代山西人口分布表

表1-4 清前期山西垦荒表

表1-5 清前期山西人均田地表

（资料来源：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

从表1–3“明代山西人口分布表”可以看出山西从明永乐十年（1412）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人口出现较大的增长，表1–4和表1–5表明清代山西人口增长率高于土地开垦的增长率，因此人均土地逐渐下降。土地与人口的不均衡使得人口外出谋生成为必然。

清人康基田在《晋乘搜略》中记载了当时晋中晋北一带人们出外谋生的情况：

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太原以北岗陵邱阜，硗薄难耕，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待命，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兼拙于远营，终岁不出远门，甘食蔬粝，亦势使之然。而或厌其嗜利，或病其节啬，皆未深悉西人之苦，原其不得已之初心也。17

土地与人口的不均衡，加之明政府为尽快恢复元末战乱的创伤，恢复生产，遂决定把农民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于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迁民活动开始了。

“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朝政府先后数次从山西的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中经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处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后，向全国广大地区移民。”18移民的方式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但更多的是通过强制手段进行的大迁徙。“商囤”即形成于宋元时期的“开中法”，《明史・食货志》有“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的记载。因盐属专卖品，商人运粮到边塞换取盐引后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丰厚的利润大大促进了晋商的发展。

三、社会习俗

清代晋中人口出现了飞跃式增长，到了乾隆年间，晋中地区已经是富甲一方、商贾云集的发达地区。商业贸易的发达，带动了民间丰富的民俗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经济与文化齐头共进的繁荣局面。晋中一带民情敦厚、民风淳朴、节俭勤奋、知礼重义。此外，厚德崇商、敬商立业也是晋中地区特有的晋商文化。晋中地区民间艺术源远流长，形式多种多样，戏曲、社火、秧歌、彩灯、民间舞蹈缤纷多彩，灿若繁星。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当地民众“崇商之风”与民间戏曲的状况。

1. 学而优则贾

晋中是晋商的发源地，从明朝初年人口大迁徙就逐级形成了民众崇商的氛围。根据《胡朴安中国风俗》（上）记载：

其地商贾走集，民物浩穰。俗用侈靡，讼狱滋烦。（冯琦《府治记》）

多商贾，喜华靡，世禄者众，知礼者鲜。（《祝志·汾阳》）

古西河地，人民繁庶。（《祝志》）

务稼穑，事织纺，但风气刚劲，颇难治。（《祝志·平遥》）

性质淳厚，俗尚俭约，勤于稼穑，守礼好义。（《通志》）

人民繁庶，强毅质朴。农务耕牧，士习弦诵，有忠厚之风。（《穆志·汾阳》）

其民重厚知义，尚信好文，近流于奢侈。（《祝志·汾阳》）

士之童，入党塾，壮游胶泮者，犹荆璞未剖，蓝石待凿，悃质纯干，得全于天。（纪云鹤《平遥学记》）

以上记载提到汾州“多商贾”“质淳厚”“重厚知义”，说明晋中地区民风比较质朴，同时重礼义，晋商把这种诚信重义的理念融入商界，成为明清以来国内最大的商帮。商人外出经商获利后往往回家乡大兴土木，建宅置院，规模堪比皇家园林。商人们富足优渥的生活自然唤起了晋中民众对外出经商的无限向往。从当时流行的谚语可见一斑：

坐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当了客。

家有万两银，不如茶票庄上有个人。

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

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

出力流汗种田，不如经商赚钱。19

晋中商业繁盛，民间崇商之观念蔚然成风。雍正二年（1724）山西巡抚刘于义的奏折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于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帝朱批答曰：“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可笑。”20可见山西晋中一带民众弃文从商的风气清帝王都十分清楚，“殊可笑”表明雍正是鄙视这种轻文重商的风气的。当地民众追求财富的风气使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已发生改变。

2. 民间演剧活动

随着晋中地区的商业的繁荣，贸易往来的频繁，晋中地区成了人口、商贸密集的场所，有“住户七百，商闾四千”之说。物质的丰腴必然带动精神消费的增长。戏曲已经成为集市贸易、庙会、商铺开市等商业活动必不可少的重头戏。唱戏为贸易交流聚集了人气，而人口的聚集又带动了贸易的增长。戏曲演出与商业活动形成完美的结合，到清中叶，传统庙会及其他商贸活动极大地刺激了戏曲的演出市场，已到了“村村有神庙，有庙必有戏台”的火爆程度，使戏曲的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晋商文化旅游区志》一书记载了当时晋中地区的庙会戏的情况：

榆次鸣谦村，是清初新增之镇，到清中叶已成为商业繁华之地，该镇所属之村又有晋商大户王家、康家、崔家所在的聂店、流村，所以每年唱戏不少于8台。榆次什贴镇除每年阴历九月二十八起连续举行3天庙会之外，平时逢二、五、七、十赶集，每月都要演3天戏助兴。

介休张兰镇每年九月下旬举行泰山古庙会，来自文水的皮货、沁州的麻货、浑源的鞔具、上党的药材、内蒙的骡马汇聚于此，会期十天，天天演戏。

灵石静升镇，仅庙会演戏，每年就要举办四次。此外，各县村镇传统的古庙会一般都不少于100个，而举办演戏活动的要占一半之多。以祁县为例，全县古庙会有66个，其中演戏的占到48个。21

除了商业性质的演出外，晋中地区在各种节日、婚丧嫁娶举办的戏曲活动也十分频繁。据《晋剧百年史话》王永年老艺人讲述，当时府十县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戏有：

