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来源

对于那些试图控制社会权力的新兴酋长来说,最主要的关注点便是可获取权力的来源。酋长权力来源何处?是社会关系、经济、军事还是意识形态?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酋长政治地位的影响范围及稳定程度。

社会关系是一种潜在的权力来源。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不断地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建立或打破关系。可以想象,人群之间的日常交往一定会受生物联系的影响。夫妻、亲子、兄弟姐妹之间都会持续地相互扶持、合作或者竞争。家庭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亲密关系自然地与权力相连,且这种权力关系还会通过更大的亲属单位,如宗族、氏族(1)而维持和放大 (Malinowski,1944;Johnson and Earle,1987).政治舞台的建立依赖于文化规则与价值所塑造的亲属关系。

在传统社会中,因个体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权威,故提高社会地位在政治进程中十分重要。文化中的亲属关系决定了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其中便蕴含了对于他人的权力。政治活动中的个体会策略性地通过婚姻、收养、认义子(2)等手段操控这些关系以集中、扩展权力。如在特罗布里恩 (Trobriand)岛民中的乌里古布 (urigubu)行为,丈夫会从他妻子的兄弟那得到甘薯 (Malinowski,1922).表面上这就是简单的互惠交换,男性个体为其姐妹的丈夫付出而从他妻子的兄弟那获取。然而,通过迎娶多个妻子,酋长便能操控这种交换来积累大量的甘薯。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1935)便曾提到一个拥有多达80位妻子的强大酋长。

酋邦通常被认为是血缘社会,指个体的社会、政治地位由他/她在亲属关系中的位置所决定。教科书上常见的此类案例来自东波利尼西亚 (Sahlins,1958).个体的地位通过他与中心血缘谱系(长子继嗣)之间基因上的远近来计算。地位的排序又进而决定个体在政治职务中的重要性与相关权利。地位最高的男性 (嫡长子)继承其父亲的最高统治权。在这个位置上,他既拥有权威,又能通过特殊渠道获得经济、军事及意识形态权力。地位较低的个体也会因其在酋邦分层中的位置获得一定特权。在夏威夷,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系谱的专家。如有个体想要担当政治职务,他会求见系谱专家,背诵其家谱,并宣称他应该取得某项职务,如阿利伊艾阿胡普阿 (ali'i'ai ahupua'a),即 “享有公共食物的酋长”.弗里德曼和罗兰 (Friedman and Rowlands,1977)曾提到在一个前国家社会(指史前欧洲的部落组织)中酋长通过联姻来控制亲属系统以建立特权的例子。本地的酋长能够通过操控特殊商品、宴飨、婚姻的流动来获得政治权威。亲属系统与政治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劳力的权利、个人支持因此应被看作是酋长权力策略的基础。

但亲属关系实际上并不是很好的权力来源。依照定义,每个人都是与他相关的血缘网络的中心,他们都能通过不断延展和利用亲属关系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因此,亲属关系在等级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更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所有人都能使用的寻求帮助的策略,这同时也起到极好的社会均衡作用。酋长被看作是可以提供帮助的对象,同时在道德上也有着相应的义务 (Sahlins,1972).若要研究酋邦的起源,也需关注亲属制度是如何被群体所操纵,以迫使新出现的领导者妥协,明确每个个体所具有的道义上的权利。尽管亲属制度在建立恰当社会关系上的作用传统悠久,它能够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包括酋长自身寻求支持的一项有效媒介,但我并不将其作为社会权力的主要来源。

社会阶层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变迁,通常包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亲属关系的打破。最终,亲属关系的均衡作用被其他更易控制的权力来源所抑制。社会系统会使个体间的优势出现分化,但这些系统是如何被创造并维持的?亲属制度可被部分纳入关于统治的意识形态里,个体会尽力操控它来获取政治优势。但我们仍需探讨,通过地位、财产继承而表现出来的更为制度化的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这将带领我们转向三个主要的权力来源:经济、军事及意识形态。

经济权力来源于能够被购买的服从。它植根于关于物质回报与攫取的简单原理。人类社会的生产、交换模式决定了其中成员获取生产、生活资源和商品的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通人因缺乏必要生产资料而无法有效地从事商品生产,他们必须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工作,以被剥削为代价换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对此,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是革命——打破资本主义下少数人的经济权力,并将之掌握在国家手中以维护工人的权利。

在酋邦中,控制生业、财富的生产和交换同样是政治权力形成的基础。在夏威夷,地方酋长分配给平民基本的生产资料,即灌溉农田,以换取他们在酋长领地与特殊工程中的劳作。掌握灌溉系统便控制住了当地的首要生业方式,酋长由此得以管控平民的劳力。你的居住地只能是在土地管理人 “让你工作”的地方。相反,在青铜时代的丹麦及北欧其他地方,区域精英的崛起则依靠于对特殊生产技术及威望物品 (prestige goods)(3)的掌控 (Friedman and Rowlands,1977)。

