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权力网络的控制

政治权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们既可建构也可破坏中央权威。因此,政治权力天生便是有问题的。那么,难道向复杂中央集权社会的进化只是一个神话?难道所有试图去掌控、固化权力的举措都注定会走向失败?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尽管政治实体兴亡不断,但若以单个政治体所控制人口的规模为标准,确实存在着政治系统的持续进化。事实上,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类历史中独立政治体的数量却经历了显著的下降 (图0.1)(Carneiro,1977).在新石器时代之初,最大的政治群体可能也只有数百人的规模。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应该存在超过10万个这样的政治体。而现在最大的政治体却容纳了超过10亿人,联合国组织中则只有大约160个(4)主权国家。

图0.1 世界独立政治体的数量变化 (Carneiro,1977)

在社会的竞技场上,权力网络相互重叠、交错 (Mann,1986).为了获得优势地位,或仅仅是想在竞争激烈的政治世界中生存下去,有志向的领袖或统治群体必须尽可能多地掌控有效的权力媒介。在竞争权位时,可能因多个领导者各自掌控不同权力来源,从而难以构建出有效的中央集权等级结构的情况 (Crumley,1987).在许多情况下,不同权力基础被制度化地分隔,常会导致政治格局的不稳。集权政治组织的出现在社会进化的轨道中更像是例外而不是通则。举例而言,迈克尔·曼 (Mann,1986)认为中东地区主要国家的进化是不寻常的。它们是沙漠人口依赖灌溉技术所产生的经济权力的结果。对政治权力来源的有效控制是社会组织稳定、统治发展的基础。这种控制可能最终取决于一种逐步发展的政治经济的物质化过程。它能够支撑所有权力来源的发展并进而成功地将其纳入控制。

是否有某种权力来源具有最根本的作用?没有哪种权力来源可以单独作为政治组织形成的媒介,每种来源都在特定的情况下发挥最主要的作用。教皇能摧毁君主,反之亦然。语言与利剑都很强大,而经济的影响也毫不逊色。

但在一个稳定、集权的政治组织建立的过程中,不同权力来源的作用却也不是分量相当的。尽管所有的来源都可能被用来建构权威,但作为基础的仍是物质。经济的物理本质使其在规模大、延续时间长的社会组织形成过程中充当着最为理想的媒介。生产与交换本质上便是组织化的,它们能够将人群有机、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物质产品被用来满足需求、创设象征、制造威胁。社会关系的力量由此得到展现,但却比关系本身更为持久并具有更强的扩展性。文化产品的流动表明胁迫与信仰也需通过有组织的经济关系来发挥作用。对经济的控制因此能够保证对其他权力媒介的长时间使用。

限制竞争对手对不同权力来源的获取是领导者在创建、扩展、维持政治组织上获得成功的基础。潜在的权力来源会随着社会复杂性的提高而增多,而政治组织则正是通过强化链接不同权力来源的能力来提升其规模。对这些权力来源的控制都需直接或间接地经政治经济体系来达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即不同权力来源在根本上相互纠缠、相互依赖,并植根于同一物质基础。

物质基础使得不同的权力来源以经济为基础,对资源与技术的控制可被逐步扩展至对人类活动的控制,尤其是对劳力的控制。因此,尽管提升社会复杂性的方式有很多,但许多都是死路一条。政治扩张和中央集权机构的建立要求既有的权力来源植根于经济控制。与此同时,同样也不存在无法避免的政治集权化。我们将会看到,夏威夷酋长虽然得以掌控一套高度集权化的组织,但秘鲁的万卡 (Wanka)酋邦则持续保持着分裂。

本书继承了多线进化论的取向 (Steward,1955;Johnson and Earle,1987).这一视角中 “多线”的部分指提升复杂性的不同路径。各类权力来源存在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它们能以无穷多的方式被组合起来。权力来源的本质及其组织方式会影响具体政治体的长时段动态变迁。“进化论”则意味着我们将重点关注组织化政治体的扩张、崩溃等动态变化。但我并不认为社会进化本身便足够令人满意或是不可避免的 (向某种技术性的目标机械地演进).(5)我更倾向于认为存在变化的力量决定 (通过 “自然选择”的方式,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政治组织的特征。以扩展及延续的能力为标准,为什么某个系统能够 “成功”,而其他的则失败?我认为其决定因素正是酋长控制及扩展不同权力来源能力的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