1）开光戏

庙宇里神像塑造完成后，选择吉日烧香燃烛顶礼膜拜，由阴阳先生用崭新的毛笔蘸上鸡血在神像双目的四个眼角点上四个红点，使神像露出奕奕神彩，这就是“开光”。规模小的庙堂开光称“小开光”，若是城隍、关帝之“大开光”，则要请两班乃至三班大戏鼓乐喧天、通宵达旦进行庆祝。22这种戏就叫“开光戏”。

2）开市戏

城里的商行为庆祝“开市大吉”而邀请戏班唱的戏。旧时商行每年正月十五前后就陆续开市了，届时由行会组织请戏班来演戏庆祝，钱庄、粮行、油行、绸缎行、医药行、当铺、票号等或共同出资，或轮流坐庄，以求各行业祖师爷保佑生意兴隆。

3）堂会戏

一般由豪门富户因升官发财、祝贺寿诞、迎送贵宾、生子庆寿等喜事临门时，在私宅、宗祠、公署、酒楼等地进行的庆祝活动。常重金请来梨园界的名家为其助兴，赏赐虽丰，但演出常常通宵达旦，艺人疲惫不堪。旧时艺人是下九流，受人歧视，曲艺界老前辈骆玉笙曾回忆“旧社会都说我们是唱玩意儿的，走走走咱听‘小彩舞’去，听玩意儿去，拿艺人当玩意儿”23。尤其坤角兴起后，女艺人唱堂会最怕碰到当地无赖、劣绅等主家，时常对女艺人动手动脚，让女艺人不堪忍受。于是常有名伶和坤伶拒演堂会戏。建国后，这一习俗被破除。

4）拉官戏

即义务戏。官府任意抽调班社和艺人为其演唱，戏班自负吃喝，一般不予报酬。即或给予也少得可怜，较戏班正常营业演出收入得少。而演出时间和演出剧目又长又多，所以戏班班主、艺人都不愿演这种戏。

5）添仓戏

这种戏和开市戏颇有关连。正月十几粮行开市后，要在正月二十（小添仓）、正月二十五（老添仓）为粮店大量添进粮食，以供通年销售。这时粮行要唱戏庆贺谓之“添仓戏”。

6）祭瘟戏

旧时医学不发达，瘟疫经常流行。这是穷苦百姓为了预祝在新的一年内赶走瘟神，人人康健，消灾灭病，为武瘟神雷岳唱的一种戏。每年旧历四月二十三这天，老百姓组成庞大的送瘟神队伍，请来道人作道场，吹着箫、笙、管、笛，艺人们鼓钗，唢呐随后，细吹细打，鼓乐齐鸣。

四、方言韵味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王制》）流传到晋中地区的蒲州梆子属于中原官话区，和晋中一带的并州片晋语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张庚说：“一个声腔剧种的地方化，即令在音乐上不受地方土曲的影响，最后总逃不过方言的深刻影响。”24由于蒲剧方言中的“声调”“调值”与晋中本地的差异，使得晋中老百姓听起蒲剧还是不大适应，听不惯。加之蒲剧的调门太高且粗犷，不符合晋中民众的审美要求。喜爱戏曲的晋中商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从雍乾时期张家财主买来陕西娃娃创班社开始，到道光、咸丰时期真正形成带晋中方言的中路梆子，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融合发展。

从方言分区来看，晋中地区属于北方“晋语区”25的“并州片”“大包片”以及“吕梁片”，其中与晋剧韵白与唱腔关系较大的是并州片，包括太原、榆次、太谷、榆社、祁县、阳曲、平定、昔阳、寿阳、盂县、平遥、介休、娄烦、交城、文水、清徐、阳泉、和顺、左权、灵石、孝义等21个市县。并州片方言属于五声调，即平声不分阴阳，入声却分阴阳。蒲州梆子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调，与晋剧字声的“调值”存在很大不同。“中国戏曲音乐声腔个性是属于‘歌从于言’（方言声调）的个性艺术。由于方言声调与每个字音的方音调值不同，形成了戏曲念白声调与歌唱字声的方音调值走向不同，影响到歌唱者咬字出声平仄抑扬起落不同。甚至润腔装饰音的审美色彩不同，‘乡音’韵味不同，便形成了一个剧种的特殊音乐色彩。”26

图1-1 蒲剧与晋剧调类调值表（转自《寒声文集》第二卷）

由于这种字声“调值”的不同，用蒲州四声调值唱出来的字声与晋剧的字声也不相同，这必然影响到晋中民众对蒲剧咬字发声的不适应，音随地改的情况必然会发生。只有经过“方音融腔”后的晋剧才符合当地民众的审美。以下引用“自从你到金山降香走后”唱段“夹板”上句子说明晋中方言调值与晋剧唱腔的关系。

唱词中“自、到、降、后”四个字是平声，调值为11，曲调为平调；“你”是上声，调值53，曲调呈下降趋势；通过腔词对照关系可以看出腔的旋律走向与唱词的音高相一致，词与腔的结合符合腔词相顺的一般规律。此外，为了增强艺术表现力，唱腔在遵循唱词调值规律的同时，又依据内容、情绪的抒发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针对晋中方言与蒲剧中原官话区发音吐字的不同，以及蒲剧腔高板急、慷慨激昂、调门高等不符合晋中民众审美的特点，晋中的戏曲人士以及由商人创办的自乐班开始改良晋剧。每年十月戏班垛箱放假后，由商人们请来艺人和名票友以及当地文人共同参与，白天修改剧本、唱词、音乐曲谱或表演程式，晚上则演出白天的“研究成果”，大家一致认可的作品来年就登上舞台或在自乐班内部演出，这些改编后的新腔新调一登台就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中路梆子创新腔的基础正是当地的方言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