经济权力来自掌控关键生产资源或商品的能力。对生业资源及技术的控制是一种简单但有效的权力来源。对交换的控制则提供了掌控更大区域的潜力,但其内在的分散性却又使得它同时具备削弱与增强中央控制的可能性。并且,经济权力也为酋长发展其他权力来源提供了有效的物质手段,这或许才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相应地,经济权力也依赖于其他权力来源——军事力量会被用来保护资源,而意识形态则能将不平等的资源获取合法化。

军事权力来源于强制性的服从。社会阶层尚未组织化时,强力的领导者依靠武力胁迫来获得服从。最基础的武力就能达到极好的效果。政治进程中的一大要点便是能有效地利用这种强制性的权力。在安第斯的例子中,领导者都是以个人武力闻名的优秀武士(辛切科纳 [cinchekona],单数形式为辛切 [cinche]),时刻准备着面对杀戮与死亡。酋长麾下的战士们也是他权力的依靠,他们因亲属关系及对领袖的忠诚而甘愿服从。吉尔曼 (Gilman,1981)认为政治领袖都是当地的 “恶棍”,常以保护的名义展开勒索。政治上的支配地位确实以特殊战斗技巧、武器等带来的强制性优势为基础(Goody,1971;Mc Neill,1982)。

从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19世纪的成果出发,罗伯特·卡内罗 (Robert Carneiro,1970,1977,1981)高度强调战争在政治系统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人会自愿地服从于他人的权威,正是肉体层面上的斗争带来了领导权,而复杂政治系统则是由征服这一行为塑造的。地区性的战争正是酋邦的特征,权力的崛起总是有着军事上的根源 (Carneiro,1981).夏威夷的最高酋长 (the paramount chief)很少自然死亡,而总是死在内外战场之上或刺杀之下。

然而,军事力量显然也是一种问题频发的权力来源。酋长依靠战士来建立政治统治,但由于随时可能出现反噬,他同时也会害怕战士。在冰岛的萨迦传说、夏威夷统治世系的历史叙事、安第斯领主们的行径中,造反、叛乱、阴谋屡见不鲜。尽管领导者们依赖他们的战士来扩展政治权力,但他们也得时刻警惕背叛。从根本上来说,武力在领导权的制度体系中是不利于稳定、常常制造分裂的。只有当其能被策略性地掌握时,它才能发挥出有效的作用。

意识形态来源于常规化的服从。随之而来的是一套完整的权威结构与对规则的制度化实践。意识形态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准则——社会政治组织是怎样结构化的,以及为什么会存在特定的权利与义务。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一部分,它与特定的社会群体相联系。这些群体通常有着较为独特的信仰、行为、仪式及物质文化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代表着文化向度上的统治群体,它影响着整体社会秩序规则的设立,继而使统治更为便利并合法化。在秘鲁高地,酋长被描绘成担负着保卫群体安全任务的凶狠的战士。群体的存续被认为有赖于战士。夏威夷的酋长则被看作是神,身穿由色彩鲜艳的各式羽毛制成的斗篷,这被认为是神的装束。当夏威夷最高酋长在玛卡希基 (Makahiki)仪式中巡视全岛,收取年度赋税时,他就是罗诺神 (Lono),影响着土地与人民的繁盛发展。

结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物质基础、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复杂的因果关系。因此,传统社会发展出了亲属关系或王权意识形态来保障社会的再生产 (Friedman and Rowlands,1977;Godelier,1977;McGuire,1992;Meillassoux,1981).统治意识形态通常会包含一套关于宇宙 “自然”秩序的叙述,来证明特定社会、政治及仪式行为对维持世界的正常运转是必要的。领导者必须被拥护,拥护者需要被领导。这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并通过神话、传说、仪式等行为融入日常社会生活中。社会体制正是用意识形态来构建的。

信息是权力的基础之一 (Barnes,1988).本质上来说,追随者总是有 “权力”反抗,但领导者却会操控信息来使统治精英所拥有的权威变得理所当然。领导权的一大特征便是能够发声。男女头人 (Big man or Big woman)一般都是优秀的演说家,常常向追随者陈说遵从他们的好处及必要性。酋长或他们的代理人会公开演讲以说服、指导及感谢追随者。沟通的作用还可以通过此后凸显领导权的仪式活动与修建纪念碑等来延展与强调。后者又显示了领导者组织社会劳力的能力。一般而言,一套完整的社会秩序建立后,便不再需要一直凭借 “说服”来使人们保持合作。

如同亲属关系和军事力量,意识形态本身也是一种脆弱的权力来源。每个个体都能信仰并宣扬任何他认为恰当的内容。因此文化本身便是碎片化的,代表了来自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地域、阶级以及个体的不同声音 (Keesing,1985).如果我们将文化看作是人群共同持有的规范与价值,那么就难以理解文化 (或更狭义的意识形态)如何能逐渐被广泛接受并成为一种有效的权力来源。每个人都被其个体经验与偏好所塑造,都对现实事物的本质有着个体化的理解与认知。意识形态只有以一种既能被集中操控,又能在目标群体的日常中被体验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才能塑造群体的信仰并指引社会行为。正是这种物质化的过程将意识形态嵌入生产的经济过程之中,并使其在政治权力的竞争中具有了中心位置。